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和无名氏的成名作都属于浪漫主义的情爱小说，所以20世纪40年代的文坛上又有人将他们称为“新才子佳人派”或“新鸳鸯蝴蝶派”。在研究界，他们的一个运用比较广的名字是“后期浪漫派”（见严家炎所著《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论》），也有研究者将其称为“新浪漫派”（见郭志刚所著《中国现代文学教程》等），本文认为采用后一种说法比较能揭示其创作的特质，故将他们称为四十年代“新浪漫派”文学。
出现于30年代末，盛行于40年代的“新浪漫派”小说是一个曾在文学史上轰动一时而同时对之的研究又比较薄弱的小说流派。甚至对将之称为一个“流派”，有些研究者也持异议，认为只有两个作家不足以称为一个“流派”。况且，这两个作家虽同时活跃在30年代末至40年代的文坛，但他们自己并不认可同属一个“流派”，并否认一个对另一个的创作产生过影响。笔者经过慎重的考虑，认为将他们视为一个流派还是有充分的理由的，而且这种划分有利于说明其在文学史上的独特性。虽然他们在创作旨趣上也还有着各自的特点，特别是后来的小说创作路向的差异更大，但其在文坛上的遭际，命运却大致相似，都是在读者中有很大的知名度，获得了相当的成功，但同时又被文坛主流所排斥和贬斥。正因为这个原因，使这个本可以形成、发展的小说流派刚一出现苗头，就面临“封杀”，陷于急于为自己的存在辩护的可怜境地，所以难以形成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小说流派，它主要是由文坛上的“他者”命名的，由于历史处境的相同而被归纳在一起的一个小说流派。当然，徐和无名氏在主要创作倾向上的相同之处还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将其纳入到抗战时期的文学背景中来考察，就会发现虽然他们主观上缺乏形成一个流派的企图，但客观上却的确形成了一个流派。他们都是置身于其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主潮之外的作家，他们力求超越于时代主题之上来营造他们的个人话语，在创作方法上和内在精神气质上都倾向于浪漫、唯美主义，其创作都具有极强的个人性、主观性和梦幻、唯美色彩。不同之处在于徐的创作尚接近于经典意义上的浪漫主义的情爱哲理小说，以富传奇性的故事情节为依托传达他的浪漫哲思，情爱理念，以及对人性的冥想和沉思。而无名氏则于浪漫主义的底色之上又涂抹了几许西方世纪初未来主义、表现主义的色调，在文体风格上表现出强烈的先锋意识和实验精神，同时又为一种“为人类寻找新信仰”的新理想主义精神所激励，力求超越于时代纷争之上，于社会功利、道德境界之外拓辟一种人生的“最高境界”，探寻一种存在于宇宙和人生中的“永恒真理”。
在40年代文坛上，无名氏是一位具有强烈的叛逆性的文体实验者，他自创了一种新的小说文体：“诗化哲理小说”，以一种狂飙突进式的激情，“重、拙、大”的风格追求，营造出一种“榛枯弗剪”的深山大泽气象，来表现动态的宇宙、骚动狂放的生命之流的奔涌。他由此创造了一种现代文学史上罕见的铺张扬厉、繁复华丽而又诡谲怪异、瑕瑜互现的“巴罗克式”的小说语言风格。这是大动荡时代人的精神处于极度亢奋、骚动、焦灼状态的一种反映，同时它又是无名氏力图以体证的方式贯通“天人之际”、实现人与自然的交融合一的浪漫主义的诗学试验。它已经带有了比较明显的西方世纪末“超现实主义”色彩。与无名氏不同，徐的精神状态则始终是“以理节情”的，带有一种情理调和的优雅和沉静；而无名氏则终于由耽美、主情，走向超越时代潮流，拥抱一种新的天人合一的人文主义的乌托邦理想。无名氏具有较为鲜明的早期浪漫主义的英雄气质，急于弥补“现代性”文化主客对立的“二元论”所造成的世界断裂，带有一种比较强烈的时代关怀；而徐则更富幻想色彩、更为超然一些，以一种全然虚构的情节、故事，营造一种幻美之境，来表达他在时代生活中的感喟和思考，以一种更为曲折的隐喻方式与时代进行潜在的回应和对话。这种个人性情、精神、气质上的差异使他们以后的创作，从思想内蕴到文体、风格都有较大的差异。