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人与商人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甚至是势同水火的。记得早先有部电视剧描写的是，晚清时亚圣孟子的一个后人因科举不中改行经商，开创了著名的商号“瑞蚨祥”，虽腰缠万贯却不为族人所容，连想身后进入家族的坟场都不被允许。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商业变得无孔不入，人们要做任何事似乎都得先考虑效益问题。在这样的商品社会，文人小则为养家糊口，大则为推行理念，也不得不关注市场，如果写出来的东西明显没有销路，连出版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而原是文人出身的出版社或杂志社的主编、编辑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慢慢练就出了一双商人的眼睛。
这一状况若让比较传统的人听起来或许会觉得甚为“恐怖”，但这又确是时代发展之必然，而且这种商人的生意眼对于文学事业，尤其是通俗文学来讲也不都是坏事，有时还可以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辛亥革命后，人们从封建专制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各种思想流派涌入中国，报业、出版业空前繁荣，文学艺术得到大力发展，各种风格流派的文艺作品异彩纷呈，武侠小说也获得了新生的契机。但这绝非武侠小说在当时文坛异军突起的主要原因。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是风雨如磐的多事之秋，经济疲敝，官僚腐败，军阀混战，连年动荡，百姓在暗无天日的漫长黑夜里苟且偷生。无奈下的人们渴盼得到些许精神上的慰藉，而武侠小说恰恰能为苦闷压抑的中国民众提供一片神奇的想象天地，读者看着那些江湖豪侠为他们除暴安良、伸冤报仇，体会着人世间所没有的酣畅侠情与公正道义，也可以安抚一下伤痛的心灵。而当时大批不甘做“东亚病夫”的中国人兴起了学习武功、强身健体的热潮，像霍元甲的精武会一类的武馆如雨后春笋。对武术的高涨热情，也刺激了民众阅读武侠小说的兴趣。再者上海、天津等现代意义上的新型城市相继出现，随之而来的便是市民数量的骤增，这一阶层对通俗文化的消费需求强烈。
以上种种因由累加在一起，武侠小说无疑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只是一时还没有哪个文人去开拓这一领域。
此时，精明的世界书局老板沈子方通过武术大师向恺然的好友包天笑，发现了文武双全的向大侠的文笔功力，便乘向恺然到上海创设中华拳术研究会之机主动登门拜访，以优厚的酬劳为诱饵，力邀其创作武侠小说。于是在1922年，向恺然的武侠处女作《江湖奇侠传》推出，刚刚面世即一炮打响，向恺然立时名扬大江南北，世界书局也足足地捞了一大笔，由此掀起民国旧派武侠小说的创作热潮。武侠小说成为了当时通俗文学中最受读者欢迎的类型之一，连续二十余年流行不衰。
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感慨道：“沈子方知道了（向恺然），他问我：‘你从何处掘出了这个宝藏的？’于是他极力去挖取向恺然给世界书局写小说，稿资特别丰厚。但是他不要像《留东外史》那种材料，而要他写剑仙侠士之类的一流传奇小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生意眼。”
无独有偶，新派武侠小说的兴起也有赖于一位与沈子方有着同样高明的生意眼的报社主编。
1953年8月间，香港鉴泉太极拳社的掌门人吴公仪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国术的文章，末尾有“欢迎任何一派拳术家和他‘研究’，不论何时何地”之语。文中明显含有相当自负的意味，因此激起了当时澳门白鹤派年轻院长陈克夫的不满，立刻撰文反驳。彼此开始了交互抨击，即著名的所谓“隔江骂战”。
消息传开后，引起港澳广大市民的关注。在各界的推波助澜下，吴公仪和陈克夫决定为了本门派的声誉在擂台上拳脚相争，一决雌雄。两派相约在澳门新花园擂台比武。这场比武经港澳报刊的大肆渲染造成了巨大轰动，一时间满城风雨，街谈巷议。澳门各大赌场都下了重注，而比赛期间还要穿插马师曾、红线女、何非凡等红伶演唱粤曲助阵。事情是越来越热闹。
可惜这场万众瞩目的比武不过三分钟便结束了。比赛原定六回合，第一回合开始时吴公仪首先中了一击，被逼到绳墙，他迅速回击，一拳击在陈克夫的鼻梁上，刹那间血流如注，裁判击铃宣布“时间到”。第二回合，双方互有斩获，但临末吴公仪的一记右拳又直击到陈克夫的鼻子上，再次鲜血狂涌，裁判立刻中止比赛。经评判团紧急商量后，决定以双方不胜不败而告终。两派掌门随后握手言和。
这台雷声大雨点小的打擂草草收场了，它虽没能让观众大开眼界，却触动了《新晚报》总编辑罗孚的灵感，窥出此事将给武侠小说带来的巨大商机，跟着就想出了一个好点子：在报纸上连载武侠小说，以促报纸销量。于是他立即选定自己极为赏识的编辑陈文统（即梁羽生）来执笔。事出仓促，陈文统未敢答应。罗孚又使出了更辣的招法，在报纸上登出预告说：为了满足读者兴趣，在比武翌日本报就会刊载精彩的武侠小说以飨读者。这下陈文统成骑虎之势，像只被赶上架的鸭子，硬着头皮用“梁羽生”做笔名写出了以义和团事件为背景的《龙虎斗京华》。正如罗孚所料，这部连载小说一出，读者反响空前热烈，使当年销量落后的《新晚报》马上洛阳纸贵，销量直逼领导市场的《星岛晚报》。
原本打算只写一部便停笔的梁羽生欲罢不能，一写就是三十年，成为了新派武侠小说开山祖师。此事使得本已衰落的武侠小说创作又风起云涌，最终缔造出武侠文学有史以来最为辉煌的“新派武侠时代”，并产生了金庸、古龙这两位迄今为止最为杰出的武侠大师。
《江湖奇侠传》和《龙虎斗京华》的横空出世、名声大噪，固然有其自身品质优秀的因素，但从某种意义上讲，还应该说是商人眼光的成功。而新旧武侠小说的兴起也应给我们当今文坛一些有益的启示：作为文学工作者不必谈“商”色变，现在毕竟不是“酒好不怕巷子深”的年头了。作家写成书后都是希望能有更多人来看的，无人问津、只能孤芳自赏的作品也很难算什么成功之作，特别是对那些面向大众的通俗文学而言。
伊恩·弗莱明在冷战的特殊时期，利用广大读者对神秘的间谍生活的浓厚兴趣，成功地创作了火暴一时并影响至今的间谍小说经典007系列；J。K。罗琳准确把握住当代青少年求新求异、想象力丰富、好奇心强烈等心理特点，并借助新世纪发达的商业运作手段，使她的《哈利·波特》系列风靡了全世界，被翻译成六十二种语言，创下了总销量超过三亿的奇迹。这两位作家其实也都有着一双锐利的生意眼。
河南大学的王立群教授讲过：所谓经典，就是当时流行，后世流传。这话看似随意，实则很有些道理。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包括金庸的“武侠”等曾经在商业上获得极大成功的作品，谁又能否认他们的经典地位呢？文学史上也不得不给他们留下一席之地。其实《红楼梦》、《水浒传》等名著之所以不朽，也是注意到雅俗共赏，因而才享有了广泛的阅读群及广阔的市场。
身为一个作家只要掌握好分寸，保持住文学应有的品质和品位，通俗而不庸俗、媚俗，不妨养成一双商人的眼睛，让你的作品拥有更多的粉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