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房土蜂
1960年至1965年，我家养过一段时间土蜂。最鼎盛的时候，达到近四十窝，一年可以割到五六百斤蜂蜜。
土蜂是一种比较于洋蜂的叫法。洋蜂逐花而居，饲养起来要更精心些。洋蜂的好处是产蜜多，成蜜快，一般一月可摇一次，这样一年下来，一箱蜂可摇十二次蜜。土蜂一年却只能割蜜一次。但土蜂的蜜要比洋蜂的好吃许多。
不知为着一个什么由头，我家养起土蜂来。刚开始只养了两三窝。我们这里的乡俗，过什么宗教节日或纪想老人的时候，会请阿訇满拉来。家里光阴紧，宰不起羊，就烙点烫面油香，消几碟蜂蜜，算是上品的招待物了，大家都喜欢吃的。
那时候我的祖太太、太太都还活着。祖太太近一百岁了，一床被子补补缝缝，盖了近八十年，一个人把手来拎，拎不动的。问她多少岁，总是说八十几岁咧；刚刚吃过饭，问她吃饭了没有呢，委屈着说，没吃，谁给着吃呢。母亲怀我的时候，祖太太就用许多旧布片给我缝尿布。结果不等我生下来，她就眼睛一闭走了。但祖太太是很喜欢养蜂的，常常铺一个什么坐在蜂房旁边，听蜂飞的声音。太太更是能干得很。她就爷爷这么一个儿子，而且早年自行离开太爷，携着爷爷从县城到娘家来，娘儿俩相依为命地过着。她疼爷爷是出了名的。连上房泥这样的事，她也不让爷爷干，自己房上房下地忙活着。家里的几十个蜂窝，都出于太太的手。要不是爷爷被捕去劳改，她还会多活一些日子的吧。
父亲说，土蜂这种东西，灵性得很，有些人家是越养越多，有些人家是越养越少。我家就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再由多到无的过程。这样的一个轮回下来，人会明白许多东西，但也似乎越发地不明白了。
我最喜欢听老人们讲蜂子分窝和割蜜的事。先说分窝。
一般是到四、五月份，天气是好得很，没有大雨大风，连阴天也不多，日头长时间足量地照着，各种野花庄稼花也都依序盛开着。这样的时候，突然地会看见蜂子在暖暖的日光中成群地飞出来，却和前去寻花采蜜的蜂子有所不同，它们总是围绕在近边嗡嗡地飞着，飞得乱麻麻的，飞得不可开交，似乎在激烈地商讨着去哪里却总是定不下来。傍暮时分，又飞回蜂房里去。第二天又出来，又是这样闹腾腾的不见结果地飞一天。一连几天都是这样情绪激烈着乱糟糟地飞。终于一天，一只峨冠博带与众相异的大蜂子隆重地飞出来，很快在院里的一根树杈上落定了，这时候就见大批的蜂子陆续地飞出来，飞到那树上去了。原来那先飞落树上的是新生的蜂王，众蜂子竞相落在它身边，密密叠叠地结成一大团，沉甸甸的有惊无险地吊在树杈上。树大分枝，这就算是蜂子在分窝了。看来前几天幼蜂们是出来演习的，而且侦察好了落脚点，使蜂王一旦出窝，就不必再东飞西飞，顾左盼右，一径地飞到早已侦察好的位置上去。父亲一再感慨地说，看蜂子的迎来送往与井然有序，会觉得它们的治理能力与合作能力都是超过了人的。将要分窝的那一段时间，蜂房内表面上看去会比平日更噪闹更杂乱，会发现一些蜂子在欺负另一些蜂子，撕咬着，冲撞着，似要驱赶得它们出来。父亲说，这是幼蜂已经长成，不可再坐享其成，老蜂子不客气地要赶它们去谋生了。这似乎是一个有些艰难的过程，一些幼蜂竟因此被狠狠地咬死了。
分出来的蜂子吊在树杈上，像无数频频眨动的复眼或刚刚从水里捞出的鱼子。它们刚刚从一个整体里飞出，竟如此迅疾地又形成了一个完备和谐的整体，看它们那种挤挤挨挨簇簇拥拥的样子，是很难把它们再驱散开来的。另一些蜂子围绕了这蜂团不即不离地飞，它们一定另有使命和任务的。蜂房里飞出了那么多幼蜂，一时显出些许寂寞来，但照旧很忙碌。蜂房的底部总有着为数不少的死蜂子，有的业已枯槁，有的翅碎腿折，只余了局部。它们这样子似乎一点也不影响那些还活着飞来飞去的蜂子。
