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来讲究文史不分家，凡受过正规传统文化影响的文人大都酷爱历史。古今著名的诗人几乎都写过咏史题材的诗词，唐宋八大家皆有史论文章，明清小说也极少有不带历史背景的。作为“托古言事”的武侠小说，其创作队伍中也有为数不少者专好演绎历史，梁羽生和金庸就是这方面最突出的代表。
梁、金二人都有着典型的“历史癖”。梁羽生总共三十五部小说，篇篇都有明确的历史背景，其内容涉及了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的众多重要历史事件，并将大量真实的历史人物穿插进作品之中，小说里的侠客们还与这些真实人物有着或深或浅的瓜葛。而他的《女帝奇英传》更是将中国唯一的女皇武则天等历史名人直接作为小说的主要角色来写，看上去都近乎历史小说了。金庸的小说除个别两三篇外，大部分作品也都与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与梁羽生相比，他更是由先秦写到了康乾盛世，其历史跨度足有上千年之久。
梁、金二人对历史如此情有独钟，源于他们自身深厚的史学根基。前文笔者曾谈到过，梁羽生出生在世代书香门第，自幼饱读诗书，对历史与武侠可谓同样痴迷，后又拜在史学名家简又文门下潜心治史数载，其史学知识之渊博、史学思想之深邃，简直可以去做历史学家了。金庸的家庭更是浙江海宁的百年望族，又有“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的辉煌，家中藏书自是汗牛充栋，各类古籍典藏浩如烟海，光靠耳濡目染，金庸文史功底便可远胜同龄之人，加之聪慧好学，无论正史还是野史都烂熟心中。从历史学养来看，梁、金二人无疑是新派武侠作家中最为出类拔萃的。不过金庸缺乏名师指点，主要是自学成才，比起梁羽生还是稍逊一筹。
梁羽生作为武侠大家中的史学第一高手，对历史一直十分尊重。他在谈及创作时，就坦言自己写武侠的追求之一便是要“努力反映某一时代的历史真实”。他的小说中许多与历史相关的内容都取自“信史”，因此其作品就给读者以极强的真切感与可信度。当然梁羽生也注意了文学自身的特性，经常是根据创作的具体情况适当地调整正史、野史与虚构这三者的比例，使历史原貌与武侠传奇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所以梁羽生的历史真实不是简单的誊抄史料，而是通过艺术化处理来表现历史的本质。
此外，梁羽生还借武侠小说来评价历史，体现出一个史家独到的见地。譬如他在处女作《龙虎斗京华》中就明确表达了自己对清末著名的义和团运动的称颂态度，并在小说末尾直截了当地写道：“它（清政府）竟然和联军一起‘会剿团匪’，中国老百姓又受了一次大教训：封建统治者是无论如何不能信赖的。”此话既道出了梁羽生对这一运动失败原因的认识，也表明了他是坚定地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的。这类指点江山、品评历史的带有浓重学术味道的语句，在其他新派武侠小说家的作品中是极难见到的。
因而有评论家讲：“梁羽生的作品是武侠历史小说，即历史、武侠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无分主次。”历史学家方志远则认为梁羽生的小说具有高度的历史和社会责任感，并对其历史观给予了全面的概括：对农民所受封建压迫和剥削，对官府的欺压人民，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和义愤，热情歌颂那些与官府斗争的绿林豪杰、江湖侠士；主张各民族间的和睦相处，既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猛烈抨击民族分裂主义；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斥责一切出卖国家利益的人物和行为，主张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由于梁羽生是当时香港文坛中的“左派”代表人物，他的许多观点如今看来已显太过偏激。他一味赞扬义和团运动，却绝口不提其封闭落后的意识。他笔下的农民起义军都被有意地拔高，而皇帝则基本上没有一个好东西（武则天除外），不是昏庸就是邪恶，连康熙都丧心病狂地杀害了自己的父亲顺治。这种为个人理念而歪曲史实的做法是断不可取的，也违背了史论者应遵循的客观公允的原则。话说回来，武侠小说毕竟不是历史小说，也无须像梁先生这样注重对历史的分析品评。不过他扬己史学之长、自成一格的创作思路却是值得借鉴的，而他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更值得当今武侠作家们学习。
