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大约是一九二七年冬后罢，我正住在上海。
那时候，党禁很严，我也受了嫌疑，除在上海的各新闻杂志上，写些牢骚文字外，一步也不敢向中国内地去走。
有一天冬天的午后，田汉忽而到我的寓居里来了，坐了一会，就同他一道出去，走上了法界霞飞路的一家老去的咖啡馆内。坐坐谈谈，天色已经向晚，田汉就约我上他家去吃晚饭。当时他住在法界一条新辟的大路旁边，租的是一所三楼三底的大厦。同时，他还在附近的一所艺术大学里当校长。
到了他的家里，一进门他就给我介绍了刚自法国回国来不久，这一天也仍在孜孜作画的徐悲鸿先生，原来徐先生是和他同住的。看了壁上的几张已经画好，及画架上的一张未画好的画后，我马上就晓得悲鸿先生是真正在巴黎用过苦功，具有实在根底的一位画家。
我对于西洋画，本来也是门外汉，国际的大作，绝没有观摩的机会，至于自家来买来藏呢，更加谈不上了。一知半解的一点对于洋画的知识，大半还是初学英文，读拉斯金的那几部巨著的时候剩下来的一些渣滓。只记得当时读到他《赞美》（Turner）的时候，也曾经滴下过同情的感泪。但当我那时候见到了悲鸿先生的几张画后，我就感到了他的笔触的沉着，色调的谐和，与夫轮廓的匀称，是我们的同时代的许多画家所不及的。
这时候，上海原也有许多以西洋画而成名的画家在那里。
其后，人事匆匆，我也因避嫌疑而东逃西躲，一直到了这一次抗战事起，而到了武汉，在武汉的政治部里，又与十余年前的许多老友遇见了，有许多是剧人，有许多是画家。从叶浅予，倪贻德的几位先生的口里，我才听到悲鸿先生的也将由广西而来武汉的消息。
但是到武汉不久，就有了专往各区战线视察之命，我在武汉住下的日子，名义上虽则有九个月，但实际算起来，恐怕只有三四十天的样子；所以在去年，本是可以与悲鸿先生见一次面的，但结果，却终失之交臂，直到今年到了海外，才有了这重叙十年多久别的机会。
悲鸿先生，在这十多年中间的行动与成绩，已在略历里简单叙述过了；我只想说一说他这一回的来星洲，是系去印度应诗人泰戈尔之招的路过。老诗人泰戈尔的如何同情于我们中国的这一次抗战，就在他答日本一军阀走狗诗人的野口米次郎的信里，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招悲鸿先生的去印度开展览会，亦是他的这一点同情于弱小民族的义愤心的证明。
悲鸿先生，在广西住得久了，见了那些被敌机滥施轰炸后的无告的寡妇与孤儿，以及在疆场上杀敌成仁的志士的遗族们，实在抱有着绝大的酸楚与同情。他的欲以艺术报国的苦心，一半也就在这里；他的展览会所得的义捐金全部，或者将很有效用地，用上这些地方去。
十年不见，悲鸿先生的丰采，还觉得没有什么改变，只是颜面上多了几条线纹；但精神焕发，勇往直前的热情气概，还依旧和往年一样。
他的名字，已经与世界各国的大画师共垂宇宙，他的成绩也最具体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所以，不必要的奖誉和夸张，我在这里想一概地略去；只提一提，他的国画，是如何地生动与逼真，画后的思想，又如何地深沉而有力，我想也就够了。
他的中西画的作品，将于本月内在中华总商会举行展览，像《田横五百士图》，像《此去》，像《我后》等，都是气魄雄伟，没有人看了不会赞赏的逸品。我们于在这里介绍之余，更希望有巨眼的识者，于参观展览会后，再赐以鸿文，指出悲鸿先生的画品的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