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通国内上市其意既然不在于证券市场，则必然是出于联通自身和其他战略方面的考虑。比如说2001年以来世界经济低迷，以信息产业为龙头之一的新经济受挫，世界通讯业的增长速度放缓，中国虽然是新兴市场，又具有相当的垄断特征，但不可能不受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大型的通讯公司由于船大来不及调整与收缩，繁荣时期的发展规划很多都在进行中，市场低迷造成了资金周转与项目维持的困难，需要通过股本扩张融入资金。而面对同样低迷的国际证券市场，中国企业发行上市的难度较大、效果也不一定理想，国内市场虽然同样不振，但一级市场基本稳定，发行尚不存在障碍，所以A股上市是理想的选择。至于不用CDR，我想除了技术上的原因，以及可能造成的一批大公司将要“海归”的不良预期外，还有一点就是融资效果不一定理想，难解燃眉之急。
再比如在整个行业处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低潮期时，大公司都会面临相对困难的处境，公司之间的竞争除了眼前的经营外，从战略考虑更重要的是为未来积蓄实力以赢得行业复苏后的优势。因此谁在低潮中能够利用资金等实力进行低成本扩张，迅速占领对手无力介入、无力维持的市场，以及趁对手无暇顾及之时迅速巩固和拓展自己的传统市场，谁就会抢得先机，为下一次发展做好准备。这种战略布局同样要以雄厚的资金作后盾。
当然以上的分析只是从联通本身做出的，从政府层面看这样做的结果至少还涉及两个更为关键性的方面：
一是从确立国有经济的制度基础，培育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引导国有企业改革方向上考虑。国有大型企业的机制转换，不论是先从国有产权的角度进行业务整合，再从产权多元化、管理公司化的角度利用资本市场进行整合，还是其他的探索模式，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就是我们不可能用把国有大型企业推倒、拆散后，让企业从自由竞争模式重新开始的方式来进行机制转换。这样的观点是受了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误导，目前的国内国际条件早已不允许作这样的尝试。在国内，国有大型企业是国计民生的战略支柱，是国家实力的象征，与国内社会稳定、职工就业以及一些基本的福利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国际上，目前资本主义世界的竞争早已不是自由竞争，而是大型跨国集团之间的垄断竞争，这种竞争往往不是基于市场的，而是基于少数几个集团之间利益的协调、市场的分割，是以其规模和实力作后盾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将国有大型企业拆散后，从自由竞争的状态下去寻求市场机制的效率，不符合时代潮流，是缘木求鱼的作法。一方面国内经济社会会出现动荡，另一方面西方竞争对手也不会等待我们慢慢去寻求机制的灵活性与成长的幼稚性，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国有企业的被瓜分、侵蚀。从俄罗斯的企业改革来看，其结果正印证了这两种判断，俄罗斯现在的大企业要么是国外跨国公司，要么是国内私人集团，国有大企业不是进行机制转换，而是改变了所有制。
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未来的中国经济既不可能由国外跨国集团主导，也不可能由其他非国有经济主导，要保持国有经济的制度基础地位，就必须培育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并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在这一点上没有绝对的、不考虑制度背景的公平。西方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制度下，一切制度的安排显然是首先有利于私有经济发展的，它的国有经济成分和政策只是出于维持制度运行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一切的制度安排自然应该是有利于国有经济发展壮大、有利于全体人民福利水平提高的，非国有经济成分和政策是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需要而发展的，是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服务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把单纯利益驱动的市场作用扩大到一切领域。此外，我们在讨论竞争公平性时，往往只注意从非国有经济角度谈论其受到的信贷、准入等方面的不公平待遇，很少从国有经济角度谈论其在税收、就业、保险等方面承担的任务，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这样的思维逻辑本来就值得反思，例如将国有企业拆散后来与非国有经济展开竞争就未必是一种公平的作法。
二是从保护国内市场安全的角度考虑，通过做大联通这样的国有企业、巩固国内市场，在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同时，也就维护了国内市场的安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场规模与发展潜力始终是我们在国际经济政治合作中保持吸引力和相对优势的重要条件，因此对国内市场的控制本身就涉及到一国的经济主权和政治主权，并非简单的商业合作与互惠。
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是供给始终比需求旺盛，始终潜伏着生产的危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这种生产过剩的特征表现得更为明显，经济全球化本身就是过剩危机释放的结果。从这一点来看，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过剩最终会演变为全球化的过剩，也就是说市场最终是有限的，新兴市场会越来越少。20世纪最后10年中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长期经济繁荣，应该说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功不可没，尤其是占世界人口1/4、涉及三十多个国家的转轨经济体的市场，为消化这些过剩产品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市场逐渐跨越国界、一体化之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将主要体现为企业与企业尤其是大集团与大集团之间的竞争，企业的弱小与退出既意味着对市场的放弃，同时也影响到国家的经济政治主权。对于中国而言，既要利用目前新兴市场的高成长性使国有大型企业迅速成长为有竞争力的跨国集团，同时又要利用这些国有跨国集团保护未来的市场安全，并赢得在国外市场的竞争优势。这一点或许是尽快做大联通的更高、更战略层次的考虑。
证券市场的建设与发展始终是要为本国的经济发展服务的，规范化的目的如此，国际化的目的亦如此，从这一点看国际化的动机必然是源自本国化的目的。联通国内上市本身只是一个企业的事情，但从国家经济战略上讲其背后应该有着多种未雨绸缪的准备。
（发表于2002年9月18日）
（发表时标题为《低潮中的成本扩张》）
上周（9月16~20日）两市大盘再次破位下探，引发一轮新的恐慌，虽然后半周呈现短暂的探底回稳的趋势，但回补“6 ·24”缺口仍然被看成迟早的事情，市场信心自然又一次受到冲击。
对于再次开始的调整，除了受制于2002年以来大盘主基调的原因外，直接的影响来自上周公布的几条消息。一条是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退市公司资产重组后，其全部股份可以在券商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即三板市场上流通的措施。这项措施至少带来了如下不确定性与波动：首先，现有主板上面临退市的问题股、绩差股与三板上经重组后可能全流通的股票形成比价效应，即仅仅由于股份是否全部流通的区别，同一类股票在不同市场上的价格发生了差异，而上市公司的情况可能并无大的变化，这等于使因股份流通结构导致的股价矛盾公开化，其结果必然是主板上面临退市的公司股价提前下跌以应对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