金庸的史学修养不及梁羽生，但也因此少了许多禁忌，在处理史实与虚构、江山与江湖的关系时显得更为灵活自如，他可以让郭靖做成吉思汗的驸马，他可以让杨过射杀忽必烈的兄长、蒙古大汗蒙哥，他可以让韦小宝参与签订著名的《尼布楚条约》。而且金庸在演绎历史风云、叙述武林传奇的同时，更注重人物的塑造和人性的揭示，让主人公的人生经历成为小说真正的主线，而将宏大的历史、纷乱的江湖都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由于他的作品始终关注人的命运，所以其人文色彩更浓，现代意识更强，也更容易为读者接受和喜爱。
金庸笔下的历史明显没有梁羽生的那么重要，但也不像某些评论者讲的那样“不过是个由头，仅起着点缀作用”，或只为“增加小说的可信性”。
首先，“历史”在金庸的武侠中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物。金庸为自己的作品选择的都是中国历史上阶级或民族矛盾冲突异常激烈的时期，若没了这样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天下大乱、豪强四起的社会环境作背景，那些武功盖世的英雄侠客们也就没有了展示才能、建功立业的舞台。金庸写史虽然大胆，却很精心，让历史为自己创作服务的同时，也尽力要呈现出历史的本质真实，而非当下某些年轻作家那样随心所欲地戏谑或扭曲历史。再者，作为对史学也有着极高造诣的金庸，像梁羽生一样，也想通过小说来表达自己对历史的种种理解与认识。
大概由于是同一时代的文人，金庸的历史观与梁羽生的有不少相似之处。他也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也主张大力弘扬民族文化精神，也同情弱者及被压迫民族，也热情讴歌农民起义领袖。据说当年因为他在《碧血剑》中将“反王”李自成写成大英雄，该书被台湾当局定为“赤化”作品，一度予以查禁。
但金庸不是“左派”文人，他的许多观念不像梁羽生那般激进。比如金庸在赞颂反抗暴政的英雄时，从不刻意掩饰他们自身的问题，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行事优柔寡断，李自成起义军的内部有着诸多矛盾纷争。再如金庸虽反对愚忠愚孝，但对传统儒家的忠孝仁爱思想从未全盘否定，连他笔下离经叛道的东邪黄药师都说自己“平生最敬的是忠臣孝子”，“忠孝乃大节所在，并非礼法”。
金庸对历史的认识还常随着他个人思想的转变而不断变化。像他在面对民族矛盾时，起初是站在大汉族本位主义立场，主张“用夏变夷”的，后来逐渐破除了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偏见，而改为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博爱思想。这一转变在《天龙八部》的萧峰身上体现得最为突出。
而金庸历史观中最复杂的是他对待封建皇帝的态度。金庸在处女作《书剑恩仇录》中就让香香公主用鲜血写下了“不要相信皇帝”这六个字，在他后期代表作《笑傲江湖》的后记中也写道：“政治上大多数时期中是坏人当权。”可金庸又一向是既写昏君也写明主的，从成吉思汗到康熙，都被他写得英明神武、才能卓越，而且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尽是作者的仰慕之情。这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了。
有人说金庸是坚决地否定皇权、鄙视帝王的。笔者以为这是种误解。因为不光金庸，凡是写武侠、读武侠的传统中国人，对侠义的渴望其实是出于他们对明君、清官的失望甚至绝望。所以武侠作品中表现出对封建帝王的轻蔑，并不一定表明其作者的思想就如何接近现代意识。
随着金庸对侠义的怀疑不断增加，他原有的许多观念都发生了动摇。那一时期他对历史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这也就是他连续写出《连城诀》、《侠客行》、《笑傲江湖》等根本没有历史背景的作品的原因之一。而当金庸认定武功再高的侠客也拯救不了民众后，他又将国家民族的希望寄托到了开明君主身上，于是便有了那部将康熙塑造成完美的千古一帝的《鹿鼎记》。金庸的这种历史观的倒退，说明他还是一位旧式文人，最终也没能冲破依附皇权的封建思想的窠臼。这着实令人感慨不已。
杨慎的《临江仙》写道：“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其实梁、金二人与词中那位悠然端坐江渚之上的白发渔樵一样，都是博古通今的一代高士，但梁羽生略显偏激刻板，金庸则有些摇摆不定，都少了几分把酒临风、笑谈沧桑变幻的豁达与超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