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乐是自己一个人,没有带太太,也没有带孩子。
本来他们小的时候在一起玩,那时候,谁还有太太,谁还有孩子呢?
在马伯乐结婚的前一年,他们就已经分开了。所以今天在轮船上这样的相会,又好像从前在一起玩的时候的那种景象,非常自由,不必拘泥礼节。
但是开初他们没有说什么,彼此都觉得生疏了,彼此只点了点头。好像极平凡的,只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并不是朋友的样子。
过了几秒钟,马伯乐才开头说了第一句话,但是那话在对方听来,一听就听出来,那不是他所应该说的。那话是这样的:
“过江去呀?”
很简单,而后就没有了。
这工夫若不是马伯乐有一个朋友,拍着肩膀把他叫到一边去了,那到后来,恐怕更要窘了。
一直到下了轮船,他们没有再见。王小姐下船就跑了,她赶快走,好像跑似的。一路上那柏油马路不很平,处处汪着水,等她胡乱地跑到电影院去,她的鞋和袜子都打湿了。
她站在那买票。那卖票人把票子放在她手里的时候,她竟不知道她在做什么,等第二个人把她挤开的时候,她才明白了,她是来看电影的。
至于马伯乐那方面,刚刚从大痛苦中解脱出来,那就是说,受尽了千辛万苦的逃难,今天总是最后的胜利了。
管他真胜利假胜利,反正旁边有“未必居”包子吃着。眼前就囫囵着这个局势。
所以一天到晚洋洋得意,除了一天从窗口看一看那窗外的枇杷树之外,其余就什么也不管了。
太太同他吵,他就躲着,或是置之不理;再不然,他生起气来,他就说:
“你们回青岛好啦!”
他明知道她们是回不去了,所以他就特别有劲地嚷着,故意气他的太太。
他的太太又来了她的老毛病,却总是好哭。在马伯乐看了,只觉得好笑。他想:哭什么呢?一个人为什么那么多的眼泪呢?
太太的哭,显然他是不往心里去,也不觉得可怜,也不觉得可恨,他毫无感觉地漠视着她。
早晨起来,他到“未必居”包子铺去买包子。下半天睡一觉,醒了还是去买包子。
除了看枇杷树买包子之外,他还常常到汉口那方面去探信,什么人来了,什么人走了。其中有他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但听了之后,大体上是满意的,因为人越来越多了,后来的连房子都找不到了。很少赶得上他那么幸福的。于是唯有他才是得天独厚的,万幸万幸。
马伯乐从大痛苦中解放出来之后,他什么也不再需要了,非常饱满地过着日子。也许以后还有什么变动,不过暂时就算停在这里了。
所以王小姐对他的那种相反的热情,他根本不能够考虑,他也根本不知道。
但自从在船上的那次相会,马伯乐也或多或少的感到有点不大对,那就是当他下船的时候,他想要找到她,但是找不到了,看不见了,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分明记得她站着的那个地方,但是那地方没有她。
没有看到也就算了。马伯乐慢慢地走着,他打算到一个刚刚从上海来的朋友那边去谈谈,听听或者有一些什么新的消息,听说“大场”那边打得最激烈,是不是中国兵有退到第二道防线的可能?去谈谈看。
马伯乐一边想着一边慢慢地走。在岸上,一抬头,他又看见王小姐了。
王小姐在前边跑着,撑着雨伞。
他想要招呼住她,但又没有什么事情,竟这样地看着王小姐走远了。蓝色的雨衣,配着蓝色的雨伞,是很深沉的颜色。马伯乐看着她转弯了,才自己走他自己的路去了。
第二天,马伯乐照样去买了“未必居”的包子来。本来觉得不饿,打算不去买了,但是几个孩子非拉着去买不可。他想既然成了习惯,也就陪着去了。可是买回来,他并没有吃,他把衣裳用刷子刷了一刷就走出去了。
等他回来的时候,小雅格手里还拿着两个包子说:
“爸爸,这是你的。”
下半天马伯乐又出去了。太太以为他又是到蛇山上去喝茶,让他把小雅格带着,觉得在家里闹。马伯乐没有带就走了。
他到王家来了两次,似乎王小姐都不在家。本来他自己也不承认是来找王小姐的,于是就在客厅里坐着,陪着王老太太谈了一些时候。谈得久了一点,他就站起来走了。
到了晚上,他又来了,恰巧客厅里边没有人,说是王老先生和王老太太都出去了,说是过江去看汉戏。
马伯乐于是问:
“大小姐在家吧?”
