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什么也不干的人，才不会弄脏自己的手。
——萨特
1943年是萨特成为当代大哲学家的转折年头。
《存在与虚无》的出版，奠定了萨特的地位，也为萨特此后的思想发展打开了广阔的前景。从此，他不仅加强著述活动，而且更积极地参与社会政治活动。
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了转折时刻，从1942年年底开始，德、意、日三国就已经显示出其疲惫状态：他们再也没有力量发动起新的大规模进攻。相反的，盟军方面则做好了军事上和物质上的充分调集工作，为新的大反攻做好准备。
1942年11月，英美盟军在北非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1943年1月底，萨特等人高兴地得知了德军在伏尔加格勒被击败的消息。
萨特在同法国共产党有密切联系的一些左派知识分子的倡议下，参加了由诗人、法国共产党员埃吕阿德主持的法国全国作家协会。
1944年，是法国人民成为亡国奴的第四年。人们在希望中等待着等待着。时局越来越对盟军有利，德军已成了强弩之末。
在这一时期，萨特与卡缪友谊更深了。卡缪刚刚写成《局外人》和《西绪福斯的神话》，参加法国北方解放运动的战斗组织，负责情报和地下报纸的工作。
萨特看了卡缪的《局外人》之后，非常钦佩他对于人生和世界的深刻认识和尖刻批评。
萨特这时暂停了《自由之路》的第二部《延缓》的创作，专心创作《其他人》，后来这个剧本被改名为《密室》。当时，他马上想到由卡缪来出演剧中的加尔森最合适，于是他向卡缪发出邀请，并要求卡缪亲自做该剧的导演。
《密室》再次表现了萨特无与伦比的戏剧天才。它的形式十分独特：这是一部由3个演员一直在台上表演的独幕剧，没有一个人下场。
《密室》是一部典型的哲理剧，场景设在地狱，3个人物分别是：懦夫加尔森，同性恋者依奈，杀婴犯埃斯特尔。加尔森爱依奈，依奈爱埃斯特尔，埃斯特尔爱加尔森，3个死人在地狱里相互爱慕追逐而又钩心斗角，循环往复，没完没了，直至萨特的那句名言：“他人就是地狱。”
《密室》剧本最初以《其他人》为题，发表在1944年第八期的《弩》杂志上，这本杂志由马克·巴尔伯扎主编，在里昂出版。剧本发表时，萨特题词献给路易·莫列尔夫人。
5月27日，《密室》在“老鸽笼”剧院的公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好评如潮。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萨特的深刻用意有正确的理解，他们倾向于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他人就是地狱”这句话，从而给萨特扣上了悲观主义的帽子。
萨特对此十分遗憾，特地在报上发表文章专门对这句台词作了解释：
人们以为我想说的意思是，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时刻都是坏透了的，而且这永远是难以沟通的关系。然而这根本不是我的本意。
我要说的是，如果与他人的关系被扭曲了，被败坏了，那么他人只能够是地狱。对于我们认识自己来说，他人是我们身上最为重要的因素。
和《存在与虚无》一脉相承，《密室》再次揭示了自由的重要性：通过行动我们可以改变自己为之痛苦的环境、成见、与他人的关系，不论我们处于何种如地狱般的可怕境地，我们都有自由去打碎它。
后来，《密室》在美国获得了最佳外国戏剧的称号，而数不清的国家剧院隆重上演该剧，全世界人都在重复着萨特“他人就是地狱”这一名言。
除了《密室》以外，萨特还在1943年至1944年之间写了许多短篇剧和短篇文章，其中包括为巴德公司撰写的电影剧本《戏演完了》、《伤寒热》、《世界末日》等。
1944年8月，解放巴黎的战斗终于打响了！巴黎人民与盟军并肩作战，为解放祖国不遗余力地奉献着自己。大街上，人们砍倒树木、挖掘壕沟、修筑街垒，一个个斗志高昂、精神振奋。子弹不时地打在墙壁上“噼啪”作响。
