1980年9月25日晚12时许，凄厉的警笛声划破了台北初秋的夜空，大批武装军警团团包围了位于木栅地区的“神州诗社”总部，一番疯狂的查抄后，将该社一女一男两位负责人以“涉嫌叛乱”、“为匪宣传”的罪名当场逮捕，并押往军法处受审。被抓的女子叫方娥真，而那名男子便是港台新派武侠的最后一位大师级人物——温瑞安。一个写武侠小说的作家如何成了煽动反叛的政治犯了呢？这话还要从头说起。
温瑞安原是马来西亚华裔，1954年出生于该国霹雳州美罗埠的火车头。据说五岁时已遍读家中藏书，并写出一部带有少量文字说明的连环图故事《三只驴子》。上学期间成绩优异，是全校的模范生。九岁时就以同学为江湖正邪人物，撰写了自绘插画的长篇小说《龙虎风云录》，引得校内轰动。十岁便开始每天讲述武侠长篇《血河车》等故事，曾有过一口气讲八小时而放学后又续讲八小时之纪录。尔后又在各种儿童、少年刊物上不断发表诗文类作品。转年还建立了所谓“刚击道集团”，文武兼修。
升入中学后，温瑞安一面独立创作了长篇文艺爱情小说《偶然》，一面大量参与了各类文学社团活动。十七岁时他在自己负责的“绿洲诗社”的分支“绿林分社”结识了与他同龄的，也在诗坛崭露头角的方娥真。二人情意相投、一见倾心。1973年他俩携手创办了“天狼星诗社”，下设十个分社，除写诗之外还开设武馆，发展空手道会员。为筹钱开办《天狼星诗刊》，温瑞安开始正式从事武侠小说创作，《四大名捕会京师》便是那时的杰作。
1974年“天狼星诗社”全体主干联袂赴台湾留学，并在台建立了规模更为庞大的“神州诗社”，立誓以“发扬民族精神，复兴中华文化”为己任。该组织发展异常迅速，会员很快遍布台港新马等地。其“全盛期”手下有八部六组三分社，四期刊二文集一杂志，还办了南北三所武道馆。平时随便一个聚会便有四五百人，午夜过后都可以召集到六七十号。
真是树大招风，诗社引起了一贯对集会、结社等群众活动神经过敏的台湾当局的密切关注。此时诗社又出了奸佞，一个嫉恨温瑞安的阴险小人趁机诬陷。既然有人告发，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军警们便一齐出动，演出了本文开篇时的那一幕。
由于查不出什么像样的罪证，警方竟对外公布温、方的罪行是“偷看国内风光录像带，偷唱大陆歌曲，偷阅毛泽东著作”等，真是荒唐滑稽至极。这明显是宗政治冤案，可台湾当局岂肯认错，就这样将温瑞安他们在军法处监狱关押了半年之久，诗社也被迫解散。后经知名人士高信疆、余光中、金庸等的力保，当局虽把二人放出，但却将其驱逐出境。
蒙此不白之冤，温瑞安在家乡也难以久留，一文不名的他颠沛流落到了香港。港府则数度拒绝其移民申请，几经周折方以海外雇员身份留港。而逃亡刚刚结束，多年的红颜知己方娥真又离他而去，嫁作他人妇了。
自小被众人视为神童，高高捧起，从来都是一帆风顺、意气风发的温瑞安在如此沉重的一连串打击面前，饱受苦痛与刺激，性情为之大变。这宗冤狱便成为了一道分水岭，从此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真正的求新求变时期，内容、风格、文字都有了明显的改变，进而开创了所谓的“现代派武侠”。
在此之前的温氏武侠明朗向上，激昂澎湃，豪情干云，回肠荡气。他少年成名，在诗歌散文上的造诣颇深，是武侠作家中唯一具有影响力的现代派诗人，因此其行文精致凝练、华美飘逸、诗意盎然，故事悬疑丛生、出人意表、惊心动魄，叙述简洁流畅，结构严谨绵密，节奏紧张明快。无怪他的粉丝们对其向来不吝溢美之词。
