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战国邹衍提出“五德转移”学说以来，深刻地影响了古代的政治。自秦汉以来，历代王朝统治者莫不为立国的德运而大伤脑筋，唯恐不能与天意相合。这个问题是古代特别是分裂时期统治者最为关切的政治问题。王朝的建立者由此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亦即“正统”地位。据称周属火德，秦自称水德以胜，汉亦称以水德继周而将秦列为闰位，于是正闰之论兴起。自此以后，五德转移说在历朝政治生活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宋初三次对国运的论辩可知，五运说在宋初仍保持有相当的势头。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赵匡胤登上了皇帝宝座，在《登极赦书》中，宣布“以五运推移”而受上帝之“眷命”，表明其据五运而受命于天，同时宣布以“大宋”为国号。当年三月壬戌，确定了宋朝的“德运”所属，因为宋受周禅，周为木德，木生火，所以宋应当以火德王，颜色崇尚赤色，腊为年终百神之祭，根据五运说的安排，祭日与五德有对应的关系，火德腊祭规定为戌日。又据汉儒的说法，帝王之兴，必有感生，所以在乾德元年（963年）闰十二月，奉赤帝为感生帝，每岁正月，别尊而祭祀他。这样，完成了国家德运体系的确立，包括所尚之德、所尚之色、所腊之日、感生之帝。赵匡胤为周将时，曾为宋州节度使，称帝后，就以“宋”为国号。宋州后来沾光升为南京应天府，治今河南商丘。商丘在西周时即为宋国的都城。根据古人对天文分野的解释，认为心宿正与地上的宋相对应。心宿中央的大星古代称为大火，又称大辰。这种巧合，竟引发了对火神的顶礼膜拜。这种崇拜不仅与两宋王朝相始终，且其尊崇逐渐显隆。
宋初郊祀上帝时，大辰已在从祀之列，然而阏伯祠在商邱上，丘高二十余丈，祠屋制度狭小，又不受皇上的祠官领导，因而只是每年当地的府吏祭祀一下。阏伯祠受到如此冷落，说明宋前期尚未将这位火神与宋的国运火德联系起来。鉴于火灾不断，胡宿于康定元年十月连上数奏，请修“火祀”，宋朝对大火及瘀伯的崇祀正是由此开始的。礼官议定的结果，对胡宿的意见表示赞同。当年十二月四日，太常礼院上进南京大火坛的设计方案，获得允准对阏伯旧庙进行修饰。同时还规定了按“中祠”的标准，每年三月、九月即建辰、建戌之月，由朝廷降颁祝版，由留司长吏奉祭行事。庆历七年（1047年）七月，在胡宿的请求下，朝廷降下德音：对商邱火祠坛庙的颓毁之处加以修缮。
但至北宋中期，商丘的“火祠”尚未成为礼制中的中心问题，以致在熙丰变法时期，发生了一起事件。依新法，所有祠庙和依坊场、河渡一样，召人承买，收取净利。当时张方平任应天府职，其中有阏伯庙、宋公微子庙已经由百姓承买，阏伯庙纳钱46贯5百文，微子庙12贯文，并且三年为一界。本来就对新法不满的张方平以为大不妥，于是上奏说阏伯庙主祀大火，而火为国家德运所在，本朝历世尊为大祀，要求不出卖阏伯庙和微子庙，以适应国家严恭典祀之意。神宗知道后大怒，出卖庙宇辱国黩神，立即下令不准再施行，并劾问负责官吏。商丘火神地位的更高提升是在徽宗时期。崇宁三年（1104年）四月八日，翰林学士张康国奏请修火德真君殿，祭祀大火，配以瘀伯。于是对阏伯旧庙进行了修饰。可见国事艰难之际，朝廷不忘国运之本事。七月，太常寺、礼部都请求在全国建离明殿，殿以“离明”为名，正取昌明火运之意，火神成为国家命运之神、保护之神。
北宋末年，国势衰微。当时有火德中微之说，南渡后，炎运中微之说更为盛行。面对半壁江山，国运之神日益尊隆。君臣乐道火运再兴，有关火德的谶纬之说纷纷而出。南宋初，阏伯由“公”升格为“王”。绍兴七年六月二日，礼部官员上奏认为国家得以长久，是感应炎德，要求在各地，每逢辰戌出纳之月，各设位望祭，于是才有“望祭”之举。祭祀火德的殿宇也纷纷而起。靖康二年（1126年）五月，徽宗子康王赵构在南京即位，即宋高宗。他的第一个年号“建炎”，正是取重建炎德即火德之意。在初议年号时，有提出用“炎兴”者，同样取火德兴旺之意，只因有人指出此年号曾为短命的蜀汉用过，故而改为“建炎”。德祐二年（1276 年）五月一日，广王赵昰登基于福州，改元为“景炎”元年，也是取重建火德之意。但是这些已经无法挽回宋朝大势已去的潮流。当时有的人尤其是南宋旧臣也曾经无奈地为南宋的灭亡辩解，说这是火运已去，必为水灭，并非君臣的罪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