马伯乐到王家来,从来没有单独请问过她们的大小姐。于是那女工好像受了一惊似的,停了一停才说:
“我去看看。”
一出了客厅的门,那女工就在过道里问着一个小丫环:
“大小姐说是跟老人家去看戏,去了没有?”
那毛头小丫环还没有张开嘴,大小姐就从那枣红的厚门帘里走出来。她是出来倒水的,手里还拿着一个茶杯。显然她是在床上躺着的,头发有些乱了,领子上的钮扣开着,而且穿着拖鞋。
“你们嚷嚷什么?老太太一出去,你们这回可造反啦。”
她们说:
“不是,马先生找你。”
她想是什么马先生呢?她问:
“电话吗?”
女工说:
“在客厅里。”
王小姐把杯子放下了,放在了门旁的茶桌上。回头往客厅一看,从那门帘的缝中她看见了马伯乐。
她说:
“保罗!”
因为她受了一点惊,她就这样说了出来。她本想回到房里去,把头发梳理一下,或是穿上一双鞋子,但是都没有做到,只把领子上的钮扣扣上了就向客厅里走去。因为她分明看见了,保罗从那开得很大的门帘缝中早就看见她了。又加上近来她认为一个女子太斯文了是不好的,于是就大大方方地走近客厅去。
马伯乐看她来得这么痛快大方,就指着长桌上正在打开着一本书说:
“这书我看过的,很好,翻译的也不坏。”
王小姐把书拿到手里,合上了,看了看那封面:
“不错,是我借来的,还没有看完。”
于是就放在一边了。
马伯乐说:
“我打算借几本书看,你手头可有什么书吗?”
王小姐说:
“我乱七八糟有一些,你要看一看吗?”
王小姐带着马伯乐就到她自己房里来。一边走着一边说:
“一个人不读书是不行的。”
马伯乐也说:
“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不读书。全世界上的人,哪国人不读书?”
等进了那小房间,马伯乐还说着:
“人家外国女人,就是到公园去,手里也拿一本书。一边哄着孩子一边看书。”
“真是不同啊,咱们中国人太落后了。一出了学堂的门,谁还念书呢!念书的真是傻子。”
王小姐的屋里非常干净,书摆在窗台上。他们先去看了看那书,马伯乐随意选了几本而后才坐下来。
王小姐坐在沙发上,让马伯乐坐在镜台前边的那只小凳上。
这屋子很好,就是小了点,初一看来好像一个模型似的,但也正因为它小,才有一种小巧玲珑的趣味。
他们没有谈什么就又回到客厅里去了。在客厅里讲了一番武汉大学的情形,讲了各位教授。还有一个笑话,其中就有这么一位教授,对学生们说亡了国不要紧,只要好好地念书……他们谈得很愉快的,似乎他们是在社交的场合中似的,只是彼此尊敬,而不能触到任何人的情感的一面。
女仆隔一会献一杯茶来。他们二位就都像客人似的坐在那里,或者以为这二位就都是这家的主人,一位是少爷,一位是小姐。
谈到九点多钟,马伯乐才走了。
二位老人家去看戏,还没有回来。
王小姐想写两封信,但都没有写成,就倒在床上睡了。睡了一些时候,也没有睡着,就听母亲回来了。经过了客厅走到她自己的房里去了。很有意思的,她一边走着一边说那汉戏的丑角怎样怎样不同,鼻子上的那白色也抹得稀奇哩!