新的蜂房收拾好了，要把树杈上的蜂团收拢下来了。
这样的时候，天高气清，日光和暖，在阵阵的蜂鸣声里，总是让人能觉到一种特别的气氛，喜庆、祥和，而又似一个梦幻。
常常是父亲上树去收蜂子，偶尔太太也拐了小脚上树去。真是不可想象，一个七十多岁的小脚老奶奶，是怎么爬上树去的呢。
不能白手上树，得拿一个小背斗，背斗里面和边边沿沿涂上一些蜜，然后倒拿在蜂团的一边，一边用一束青草轻轻挥动着，一边喊着：“蜂王——上斗，白雨过来了——蜂王——上斗，白雨这来了——”
就这样一遍遍不厌其烦，津津有味地喊着，喊得一大团云朵在天上分裂成了碎片，喊得风倦倦地拂动着树叶，似乎是在登高望着一个神往的远方，深情地呼唤着一个丢失在荒野终古的魂灵。
我后来听人骑在树杈上这样呼唤过，想起来真是要叫人落下泪来。白雨是什么？白雨就是暴雨，暴雨一过来，凭翅飞动的蜂子自是没有好果子吃的。这是在吓唬蜂子们，尤其是蜂王。
但蜂子们听得懂这呼唤么？
因为常常是天清气爽，倒使人觉得从收蜂人口里出来的白雨并非暴雨，而是一种宽阔的光线，或者就是光雨吧。
一些蜂子飞入背斗里去吃蜜，但因为蜂王没有入斗，它们总是吃饱了肚子再飞出来。
在一切蜂子里，蜂王似乎是最具耐心的，它似乎知道是在呼唤它，但总是一副我命由我、充耳不闻的样子。它似乎比一头大象还难说动，静静地趴着不动，像灵魂业已出窍，只余了一副躯壳那样。但突然间它就飞起来，它的翅翼要比普通的蜂子大一些，听到它飞动的声音有些重沉，在空间划一个弧，然后，像是瞄准了那样径直飞入倒置的背斗里去，蜂群立即也哄的一声飞散，一时节，收蜂人几乎被乱麻麻的蜂子遮蔽了，约十来分钟，就像小背斗里有一种吸力那样，将乱飞的蜂子一一吸纳进去，在背斗里结成摇摇欲坠的一团。这就算把又一窝子收入囊中了，算是从今儿个起又可以多一份收入和指望了。可以从树上下来了。当然，有时不免被蜂子刺几箭的，但养蜂人被蜂子刺几箭算什么呢？一直到把幼蜂安置在新的蜂房里，给它们准备一些蜂蜜作为过渡应急之用，这才回去研碎几只红皮蒜，敷在叮伤处。心里的快乐与安慰几乎无法说给第二个人听。父亲讲，人有时候分家后又会合于一处，蜂子却从来不会这样，它们只会一窝一窝分下去，从来不走回头路。
但有时候一窝蜂会突然地分出两个蜂王来。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辅佐幼主么？是垂帘听政么？然而有两个蜂王的蜂群，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不遂人意，产蜜也不多，有时候竟似乎连它们自己也不够吃。分出两个蜂王的事不常见，一旦有，家里人不会很高兴的。
分出两个王倒还不要紧，要紧甚而要命的是，有时倒是只飞出一个蜂王来，但这王却像是脑后有反骨的，像胸襟别具另有识见，不再循规蹈矩，要我行我素，自作主张，于是漠然地飞过预期的树杈，带着满朝文武及庶民百姓，浩浩荡荡义无反顾地飞到远处去了。能飞多远？有时会飞得不知去向，有时会飞到邻村，但大多还是落户在了本村的某家。依村里人的说法，这便说明不是你的蜂子，不是你的财贝，眼睁睁看着叫飞远去，不要追，追也追不回来的，飞到谁家就是谁家的。这真是一桩令人惊诧和莫奈其何的事。数年间，我家的蜂子也曾不告而辞过，我们上下两家邻居家的蜂子，都是从我家飞过去的。其中一家后来越养越多，直到超过了我家，另一家却没能发达得起来。父亲说，人这个东西，心怪得很，见蜂王带着自家的蜂子飞走后，知道自己这里是没指望了，就盼着能飞到亲戚家里去，要不就飞到队长或者会计家里去，这样下来，也可算是无形中送了他们一份礼物。但蜂子却不作人想，一次却飞到哑巴家里去。哑巴的男人殁了，一大堆儿女，不知日子是咋过的。蜂子飞到哑巴家里使父亲不大痛快，对蜂子有些恨意了，觉得是吃了个哑巴亏。但哑巴却到我家来，口吐白沫指天画地说了老半天，意思是我家的蜂子，还是我家收回来吧。这自然是不能收回的。哑巴后来就给祖太太和太太各做了一双鞋送来，那时候哑巴的蜂子已经分成四窝了。真是啥人有个啥命呢，飞到哑巴家的蜂子，不知是什么品种，一年时间，竟频频由一窝分出四窝来。
