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上新居
正当父亲在江浦打算退休回江上草堂安度晚年的时候，发生了意外的变化。
刚成立不久的江苏省国画院正到处网罗人才，在了解了父亲的情况后，即向江浦县政府商调父亲来画院工作。江浦县领导征求父亲意见，父亲自己倾向于调动，但母亲不大赞成。1952年，江浦县属安徽时，安徽省曾打算调父亲去合肥，因母亲和昌庚不赞成，未去成。但对于调国画院，昌庚极力赞成，力劝母亲，终于获得同意。1963年1月11日，父母双双来到南京。
父亲和钱松嵒被安排同住在中央路117号一幢两层楼的房子。钱老和夫人住楼上，父亲和母亲住楼下。钱老那时也刚从无锡调来南京。
父母亲住的楼下，共有四个房间，两间大的，各约二十平方米，其中一间作画室兼作会客室，一间作卧室。另有两间小的，一间约十四平方米，作吃饭和过道用，一间约七平方米，供来客用。另有卫生间和一间约十六平方米的大厨房。又向画院借了两个书橱，一张大画桌，另有办公桌、沙发、椅、凳等用具。楼前是个较大的院落，约有一百多平方米，植有柏、槐、椿、梅、桂等树十余株。门外三百米是玄武湖。总的环境颇为宜人。这和父亲在江浦只有一间卧室的条件相比，已有天壤之别。
当时画院院址是在长江路原蒋介石“总统府”的西花园内。房屋皆古典建筑，园内古木参天，百花争妍。旁有一个很大的池塘。碎石铺成的小径迂回于假山石和树木、花草之间，环境十分幽静。从院址选择、人才寻觅，到生活安排，这一切都说明当时傅抱石、亚明等画院领导为发展祖国艺术事业付出了巨大的精力。他们对江苏和全国书画艺术的繁荣和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于这一切，父亲感到无比欣慰。他心安意惬，从此可以一心一意地从事他一生孜孜追求、视若生命的艺术事业了。于是除了从江浦带来的书帖之外，又从江上草堂搬来了许多书籍、画谱、碑帖和文房四宝，开始了他的新生活。时父亲六十六岁。对这次过江，父亲作诗形容是“好风送我过江来”。下面一首诗可反映出父亲当时的心情。
一九六三年春节，新居湖上，感激有怀，
写奉楼上钱松嵒同志
乃从吉日卜新巢，麟凤何期得订交。
松影当留三径月，滩声犹听太湖潮。
江南文物今年早，塞上春光旧梦遥。
大好山河都是稿，浅深我欲共君描。
太极拳
调来画院，给父亲的艺术生命增添了新的活力。他写诗、看书、作字画更勤。
没有来画院的前几年，父亲几乎年年都要犯几次胃病，严重时一粒粮食都不能进口。有时从住宅到办公室都走不动，要蹲下来歇一下，才能继续走。到画院后，为了改变这种体弱多病的状态，他想起年轻时练习武术增强体质的经验。尽管此时他已年近古稀，仍然抱着“七十春秋气尚横”的豪情，决定把身体锻炼好，去攀登艺术新高峰。他打听到鼓楼有位武术教师兼当医生的徐功伟，立即登门拜师。徐见父亲志坚心诚，根据父亲当时身体和年龄状况，建议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学硬武功，以改学太极拳为宜。父从其言，乃随之学杨氏太极拳。父亲做任何事，总是认认真真，一丝不苟。自此后，每日天不亮就起床练，夜晚临睡前再练。由于他早年有习武基础，很快便学会八十八式杨氏太极，并打得很好。徐教师甚为惊异，说父亲学得快，学得精。父亲说，打太极拳要正、稳、舒、柔，式式连贯，处处圆活，快慢自如，周身协调，手领神随，达到绵绵如抽丝，一气呵成的境界。这与草书的道理是一致的。父亲把打太极拳同写草书联系起来了。自从练太极拳后，父亲的胃病竟然再也未发过，精神也大大好了起来。父亲常说：“我硬是打太极拳把胃病打好了。”此后，父亲每日打太极拳，一直坚持到八十多岁。
