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郑之圃泽多贤，东里多才。圃泽之役有伯丰子者，行过东里，遇邓析。邓析顾其徒而笑曰：“为若舞彼来者奚若？”其徒曰：“所愿知也。”邓析谓伯丰子曰：“汝知养养之义乎？受人养而不能自养者，犬豕之类也；养物而物为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饱，衣而息，执政之功也。长幼群聚而为牢藉庖厨之物，奚异犬豕之类乎？”伯丰子不应。伯丰子之从者越次而进曰：“大夫不闻齐鲁之多机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声乐者，有善治书数者，有善治军旅者，有善治宗庙者，群才备也。而无相位者，无能相使者。而位之者无知，使之者无能，而知之与能为之使焉。执政者，乃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邓析无以应。目其徒而退。
——《仲尼》
“古句新解”
郑国的圃泽有很多隐逸的有德者，东里有很多颇具政治才能的人物。圃泽有个叫伯丰子的隐者，路过东里，碰到了邓析。邓析回头对自己的弟子笑了笑说：“我为你们戏弄一下那个过来的人怎么样？”邓析的弟子们说：“这是我们希望能看到的。”邓析对伯丰子说：“你知道养育与被养育的区别吗？被别人养活而不能自己养活自己的，是狗与猪一类的动物；养育万物而使万物为自己所用的，是人的能力。让你们这些人平白吃饱，穿上衣服并能休息的，都是掌握政权者的功劳。那些男女老少群居聚集在一起，犹如牛栏猪圈里那些要送入厨房的畜牲，这与狗或猪之类有什么区别？”伯丰子不搭理他。伯丰子的随从从后面上前来插话说：“大夫没有听说过齐国和鲁国有许多有技艺的人吗？有的擅长于盖房子，有的擅长于制作金属或皮革制品，有的擅长于演奏乐器，有的擅长于读书计数，有的擅长于带兵打仗，有的擅长于掌管宗庙祭祀，各种各样的人才都具备了。然而没有宰相，没有能管理和使用他们的人。管理他们的人不需要专门的知识，驱使他们的人不需要专门的技能，而掌握着专门知识和技能的是被管理和被驱使的。掌握政权者就是我们驱使的，你有什么理由如此傲慢呢？”邓析没有办法回应，看了看他的弟子就离开了。
事实上，道家并非对政治这一人类重要的活动视而不见、有意回避，如同谈论天地、生死、智慧之类的话题一样，道家也把政治作为一个话题。只是按照道家特有的风格，他们不把一般人十分看重的政治当作什么神圣的东西，而是经常把它当作调侃的对象。庄子就曾经说，生活中一个小偷儿去偷人家一个衣带钩是要受到惩罚的，可是那些上层的政治人物偷得国家政权却变成了堂堂诸侯。之所以有这样的反差，就在于小偷儿的行径是处于法律的监控之下，而法律又是政治的一个组件，无论政治体系多么复杂精密，它总是人造的而非自然产物。因此，本质上说，凡是将东西易主都可以算得上偷，都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但不要忘了，法律也是人造的，唯独管不了它自己的主人。
法律的主人，当然就是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所谓诸侯。对偷儿来说，谁是国君并不重要，因为无论谁当国君都要惩罚偷儿；对国君来说，谁是国君很重要，因为如果别人做了国君那自己不是去世了便是失败了。所以，历来取而代之的篡位者窃取的就是权力，至于能够保障权力有效实施的制度，那都是现成的，就像对偷儿的惩罚条款一般总是不会大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篡位者尽管是大盗巨偷，但唯其买卖做得够大，大到连惩罚偷盗的法律执行权和执行方式一并收归己有，那当然是不用担心受到制裁的。这就是著名的“窃国者诸侯，窃钩者诛”。
庄子提出这样的观点，当然充满了讽刺，虽说很有道理，但多少有点情绪因素在起作用。在道家的高人中，平静理智地谈论政治也是很寻常的，老子就有不少论政之语，比如“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等等，姑不论我们能否接受、是否赞同，至少可以看出这些都是有思想深度的治国建言。