我家蜂子最多的时节是1962年。
是年年末，爷爷被捕去劳改了，不久，奶奶去世，不久又是太太，祖太太觉得少者已逝，自己再活没什么意思了吧，就也眼睛一闭走了。短短几年，我家劳改一人，归真三人，家里的气氛也是大变，蜂子像是也有所感知，竟得了什么瘟疫一样一窝窝死起来。死起来是很快的，而且叫人束手无策，时间不长，响彻我家数年的蜂鸣声听不到了，只剩下四十来个空空的蜂房，像被盗的坟墓似的。
爷爷那些年暗暗地做生意，公家闻讯追捕得紧，爷爷常常是东躲西藏，公家也抓不住的。但一天蜂子却分了，在地窖里藏久了的爷爷出来看时，被村里的一个积极分子发现了，就这么被捕了去。
爷爷劳改回来后，那些空洞的蜂房使他落泪了。但是父亲却从一个蜂房里挖出三百块银元和小半瓶黄金交给爷爷。原来我家是有积蓄的，那么艰难的日子里，父亲竟没有拿出来花掉，使爷爷为他的儿子哭起来。这些银元和黄金挖出来的当天夜里，爷爷就让父亲给干爷送去了。这是一段闲话，这里略提一提，接下来说割蜜。
父亲说，白露过后，就开始割蜜。
并非每一房蜂都可以割蜜的，四十房蜂，可割蜜者一年不过十来房，这和年年留歇地是一个道理。
怎么割蜜呢？
选择一个主麻日（穆斯林称星期五为主麻日，视为吉日），向将要割蜜的蜂房里大口大口喷以清水，这样可使蜜蜂翅膀受潮，再飞也飞不动，只能在蜂片上盘桓。割蜜是有一把特制的小铲子的，一下一下铲下来，落到备好的塑料上或净布上，紧接着和泥那样，用铲子把割下来的蜜和蜂片悉数捣烂，翻来覆去搅和成泥状。
那些蜂子呢？
都和在里头了。它们还活着嘛。
活着也和在里头了。
听起来真是毛骨悚然。
但是父亲说，一种性命一种归落，蜂子它命定就是这么个下场嘛。
然后是过滤蜜，用竹筛子过。蜜若太过黏稠，就在锅里热一热，这样过起来就方便了。这样的蜜叫熟蜜。但这样会使蜜变色，而且不如生蜜好吃。什么都是有用的，蜂片炼成蜡拿到采购站卖掉。蜜若想卖，也只有一个去向，那就是公家的采购站。一房蜂平均产蜜五六十斤，我家一年能产蜜五六百斤，亲戚朋友送一送，卖一卖，也就没有了，一斤五角钱，一年能卖个一二百块钱。父亲说，严冬，他像吃馍馍那样吃冻成硬块的生蜜。采购站把蜜还要过滤一次，滤出来的死蜂子在采购站堆成了小山，远远看去，像一种草，是颇易燃的，果然都一堆一堆烧掉了。
父亲说到蜂子，很是深情。他说见过比人勤苦的蜂子，没见过比蜂子勤苦的人。说有些蜂子长途跋涉，会到几十里外的花地里去采花，有一些蜂子，回来的时候，摇摇晃晃的，沉重得飞不动，细一看时，见它的两股缠满了花粉，连背子里，翅膀下面也有花粉携带着。一些出门劳动的蜂子当天飞不回来，就在野地里过夜，第二天再飞回来。父亲说的白雨也真是有的，有时候，一场暴雨不期然地倾泻下来，花地里的蜂子和往返途中的蜂子就悉数遇难了。每一场白雨后，总有几间蜂房几乎要空出来。
衬衫
小时候，记得屋里的柁梁上有两样东西，都用白府绸包着，一样是一册《亥亭目》（《古兰经》选章），一样是一件衬衫。夜里睡下，目光望上去，就能望见。
衬衫已经很旧了，记不得它的样式了，但总有着一种残存的香味和樟脑味。在我的记忆里，这衬衫可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那时候我们兄妹只要有一点头痛脑热，或者是夜里睡不着觉，哭，父亲就会躲在门背后的暗影里洗一个小净，然后从屋梁上取下一个布包来，默念着经文打开来，是那件衬衫。父亲就握了它，口里念念有词地在我们的脸上身上擦来拂去。