此时，波伏娃和萨特似乎又回到了青年学生时代，胜利在望给予他们的极大鼓舞，使他们热血沸腾，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他们受秘密报纸《战斗报》编辑卡缪的邀请，专门负责巴黎解放的报道工作。
他俩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跑遍了巴黎，访问各阶层人物，记述巴黎爱国者对于法西斯及其走狗的最后一击，并且满腔热情地把所见所闻在第一时间报道给大家。
每当写出了一篇文章，萨特或者波伏娃便火速回到《战斗报》总部，把稿子交给主编。他俩撰写的一系列报道在当时的巴黎广为流传，使那些对胜利仍持怀疑态度的法国人看到了新的希望，而那些为自由而战的英勇战士们则由于知道有那么多同志而备受鼓舞。
当时，萨特的报道文章的题目是《漫步于翻腾的巴黎》，这组文章先后发表于8月28日至9月4日之间。
巴黎不久将解放的喜悦荡漾在每一个饱受占领之苦的法国人心中！
9月，萨特继为《战斗报》撰文报道之后，又与波伏娃一起到里兹访问正在当战地记者的美国大文豪海明威。见面时，海明威身穿睡衣，头戴绿色的军帽，坐在满是酒瓶的桌边，他对萨特赞叹说：“我只是一个上尉而已，而你呢，你是一个‘将军’！”
为了使法国公众了解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美国政府曾邀请一大批法国记者到美国访问。于是，卡缪请萨特作为《战斗报》驻美记者。
12月，萨特前往美国前夕，由法共方面掀起对于存在主义哲学的批评风潮，萨特于是又抽空在《行动》杂志上发表题为《关于存在主义》的声明：
这些攻击都产生于一种“错误的信念”和“无知”。你们需要一个替罪羊，你们选中存在主义，因为你们知道这只是关系到一个很少人理解的抽象理论，而且你们知道不会有人去验证你们所说的一切。但我要逐点地回答你们的谴责。
萨特同法共在存在主义哲学问题上的论战，使他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向公众介绍他的哲学思想。
1945年，法国人民迎来了第一个和平的春天。随着法西斯势力的灭亡，维希政府遭到了人们的彻底摒弃。未来的法国将采取何种政体呢？所有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新的模式。战后的法国经济萧条、社会动荡，人们怀疑一切，再也无法用原有的价值体系对他们进行规范。
不过，这种状况倒是为纷繁多元的思想观念打开了方便之门。这时萨特想到：如何能赋予世界以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呢？
通过集中营时期的《巴里奥那》和沦陷期间的《苍蝇》，萨特认识到了写作能起到非同小可的重要作用，写作应该成为一种激励自我的召唤、一种介入现实生活的手段，而不仅仅是制造出一个“神圣”的客体或是被降低为一种娱乐、一种消遣。
萨特认为，在这样一个寻求认识自身、认识世界的时代，实在应该有一个渠道，能使人们的急躁、惊讶和赞同等情绪及时得到宣泄；还应该有一个园地通过对于文章的内容和倾向进行选择介绍，来影响同时代人，为他们指引时代的方向。
萨特终于决定：办一本杂志！
这个想法一旦产生，萨特马上决定成立编辑委员会。新杂志取名为《现代》，是萨特和波伏娃在想到他们最喜爱的查理·卓别林主演的《摩登时代》时取下的。
9月，《现代》第一届编辑委员会成立了，阵容空前强大，几乎集中了当时法国知识界最富朝气的生力军：萨特的高师同学、才华横溢的梅隆·庞蒂担任总编；现任新闻部部长马尔罗的参谋、萨特的高师校友雷蒙·阿隆从伦敦赶来，加入了编委会；著名的评论杂志《新法兰西》主编、加利玛尔出版社的让·波朗也成为这个阵营中的一员。
这些人带来了丰富的编辑经验和种种办刊技巧，使得《现代》刚刚问世，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持久不衰。
1945年10月15日，《现代》杂志出第一期，它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巴黎人面前。创刊号很快被抢购一空，由萨特撰写的饱含激情的创刊词被人们广为传诵。