但尽管如此，在40年代文坛上，徐和无名氏还是属于同一类作家，因为他们都固守着同一个原则：即建立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基础之上的个人性写作原则；都是在“浪漫主义”已成为“时代的反动”，现实主义创作方式已完全占据文坛的主导地位的情形下，又创作出了一种不同于五四浪漫主义的，具有新的人文关怀和艺术特色的“浪漫主义”文学，并以其立足于个体的自由主义的浪漫精神对其所处的时代做出了回应。而且这种回应具有深刻的趋同性，即他们最终都由浪漫、唯美主义走向了对人的生存的终极价值和意义的探询和追问，这使他们超出具体的时代问题的困扰，而关注到现代人类生存的文化危机，这种深刻的人文关怀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这是他们创作的共性所在，也是他们创作的主要价值所在。
“新浪漫派”出现的历史、文化语境，与“五四”时期的浪漫主义相比已有了较大的变化。徐、无名氏的创作的小说出现在现实主义的社会批判文学已取得了在文坛的支配位置，浪漫主义在“革命文学”成为时代的主导文学倾向的30、40年代，其非写实的、自我表现的、主观化的创作倾向就须承受前者所不曾感受到的时代压力。与“五四”启蒙时代的浪漫主义个人解放倾向不同，他们的浪漫主义的内涵也有明显的变化。“五四”浪漫主义表达的主要是一种社会政治意义上的个人解放要求，其基本主题是反抗社会传统束缚、追求个人自主、感性解放，表现性苦闷、要求情爱自由，带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扩张倾向。总得来说，“五四”浪漫主义表达的还是社会现实层面上的情感，其情感指归没有逾越个性反抗、社会改造层面，仍属于一种“人的文学”母题下的启蒙主义的“解放话语”。它与“自由话语”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自由并不是指一切束缚的解除，而是着眼于对个人自由赖以存在的“自由空间”的维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它所强调的“自由”并不是指一种前文明的原始自由。它所认为的“自由”是一种文明的造物，是不可能凭借“反文明”、“反抗一切束缚”来达至“自由”的。徐和无名氏的“新浪漫派”已减弱了前期浪漫主义的社会反抗色彩，开始向非社会化的个人内心世界倾斜；向唯美化、精神化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它发展了成仿吾在郁达夫的小说《沉沦》中没有找到的“灵”的欲求，开始超越社会世俗层面而关注个体灵魂的归宿问题。在新的一统性的理性主义话语占据主导地位，个人的生活空间受到挤压而日渐萎缩的三四十年代，他们力图为人的存在的个体性原则辩护；力图在急进的现实功利性原则压倒一切的时候还能顾及到个人的生活情趣、浪漫情调；力图面对时代的整体主义的价值吁求而做出符合个人意愿的回应与选择，也就是说争取一种不受外界干扰的个人选择的自由；力图为被理性化、功利化现实所辖制的人心提供一个返本归初之道，让在“白昼”的喧嚣中过于紧张、疲惫的人心在“夜”的寂静和神秘中得到一种“涅槃”式的解脱和觉悟。因之在文学创作中他们必须为个人性、想象、梦幻，以及个人感觉的歧异性等争得合法地位。如果说五四启蒙主义对传统的理性化批判代表着正面的、激进化的对“现代性”的追求，那么这种激进的、理性化的“现代性”在“新浪漫派”这里则遇到了反拨和质疑，它所抗拒的对象已主要是一种来自启蒙主义的激进的理性化诉求的压抑。这可以说是它被称之为“新浪漫派”所具有的新的文化内涵。“新浪漫派”这种“反现代的”的“现代性”可以说是与“现代性”同时出现的，它即具认同传统的“反现代”的精神指向，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现代性”原则的表达。它一方面与前现代的宗教精神、审美情趣相沟通；另一方面它又承续了启蒙主义的思想资源，推进审美个体主义的原则：即个体之不可重复、独一无二的浪漫理念，要建立起一种个人本位的现代文化，为现代人的个体化生存提供一种安身立命的信仰，它由此构成了一种与启蒙主义的理性化倾向相对立的多元的，融天、地、人、神于一体的审美主义的诗学体系，并以这样一种“现代性”原则瓦解唯理主义的“现代性”原则。