父亲擦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哭了，闭着眼睛，挂着泪痕，默默地顺从地体味着这一古老的疗治和安慰方式，我们似乎与生俱来般地知道这一时刻是不宜哭的。
衬衫微凉，轻轻擦过的时候，像一些香灰体贴而均匀地敷在了人的脸上，它里面散发出的那种滋味，给人一种既古奥莫测，又简单明了之感，淡同游丝，薄如蝉翼，一次次眷顾地袭来，不断地给人以面目的洁净与心的安静。
父亲往往要擦上很久，似乎这原本就是一个安详静谧，来不得半点喧哗和着急的事情。母亲自始至终坐在父亲边上默望着，像一个坐在崖边上的人俯望着深玄莫测的大海那样。
擦完，父亲就把衬衫包起来，重新放到屋梁上去，然后跪下来接杜瓦（祈祷仪式）。母亲也跪在父亲身边端了两手接杜瓦。这接杜瓦的时间也较平时要长些，似乎时间在这一刻漫长、富足了起来。然后父亲就会轻轻拍拍我们，说，再放心睡吧，一觉睡个大天亮。我们果然像船在静水上漂荡一样，不觉间就睡去了，睡得像一叶小舟那样在无际的海面上没有了影踪。有时候在父亲擦的过程中我们就睡去了。父亲还会继续擦拭上很久，像在不停地梳理我们的呼吸似的，直至我们睡深了，呼吸听起来均匀了，才轻轻地罢手。有时候父亲罢手时会禁不住把衬衫凑到嘴边吻一下。
记得父亲用衬衫擦完我们后，我们身上还会长久地缭绕着一种余味或余音，像夜风从水面上轻轻掠过后，兴起的涟漪久久不肯散去似的。我们似乎正是凭着这些余味或余音逐渐安静下来，缓缓睡去了的。
也许有人借这个衬衫而父亲却不愿借吧，常常看到一些人抱着自己的孩子来，睡在我家的炕上，让父亲给他们擦一擦，然后就释然和满足地抱着孩子走了。也有大人来擦。然而更多的时候，受这衬衫擦拭的都是孩子。
在我们幼年的心里，哪怕父母去劳动了，门朝外锁着，屋子里黑洞洞空荡荡的，看门背后的缸孔黑森森的，看大腹的菜坛子把我们的脸映得一条蛇似的长，老鼠也从风匣或洞里出来，公然地在地上来去，钻到鞋子里吱吱叫，拱得鞋子一动一动，所有这些，都是准备着给我们以惊吓，叫我们恐惧的，但只要一抬头，看到衬衫包儿在屋梁上，我们就会安宁下来。在透窗而入的阳光里继续猫儿一般睡着，等父母回来。
这衬衫在我们的儿时究竟引起过我们怎样的联想，在我们的心灵里起过何等作用，都是难以言喻的。
不知有多少次听父亲说起这衬衫的来历。
是一个教门上的苦修者穿过的贴身衬衫。后来这苦修者不知因什么事触犯了公家，就被公家给判了极刑，但是就在临刑的前一日，这个人却悄然地归真在号子里了。
几个跟随者趁着夜深人静，从公家手里偷回了他的遗体，悄悄地不露痕迹地把他埋掉了。
可是把他往回偷的时候，他脸上连个遮面的手巾也没有，咋办呢？没办法，几个人就只好用他个人的衬衫，包着他的头，趁着鸡还没叫时抬了回来。
偷苦修者遗体的几个人里，有一个人是我的爷爷，也因此我家才有了这件衬衫。
后来便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家里有着这么一件不同寻常的衬衫了，这使父亲觉得殊为荣耀，但也日渐地觉到一种不安和压力。有一些人几乎当着父亲的面说，这衬衫是所有的追随者的，谁都可以看，谁都可以抚摸，凭啥只放在你家里呢？要说你们家是有功劳的，放这些年也算抵消了吧。神秘莫测地威胁父亲说，众人的东西，你一家占着不好，你要认真想这个事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某一日，父亲哭着把这件衬衫交给了苦修者的继承者。他接受的时候，真是极为难得，他一个出家的，淡漠于世事的人，竟然也落泪了。他的落泪使父亲突然地双手蒙面，号啕大哭。