在创刊词中，萨特不仅概述了刊物的宗旨，而且提出了他的文学创作原则。
他陈述了他思考已久的观点：
文学应该介入生活，他号召人们要坚决抵制对时代不负责任的诱惑。既然作家无法逃避，我们愿意他紧紧怀抱自己的时代，时代为作家而生，作家为时代而生。作家处于他的时代处境中，每句话都有反应，每种沉默也一样。
创刊词表明：萨特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发生的转变已彻底完成，他已脱离了唯心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道路，而走上了更有前途的现实主义道路。他再不会像以前那样对政治采取逃避态度，而将持续不断地介入。
《现代》第一期还同时发表了萨特的另外两篇文章：《战争的结束》和《致卡夫卡》。在《战争的结束》一文中，萨特特别强调：“战争结束了，但和平还未开始……战争的结束只是意味着这场战争的结束。”在这里，萨特预见到了“冷战”的可能性，并且预示了他在行动中将遵循的政治原则。
创刊号取得的辉煌成绩使萨特一时间声名鹊起，而在同一周内，他所作的讲演《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更令他名噪一时。
在演讲中，萨特反复阐述：
我们所理解的存在主义是一种怎样使人的生活过得去的学说，我们的自由完全依赖于别人的自由，而别人的自由依赖于我们的自由。我不得不在争取我的自由的同时，争取别人的自由。
这次演讲是在新落成的“现代俱乐部”内举行的。听众把场内挤得人山人海，走道、后面都挤满了人，而门外还有许多人无法进场，于是发生了猛烈的拥挤，一些听众甚至动起武来，几名妇女当场晕倒。
讲演也引起了新闻界的空前重视，他们对这次讲座大加评论：不是狂热吹捧就是大力抨击。
这一发言也在理论界尤其是哲学界和文学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在专门举办的讨论会上，持不同观点的两派争论激烈，以致双方都失去了理智，无法使自己冷静下来。负责人不得不当机立断：讨论会暂停，以后的讨论分组秘密进行，以达到阻止外人参加的目的。
一夜之间，存在主义成了最时髦的词语，它如潮四起，渗透到巴黎意想不到的每一个角落。而萨特被誉为“存在主义教皇”，而波伏娃则不得不接受“萨特圣母”的称号。
萨特是不希望自己被贴上任何学派的标签的，在一次讨论会上，他试图表示抗议：“我的哲学是关于存在的哲学。‘存在主义’？我不知道这算什么学说？”
然而，萨特的抗议显然是徒劳的。现在，到处都可以听到有关萨特以及他的作品的传言。在街头，记者们对着萨特拍个没完没了，不时有陌生人冲到他面前来提几个不着边际的问题，有的甚至纠缠不休。许多认出了他的行人在他身后紧紧跟随，不时有人递过来本子请他签名。
连萨特和波伏娃常去的“弗洛”咖啡馆也因此带上了传奇色彩，许多人赶到那儿，企望看到他们心目中的偶像或猎取到关于他们的种种传闻。咖啡馆的老板感到福从天降，因为生意前所未有地红火。
成功带来的不仅仅是名气，是被崇拜。萨特不明白自己怎么惹怒了这么多人，尤其是右派和左派对他进行两面夹击。萨特常常描写战争、人工流产、同性恋、吸毒或卖淫的，这使他的小说展现了一幅资产阶级不愿看到的社会画面，他们甘愿倾听有关温柔的现实的谎言，而不愿正视那已经被异化了的世界。
资产阶级在萨特的著作中看到了自己，但又无法接受他所示范的那种自我超越。他们要求有自我选择的自由，但种种责任令他们厌烦。感到自己处境的尴尬，右翼的人们开始在杂志上、在课堂里、在演说中对萨特大肆攻击。一时之间，“行了，存在主义！”成了最时髦的辱骂之词。
来自右翼的攻击早就在萨特的意料之中，但左派之中竟然也响起了种种不满的声音，他就有些费解和委屈了。左派认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不健康的哲学，它抛弃生活的乐趣、颠倒价值的比例。共产党的报纸《真理报》用一种讽刺的口吻谈到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它教导人们，一切历史进程都是荒谬的，一切美德都是谬误。”
