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信息失真”，源出于一，相向而行，故合而证之。
如前所述，党内既得利益集团无可否认地形成了。为了维护既得利益（那是几乎任何一个既得利益者都舍不得放弃的），该集团会以集团利益为标准，阻滞、扭曲一切旨在变革的信息：凡有利于集团利益的，他们总是不择手段地使之合法化、固定化、文本化；凡是不利于集团利益的信息，他们总是使之淡化、消解，至少也要使之扭曲变形而失去本来意义。总之，一切能够以集团既得利益为标准，根本的原因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都是居于中、上层的掌权者，都是忘掉人民利益，甚至践踏人民利益的官僚，既孔子所谓“鄙夫”。鄙夫之于利益，是“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则无所不至矣”。白话讲，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们在他们尚未获得利益时，就不择手段地去攫取；在获取利益之后，则担心失去既得利益；为了巩固既得利益，他们会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的。这就是俗言中的“狼狗定律”——你要拿掉狼狗嘴里的骨头，它怎么不会和你拼命呢？何况只是本来就由他们垄断的信息，玩之于股掌之间，实为易事。来自上边的决策信息和来自下边的民意信息是这样，研究机构的理论信息也是这样（在有关意识形态部分已有所涉及）：“报告常常引起保守派的不满，他们企图切断或至少严格控制向领导上报信息的新渠道”。“有意思的是，在勃列日涅夫晚年曾正式下令禁止向部门领导人和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发送报告和其他材料——所有的材料都应报送‘苏共中央’，也就是报送由契尔年科主持的总务部。然后由总务部的无名官员决定上报材料的命运：大部分都扔进了字纸篓，另一部分则转发给党中央的一至两个部门，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学者们的劳动成果才能冲破重重关卡到达领导手里。自然，学术集体很快就感觉出来，这样一来甚至促使学者们积极工作的动因也被打消了。更糟的是他们已不仅不写报告，而且连想也不去想了：既然你的想法谁也不需要，还有什么必要去费这个心呢？”保守派保什么，守什么，是不假思索的。
实事求是地讲，苏共党内始终存在着一股改革的力量，他们对苏共自身的弊端和党内既得利益集团对党和人民的危害是有较清醒的认识的。至少在斯大林逝世以后比较成形（虽然说不上成熟）的改革始终没有中断。但一次次都在改革与反改革的博弈中停留，在较量、推进、停滞、后退的循环中夭折，不能彻底进行。苏共也就不能在改革中彻底地更新和完善。即使苏共的垮台，也是在一片改革声中，在所谓“新思维”中轰然画上句号的。虽然历史地看，每次改革并非都无果而返，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党的不良现状，廓清党的性质，也没有从根本上在人民心中重塑苏共的形象，唤起人民的信任。改革充其量只是一种破冰之旅，而非扬帆之行。然而若方向不对，冰破了，又如何？离开了此岸而找不到彼岸，垮台与瓦解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造成这种悲壮后果的原因之一是党内既得利益集团对信息，无论从上至下，还是从下至上的信息的阻隔和扭曲。因为任何改革，都是对现状的改变，都是对现有利益格局的调整，都不可避免地要触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都需要全社会尤其是基层的响应和支持。而既得利益集团的价值标准是保护“既得”而非改善现状，他们当然会竭力改造信息使之适应“既得”，希望他们改革社会和党内弊端，无异于与虎谋皮。对改革者而言，上层改革的声音是否与基层呼应，上层的改革是否成为全社会尤其是基层的行动，成了改革成功与否的最大问题。既得利益集团成了信息通道上的最大障碍。这个集团不是刚性的，他们不会正面对抗合乎民意的改革措施，甚至会伪装成比改革者还希望改革的样子；也不是塑性的，会在改革的冲击下重塑；不是公开的，但比公开的任何集团更有力；不是正式的，但比正式的更严密。这个集团没有章程，但成员们却恪守着共同的游戏规则；没有组织纪律，但思想行动却出奇的一致；是网状的，但没有整齐的经纬顺序，你无法理清其经络；是层次性的，但层次间又没有明显的界线。既得利益集团是一个奇怪的“场”，这个“场”是柔性的，能把强大的改革力量以力量递减规律吸纳成零；任何改革信息遇到它都会被吸收、蒸发、了无声息；这个场是弹性的，无力的改革会被它反弹回来，摔成粉末，有力的改革则会陷入其无边的空旷，在空旷中改革的斗士们会因找不到搏斗对手而陷入茫然；这个“场”具体而抽象，浅显而深奥，狭窄而空旷，柔韧而坚硬，脆弱而刚强，冠冕堂皇而又见不得阳光，人人心里皆有，人人口里皆无，有人爱他却入不了“场”，有人恨它却无可奈何，有人想跳出却身不由己，有人想破解却收不了“场”。就是这个神奇的“场”，刀劈斧剁水淹火烧炮轰雷击一概无效……它温和而残忍地吞噬着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和党的肌体，它使作者因说不明白而不得不在论证中运用文学化的描述而尴尬万分。在这个远远超过铜墙铁壁的障碍面前，任何信息失真几乎是一种必然。苏共内部存在的这样一座障碍，把多少改革信息扭曲失真，把多少人民的呼声消解为零。这一切，就是信息传递环节社会性失真和决策信息人为失真的总根源。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不乏“勇敢”者，他们公然敢在党的最高领导人面前若无其事的撒谎，“政治局委员（格里申）竟如此厚颜无耻地向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撒谎。而且揭穿谎言后情况会很容易弄清楚”，冤案的主角会平反，但撒谎者公然地骗了总书记。原因很简单，冤案的主角主持的一个“研究所力图使领导上注意现实，注意现实要求，对我国经济，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对我们对待社会精神生活和对待周围世界的态度进行重大变革。保守派（既得利益者，笔者注）这时候就要迫使那些老强调现实、强调变革必要性的人住嘴。因为这些会动摇既得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高层甚至最高层面对面却不能获得有效信息，基层的普通党员、民众怎么会听到改革的真实声音呢？他们的呼声怎么可能会上达呢？“两个信息失真”，这个威胁执政安全的危险问题终于同别的因素一道，厚积薄发，在 1991 年 12 月 25 日，一举葬送了苏共。葬送苏共的不是失真的信息，而是使信息失真的人。无论信息传递环节的社会性失真，还是决策信息传递环节的人为失真，都是人的失真，失去了执政为民真谛的既得利益者葬送了苏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