但是过了十余年，到一九九八年，某一天夜里，那继承者专程来到我家，又把这衬衫交还给了父亲，一再嘱咐他守护好。他对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的父亲说，他觉得放在我家才是唯一合适的。而且让父亲放心，他不会把衬衫还回的事说出去。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我的叔叔离我家不过二十米远，不知怎么知道了，来讨要，说这是老人传下来的，一个人独享是没道理的，后来又拿房子拿地啊等等的要来换。
父亲说，你以为存在我这里，就可以算是我的么？我不过是个保管罢了。
叔叔说，那就让我做这个保管吧。
后来叔叔跟缠颇紧，父亲终于给他唯一的弟弟沉下脸说，啥事都可以商量，这事不要妄想。
年逾不惑的叔叔哭着走出我家的街门。
都怕叔叔一不做二不休，张扬出去。
但几年过去，这个担心似乎是无需有的了。
现在母亲专门做了一个锦囊盛装这件衬衫，装进去，轻轻拉一根线，锦囊的口儿就会自行收紧起来，像捏合了一只饺子。
但是不敢再放到屋梁上了。
不知道父母亲悄悄地藏在了哪里。
信件
可不是一封信两封信，而是有近百封之多。
可不是一年两年的信，而是整整十年间的信。
是一个农民父亲和农民儿子之间的通信，是一个大墙内的老人与一个生活窘迫的年轻人之间的通信。
还说这些做什么，信早就一封也不见了。
爷爷在银川劳改期间，每月都要和远在千里之外的父亲互通一信，无非是了解些情况，作一些安慰，说一些鼓励的话。爷爷劳改期满回来时，将父亲十年间写给他的信一封不落地带了回来。至于爷爷写给父亲的信，父亲更是做宝贝一样收着。爷爷回来后，分在两处的百余封信就汇集到了一处。
记得是捆成了好几沓子，锁在磨坊的一个小小的旧木箱里，好像爷爷父亲他们再没有翻阅过这些信件。大概是我上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将这些信翻出来，读过其中的内容没有呢？一点子记忆也没有了。那时候纸张是不多的，玩具也是不多的，就用其中的一些信叠了纸飞机玩（真是要埋怨爷爷和父亲，当初怎么不制止我呢？），后来上了初中，记得又翻出这些信来，量依然是很大的，似乎还是没有读过信上的内容，也许无所用心，磕磕巴巴地读过，但因为少不更事，或者是觉得与己无关，竟一点子印象也没有。那一次翻出这些信来，是剪信封上的邮票，以及信纸上的尾花，剪了许多，花花绿绿的一大片。把信再装入信封里去时，就能直接看到里面的信了，就像裤子破了一个洞，能看到里面的裤头一样，而且连这裤头也被剪得犬牙差乎，缺胳膊少腿，实际上已成了一堆鸡毛，但文字大体上还在的。
现在想起自己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剪这个剪那个，真是一种惊心动魄、不堪回首的感觉。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祸根，一个不祥之物，一个败家子，也会一再地埋怨甚至痛恨家人，为什么看到我剪这些信不大吃一惊呢？为什么不上来给我一巴掌，一把抢夺过我手里的剪子呢？
整整十年的经历与心情啊，整整十年的倾诉与思念，安慰与鼓励，整整十年之间的不说不行欲说还休啊。显然，对于这些陈年往事，对于自己的这些真正和着泪水和血的文字，爷爷父亲他们是不很重视的。
我剪下那些邮票和尾花做了书签。语文书、数学书、政治书、英语书里都夹满了这样的书签。当时孩子们还时兴做一种“风转”，就是用几个同样大小的纸片粘成一个菊花状，接在一根竹竿或木杆上，前面再插一根针，针上扎一只羊粪蛋，这样，迎着风跑，纸片就会旋转起来，像一朵花迅速而又不歇地盛开着。再没有用邮票和信纸上的尾花更适宜做“风转”的了，它们大小相当，五颜六色，迎风旋转开来，实在是很好看的。
