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根本，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毛泽东同志有一句名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胜利前进，不断开创新的局面，关键在于党本国本牢靠，领导核心坚强。苏联解体的原因，从总体上说就是一句话：伤了根本，丢了核心。
1.党的思想基础的根本动摇
党的思想基础的根本动摇是指这样一种状况，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基本理论已经被其他的理论所取代。取代不同于替代，替代可以是渐变，也可以是突变，但取代却必定是突变。一般说来，取代的发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原有理论破产而被新的理论所取代；另一种是在某种环境中，在原有理论还未走到生命尽头的情况下，由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原有理论被别的理论所取代。苏联发生的情况就近似于这后一种。戈尔巴乔夫上台的时候，苏联党和国家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但并不存在亡党亡国的危机现象。可是，就在这种理论需要发展，困难需要克服，挑战和机遇并存的历史关头，戈尔巴乔夫却推出了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以“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为基本价值观的所谓“新思维”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造成了党的思想基础的根本动摇。苏共建党建国后，一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正是因为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苏联党和人民才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把一个经济、政治、文化都很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正是因为戈尔巴乔夫之流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用所谓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来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才从根本上动摇了党的思想基础，导致苏联解体、苏共解散的历史恶果。
苏联发生的从根本上动摇党的思想基础这样一种现象，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它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多方面的后果。概括地说，主要表现为四个搞乱：一是搞乱了思想。放弃了长期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思想多元化的语境和背景下，广大党员失去了统一的指导思想，行动盲目，无所适从，对党的信念急剧衰退。二是搞乱了人心。执政党高层率先动摇党的思想基础，对整个社会离心离德有一种强烈的示范传递作用。从高层开始的思想变节，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渠道传向整个社会，使得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发生紊乱，人们失去了观察问题、判别是非的标准，在“什么都对，什么都不对”的一片混乱中，失去人心就是必然的。“既然你自己要死，我也没有办法”，“你们自己都变了，我们还能怎么办”成为普遍的社会心态。三是搞乱了社会。思想乱则是非乱，人心乱则社会乱。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是，人们失去了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各种思潮纷纷登上政治舞台，社会上沉渣泛起，各种矛盾纠结在一起，动乱的干柴和烈火都已齐备。四是搞乱了党和国家。党和国家失去了统一的指导思想，社会失去了统一的奋斗目标，人们对党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一时间，党内派别林立，社会上出现了许多政党，党员队伍开始缩小，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几乎丧失殆尽。在“8.19”事变前，就有 429万多党员退出了党。总之，正是“一个放弃”、“四个搞乱”造成了苏共解散、苏联解体的严重后果。
像前苏联共产党这样的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大党，要动摇其思想基础，从机理上考察，大概要具备以下要件。
（1）存在着抑制理论创新的机制。这突出表现在从斯大林执政时期起形成的党的领袖垄断真理表达权、垄断理论解释权的不成文制度。正是这种领袖垄断理论的做法窒息了党的理论创新的活力。其表现形式可以概括为“三化”：一是领袖权威化。最高领袖握有对经典著作的发表权和解释权，成为各学科的最高权威和真理的最终裁决者，甚至自然科学的争论也要由党的总书记来裁决。二是理论实用化。对经典作家的学说搞实用主义，有利于自己的就拿来用，不利于自己的就避而不谈，也不允许别人有丝毫的怀疑。比如，在 20年代的党内大论战中，斯大林以维护列宁和列宁主义的名义，垄断了对列宁主义的解释权，就连恩格斯的著作《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在斯大林的反对下，也不能在苏联发表。三是标准个人化。最高领袖的言论成了判断真理、是非的唯一标准，只允许存在一种思想和选择，这就是最高领导人的思想和选择，对于发表不同意见者，轻则处理，重则定罪。到了30 年代，斯大林完全成了党和真理的化身，他一个人的理论与思想成了一切工作的指针，一个人的头脑代替了所有人的思考。
