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她走的那天，卓先生来说他们底机密泄漏了，要藏在她家里暂避一两天。她没应许他，恐怕连累了梦鹿。她教他到澳门去避一下。不料他出门不久，便有人打电话来说他在道上教人捉住了。她想她有几位住在澳门的朋友与当局几位要人很有交情，便留下一封信给梦鹿，匆匆地出门，要搭船到那里去找他们，求他们援救。刚一出门，她又退回来。她怕万一她也遭卓先生一样的命运，在道上被人逮去。在自己底房里坐下，想了一会，她还是不顾一切，决定要去冒这分险，于是把所余的现钱都移放在梦鹿底抽屉里，还签了一张支票给延禧。
她想着纵然她底目的达不到，不能回家，梦鹿他们底生活一时也不致于受障碍。那时离开船的时候已经很近，她在匆卒间什么都来不及检点，便赶到码头去了。
她到澳门，朋友们虽然找着，可都不肯援助，都说案情重大，不便出面求情，省得担当许多干系。在澳门奔走了好几天，一点结果都没有，不得已，只有回家。她在回家以前，已经知道许多旧同志底命都完了。
志能说了许久，黄先生只是倾耳听着。她很懊恼地说：
“我希望这些事永远不会教我丈夫知道。我很惭愧我不是一个好妻子，也不是一个好爱人，更不是一个革命家。最使我心痛的是我底行为证明了他们底话，说：有资产的人们是不会革命的。”
黄先生说：“他已多少知道一点你们底事。但你也不必悔恨，因为他自你去后，一点忿恨的神气却未曾发露出来，可见他还是爱你。至于说你不革命的话，那又未必然。你不是应许到党部去帮忙么？那不也是革命工作么？”
志能很诧异地说：“他怎样知道呢？”
“你们底通信，他都教我看过，但我没告诉他什么。”黄先生又把梦鹿在刑场上被打的情形告诉她。
她说：“不错，是有一个王志能女士，但他们用的都是假名字。这次不幸卓先生也死在里头。”她说时，现出很伤感的模样。她沈吟了一会，站起来，说：“好罢，我要去求他饶恕。我要将一切的事情都告诉他。”
黄先生也站起来说：“你得仔细一点，医生说他底眼睛和胳臂都被打坏了。纵然能好，也是一个残废人了。所以最好先别对他说这些事。自然我知道他一定会饶恕你，但你得为他忍一忍。”
志能底眼眶红了。黄先生说：“我同你上去，等延禧回来，再同他去见他祖母。你知道东野先生最近把那孩子底家世发现了。一会他自然会告诉你。”志能没说什么，默默地随着上楼。
“东野先生，你看谁回来了！东野先生！”黄先生把门打开，让志能进去，然后反扣上门，一步一步下楼去等候延禧。
人非人
离电话机不远的廊子底下坐着几个听差，有说有笑，但不晓得到底是谈些什么。忽然电话机响起来了，其中一个急忙走过去摘下耳机，问：“喂，这是社会局，您找谁？”
“……”
“晤，你是陈先生，局长还没来。”
“……”
“科长？也没来。还早呢。”
“……”
“请胡先生说话。是咯，请您候一候。”
听差放下耳机径自走进去，开了第二科底门，说：“胡先生，电话。请到外头听去罢，屋里底话机坏了。”
屋里有三个科员，除了看报抽烟以外，个个都像没事情可办。告近窗边坐着的那位胡先生出去以后，剩下的两位起首谈论起来。
“子清，你猜是谁来的电话？”
“没错，一定是那位。”他说时努嘴向着靠近窗边的另一个座位。
“我想也是她。只有可为这傻瓜才会被她利用。大概今天又要告假，请可为替她办桌上放着的那几宗案卷。”
“哼，可为这大头！”子清说着摇摇头，还看他底报。一会，他忽跳起来说：“老严，你瞧，定是为这事。”一面拿着报纸到前头底桌上，铺着大家看。
可为推门进来。两人都昂头瞧着他。严庄问：“是不是陈情又要揸你大头？”