和那只银牌一样，“书鉴”和“风转”成了我对那些信的最后的记忆，后来，我就再没见过它们了。那个小木箱竟然还在的，打开来，有着浓烈的陈年旧货的味道，里面自是不会空着，自是装着一些乱七八糟、派不上用场的东西，但是那些信，却一封也不见了。这一种不见的现实简直叫人有一种莫名的惧怕和绝望。
连我自己也没有料到我后来会成为一个写作者，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的心里像是被什么鸟狠狠啄了几下，猛地想起这些信来。在我，这是多么珍贵的一笔财富。1963年到1973年，在中国是不寻常的十年，普通人都是没有说话的自由的，何况狱中人。我不知道在那说话大不自由的时期，我的爷爷和父亲之间都说了一些什么，而且絮絮叨叨竟是一说十年。爷爷完全没上过学，爷爷去劳改后，上学只半年的父亲也被迫辍学了，我不知道一天学也不曾上过的爷爷和他只上了半年学的儿子是怎么样用文字交流的，不可想象，那都是怎样的一些文字啊。那也是我家至为艰难的十年，老人一个个没有了，家里只是一伙孩子，爷爷刚刚去劳改的时候，家里最为年长的孩子是我父亲，才12岁。那么，爷爷和父亲的信里难道都是一些痛苦与呻吟，抱怨与绝望么？有一年，我家连着殁了几个老人，爷爷在劳改队得到这个音讯时，精神上受不住了，几至于崩溃。但是听父亲说，这一噩耗并不是他写信告诉给爷爷的，他一直瞒着，爷爷从别的犯人的信里得到消息，写信来问，他才纸里包不住火似的说了。那么，家中连连殁老人的那段时间，父亲给爷爷的信是怎么写的呢？
我太想看到这些信了。
但是，都没有了，一封都没有了。
有时候见我说起这事，显得痛切，父亲像是要给我一个解答似的淡淡地说，一定是你妈剪了鞋样子了。
母亲不识字，她望着半空里，有些茫然地做回忆状。年复一年，母亲是剪了不少鞋样子，但是否用那些信纸剪的，看来她还不能确定。
银牌
是非常精美的一个银牌，镂空雕微，状如花瓣，在四周靠着边缘的花瓣上，依序连缀着小巧逼真的十八般兵器。
母亲说这银牌是祖太太给她的。我小时候佩戴过，只在世上活了一百天的弟弟佩戴过，近一段时间因遭车祸，死里逃生的妹妹也佩戴过。
除了这副银牌，小时候，我还见过一只小银锁，后来二姑姑出嫁时带去了。我在几个表弟表妹的后背里都见过它。
不知什么原因，有好长一段时间，这只银牌都在我手里。曾被同伴偷去过，也曾换过同伴们的什么玩具，但后来不知怎么的，这银牌又总是不觉地回到我手里。
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它还在我身上的，同桌是一个小女孩，侧着看去，唇上有着淡淡一抹绒毛，嫩杏子似的，她常常会把嘴撅一撅，像是在吹前面不远处的一只蒲公英。我糊里糊涂就把银牌借给她玩，她也偷偷将一些红枣给我，说是她们自家树上的。她把我的银牌拿去耍了很久，我都担心她是否不打算还我了，又不好张口去讨，心里急煎煎乱糟糟的，真后悔吃她的那些枣子了。但一天学校里包电影，电影演了老半天时，她突然把银牌悄悄递给了我，虽然看不大清，但一着手我就知道是什么，心里强烈地一喜，倒似乎她给了我一个什么，觉得似乎欠了她一个什么。但后来看清了时，才发现少了一样兵器，正是关公的青龙偃月刀，我的心里真是又难过又不舒服。再见到她时，她明显是有些不好意思，我也没有就此问过她。青龙偃月刀的系环儿犹在，系扣儿开得有些大了，定是从这里漏出去的。想来也怪她不得。后来初中毕业典礼上，我们坐在一起，她说起这事来，说早就想还我的，只是拿到银牌的头一天，真是倒霉透顶，一看，丢了一样兵器，她还毫无指望地找了好久呢，结果不好还我，就拖了那么久。但她的不慎也给了我提醒，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就把其他的系扣不时捏一捏紧，而且常常会检查它们少了没有。她那样给我讲的时候，并没有看我，而是低下眼帘去，望着自己的手。她的一只手背上用墨水涂着一个梅花状的花饰，她边说，边用手指轻轻摁着那朵梅花，一个花瓣一个花瓣摁着。她的脸蛋有些红，而且感觉暖暖的。我当时真有一种冲动，想把那个银牌送给她。
