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齐景公游于牛山，北临其国城而流涕曰：“美哉国乎！郁郁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国而死乎？使古无死者，寡人将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据皆从而泣曰：“臣赖君之赐，疏食恶肉可得而食，驽马棱车可得而乘也，且犹不欲死，而况吾君乎！”晏子独笑于旁。公雪涕而顾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与据皆从寡人而泣，子之独笑，何也？”晏子对曰：“使贤者常守之，则太公、桓公将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则庄公、灵公将常守之矣。数君者将守之，吾君方将被蓑笠而立乎畎亩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则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处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独为之流涕，是不仁也。见不仁之君，见谄谀之臣。臣见此二者，臣之所为独窃笑也。”景公惭焉，举觞自罚，罚二臣者各二觞焉。
——《力命》
“古句新解”
有一次，齐景公到牛山游览，站在山上向北而望，只见非常感慨。他流着眼泪说：“我的国家多么美丽呀！国都一片茂绿，人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流逝就会死去呢？假如人生自古就无死，我怎么舍得离开这美丽的国都而到另一个地方去呢？”说完泪流满面。
他的两个随从史孔梁和丘据也跟着他流泪，说：“君主说得对呀！臣下依赖君主的俸禄生活，吃的是粗米淡饭，乘的是瘦马旧车，也还不想死呢，何况君主如此富有、如此享福呢？”
这时只有站在一旁的大臣晏子在窃笑。齐景公擦干了脸上的泪水责问他：“寡人今日在这里忧伤，史孔梁和丘据都能体察寡人的心情，跟着寡人一起忧伤，为什么你却笑呢？”
晏子回答说：“假如贤明的君主能长久活在人间，那么太公与桓公将会长久活在人间；假如英勇的君主能长久活在人间，那么庄公、灵公将会长久活在人间。如果这些君主都还活在人间，君主您只能披着蓑笠、立在田间耕作土地了，怎么会身居君位而拥有国家呢？只因为前代的君主相继去世了，所以您才有可能得到国家、成为君主的呀。可是您却因为人都要死而忧伤，这不是很可笑吗？不仅如此，还有您手下的这两位大臣，见到君王办了可笑的事，不但不去矫正，反而逢迎献媚，跟着忧伤，这不是更可笑吗？”
景公听了很惭愧，举起酒杯自己罚了自己一杯，又罚了史孔梁和丘据各两杯。
齐景公忧死，是因为他怕丢失已有的国家。他没想到，正是因为人皆有死，他才得到了先王的国家。这种只见一面而不见另一面的思维方法自然会引人发笑。
按照晏子的观点，人皆有死给齐景公带来了可怕的前景，人皆有死也给齐景公带来了优越的现世。也就是说齐景公之所以成了君主，是人皆有死这个规律赐给的，齐景公之所以将要离开君位，也是人皆有死这个规律决定的。齐景公做君主只不过是人皆有死这个规律展现的过程而已，它不为齐景公渴望继承君位而让先君去世，也不为齐景公担心离开君位而让景公长存。齐景公的忧伤不但是片面的，而且是无用的。人不会永久活着，因此既不必为自己的在世而欣喜，也不必为自己的离世而忧伤。既来之则安之，将去之则顺之。
人们生活在世上，大都害怕死，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死将改变人生的一切，丢掉生时的家财，抛弃亲友与家人，割断情丝和爱恋，把人带入一个陌生的世界；因为生与死的中间隔着一个不可捉摸的分界线，是痛？是苦？是惊？是惧？谁都不知道，而别人临死时那种难受的样子却给人留下了可怕的印象；死后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人们全然不知道，加上一些鬼怪传说的渲染，那里十分可怕便成了一般人对死的心理预感。
不过怕有什么用呢？怕也得死，不怕也得死。既然如此，与其害怕，不如正视它、研究它，以顺随客观规律的态度对待它。这是最正确的态度。之所以说它正确，是因为它是对人的生活和身心最为有益的态度。列子生死随其自然的观点与这样的态度是基本吻合的。
死是一种乐事，因为它是劳累之后的休息、烦恼之中的解脱，所以死不应拒之，亦不必惧之，随其自然而应之。列子这种观点不能说是科学的，因为死后无知无觉，既谈不上苦，也谈不上乐。然而这种乐观的态度却扫除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心理，而且以劳累后的休息、烦恼之中的解脱作比喻，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生前一无所有，死后也一无所有，人从无而变有，又由有而归无。据此列子提出生前无忧、死后亦无所忧的观点。在这里，首先列子确立的前提是真实的、科学的，他客观地展示了人在生前死后的真实世界；其次他的眼光是深邃的，思维是非凡的，他把人的视野从有限的现世拓展到了不可目视的彼岸，将人的视角从人的生命体调整到了宇宙空间，使之具有了高度的洞察功能和透视功能。所以他得出的结论是脱俗的，显得那么沉静、泰然、洒脱、自在，一派圣哲风度，使人仰而观之。
由此我们说，列子生死随其自然的观点是中国古代的一面明镜，大可照亮人的心田，使人活得轻松，死得自然。不过列子的观点中主张的颓废、放纵、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等问题。则的确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第五章 观行闻声——列子原来这样说智愚
“万事可以理推”之“理”乃是一种抽空了感觉经验的纯粹逻辑形式，如相信大之外还有更大者即是；“不可以器证”说的就是感觉器官的局限性了。得道之人深知这个道理，所以列子要通过描述世界的无限性来提醒人们不要过于依赖自己的理性经验，以消除心智和感官对于至道之知的阻碍。最佳例证莫过于愚公移山的故事：愚公名为“愚”，却用他那种违背常识的方式获得了至道，因为他那种超出日常限度的恒心与专注与佝偻承蜩一样，“意专则与神相似者也”，正符合了忘智凝神、寂然玄照的体道方式的要求；智叟名为“智”，却是“俗谓之智者，未必非愚也”（汤问注），他的“聪明”恰恰是求道的大碍，他的真理与至道之知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甚至到了相悖的程度。哪怕像孔子那样博学多知的圣人，对于两小儿辩日这种（在当时）属于至道之知范围内的难题也显得无知可笑，更凸显了感官经验之“智”对于“道”的不可企及。如果无视这一点，强以常人的认知或行为方式去追求至道，就很有可能像夸父追日那样，酿成灾难性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