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羽生、金庸、古龙是新派武侠小说的代表人物，在武侠界都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生活中，三人的关系也很亲密，尤其梁、金二人，想当年曾同在《大公报》所属的《新晚报》任过副刊编辑，是一个办公室里面对面的同事兼好友。三人功成名就后，彼此间时有联络，如遇机会聚在一起不光是交流文学，还常一道去吃喝闲逛。
而在旁观者眼中，这三位大侠从相貌气质到言谈举止，却有着天壤之别。三人同行时，但见梁羽生总是面容和蔼、温文谦恭、谈吐儒雅，颇显传统学者风范；金庸则笑中含威、从容稳健、神采超然，极具一代宗师气派；可古龙则其貌不扬、拙朴憨直，甚至有些呆头呆脑，活脱像个杀猪的屠户（他的小说《大人物》里那个男主角杨凡，大概就是依照他自己描绘的吧）。
若问三人之间因何会有如此差异，便要从他们各自的身世经历讲起：
这三人中生活最平静美满、一帆风顺的当属梁羽生了。他原名陈文统，1924年出生在广西蒙山一个家资殷实的书香门第，外祖父还曾是前清的举人。他的家乡背依瑶山，面朝湄江，山清水秀，风景旖旎，远离当时的战火纷乱。良好的家庭教育加上优美的地理环境，梁羽生自幼便饱读诗书、熟识典籍，填词作赋、对联弈棋均为里手。此外，他很小便痴迷武侠小说，阅读起来往往废寝忘食。
1943年著名历史学家简又文和诗书画名家饶宗颐等学者因避国难到他家暂住。他有幸拜在诸位名师门下学习文史知识，受益颇丰。抗战胜利后，他就读于广州岭南大学。毕业后到香港定居，并在《大公报》任职，由于文笔出众，深受主编赏识。1954年他推出了署名“梁羽生”的武侠连载小说《龙虎斗京华》，轰动香江。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三十春秋笔耕不辍，共创作武侠小说三十五部，一千余万言，被尊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祖。1984年他正式宣布封笔，结束了“江湖生涯”，后移居澳大利亚，安度晚年。
梁羽生是个典型的儒士，极重信义与感情。在其创作高峰期，同时为数家报刊写稿，而且部部畅销。于是很多报社出高价诱他跳槽，但他因对旧主十分忠诚，始终未想过“转会”。他对婚姻也十分忠贞，自与林萃如女士结为伉俪以来，二人感情甚笃，携手至今。
文如其人，梁羽生的小说中也蕴涵浓重的儒士气息。著名评论家陈墨认为：梁羽生作品有“侠、史、诗、女、雅”共五大绝招，其中的“史、诗、雅”都是他丰厚学养与儒生气质的生动体现。他笔下的大侠如张丹枫、卓一航、铁镜心等，也多为文武双全、能诗善赋的儒雅剑士。
但梁羽生在继承了儒士高洁文雅的同时，也沿袭了儒士的迂腐呆板。他对历史的叙述强调对史实的尊重，过于严肃拘谨而少变通；对武打的描写强调正邪对立、泾渭分明，过于刻板僵化而少灵动，且日趋模式化。他的人物也常常为了所谓的“侠道”与“大义”而压抑个性、牺牲自我，在如今这个追求人性自由解放的年代显得不合时宜。“极度理智”的写作使梁的小说逐渐丧失了活力。这可能便是一个儒士难以避免的悲哀。
三大侠中人生最为曲折跌宕、最具传奇色彩的非金庸莫属。
先说家庭背景。金庸原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他们查家可是数百年的名门望族，与之相比梁羽生那样的普通富户简直不足为道。
自清朝初年，查家便是富甲一方的大家族，被康熙帝赞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后来查家生意做到了天津，并在津落户，不仅建起了豪奢的府第，还修了座硕大的花园，名为“芥园”。据说曹雪芹描绘“大观园”时，一定程度上就是借鉴了芥园。由于乾隆帝的刻意压制，查家才渐现颓势，大部分又退居海宁老家。到金庸出生时，家境虽已大不如前，但仍算得上是个显赫门庭。
查家不光富有，还家学渊源，曾有“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的荣耀，百年来其本家和亲友中名人辈出。金庸的堂兄是现代大诗人穆旦（原名查良铮），他的表哥更是大名鼎鼎的徐志摩。
生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金庸自幼受到了浓厚而又高层次的文化熏陶与教育。金庸如此的满腹经纶、学识渊博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金庸却是个天生的叛逆者，八岁起看到小说《荒江女侠》后便嗜爱武侠，从此遍寻武侠小说一睹为快，而将读正统诗书当成了副业。