王小姐是关了灯的,因为有月亮,屋里是白亮亮的。夜里不睡,是很有意思的,一听听得很远,磨盘街口上的洋车铃子,白天是听不见的,现在也听见了。夜里的世界是会缩小的。她翻了一个身,她似乎是睡着了。
七
从此以后,马伯乐天天到王家来。王小姐也因此常常候在家里,本来要看电影去或是做什么,因为一想到,说不定保罗要来的,于是也就不出去了。
在客厅里常常像开晚会似的,谈得很晚。王老太太也是每晚陪着,王老先生若是没有什么事,也没有不陪着的。
这样子过了很久,好像从前那种已经死灭了的,或者说已经被时间给隔离得完全不存在了的友情,又恢复了起来了。
老太太常常指着女儿说,保罗哥小的时候这样,那样,说得似乎这些年来并没有离开过似的,有时那口语竟亲近得像对待她自己的儿子似的了。
遇到了吃饭的时候,马伯乐就坐到桌子上来一起吃饭,就好像家里人一样的,方桌上常常坐着四个人,两位老人带着两个孩子。
这样子过了很久。有一天晚上正在吃饭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电话,把大小姐叫出去了。
那电话设在过道的一头上。大小姐跑出去听电话,一去就没有回来。女仆进来报告说:
“大小姐不吃饭了。老太太去看看吧!”
大家一听,果然是后边房间里有人在哭。
王小姐伏在床上,把头发埋在自己的手里,眼睛和鼻子通通哭湿了。旁边的小小的台灯,从那朱红色的灯伞下边放射着光辉,因为那灯伞太小了一点,所以那灯光像似被灯伞圈住了似的,造成了铜黄色的特别凝练的光圈。
老太太问她哭什么,她一声不响。老太太也就放下那枣红的门帘回去了,好像对于女儿这样突然会哭了起来表示十分放心似的。她又回到客厅的桌上吃饭去了。
王老先生也没有细问,仍旧跟马伯乐谈着关于前线上伤兵的问题。
马伯乐说这一次打仗是中国全民族的问题,所以全国上下,有钱的应该出钱,有力的应该出力;他还讲了他要当兵打日本的决心,他说:
“我已经给家去过信,征求父亲的同意我要当兵……”
王老先生一听,似乎就不大同意,说:
“当兵自然是爱国的男儿的本分,但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也就够了,我想有钱的就不必出力了。”
马伯乐一看,当兵这些话显得太热了点,怕是不大对王老先生的心思。于是就说:
“当兵,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人家也不要啊!不过是所谓当兵,就是到前方做救护工作。”
王老先生觉得做救护工作还是一种激烈的思想,于是就劝阻着说:“我看这也不必的,要想为国家献身,何必一定到前方去。
委员长说过,后方重于前方,后方也正需要人材的,比方物价评判委员会,我就在那边工作……民生是第一要紧。什么叫做民生?
就是民食,尤其是在这抗战期间,物价是绝对不应该提高的。我们具有远大眼光的政府,有见于这一点,就不能不早做准备。物价评判委员会,主要的就是管理民食的总机关。”
说完了就问马伯乐:
“你也愿意找一点工作吗?”
出乎马伯乐意料之外的这一问,他立刻不知道怎样回答了,想了一下才说:“愿意。”
“那么我可以安置你到物价评判委员会里去。”
马伯乐赶快地问:
“那里边不忙吗?”
王老先生说:
“本来是什么事也没有,会忙什么呢?也不过就是个半月开一次会,大家谈谈,讨论讨论。”
刚说完了,就来了电话,电话铃子在过道里铃铃地响着,响了好半天才有人去接话。
王老先生说:“她们一个一个的都做什么?慢慢地连电话也没人接了。”他显然说的是女仆们。
这电话显然是有事情。王老先生到那边简单地说了几句就转来了。
坐到桌子边,很快把半碗饭吃下去了。以前的半碗,半个钟头也没有吃完,现在一分钟就把剩下来的半碗吃完了。
他站起来一边说,一边把吃饭时卷起来的长衫袖子放下。
“我囤了点煤,现在趁着市价高,打算卖出去……谈着谈着,我就把这桩事忘了。电话就是为这个。”
一转身,王老先生戴起黑色呢帽,拿起手杖来,很稳重地走了。似乎国家的事情要不放在这样人的身上,是会靠不住的。
王老先生走了之后,马伯乐也觉得应该走了,好像老太太一个人故意陪着似的,有点不太好。但几次想到这里,可是又都没有走,因为王小姐在那边,到现在始终没有声音。大概是不哭了,但是为什么不出来呢?