后来，到高中，大概是高一，去新华书店买书，里面一个威武的店员叫何老五，天津人，在林建三师当过多年兵，有一身武功，逢年过节，常常在体育馆展示一通气功，或者是领着一个社火队，他在最前面走着，边走边把一副流星锤舞得密不透风。后来他不知怎么又成了新华书店的店员，非常精神地在柜台后面来去着，热情而又豪气地招呼着每一个顾客。
不知怎么一来，让他看到了我的银牌，立即流露出极感兴趣的样子，在柜台上俯下身来，恳切地问我，可否五十块钱卖给他。当时做民办教师的父亲，工资也就三十块左右。
我心慌意乱地出了店门。
他从门里出来，望着我远去，但是并没有再喊我。
这就是我关于银牌的最后记忆了。
后来，莫名其妙的，银牌就不在我身边了。我也并不记得我拿它给过谁。问母亲、妹妹，都被问出很茫然的样子来。
人一生大概如同这样，会丢许多东西的吧，譬如一支钢笔，一副眼镜，一块表等等，曾经拥有，关于它们丢失的细节却毫无记忆可寻。
倒似乎是它们趁你不备，自行悄悄离开了一样。
那么，丢就丢了吧。
但二姑的小银锁还在，现在佩戴在一个表弟的孩子身上。看到它，总是禁不住要想起这块银牌来，于是便怎么劝自己也不能释然，而且会生出一种难述的惆怅与茫然来。
古董
有古董的人家是什么人家？
我家，据说，七八十年前好过一阵子，在县城里有过几百亩土地的。爷爷活着的时候，若去县城，必指着两边的土地说，哪些哪些都曾经是咱们的地。我的一个姑太太，真是略略有着一点子大户人家的风范，说话总是高声足气的。说什么呢？说我家那时候雇着多少多少人拔麦子，说核桃装满一长口袋，立在门后面，想吃就吃，吃得人尻子里流油呢。说光阴败就败在我太爷手里了。归结说，有一个挣光阴的，那么必然，就有一个败光阴的，光阴挣下了就是要败掉，不然事情不得完全。
姑太太活了八十多岁，大概是有过十来年好日子，后来的近七十年都是苦得说不成，仅守寡就守了有五十年之久。但后来的这七十年，却总是忘不了说吃核桃与尻子里流油的话，给人一种虎死威不倒的气势。
曾经也为姑太太的话感慨过向往过。但现在觉得只是有一长口袋核桃的大户人家，其实也没什么的。
而且家里也没什么特别的古董。
说是没有，实际也有着一两件的。
我小时候，记忆最深的是家里有一副铜香炉，式样相似，只是大小不一。小的可以很吻合地套入大的里面，这样看起来便似一只。连小的拿起来也沉甸甸的，比看上去要重许多。常常是两只香炉里都各有一炷香在持久地缅怀什么一样吐着轻烟。另有一个做工简朴大方的紫红木盒，上面端立着两只木狮子，也是紫红色，二狮探爪卷尾，摆头相顾，看不出是要亲热还是在仇视。
这些东西总是在桌面上近于堂皇和庄严地摆着，似乎不可轻易染指似的。母亲她们每天清扫屋里时，总是要擦擦它们。
在我们的生活里，它们毫不声张也似乎没什么大的作用那样陪伴了我们许多年。不知什么时候，那只大铜香炉没有了，直到去年我才突然问起大铜香炉的去向，父亲说早卖掉了，摇着头说，卖了十三块钱。
我心痛得直磨牙。
问卖给谁了，想去重新买回来。但父亲阻止我这样干，我也只是说说而已，而且他虽然买了去，未必现在还在他家里的。铜啊铁啊，甚至木头制成的东西，人是很难与它们相始终的。
而且日子过得多么疏忽，把大铜香炉卖给别人的印象，一点子也没有。