后来，对存在主义的批评更发展成了对萨特本人的恶意攻击，他的哲学也被人辱骂为“破烂、轻浮，只适合于病人”。人们对于他和波伏娃这种虽来往密切但彼此享有感情和性的独立的特殊关系也大做文章，说萨特是一个道德败坏而又最善于隐藏的家伙。
有一天，居然有人在公开场合大声问萨特：“你是不是一个疯子？”
现在的萨特，无论在心智上还是思想上，都已经完全成熟。善意的批评、建议使萨特有所触动，重新审视自己，而恶毒的人身攻击对他却毫无影响，已经学会了自我保护的萨特对此不置一词。
而萨特作为一个冷静而深刻的哲人，他知道路该怎样走。他仍然手笔不停地创作，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中。
加入“革命民主联盟”
1945年9月，萨特的《自由之路》第一、二卷相继发表，这象征着萨特今后要走一条属于他自己的“自由之路”。
对此，萨特概括说：“我的目的是写一本关于自由的小说，我打算跟随着几个人物和几个社会集团。这条道路把他们引导到巴黎的解放，而一点也不是导致他们本身的解放。”
在第二部《延缓》排除疾病的插曲中完成暗喻之后，萨特接着指出，《懂事的年龄》和《延缓》都还只是虚假的、不完整的、残缺不全的自由的历史表演。
萨特通过他所描述的不同人物的自由观，明确地表达了他自己所追求的那个真正的自由观。正是这个自由观指导着他自己如何理解他所倡导的“介入”，解释了他在战时所体验到的真正的自由的含义，也使他在《现代》杂志发刊词中所宣扬的“介入”的意义更加具体化了。
同月，萨特还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中，更明确地阐述了他的存在主义的自由观，明确主张：自由必须靠人的斗争来选择，人的未来是由他的行为的价值创造的。
成名之后的萨特丝毫没有改变。他还是住在旅店里，还是常常到咖啡店坐坐，他还是无心考虑自己该如何打扮，仍然不结婚，仍然避开社交界，也从不拿作家这个幌子来保护自己。
虽然此时萨特生活的主要内容仍然是写作，但唯一有所变化的是：他对当代政治越来越感兴趣了。每一个重大社会事件、每一篇重要的政治评论都令他密切关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到处是贫穷、饥荒。食品的短缺不断引起骚乱、罢工和犯罪。就在这种时局下，法国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却日益显出分崩离析的趋势，政党间的争执不断尖锐化。左、右两派的这种对立，也折射出美、苏两大集团的“冷战”已经拉开了序幕。
萨特一时感到有些茫然：“我该走哪一条路呢？”
他一向与狂热的好战者——那些希望以强权、武力来恢复法兰西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的戴高乐分子针锋相对，但他也不尽赞成法国共产党不惜一切代价与苏联保持一致的做法。因为苏联作为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个，它一直在为战争做准备，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把世界推到了危险的境地。
萨特决意避免选择两大集团中的任何一方，而找出第三条路来。他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来宣扬自己的政治态度，从而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达到使法国避免走上歧途的目的。
1946年4月，萨特从美国为一些大学作讲演后返回巴黎，他得了严重的腮腺炎，不得不躺在床上接受波伏娃的服侍。
返回法国后，萨特搬到了圣日耳曼教堂广场附近的波拿巴特街42号与母亲同住，因为继父芒西已经于1945年1月21日去世。
1947年2月，萨特在《现代》杂志上发表《什么是文学？》的美学著作，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他的文学观点，他说：