可为一对忠诚的眼望着他，微微地笑，说：“这算什么大头小头！大家同事，彼此帮忙……”
严庄没等他说完，截着说：“同事！你别侮辱了这两个字罢。她是缘着什么关系进来的？你晓得么？”
“老严，您老信一些闲话，别胡批评人。”
“我倒不胡批评人，你才是糊涂人哪。你想陈情真是属意于你？”
“我倒不敢想。不过是同事，……”
“又是‘同事’，‘同事’，你说局长底候选姨太好不好？”
“老严，你这态度，我可不敢佩服，怎么信口便说些伤人格的话？”
“我说的是真话，社会局同人早就该鸣鼓而攻之，还留她在同人当中出丑。”
子清也像帮着严庄，说：“老胡是着了迷，真是要变成老糊涂了。老严说的对不对，有报为证。”说着又递方才看的那张报纸给可为，指着其中一段说，“你看！”
可为不再作声，拿着报纸坐下了。
看过一遍，便把报纸扔在一边，摇摇头说：“谣言，我不信。
大概又是记者访员们底影射行为。”
“嗤！”严庄和子清都笑出来了。
“好个忠实信徒！”严庄说。
可为皱一皱眉头，望着他们两个，待要用话来反驳，忽又低下头，撇一下嘴，声音又吞回去了。他把案卷解开，拿起笔来批改。
十二点到了。严庄和子清都下了班。严庄临出门，对可为说：“有一个叶老太太请求送到老人院去，下午就请您去调查一下罢，事由和请求书都在这里。”他把文件放在可为桌上便出去了。可为到陈情底位上检检那些该发出的公文。他想反正下午她便销假了，只检些待发出去的文书替她签押，其余留着给她自己办。
他把公事办完，顺将身子望后一靠，双手交抱在胸前，眼望着从窗户射来的阳光，凝视着微尘纷乱地育动。
他开始了他底玄想。
陈情这女子到底是个什么人呢？他心里没有一刻不悬念着这问题。他认得她的时间虽不很长，心里不一定是爱她，只觉得她很可以交往，性情也很奇怪，但至终不晓得她一离开公事房以后干的什么营生。有一晚上偶然看见一个艳妆女子，看来很像她，从他面前掠过，同一个男子进万国酒店去。他好奇地问酒店前底车夫，车夫告诉他那便是有名的“陈皮梅”。
但她在公事房里不但粉没有擦，连雪花膏一类保护皮肤的香料都不用。穿的也不好，时兴的阴丹士林外国布也不用，只用本地织的粗棉布。那天晚上看见的只短了一副眼镜，她日常戴着带深紫色的克罗克斯。局长也常对别的女职员赞美她。
但他信得过他们没有什么关系，像严庄所胡猜的。她那里会做像给人做姨太太那样下流的事？不过，看早晨的报，说她前天晚上在板桥街底秘密窟被警察拿去，她立刻请出某局长去把她领出来。这样她或者也是一个不正当的女人。每常到肉市她家里，总见不着她。她到那里去了呢？她家里没有什么人，只有一个老妈子，按理每月几十块薪水可以够她用了。她何必出来干那非人的事？想来想去，想不出一个恰当的理由。
钟已敲一下了，他还叉着手坐在陈情底位上，双眼凝视着。心里想或者是这个原因罢，或者是那个原因罢？
他想她也是一个北伐进行中的革命女同志，虽然没有何等的资格和学识，却也当过好几个月战地委员会底什么秘书长一类的职务。现在这个职位，看来倒有些屈了她，月薪三十元，真不如其他办革命的同志们。她有一位同志，在共同秘密工作的时候，刚在大学一年级，幸而被捕下狱。坐了三年监，出来，北伐已经成功了。她便仗着三年间的铁牢生活，请党部移文给大学，说她有功党国，准予毕业。果然，不用上课，也不用考试，一张毕业文凭便到了手。另外还安置她一个肥缺。
陈情呢，几年来，出生入死，据她说，她亲自收掩过几次被枪决的同志。现在还有几个同志家属，是要仰给于她的。若然，三十元真是不够。然而，她为什么不去找别的事情做呢？也许严庄说的对。他说陈在外间，声名狼藉，若不是局长维持她，她给局长一点便宜，恐怕连这小小差事也要掉了。