道家喜欢寓言，《列子》这一则也是以寓言的手法戏说政治的，看上去是两拨人在斗嘴，但其中却蕴含了对政治的理解。政治究竟是什么，这不是能够一言以蔽之的，但可以肯定政治是人造品。双方争论的问题实际上是孰贵孰贱。邓析以支配权为贵，别人听从你，别人为你服务，那你就是贵的。这样的人，当然就是执政者。这个观念很有点世俗化，至今很多人还是认同的，古人称州的地方长官为“州牧”大概也是这个用意。伯丰子一方并没有正面与此观念交火，这也是辩论术中的一个技巧，通过一个实例他们绕到了邓析的背后，反过来把邓析套了进去。我们撇开辩论术不谈，这话中就有两个要点：一是实例中所指齐鲁之国丰富的专门人才和缺稀的“相”究竟是什么关系，二是“执政者，乃吾之所使”究竟作何理解。
先说第一个问题。用今天的话说，这涉及管理学的一些原理，专门的人才和自然资源一样，如果调配、使用不合理，不仅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有时甚至会造成不小的麻烦。这个问题在今人并不难理解，但并非所有人都能有深度感受，因为远非所有人都对管理工作有亲身的接触。然而由此却不难想见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因此社会要求人们对管理者必须服从，而管理者事实上也总是面临着复杂艰苦的工作。通常人们不了解这种工作的全部内涵，所以片面地艳羡为官者的威仪与财富便成了世情常态。在道家眼里，管理确实和放牧牛羊是同一个道理，但他们所取的并不是人比畜牲高贵这样一个意义，而是说牛羊也是自然之物，它们有其自身的特性，能不能依据这些特性使之更快更好地成长是做一个好牧人的关键。管理百姓，就要把百姓也视作自然之物，总是和他们的天性相龃龉，那就不是好官了——当然，好牧人也不是万事由着牛羊、百依百顺的意思。只有合理地把握百姓的天性，使之顺利成长，才是无为而无不为，这才是道。
另一个问题，说执政者是“吾之所使”，是受我支使的——这个我是谁？当然，在文中是指伯丰子一班人，问题是这班人以什么身份自居呢？一种可能，以贤者自居，道家说的贤者自然是指“有道者”。齐鲁之国有的是好木匠，有的是好铁匠，有的是好军人，不过是精通一门技艺。你们这样的执政者也不过是精通律法制度，所以忝居其位，充其量只是个特种工匠罢了。但是很不幸，执政者真正需要的技艺是“道”，你们不懂，终究要向我们这些贤者讨教，这不是受我支使吗？另一种可能，以平民自居。民是自然万物之一，他们也按照大道繁衍生息，像要求有人耕地、有人打铁一样，他们要求有人出来把他们管理起来，以期能够更好地生活。这样看来，执政者不过都是被民众支使的奴仆罢了。从文义来看，第二种理解或许有些偏离，而且，道家的性格也不是动辄要说“民贵君轻”的。但无论从哪个理解看，道家对人群中的官与民、对政治的本质都有着其独立的理解，他们断不都是看到政治就避之唯恐不及的。而把政治也纳入“自然”的范畴，将其平等地视为万物之一，这也正是道家思想的一种体现吧！
列子认为世界上没有巧术，能不能成功要看是否合乎自然的法则。“去智”，就是摒弃人的智巧作为，顺应自然，不违万物之性，以求通乎万物。列子认为万物生生死死，是必然之命，人的智巧无能为力。鬻熊对文王说：事物自身的发展不是外力所能增加或是减损的，人的智谋又有什么办法呢？既然智巧无用，那么人到底怎样做呢？文章说“圣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具体做法是“在己无居，形物其箸。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故其道若物者也”，“亦不用心，亦不用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列子并非绝对摒弃名和智，《列子·天瑞》中“盗亦有道”的故事，指出人可以认识天地之道、顺乎此道，取得己身所需；在《列子·杨朱》篇末，列子认为：现在人有名就尊荣，无名则卑辱；尊荣就会逸乐，而卑辱就会忧苦；忧苦，违反人性，逸乐，顺乎人性，这样看来，实与名息息相关，名不可摒弃。总之，非与不非，去与不去，关键在于遂顺人性，以获得当生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