后来到父亲叔叔分家的时候，大件都分出来了，剩了这些零碎，父亲根本不以为意，让叔叔一概拿去。母亲顺手牵羊，把那只小铜香炉拿回我家来，如今，朝朝暮暮，父母都跪在一面小木桌后，桌上就是这只小铜香炉，香炉里一炷香孤高地立着，慢慢地像被岁月消耗着那样，悄无声息地矮下去。说不清这香炉里点过多少香了，说不清点过的香都起过什么作用。
懵懂无知，对古董一类向来不感兴趣的，后来单位领导颇好此调，上行下效，大家也都装模作样地喜欢起来。也就真的越来越喜欢了。我就到叔叔家去，围着那一对木狮子端详个不休，心里也躁躁的，真想痛下狠心，窝藏在衣襟下拿来。要是和叔叔讨要，想他也会给的吧。
觉得这个贪心一生，真是很可怕很叫人不安的。
好在那对木狮子如今还在叔叔家里。
县上有一古董大户，来往间成了心照不宣的朋友。这人文化程度不高，但见千剑而后识器，俨然已为一方古董专家矣，在《中国文物报》常有鉴赏文章发表。一次就拿出鸟舌似的一小片玉来，允许我们摸，摸过的无不说好，问怎么好，就答不上来了。他说，他的一个体会是，比摸女娃娃的奶头都感觉好。他这一说，大家又摸，果然是越摸越神妙，越摸越不可言说。
当下有人出五千元，没能买来。
后来我的一个老师闻讯要买，出价到一万，人家只是笑而不答。最后交底说，不卖，钱多钱少不卖。玉和人是有缘分的，他和这玉的缘分真是太深了，叫说说怎么个深法，又是深意存焉那样笑而不答。
就对玉有些意思了。
一个没多少钱的人有意思能怎么样呢？还不如没意思的好。
一天就说起了玉，说得几个人的下巴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脱臼似的垮下来。叔叔也在其中的。忽然说他也有一块玉的，拿出来让我们给瞅瞅好坏。很快就拿了来。是一只玉猴，造型调皮，颇足传神。另有一个玉坠，是埃及的狮身人面像。我惊得说不出话。叔叔说，这块玉，少说一百年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祖太太的陪嫁物，姑太太出嫁时，祖太太又把这赠给了她。前几年，姑太太归真前，叔叔去看望，姑太太就拿出这块玉来，说，这是娘家的东西，终了应归还娘家，就给叔叔了，另外还有一个银灯盏。叔叔说得我们心思暧昧又杂乱，无形中对父亲不满起来，你是长子，为什么家里的东西总是不归你呢？
接下来叔叔的一个打算使我心潮迭起，却一时不知怎么做才是。
叔叔有三个儿子，其中次子学习不错，品性也好，颇得叔叔青睐。叔叔说，如果我能把我这个弟弟弄进银川一中，那么，这块玉，就可以是我的了，而且我现在就可以不还他。
我自然是当下就把玉猴还给了叔叔。
我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况且为此得叔叔的玉猴，该是多么难堪。我干干地笑着说，你这块玉，手感不好。
我这样说，就便于叔叔接过玉猴去。他诧异地翻弄着玉猴，似乎重新在对它进行鉴定似的。
其实这玉猴不错，与我们常见的有些不同，据那个人面狮身的玉坠看，有可能还是个外国猴呢，加上我们是穆斯林这一原因，这一玉猴来自于古埃及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这时候叔叔从玉猴上抬起头来，他竟显得有些沮丧，突然对我说，还是那个话，要是把你弟……那么，那一对红木狮子……
我的头一下子大起来，像被人揭了一个老底似的。原来我对木狮子的心有叵测早被叔叔看在眼里了。
不要不要，我啥都不要，我有些慌张地说，我要它们干啥嘛，又不能当吃，又不能当穿。说这些话时的言不由衷连我自己也听得出来。
那天夜里，父亲对我说，爷爷劳改时期，他还卖过一个铜镜的，卖的时节也心疼，但卖了也就卖了，这些年也并不觉得少什么。
我突然敬畏地觉得，这样一些买卖和卖买的话，对我的心灵是有大影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