随着抗战爆发，查家人也开始了流亡，曾经殷实无忧的生活一去不返。可金庸偏就有出版经营的头脑，十五岁时他和同学一起编写了一本指导学生升学的参考书《献给投考初中者》，畅销内地，从此开始靠自己的双手打拼天下。面对旧学校的流弊，金庸义愤填膺，叛逆的个性和好打抱不平的脾气又让他在高中与大学期间两次被学校勒令退学。而身无分文、浪迹江湖的他硬是凭自己的才学和勇气，在数千人参加的考试中脱颖而出，进入了《大公报》。不久《大公报》香港版复刊，金庸又南下到了香港。
新中国成立后，从小想当外交官的金庸丢下工作，跑到北京外交部去求职，由于家庭出身等原因，他最终失望而归，继续在港做编辑。1955年他见同事梁羽生写武侠而技痒，自己偶试身手，写出处女作《书剑恩仇录》，武侠界由此进入了“金庸时代”。
一向个性独立、敢作敢为的金庸岂肯永居他人廊檐之下。当武侠小说给他带来一定的积蓄后，金庸便在朋友的协助下自立门户，办起了《明报》。创业初期，销路不畅，生意惨淡，连职员薪水都付不足。但金庸以坚定的意志和自强的精神，凭着手中妙笔，白天写武侠，晚上写社评，靠一己之力撑起了明报大厦，并最终将其打造成一个庞大的“报业帝国”。
名满天下的金庸成为了一个现实中的神话，上至国家首脑，下至平民百姓，都是他的书迷。他先后受到过蒋经国、邓小平等政界要人接见，又参与起草了《香港基本法》。卸去《明报》董事长后，还任过浙江大学文学院的院长，现在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为自己人生写下无数华彩篇章的金庸是武侠界无可争议的至尊和贵族。
金庸的武侠小说也极具贵族味。他喜欢写帝王将相，展现他们的丰功伟绩；他的主要人物多是些大英雄、大豪杰，即便起初是无名小辈，历经磨难后也终成大器；他崇尚个人奋斗，甘于只身承受来自四方的重压，他笔下的杨过、萧峰、令狐冲等经典人物，其内心都有着贵族式的高傲与孤独；他勇于挑战自我，写作上不断追求新意，每次都竭力去超越自己的前作。当写完《鹿鼎记》后，感觉写到了自己的极致，无法再寻到新的突破时，他主动“金盆洗手”，退出江湖。而此后他又用了十年的时间，对自己以往的作品逐字逐句地修订，表现出一种贵族的自尊和自重。这在武侠界是绝无仅有的。
对比梁、金二人出身的富足与显达，古龙的身世只能用凄凉悲苦、孤独无依来形容。
古龙原名熊耀华，祖籍江西南昌。出生在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抗战时期，自幼颠沛流离，后随父母迁居到了台湾。其实他的家庭并不贫困，父亲熊鹏声曾担任台北市长的机要秘书，温饱应不是问题。但因父亲的外遇，父母离异，家庭破碎，他愤而弃家出走，从此开始了他的浪子生涯。
还未成年的他到处漂泊，食不果腹，困顿潦倒，连双鞋子都买不起，在冬日的寒夜里游荡街头，无家可归。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古龙笔下为何会有那么多的浪子。李寻欢、沈浪、江小鱼、萧十一郎、傅红雪等，这些浪子形象丰满，风采各异，是古龙人物画廊中最有光彩的一个系列。而古龙对浪子心态把握之准确深刻，描画之生动细腻，是梁、金二人远远不及的。
后来古龙在朋友的帮助下才找到了落脚之地，边打工边念书，总算读完了高中和大学。在长期的流浪岁月里，是朋友们的友情使他感受到了冷酷人世间的些许温暖。因而古龙异常注重友情，尤其是男人间的友谊。他说：“没有朋友的人，活着岂非也和死了差不多。”他的作品里写得最多最深的是友情，而写得最少最浅的是父子亲情。
淡江大学外文系毕业后的古龙曾在台北美军顾问团任过职，但一来出于对文学的强烈爱好，二来为了谋生，他开始了武侠小说的创作。起先多模仿金庸或“台湾三剑客”等人的作品，没有自己的风格，一度不为世人注重，但古龙并不气馁，以其过人的才情和不懈的探索而渐入佳境。随后他又大胆借鉴西方文学，创新求变，独树一帜，最终成为了武侠的一代大师。
成名后的古龙依旧保持着浪子本性，嗜酒如命，情欲旺盛，交游广泛，从不刻意经营生活。钱来如潮水，钱去似卷云，经济状况一片混乱。写小说也还是随心所欲，不加节制，过于放纵，导致其作品繁多而良莠杂陈。古龙就像他笔下的浪子一样，虽行事乖僻、玩世不恭，但禀赋超凡、才华横溢，其巅峰时期笑傲江湖，无人能出其右。
综观三大家的人生历程，唯数儒士梁羽生顺风顺水、少有波澜，而不管是身为贵族的金庸，还是身为浪子的古龙，都曾经历了几多波折，甚至是痛苦与艰辛。可三人中以梁羽生成就最低，金、古二人则各有千秋，雄踞新派武侠文学的最高峰。由此看来，人的一生多遭遇些坎坷磨难其实并非坏事，那也许是上天将降大任于你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