而温瑞安来港后痛定思痛，以穷而后工的发愤姿态重新活跃于武侠界。其作品凸显出前所未有的对人情冷暖、世事艰险的深刻体会，在风格与技法上也更富探索精神。《四大名捕》系列中的“碎大开谈”（《碎梦刀》、《大阵仗》、《开谢花》、《谈亭会》四部作品的简称）、《骷髅画》、《逆水寒》，以及《布衣神相》系列等重要作品，都在这一阶段相继推出。后来的评论者多以为这是温瑞安创作的高潮期。
尤其是《逆水寒》，堪为作者的血泪凝结之作。故事讲述大侠戚少商原本才情卓越、令人艳羡，却认人有误，错交了朋友，被结义兄弟出卖后，遭到各方追杀，九死一生，并失去一条胳膊，心理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最后虽借四大名捕之力洗雪了冤情，却再也寻不回从前的意气风发、满怀豪情的自己了。这几乎就是温瑞安的一部自传，表现了他从受害入狱到香港定居的全部心路历程，书中的主人公戚少商也就像他的影子，而女主角息红泪更像是方娥真的化身。
由于佳作迭出，温瑞安受到广大武侠迷的热烈追捧和编辑、书商、影视制片的青睐，曾同时在新马港台美加泰等地为十八家报刊专栏写稿，作品出版后又一再重印，《四大名捕》、《布衣神相》等作品还屡被拍摄成电影、电视剧。
而正当温瑞安展现出似乎要比肩金、古的宗师气派的时候，敏感的评论家与细心的读者也窥出了一些令人担忧的趋势。比如他原先的小说死人就过多，金庸曾批评其作品血腥味太重，而如今则变本加厉，经常是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有时还特意细写些虐待、变态的东西，后来连活剥人皮之类的酷刑都肆意表现，让人感觉他似乎一直没有从冤狱的阴影中走出来。还有其小说中诡异的神秘主义气息愈发浓郁，格调也总是比较灰暗。再者就是细节上交代得太过琐碎重复，一部小说半部都是铺垫性文字，那些原为其优点的诗化语言，如今也渐渐变得拖沓啰唆，颇有卖弄之嫌，影响了叙述的连贯与流畅，文字自身的美感也无从谈起。更糟糕的是温瑞安不仅没有将此视作急需改进的问题，反以为是自己革新武侠的语言追求，后来竟干脆玩起了文字游戏。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温瑞安在所谓“求新求变”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偏离了正常的文学轨迹，其作品稀奇古怪得不可思议。不少小说通篇风格都是阴郁凄惨、冷气逼人，好像人性都恶劣至极；武功描写也不着边际，人可以拉着房子行走，一运气就能让瀑布倒流，甚至连机关枪、UFO都出现了；偶尔还要犯些让人不能容忍的低级历史、地理错误。其语言表述也是随心所欲，全无早年的简洁精致，有时竟脱离作品喋喋不休地讲些与内容无甚关联、自以为是的“大道理”。种种硬伤令这时温氏的大多数作品都不堪卒读了，曾经创造的辉煌一去不返。
前文笔者曾谈到，过度的求变是温瑞安自毁江山的直接原因，但深入探究起来，其根源还是当年那次政治冤案在作祟。从他多年以来总是“冤狱”不离口，便可以看出此事对他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心灵创伤，也改变了一位武侠大家的人生与创作之路，实在可悲可叹。
但笔者转念一想，当年的李敖在台湾多次坐牢，入狱时间之长、遭受委屈之多，都是温瑞安不能相比的，而如今的李敖还是个生龙活虎的斗士。看来还是温瑞安早年太顺，经不得挫折啊。
有人说，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老师。我觉得这还要看针对什么人。由此笔者又想起了受宫刑的司马迁，更加感叹太史公的伟大。真希望温大侠能好好研读一下《报任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