（2）理论形态隐含着重大缺陷。在中早期，苏共是一个非常重视思想理论建设的党，取得了不少符合俄国实际的理论成果，尤其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贡献了列宁主义这一伟大旗帜。但是，由于苏共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国内外环境一直复杂多变，思想资源芜杂，所以，在苏共的理论体系中，也确实隐含着一些重大缺陷，有的甚至是硬伤。一是有民粹主义的影响。俄国是民粹主义的故乡之一，布尔什维克党早期的一些理论家，如普列汉诺夫等人，就是从民粹主义阵营中分化出来的，他们对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曾经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二是有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在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列宁主义脱颖而出，但民主社会主义并未销声匿迹，而是隐伏下来，在以后的发展中，一有适宜的环境，就一再表现出来。这一点在东欧各党中表现尤为明显。戈尔巴乔夫推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就是这种影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反映。三是有列宁早期一些不成熟思想的影响。如列宁关于未来社会的一些猜想、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个别论断、对分权型联邦体制的批判、对苏联在世界革命中历史方位的阐述，等等。四是有俄国土生土长的一些思想和观念的影响。如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对外扩张主义、世界霸权主义。这些土生土长的思想和观念在斯大林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列宁逝世后，苏联仍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但在实践中真正占主导地位的却是斯大林主义。赫鲁晓夫上台后，斯大林主义受到清算和批判，但其核心内容却被保留了下来。列宁当年评价党内理论家的理论时就指出，布哈林的理论缺少辩证法，斯大林的理论形式主义严重，有不少形而上学和绝对化的东西。
（3）历史上有编造理论和矫枉过正的记录。前者如 1938 年出版的由斯大林亲自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本书被“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作为马列主义基础课的教材在全党使用，还被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广泛采用。其实这本书充满了对历史的伪造和对经典理论的臆断，它充其量不过是斯大林模式的百科全书。当然，这本书对宣传马列主义也发挥过重大作用，这一点应当肯定。在哲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同样发生过类似的问题。后者如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主义的清算和批判。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勇敢地冲破了斯大林模式，开始了改革的进程。但是，他在反对个人崇拜中全盘否定斯大林，在苏共历史上开了自我丑化、自我否定、自我毁灭的先河，从而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正如列宁早期的一些不成熟思想成为斯大林模式和极左思想的渊源一样，赫鲁晓夫的这些做法也成了戈尔巴乔夫的思想渊源，为他提供了政治操作的历史先例。
（4）理论队伍中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导师级的旗帜性人物。在布尔什维克党早期的理论建设中，曾经出现过一大批导师级的理论家、思想家，尤其是列宁和斯大林更是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列宁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又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的理论贡献是罕见的。斯大林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尽管他的理论有许多缺陷。列宁、斯大林之后，苏联再也没有出现过像样的大理论家，也没有提出过像样的理论。正是因为这样，苏共的理论创新处于停滞状态，造成思想资源匮乏，理论供给短缺，思想教育内容陈旧，使人民群众逐渐淡化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党的信念。也正是因为这样，在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依据所谓“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对社会主义进行重新解释时，党内竟然没有人能够抵挡，理论队伍溃不成军，糊里糊涂就缴械投降了。这真是历史的遗憾和悲剧。更是因为这样，戈尔巴乔夫在遇到理论困难的时候，只好到民主社会主义者那里去寻找思想资源，到西方的理论武库中去寻找思想材料，并且把二者搅拌在一起，形成了他的所谓新思维。