练会太极拳和身体转好后，父亲又恢复了过去年轻时的生活习惯。每天，天不亮起床，先打太极拳，接着临写两张汉隶。白天和夜晚看书、写诗、作字画，孜孜不辍。当时主要临写《石门颂》、《乙瑛》、《礼器》、《张迁》、《西狭颂》，《孔宙》、《曹全》等碑。每写完一帖，便装订成册。朋友和学生索取，随手奉赠。
身体的好转给艺术上也带来了新的需求和希望。父亲作有《漫题》诗，表达了他当时全身心攀登艺术高峰的豪情壮志：“自攫神奇入画图，居心未肯作凡夫。希贤希圣希今古，无我无人无主奴。一点虚灵求不昧，几番妙相悟真如。自然天趣留多少，草绿山中认苾刍。”
当时“创新”之风甚炽。父亲认为，艺术家之所以成为艺术家，就是新。模仿因袭是死胡同。历代大艺术家都是别具手眼，自成面目。但新不是硬“创”出来的，功夫到纯熟处，形成自己的风格，就是新。
诗友高二适
早在1962年，高二适先生见到父亲为江苏省政协书写的毛主席七律《长征》，拍案惊呼：“这才叫字！”并说此幅“字字精神，耐人寻味”。1963年父亲来南京不久，画院资料室管理员何乐之爱诗，他把所抄父亲的诗带给高二适看。高先生看后，赞道：“诗坛一绝！”高先生性极孤傲，落落寡合，厌恶世俗应酬交往。但他仰慕父亲的才学和人品，请何乐之捎信，约见父亲，并带了他的一些诗作给父亲看。父亲读其诗，大为惊叹，未想到南京有此诗坛高手，急请何乐之恭请高先生晤面。1963年春节后，旧历元月十一日晚，何乐之陪同高先生来到父亲住处。这晚，天下着大雪，高师母劝高先生，雪夜路滑，不要出门。但高先生与父亲见面心切，不听劝阻，冒雪而来。两位老人一见如故，畅谈到深夜才依依而别。对于这次见面，二人皆作有长诗记之。亚明画师为纪念这次晤面，作有“雪夜谈诗图”。
一九六三年元月十一日雨夜，东台高二适先生由画院何乐之同志介绍过我湖上寓庐，长夜深谈，抗怀今昔，缀拾成诗五首，以报区区。
小阁江南夜，风尘揖上宾。人间初见面，天外正逢春。
耆草新年卜，梅花此夜亲。千秋有文字，契合重前因。
寒雨连朝暮，人来喜在庚。初交留半夜，一语重平生。
宛马春相顾，天鸡夜共鸣。君非魏公子，何意到侯嬴。
洛下知名久，今逢陆士衡。谁云士不遇，七十见先生。
秋月披肝胆，春堂耀旆旌。无双真国器，岂止重南京。
不作寻常晤，青云订好音。诗留今夜雪，人共暮年心。
薜荔存幽草，芙蓉爱上林。昂昂天岸马，气自异蹄涔。
乍见惊相识，春风喜做媒。素心寒夜尽，诗思古城开。
文史三冬雅，江山百代才。顾珍灵鹊报，风雨订重来。
父亲对高先生的为人品格及其诗文、书法的高深造诣都极敬佩。曾写有寄怀诗曰：
春日寄怀二适
侃侃高二适，江南之奇特。斗筲岂为器，风云独具翮。
有文发古秀，雕缋好颜色。百炼与千锤，掷地作金石。
雅俗更征别，论贤有卓识。于人不虚誉，于己能专责。
平生青白眼，未肯让阮籍。人皆谓之狂，我独爱其直。
实为君子德，恺悌神所悦。今年新春节，细雨北门北。
不辞夜履艰，过我湖边宅。抗论古今人，欣欣两心得。
征和出新诗，立言各有择。去日真飘忽，转眼已三月。
春风玄武来，渐见花如炽。倏逢天气阴，昨夜又飞雪。
杯酒负前期，违离怅咫尺。因之念幽人，小堂日转侧。
以我此时情，知君学更力。浸淫旧纸墨，点勘新书册。
搜异眼能明，策坚气无敌。亦知我所思，于子百不益。
唯兹读书心，风雨共畴昔。惭愧壁鱼乾，垂垂发尽白。
缅怀大时代，光阴足爱惜。家国有文章，光辉灿马列。
草木渥春晖，万里传消息。因缘一大事，应永纪功德。
词人丽以淫，诗人典而则。花放江郎笔，才奋贾生策。
勿亏丈夫愿，同励士人职。相期永无违，琐琐字三百。