这样没系统和没论理的推想，足把可为底光阴消磨了一点多钟。他饿了，下午又有一件事情要出去调查，不由得伸伸懒腰，抽出一个抽屉，要拿浆糊把批条糊在卷上，无意中看见抽屉里放着一个巴黎拉色克香粉小红盒。那种香气，真如那晚上在万国酒店门前闻见的一样。她用的东西么？他自己问。把小盒子拿起来，打开，原来已经用完了。盒底有一行用铅笔写的小字，字迹已经模糊了，但从铅笔底浅痕，还可以约略看出是“北下洼八号”。唔，这是她常去的一个地方罢？每常到她家去找她，总找不着，有时下班以后自请送她回家时，她总有话推辞。有时晚间想去找她出来走走，十次总有九次没人应门；间或一次有一个老太太出来说：“陈小姐出门去啦。”也许她是一只夜蛾，要到北下洼八号才可以找到她。也许那是她底朋友家，是她常到的一个地方。不，若是常到的地方，又何必写下来呢？想来想去总想不透。他只得皱皱眉头，叹了一口气，把东西放回原地，关好抽屉，回到自己座位。他看看时间快到一点半，想着不如把下午的公事交代清楚，吃过午饭不用回来，一直便去访问那个叶姓老婆子。一切都弄停妥以后，他戴着帽子，径自出了房门。
一路上他想着那一晚上在万国酒店看见的那个，若是陈修饰起来，可不就是那样。他闻闻方才拿过粉盒的指头，一面走，一面玄想。
在饭馆随便吃了些东西，老胡便依着地址去找那叶老太太。原来叶老太太住在宝积寺后底破屋里。外墙是前几个月下雨塌掉的，破门里放着一个小炉子，大概那便是她底移动厨房了。老太太在屋里听见有人，便出来迎客。可为进屋里只站着，因为除了一张破炕以外，椅、桌都没有。老太太直让他坐在炕上，他又怕臭虫，不敢径自坐下，老太太也只得陪着站在一边。她知道一定是社会局长派来的人，开口便问：“先生，我求社会局把我送到老人院的事，到底成不成呢？”那种轻浮的气度，谁都能够理会她是一个不问是非想什么便说什么的女人。
“成倒是成，不过得看看你底光景怎样。你有没有亲人在这里呢？”可为问。
“没有。”
“那么，你从前靠谁养活呢？”
“不用提啦。”老太太摇摇头，等耳上那对古式耳环略为摆定了，才继续说，“我原先是一个儿子养我。那想前几年他忽然入了什么要命党，——或是敢死党，我记不清楚了，——可真要了他底命。他被人逮了以后，我带些吃的穿的去探了好几次，总没得见面。到巡警局，说是在侦缉队；到侦缉队，又说在司令部；到司令部，又说在军法处。等我到军法处，一个大兵指着门前底大牌楼，说在那里。我一看可吓坏了！他底脑袋就挂在那里！我昏过去大半天，后来觉得有人把我扶起来，大概也灌了我一些姜汤，好容易把我救活了，我睁眼一瞧已是躺在屋里底炕上。在我身边的是一个我没见过的姑娘。问起来，才知道是我儿子的朋友陈姑娘。那陈姑娘答允每月暂且供给我十块钱，说以后成了事，官家一定有年俸给我养老。她说人要命党也是做官，被人砍头或枪毙也算功劳。我儿子底名字，一定会记在功劳簿上的。唉，现在的世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也糊涂了。陈姑娘养活了我，又把我底侄孙，他也是没爹娘的，带到她家，给他进学堂。现在还是她养着。”
老太太正要说下去，可为忽截着问：“你说这位姑娘叫什么名字？”
“名字？”她想了很久，才说，“我可说不清，我只叫她陈姑娘，我侄孙也叫她陈姑娘。她就住在肉市大街，谁都认识她。”
“是不是戴着一副紫色眼镜的那位陈姑娘？”