写作既是揭示世界又是把世界当作任务提供给读者的豪情。写作是求助于别人的意识以便使自己被承认为对于存在的总汇而言是本质性的东西，不管什么题材，一种本质性的轻盈应该无所不在，提醒人们作品从来都不是一个天生的已知数，而是一个要求，一种奉献。
散文艺术与民主制度休戚相关，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散文才保有一个意义。因此，不管你是以什么方式来到文学界的，不管你曾经宣扬过什么观点，文学把你投入战斗；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
《什么是文学？》在当时极大地刺激了法国的文学艺术界，不管是什么派别，都不得不承认萨特提出的文学原则引起了文学界的极大震动。
6月2日，萨特第一次应法国哲学会的邀请在巴黎大学讲解《存在与虚无》。在会上，当弗朗西斯·尚松问他：“你对你的哲学同行们对你的轻蔑态度将做何反应？”
萨特镇定地回答说：“我等他们死掉再说！”
7月，萨特和波伏娃从北欧旅行归来，他从前当老师时的同事吕西安·博纳法正活跃于社会党内，他提议萨特和《现代》的成员可以在每周一次的“现代论坛”节目中播音一次。萨特认为这是一个宣扬自己的政治态度的好机会。
第一次节目开始了，萨特和同事们采取了圆桌讨论会的形式。他们轮番呼吁听众抵制两大集团的“冷战”。于是通过广播，萨特那尖厉的声音回荡在法兰西的上空：“无论你们加入哪一派，都只会加剧双方的冲突。和平是可能的！”
10月20日第二次节目是一个政治小品。由舒尔法扮演一名戴高乐分子，而萨特、波伏娃、梅隆·庞蒂、蓬塔利斯和博纳法轮流同他论战，以排山倒海之势驳倒了“假戴高乐分子”的每一种辩解，并借机谴责了戴高乐分子宣扬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做法。
广播节目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既有赞同之声，也有指责声。几家报刊开始起劲地诋毁他们，而一些戴高乐分子竟怒气冲冲地来到萨特常去的“弗洛”和“塔布”咖啡馆，里里外外找了个遍后，扬言一定要把萨特痛打一顿。
接着，两位著名的戴高乐分子亨利·多列夫人和吉莱恩·德贝奴维尔在电台反驳萨特的论点。另有一些右翼知识分子则提出挑战：如果这种讨论会继续下去，他们将出来应战。
而且，已经做了戴高乐的新闻部长的马尔罗亲自来到已年逾古稀的加利玛尔那里，发出最后通牒：要么加利玛尔出版社立即停止出版《现代》杂志，要么他马尔罗下台。
加利玛尔出版社内部产生了恐慌。经过了整整24小时的调停、协商后，双方才达成一致：《现代》仍由加利玛尔出版社出版，但主编由勒内·朱利玛取代了梅隆·庞蒂。
“现代论坛”节目只持续了6次也被政府封杀了。
这件事使萨特意识到：只局限在几个知识分子中的活动远不能改变现实。他开始考虑是否应该组建一个政党，以形成一种较为强大的抵制左、右两种势力的力量，从而为改善国内、国际局势，维持因战争使之更显珍贵的和平而作出尽可能的贡献。
恰在此时，萨特通过梅隆·庞蒂的引见而结识了社会主义政治家胡塞。
初次见面时，萨特对他并无好感：胖墩墩的，一只眼睛上贴着膏药，几颗牙齿已不翼而飞，讲起话来，声音响得像喇叭。乍一看，这不像一位政治家兼高产的作家，而活像一个海盗。
可是不久，萨特对胡塞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他也在寻求“第三条路”，而且似乎已经找到了，还创立了名为“革命民主联盟”的政党。这一组织奉行中间路线。它的宗旨是把各种不愿与苏联结盟的社会主义力量联合起来，利用它们建设一个独立于两个集团之外的欧洲，建设一个和平、中立的社会主义。
胡塞不失时机地请萨特加入他们的组织，并请他担任该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委员。
萨特陷入了生平第一次犹豫不决中。他一直主张追求个人自由，并发誓要为人类的解放而承担责任。然而，他从不曾想过要加入别人的政党。
波伏娃也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你已经在这种未见得有任何成果的政治活动中耗费了太多的时间。”