客观地说，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并没有想要动摇党的思想基础。他经历了一个步步倒退、节节投降，最终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综合各种材料分析，这一过程大体上是分五步完成的。第一步，上台之初还把“民主化”、“公开性”界定在“应有助于加强社会主义”的范围内，“不许利用公开性反对社会主义”。第二步，在改革转向政治领域后，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开始“主张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鼓励“放手去搞公开性”和“全面民主化”，提倡“完整和无条件的民主”。第三步，提出在历史和现实问题上不存在“禁区”，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制度70多年的历史，把苏共和苏联妖魔化。第四步，把“民主化”和“公开性”同实行指导思想多元化联系起来，主张用各种思想的精华来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在 1991 年 7 月全会上，他说：“现在必须使我们的思想库内包括国内外社会主义和民主思想的一切财富”。第五步，在 1990 年 7 月苏共召开 28 大时，对党章进行了致命的修改，删去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条文，同时也不再把共产主义作为党的奋斗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党的思想基础就这样极不负责任地被根本动摇了，戈尔巴乔夫也把自己无可奈何地把自己绑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2.党的领导地位的根本动摇
党的领导地位的根本动摇，就是执政党主动或被迫的放弃对国家的领导权，从领导国家的党退化为多党制中的一个党。这里的要害是多党制。苏联实行多党制，原因错综复杂，这是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反复博弈的结果，是长期放松党的建设导致党的执政能力弱化的结果，也是苏共意识形态错误导向、政治体制改革错误导向、对党的历史评价的错误导向综合作用的结果。
从社会政治力量看，苏联社会经过长期发展，社会阶层已经明显分化。工人阶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党内经过长期演化出现了一个特权阶层，改革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成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虽然被消灭了，但其残余势力还在，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一有条件还会滋生出来，特别是国际上还存在着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国内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存在，国际上以两种社会制度为核心的阶级斗争还很激烈。这意味着多党制的阶级条件是存在的，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如果不能善加处置，就会发生由“一”到“多”、由“多”到乱、由乱到败、由败到死的历史悲剧。
从党的建设看，面对长期存在的党不管党——不重视自身建设，和党不像党——大权独揽、以党代政两大问题，苏共并不是不抓党的建设，而是由于体制、机制、传统和认识上的原因，对历史方位认识不清，对病因诊断不准，对措施落实不力，对危机警醒不够，以至于使病症深藏于肌体中，制度消解于形式中，力量抵消在矛盾中，形象损害于腐败中，核心淹没在事务中，威望消失在无效中。，用口号治党，靠自然演化，在谁都有权利、谁都无责任，事事有程序、事事缺乏成效，时时有危机、时时放松警惕的大格局下，党执政的成效逐步递减，党的执政能力不断削弱，遇到复杂局面，就会使党的高层进退失据，难以驾驭，全党思想混乱，行动分散，无所适从，无法应对。一般而言，一个党在其自身建设处于自然演化状态时，自我修复机制会对维护党的肌体的健康发挥作用。但是，当病患的程度超出自我修复机制所能调整的范围和程度时，自我修复就会退化为自我弱化，也就是升级为一种自我削弱的机制。苏联党的建设就近似的处于这样一个状态，经历了这样一种过程。
从意识形态导向看，主要是不加限制的“公开性”和无条件的“民主化”，捆住了党的手脚，打开了潘多拉盒子，释放出了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两个恶魔，搞乱了思想；由开报禁发展到开党禁，思想多元化和利益多元化结合在一起，形成政治多元化状态，催生了多党制。
从政治体制改革导向看，主要是轻率地把改革重点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全盘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把政治体制改革的矛头直接引向党的执政地位及其合法性。同时，把“民主化”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使“民主化”演变成无政府主义，反对派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而执政的共产党却必须遵守游戏规则，完全处于被动挨打，无法还击的地步。有人讲，是苏联共产党自己亲自培养、指导、鼓励反对派一步一步打垮了自己，这话是有道理的。
从对党的历史评价的导向看，主要是效仿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做法，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70 年的历史，给社会主义抹黑，把共产党妖魔化，走向历史虚无主义，走上自我丑化、自我否定、自我毁灭的道路。