老太太听了他底问，像很兴奋地带着笑容望着他，连连点头说：“不错，不错，她戴的是紫色眼镜。原来先生也认识她，陈姑娘。”又低下头去，接着说补充的话：“不过，她晚上常不戴镜子。她说她眼睛并没有毛病，只怕白天太亮了，戴着挡挡太阳，一到晚上，她便除下了。我见她的时候，还是不戴镜子的多。”
“她是不是就在社会局做事？”
“社会局？我不知道。她好像也入了什么会似地。她告诉我从会里得的钱除分给我以外，还有三个人也是用她底钱。
大概她一个月的入款最少总有二百多，不然，不能供给那么些人。”
“她还做别的事吗？”
“说不清。我也没问过她。不过她一个礼拜总要到我这里来三两次。来的时候多半在夜里。我看她穿得顶讲究的。
坐不一会，每有人来找她出去。她每告诉我，她夜里有时比日里还要忙。她说，出去做事，得应酬，没法子。我想她做的事情一定很多。”
可为越听越起劲，像那老婆子底话句句都与他有关系似地。他不由得问：“那么，她到底住在什么地方呢？”
“我也不大清楚，有一次她没来，人来我这里找她。那人说，若是她来，就说北下洼八号有人找，她就知道了。”
“北下洼八号，这是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老太太看他问得很急，很诧异地望着他。
可为愣了大半天，再也想不出什么话问下去。
老太太也莫名其妙，不觉问此一声：“怎么，先生只打听陈姑娘？难道她闹出事来了么？”
“不，不，我打听她，就是因为你底事。你不说从前都是她供给你么？现在怎么又不供给了呢？”
“瞎！”老太太摇着头，揸着拳头向下一顿，接着说，“她前几天来，偶然谈起我儿子。她说我儿子底功劳，都教人给上在别人底功劳簿上了。她自己底事情也飘飘摇摇，说不定那一天就要下来。她教我到老人院去挂个号，万一她底事情不妥，我也有个退步。我到老人院去，院长说现在人满了，可是还有几个社会局底额，教我立刻找人写禀递到局里去。我本想等陈姑娘来，请她替我办。因为那晚上我们有点拌嘴，把她气走了。她这几天都没来，教我很着急。昨天早晨，我就在局前底写字摊花了两毛钱，请那先生给写了一张请求书递进去。”
“看来，你说的那位陈姑娘我也许认识。她也许就在我们局里做事。”
“是么？我一点也不知道。她怎么今日不同您来呢？”
“她有三天不上衙门了。她说今儿下午去，我没等她便出来啦。若是她知道，也省得我来。”
老太太不等更真切的证明，已认定那陈姑娘就是在社会局的那一位。她用很诚恳的眼光射在可为脸上问：“我说，陈姑娘底事情是不稳么？”
“没听说，怕不至于罢。”
“她一个月支多少薪水？”
可为不愿意把实情告诉她，只说：“我也弄不清，大概不少罢。”
老太太忽然沉下脸去，发出失望带着埋怨的声音说：“这姑娘也许嫌我累了她，不愿意再供给我了。好好的事情在做着，平白地瞒我干什么！”
“也许她别的用费大了，支不开。”
“支不开？从前她有丈夫的时候也天天嚷穷，可是没有一天不见她穿绸戴翠。穷就穷到连一个月给我几块钱用也没有，我不信。也许这几年所给我的，都是我儿子底功劳钱，瞒着我，说是她拿出来的。不然，我同她既不是亲，又不是戚，她为什么养我一家？”
可为见老太太说上火了，忙着安慰她说：“我想陈姑娘不是这样人。现在在衙门里做事，就是做一天算一天，谁也保不定能做多久，你还是不要多心罢。”
老太太走前两步，低声地说：“我何尝多心！她若是一个正经女人，她男人何致不要她？听说她男人现时在南京或是上海当委员，不要她啦。他逃后，她底肚子渐渐大起来，花了好些钱到日本医院去，才取下来。后来我才听见人家说，他们并没穿过礼服，连酒都没请人喝过，怨不得拆得那么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