它超越了“五四”时代将传统与现代截然对立起来的倾向，以传统来观照现代，又以现代来反观传统、力求在传统与现代的互动关系中，寻找现代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徐由早期的追寻“神秘”到后期的皈依宗教，无名氏由对“生命”的困惑到对“天道”的追问以及对“天人合一”境界的神秘体验，都表现出他们对理性主义的“现代性”原则的抗拒和对于带有新人文主义色彩的审美主义“现代性”的追求。
研究界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即从无名氏的《无名书》第一卷所张扬的“生命哲学”着眼，将其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混为一谈，从而将无名氏界定为信奉西方式的“非理性主义”的“现代主义”作家，这是对无名氏的《无名书》的误读。产生这种“误读”的根源在于：（1）、对无名氏的生命哲学的来源、特质有明显误识。无名氏的“生命哲学”的主导倾向是中国传统的以生存为根基和中心、以人生来发明天命的“生命哲学”。是一种“生生之谓易”的“天道”之学，属于一种“参天地赞化育”、“天人合一”的“道问学”的中国哲学传统。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则是一种强调非理性的生命原欲，以此来取代以理性和概念为核心的理性主义哲学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它从本质上来说更强调人的生命本能，强调生命自身的反理性、非道德的本质。它既是对西方启蒙理性主义的反动，同时也是对西方宗教神学传统的背离，是人的生存的彼岸目标消失之后，力求建立起以人的本能的自然欲望为中心的现代审美主义哲学。不可否认的是无名氏受到过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特别是在《无名书》的前三卷主人公印蒂的“生命追寻”尚停留在追求“生命”自身的强度、广度、深度之上，尚未找到一个超越性的精神向度的时候。但到了后三卷特别是《无名书》的最后一卷《创世纪大菩提》，印蒂已经找到了将盲目、骚动的“生命之流”熔铸进生命的“最高理想”的形式。这个时候你就会清楚无名氏所信仰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哲学”，他已经实现了对西方非理性的欲望中心主义的超越。当然前所谈到的“误识”的产生有其客观的原因，在那就是《无名书》在40年代只出版了前三卷，而后三卷在80年代才在港台得以出版，大陆的研究者很少看到后三卷《无名书》，所以只能根据半部《无名书》来进行研究，所以有些误识是不奇怪的。（2）、我想强调的是无名氏是一位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精神、气质的作家。将《无名书》中的主人公与穆时英的《Pierrot》（小丑）、《女人·尼采主义者和骆驼》中的主人公加以对照，你就会发现“印蒂”这类具有“唐吉珂德”性格的人物正是“新感觉派”作家怀疑、嘲讽的对象。而印蒂则鲜明地具有一种浪漫主义者自我肯定、自我坚持的精神特征。“新浪漫派”的总的精神倾向是瞩目于未来的乐观主义倾向，它以一种文化乌托邦神话取代一种政治乌托邦神话；以一种“审美救世主义”取代“政治救世主义”；所以它虽然带有“反”“现代性”的倾向，但仍表现为对“现代性”的积极建构态度。所以将徐和无名氏的创作称之为“新浪漫派”，是能够体现他们的精神实质的，而且这个称呼保持了它在三、四十年代出现时的时代感和历史感。较单从创作方法上着眼将其称为“后期浪漫派”为佳。而“新鸳鸯蝴蝶派”或“新才子佳人派”，则是一个望文生义的带有贬损性的称呼，“新浪漫派”与市民文学中的世俗化的“才子佳人”文学有明显的区别，这类名称不足以代表其创作的旨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