父亲与高二适相识后，经常以诗代函，相互往来不绝。在父亲所有朋友中，高老是父亲最佩服的诗友，相互有着很深的感情。一次高老装牙，医生借此向高老索字，字未到手，牙也拖着不装。高老性拗，宁可牙不装，也不肯为其挟制写字。父亲知道后说：“高老不写，我来写。”结果给医生写了一张字，为高老装上了牙齿。
1977年3月15日，高二适先生因写字过累引起心脏病发作逝世。父亲失去最亲密的知心诗友，极感悲痛。当夜怀着沉痛的心情为之写墓碑“诗人高二适之墓”。第二天又写了一副情真意切、深含悲痛的挽联：
风雨忆江南，杯酒论诗，自许平生得诤友；
烟波惊湖上，衰残衔泪，那堪昨夜写君碑。
1978年8月，父亲病卧工人医院，带病为高二适先生遗墨题词，对高先生的书法作了很高评价：“矫矫不群，坎坎大树。嶷嶷菁菁，左右瞻顾。亦古亦今，前贤之路。不负千秋，风流独步。”对现代书家，父亲没有对其他人作过如此高的评价。
人们常说“文人相轻”，而父亲和高二适先生则是“文人相亲”。父亲很欣赏唐寅的以下四句话：“有德有才者爱材，有德无才者容材，无德有才者嫉材，无德无才者毁材。”唐寅的这些话看来是颇有哲理的。
再上黄山
父亲在1937年曾和邵子退、林秋泉去过黄山。黄山太美了，他认为是“天地之奥区，川岳之瑰宝，神奇诡秘，超越五岳”。荪若、昌午都是学国画的，父亲总想带他们去开开眼界。为此，用两三年的时间，储存了三百余元，于1964年夏天，携儿挈女，再上黄山。
岁月仓皇，距第一次来时已相隔近三十年，黄山起了很大变化。名胜古迹已一一修葺，并建了许多楼房。上山的道路有的地方拓宽了，险要处加设了铁栏杆，更使他惊叹不已的是高压电线杆一路架设到北海。在高山之巅，到了夜晚，灯光璀璨，如天上繁星。他在诗中写道：“……大力感国家，高杆架飞电。不辞锤凿难，为使人方便。”这样浩大的工程，在过去是想不到的。这时父亲已是六十七岁的老人了。但步履强健。登黄山过程中，一路谈笑风生，情绪极佳。荪若体力较弱，但不甘落后，在艰险处，匍匐前进。父亲在《上天都峰》诗中说：“今晨三人来，吾女不甘后。以手代双足，绝技有传授。”父亲说荪若能登上天都峰，是奇迹。又说，前年画院丁老来游黄山，他体胖行动不灵敏，胆子又特别小，他仰望黄山诸峰，直喊“太高了，太高了，怎么爬上去？”经人劝说，既来了，不登山，太可惜了。便雇了山轿，叫他闭上眼睛，把他抬上去。山高路陡，他睁开眼一看，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高高悬在空中，吓得大叫。父亲和丁老是好友，说“丁老闭目看黄山”，传为笑谈。
父亲在黄山写生、作诗，登山总走在前面，谁也看不出他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连日登天都峰、莲蕊峰、石笋峰、狮子峰，及到北海宾馆，劝他休息一两天，他不同意，仍兴致极浓地写诗道：“为访奇异踪，不辞连日累。一卧自惺惺，前途又准备。高飞思健鹄，再展摩天翅。”翌日，登始信峰，晚越眉毛峰而归。
漫游江苏
为使国画艺术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傅抱石院长率画院诸画师到江苏各重要风景区体验生活，实地写生。
1965年3月，首先去宜兴，游东西氿、山、善卷洞、张公洞、祝英台墓等地。接着沿太湖至无锡，游太湖、梅园、鼋头渚诸名胜。
从太湖回南京已入夏季。稍事休息，整理诗画稿。到秋天，画院诸公复去苏州，作姑苏十日游。参观了拙政园、沧浪亭、虎丘、真娘墓、寒山寺、东山、西洞庭、丰圻、白沙岑、灵谷、馆娃宫、天平山、范公祠、紫金庵、西坞等名胜。在苏州，父亲与范烟桥、周瘦鹃、程小青、余彤甫诸老友相聚甚欢。
1966年春，父亲和画院诸公游徐州、扬州。6月中旬，瞻园修建完成，南京市委书记徐步和夏冰流、裴海萍邀请傅抱石、钱松嵒和父亲同去游赏并作书、画。