马伯乐很希望老太太能够进到小姐那屋子去一次。但是老太太像是把小姐哭的那回事给忘了似的。希望从老太太那里听一句她的情景,马伯乐几次故意往那上边提,说:
“小姐她们那武汉大学风景真好,你老没有去逛一逛吗?”
老太太说:
“是的,我去逛过啦,夏天的时候还去来的,都是桂英(女儿的名)带着我……那水呀绿油油的,那山也是好看……”
马伯乐看老太太叫桂英,他也就叫桂英了,他说:
“桂英毕业之后,没有做点事吗?”
老太太说:
“没有呢,那孩子没有耐性,不像小的时候了,长大了脾气也长坏了。”
马伯乐再想不出什么来说的了。想要走,又想要再坐一会;坐一会又没有什么再坐的必要,走又不情愿,于是就在客厅里一边犹豫着一边翻着报纸。
一直到了很晚,王老先生都回来了,马伯乐才从那个带有一个小花园的院子走出来。
他很颓唐的,他走在刺玫的架下,还让那刺玫带着针的茎子刺了脸颊一下。他用手摸时并没有刺破,而那手却摸到鼻子上那块在淞江桥跌坏的小疤痕。
夜是晴朗的,大大的月亮照在头上。马伯乐走出小院去了。
王家的男工人在他的背后关了门,并且对他说:
“马先生,没有看见吗?又来了一批新的伤兵啊!”
男工人是个麻子脸,想不到在夜里也会看的很清晰的呢,可见月亮是很大很亮的了。
一走出胡同口,往那条大街上回头一看就是一个伤兵医院。
那里边收容着六七百的伤兵。马伯乐是晓得那里边没有什么好看的,也不回头,简直走回家去了。
想不到就在他住的磨盘街上,也开了伤兵医院了。那里一群兵在咕咕哝哝地说着话。
他想这定是那新来的伤兵了。等经过了一看,并不是的,而是军人的临时宿舍,那些兵都穿得整整齐齐的,并没有受伤。
马伯乐带着满身的月亮,敲着家门。因为那个院子住着很多人家,所以来给他开门的不是他的太太,而是楼下的一个女人。
不一会马伯乐就登登上楼去了。
太太在楼上还没有睡,手里拿着针线,不知在缝什么。
马伯乐一看就生气,一天到晚地缝。
“天不早了,怎么才回来呢?”
马伯乐往他的小帆布床上一躺:
“才回来,当兵去还回不来了呢!”
太太非常莫明其妙,但一想也许又是在外边有什么不顺心的事,于是没有理他,不一会就关了灯了。
八不久马伯乐就陷进恋爱之中了。他们布置了一个很潦草的约会。
约定了夜九点钟,在紫阳湖边上会见。王家的住宅就在紫阳湖上,没有多远。
离九点钟还差十分钟,马伯乐就预先到了湖上的那个石桥上徘徊着。
他想她也快来了。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着。他围绕着湖,看着湖的四周围的人家的灯光。
不一会王小姐就来了。马伯乐在想着:她来的时候,第一句该说些什么呢?或者谈伤兵吧,或者谈前方的战事。但是王小姐来的时候,这些都没有谈,而且什么也没有谈,彼此都非常大方,一走拢来,就并肩向前走去了,好像他们是同学,下课之后,他们在操场散步似的。
他们谁也不说什么。那条环湖路是很僻静的。很少有灯光,偶尔除了对面来了一部汽车,把他们晃得通体明亮,其余的时间,他们都在黑暗之中向前走着。好像他们故意选了一条黑暗的路似的。
他们走了七八分钟,才遇到了一个有亮光的街道。但是一分钟就过去了。他们仍旧消失在那黑暗的夜里。因为他们俩都没有声音,所以那脚下的石子好像代替了他们在说话似的,总是嚓嚓地在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