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实行多党制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但这一过程却是渐进的、逐步深化的，大体上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拒绝多党制。1988 年以前，苏共对多党制主张基本上是拒绝的。1989 年 1 月，戈尔巴乔夫还针对有人提出苏联需要实行多党制的主张时指出：“苏联的一党制是历史上形成的，谁也替代不了苏共。”这一阶段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没有把坚持党的领导和多党制主张之间的斗争，看成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而是仅仅认为，这两种主张不过是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两种不同意见之争。另一个是对党面临的危机形势缺乏清醒的认识，盲目乐观，在思想深处实际上是认为，即使实行多党制，也没有政治力量可以替代共产党。第二个阶段：接受多党制。时隔一年之后，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1990 年 1月，他在立陶宛的一次讲话中说：“实行多党制并不是悲剧”，“我们不应当像魔鬼怕烧香那样害怕多党制”。这表明，戈尔巴乔夫已经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国家学说，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原则，从中也可以看到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和赫鲁晓夫全民国家、全民党思想的影响。戈尔巴乔夫主持制定的苏共《行动纲领》，明确地把建立所谓的“全民的法制国家”、“多元化的民主政体”，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这就为多党制打开了大门。第三个阶段：实行多党制。当多党制主张在“公开性”和“民主化”这两个轮子推动下，逐步成为一股强有力的思潮，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势力借助这股思潮向党进攻，而党无力再控制局势时，戈尔巴乔夫又试图把多党制作为化解社会冲突，整合各种力量，消除集权和专制弊端的手段，从而完全放弃工人阶级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结果使得苏共根本无力解决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冲突，只能步步退让，实行多党制，放弃党的领导地位。1990 年 2 月，苏共中央全会提出，“党的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来强行规定”。1990 年 3 月，苏联第三次人代会修改了苏联宪法的第六条，取消了宪法中关于保障苏共领导地位的内容。这就使党的领导失去了宪法依据。现在看，对苏共来说，这是最致命的一招。1990年 7月，苏共 28 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苏共与其他政党、社会政治团体，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而是平等竞争、合作的伙伴关系。1991 年 7 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的《纲领草案》提出，要“对党进行彻底革新，重新理解它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党将“为争取民主选举中取得代表资格而奋斗”，“在议会的共产党员议员成为少数派的政权机关，他们将采取建设性反对派的立场”。至此，苏共完成了从一党制到多党制、从执政党到议会党的转变，党的领导地位被根本动摇，直至被取消、解散；政局动荡失控，直至国家走向崩溃、解体。
综上所述，苏共的领导地位被根本动摇，这是多种原因交互作用的结果。历史的辩证法在于，当这一进程没有被启动时，苏共虽然面临着危机，但党的解体和国家的崩溃并不是必然的。如果那样，在路径依赖机制的作用下，苏共将走上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道路。一旦这一进程被启动，新路径的内在逻辑就会运作起来。当“公开性”和“民主化”打开潘多拉盒子，把被无产阶级专政长期震慑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力量，和被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长期扼制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释放出来，并且捆住苏共的手脚，他们就会在西方的支持下，以聚集、扩散、联合、爆发的形式，推动社会力量迅速分化，社会结构重新整合，尤其是当他们中长期遭压抑的部分知识分子掌握了媒体，能够以较大规模、较大范围引导社会舆论时，他们就会举起自己的旗帜，推出自己的领袖，亮出自己的纲领，建立自己的组织，谋求地位合法化。而一旦获得合法地位，就打通了多党制的通道，他们就会聚集力量，集中火力，火借风威、风助火势，向苏共发起总攻。一种似乎是“势不可当”的环境条件就这样由苏共自己营造“成熟”了。到这时，如果党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党的解体和国家的崩溃就是难以避免的事情了。
分析苏共经历的这一悲剧过程，我们清楚地看到，放手让反对派的力量迅速壮大，并互相呼应、串通，形成气候，这是剧变的基础。党的建设没有搞好，党组织软弱涣散，凝聚力、战斗力不强，执政能力递减，执政绩效不高，在历史关键时刻决策屡屡失误，屡错屡败，一退再退，党不像党，溃不成军，这是剧变的关键。搞所谓公开性，丧失了意识形态阵地，《真理报》不再宣传真理，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想畅行无阻，人心不稳，社会大乱，这是剧变的突破口。用抽象的所谓民主指导复杂的政治体制改革，企图靠多党制消除体制弊端，整合社会力量，以至于使党走上不归之路，这是剧变的核心。宣扬消除“历史空白点”，全盘否定党的历史，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损害党的形象，这是剧变的加速器。基础、关键、突破口、核心、加速器，这五个元素一旦齐备，并构成一个系统，苏联发生剧变的命运就注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