父亲无论到何处，每日都坚持锻炼，打太极拳，使他一直保持旺盛的精力。
这次江苏漫游，父亲共创作诗百余首和大量画稿。此后作过多幅太湖山水图，并作诗认为自己的书画“笔法沾沾失所稽，不妨带水更拖泥。锥沙自识力中力，灰线尤宜齐不齐。丝老春蚕思帝女，晴空秋月悟天倪。人间无限生机在，草绿池塘花满溪”。“守墨方知白可贵，能繁始悟简之真。应从有法求无法，更向今人证古人。云卧千山时欲起，春回万木自推陈。眼中风物手中笔，天趣年来又一新”。
父亲艺术生涯的历史转折点
冬山这幅画并不太好，更不是父亲国画的代表作。我特意选刊在这里，是因为它对父亲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这幅画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一年多画的，那时我国政治气氛已经有些异常，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不知是哪位“上级领导”提出，山水画内容也要结合政治，例如，要求用山水画内容去宣传“学习雷锋”等等。不知道江苏省国画院接到那位“上级领导”指示，要求每位画师画一幅反映毛主席诗词内容的国画，这是“政治任务”，必须完成。父亲被迫，冥思苦想，最后勉强想出了按照毛主席诗词“咏梅”的意思画了这幅画交了上去。后来传下话来，说“上级领导”批评这幅画画面太黑、太阴暗，是给社会主义抹黑。不久，江苏省艺术学院的著名画家陈大羽教授画的大公鸡也被江青点名批评。父亲自幼耳聋，对政治从来知之甚少，也不愿过问，要求他作画一定要结合政治，自感非自己力所能及，弄不好还可能惹出祸来。于是他下了一个天大的决心：“放弃国画，专攻书法。”父亲自孩童时代起就喜爱绘画，经过六十余年日日夜夜的艰苦努力，“辛苦寒灯数十霜”，现在已近古稀之年，突然要把他万分热爱的国画艺术放弃掉，谈何容易！他当时内心是无比委屈和痛苦的，但父亲一生的个性从来都是自己下定决心要做的事就坚决做下去。自从下了这个决心后，在公开场合，就只写书法，绝不作画（只是有时躲在家中偷偷地画）。写书法“结合政治”比较简单，只要写的内容是毛主席或鲁迅诗词就可以了。未想到“祸兮福所依”，坏事变成了好事，自从父亲在文化革命前夕改以书法为主后，不到十年时间，到了七十年代初，父亲的书法艺术水平取得了巨大的飞跃进步，在国内外书名大震，被誉为“当代草圣”。只有他的儿女们和少数挚友才知道他的这个“草圣”头衔是被“逼上梁山”后取得的。其实他一生在诗和画上花的时间和精力要远比在书法上多得很多很多。当父亲以“草圣”闻名于世后，许多人还不知道父亲会作画。当人们知道父亲对诗和画也具有高深造诣，赞誉父亲为“诗、书、画三绝”后，也许父亲可以为此得到些许安慰吧！
最沉重的打击
自抗日战争开始，父亲连续经历了整整二十五年漫长岁月的风风雨雨和波折之后，刚刚进入国画院，只安定了三个年头。正在父亲差不多像回复到青年时期那样，天天锻炼身体，到处游历写生，满怀无限热情和期望，全身心地向新的艺术高峰攀登之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与此同时，父亲的生活和事业中绝不可缺少的伴侣和助手——我的母亲不幸病逝！这两重无比沉重的巨大打击结合在一起，对父亲几乎是一次毁灭性的灾难，而这时父亲已届古稀之年——六十九岁了。
1966年初，春节后不久，母亲突然感到胸部和腰部剧痛，卧床十多天不起，也吃得极少。经请名医诊治服药，渐渐有所好转，但总感到胸部作闷，像有东西堵着似的。
3月，昌庚奉令去湖南韶山参加毛主席故乡农林水利综合发展规划工作。临行的前一晚，昌庚住在母亲处。天明临行时，母亲依闾含泪无言送别。昌庚几乎每年都要出差外地，母亲从未这样伤心过，似有永别之感。昌庚不理解，以为母亲只是胃病，并无大关系，好言劝慰几句别去。
5月，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毛主席故乡规划工作暂停，昌庚回到家中。这时母亲病势更重，日进饮食甚微。遍请名医诊治，吃药、推拿，都是初略减轻，继则无效。经儿女们劝说，母亲住进了江苏医院。医生说，母亲患的可能是不治之症——胃癌。我们要求开刀，医生又不同意。那时“文革”正处在热潮，医生无心看病，只是“对症下药”，痛时吃点止痛片，不能睡眠时吃点安眠药。
传说甲鱼可治癌，明知不可信，我仍抱着一线希望，买了甲鱼。母亲已不能吃。我按传说方法，敷于痛处。天极热，甲鱼只在胸部敷了一夜，便腐烂发出奇臭，只好作罢。
8月上旬，母亲瘦得皮包骨头。她坚持要回家，大概是不愿死在医院。父亲也同意母亲回家。母亲回家后，精神大爽，也能略吃一点食物，大家都很欢喜。但不几天，病情恶化。1966年8月24日凌晨五时，母亲长辞人世，享年六十七岁。
母亲贤德慈祥，待人宽厚，为所有亲友所共仰。父亲从不过问家务事，一切全仗母亲操持。婚后四十七年来，母亲不仅是父亲的伴侣，也是父亲生活和艺术事业上最强有力的助手和支柱。父亲的艺术成就，包含了母亲毕生巨大的默默奉献。今母亲溘然长辞，父亲悲恸万分。
母亲病重时，荇若、昌午、采若皆不断前来探视、照料，独不见荪若前来。母亲估计荪若可能出了什么事，一再询问，我们都言荪若工作忙，脱不开身。其实荪若此时正在经受巨大磨难。造反派叫荪若在一幅学习雷锋的宣传标语上配上一幅画。她画了松树、石头和草，以示雷锋精神像松柏一样常青。哪知由此起大祸。造反派说她画上的草是意指“蒋”字的草头，松树针叶是“介”字，石头是暗示“石”字，三者相联，就是“蒋介石”。为此把荪若打成“现行反革命”，戴高帽游街，批斗不止。荪若得知母亲病故消息，又遭此莫须有罪名，蒙受了巨大的人格污辱和生活折磨，自感毫无生趣，暗中吃下数十粒安眠药，昏死了五天五夜。三个未成年的儿子坐守在她的床边痛哭不止，以为必死。哪知她竟神奇般地活了过来。但说话已不清楚，支支吾吾，不知说些什么。后经治疗，才慢慢恢复。
乌江故宅，父亲所藏大量书籍、字画、碑帖，在“破四旧”中也被红卫兵抄去，“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用来烧开水，演戏时擦脸，其中除有父亲和黄宾虹的大量字画外，还有一张唐寅的仕女图，损失极其惨重。
父亲原来只有左耳略聋，说话还能听得见。在短时间内经受了这一系列严重刺激后，两耳全聋了。父亲作诗云：“六根已断一，喧寂两无妨。”
母亲去世后，父亲一个人无法生活。这时，国画院亚明、钱松嵒正在被批斗。荇若和昌庚考虑到父亲的生活和人身安全，决定让父亲暂时去扬州荇若处栖身。乃与当时画院中唯一还能起作用的领导人、办公室主任音铭商量。音铭心领神会，同意父亲暂时去扬州，并给父亲开了一张证明。当时像父亲这类等待批斗的对象，不经过批准，是不能“乱说乱动”的。有了这张证明，父亲乃随荇若到扬州去了。自此开始了长达七年的流浪生涯。
必须一提的是，除远游那一年外，父亲在画院这三年是他一生中创作诗、书、画最多的时期。以诗而言，这三年创作的诗比在江浦十二年创作的还要多。这一时期的诗作中大都情绪饱满，精神振奋，充满生活乐趣和对光明未来的热情期望。如果这个条件能让他一直保持到终年，不难断言，他在艺术上的成就将会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