可是，萨特反过来又想到：“难道‘介入’只是在口头、笔头上介入，而一旦需要真正投入行动时，却躲得远远的吗？”
1948年2月25日，布拉格发生政变，这使法国国内的反共情绪和对战争的紧张不安感空前激化。人们对于苏联的入侵议论纷纷，维护和平、避免战争的努力显得空前迫切。
3月，萨特感到不能再犹豫了！他发表宣言，宣告自己将和胡塞及其战友们站在一起，并向全体法国人民呼吁：在与苏联保持亦步亦趋的法国共产党和投靠资产阶级的国际工人党法国分部之间，仍有一片行动的天地。
萨特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民主联盟”的活动中。很快，该组织便以“萨特与胡塞党”而名气大增。连续几个周末，萨特和同仁们聚集在一起，商议共同起草一份呼吁书。他们推敲着每一个字眼，琢磨着每一个标点，力求至善至美。
呼吁书号召人们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和平的欧洲：
它不是一个让苏联害怕，欧洲化美国政治的欧洲；它不是一个让美国害怕，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影响欧洲民众的欧洲。
法国应当再一次向全世界发出圣·鞠斯特那希望的呼声：“幸福在欧洲是一个全新的观念！”我们再以马克思在一百年前发出的呼吁作为补充：“全世界无产者和自由人，联合起来！”
繁重的政治工作使萨特过度劳累：他生平从未写过这么多文章，参加过如此多的会议。在《战斗报》上，他的一系列政论文引发了一场争取和平、争取欧洲联合的舆论攻势；而对于“民主与革命联盟”自己的报刊《左派的民主与革命联盟》，他更是倾注了无数的心血。
萨特领导“民主与革命联盟”发起了一系列的反战运动，其中声势较大的有：维护印度支那和平局面的请愿运动、支援摩洛哥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反独裁反战争国际日集会等。尽管这些较为温和的行动，很难对时局产生明显的影响，萨特仍然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频繁的政治活动中。
但是，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局势，夹在亲美与亲苏两种力量之间的“民主与革命联盟”逐渐感到难以存身。萨特敏感觉得，这个他倾注了无数心血和精力的组织已经在走下坡路，这表现为组织内部出现了分裂：一部分人想与共产党的社会行动保持一致；而另一部分人借口共产党人反对他们的组织，渐渐地滑向右倾。
更糟糕的是，胡塞作为领袖人物，也由于个人野心而逐渐转向亲美，这无疑将直接导致该组织的消亡。
萨特与胡塞的意见越来越不合。按照萨特的设想，“民主与革命联盟”的规模应该不大不小，但力量要很强大，足以影响舆论，左右时局。胡塞却倾向于进行大规模的行动，他雄心勃勃，却缺乏明确的目标。他热衷于组织集会，进行演讲。为了使组织的规模再扩大，他决定到美国去募集经费，这种做法遭到了萨特的坚决反对。
然而，已经野心膨胀的胡塞对萨特的劝告置若罔闻，执意要去美国。当他怀揣着美国人的奉承和一些美元回到法国时，他的立场已经彻底转向了。
矛盾越来越尖锐化，当萨特在一次会议上提议资助“抵制独裁和战争日”时，胡塞断然拒绝。
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萨特自己出资召集了一个“民主与革命联盟”大会，宣布自己将与胡塞对着干。至此，这个组织也就名存实亡了。
“民主与革命联盟”的分裂给了萨特以沉重的打击。这个政党在一年内占据了他大量的时间，耗费了他巨大的精力。
“民主与革命同盟”标志着萨特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正是从这个阶段开始，作为一个哲学家、文学家的萨特真正投入到当代政治社会的斗争中来。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投身于群众工作，直接参加政治活动。这表明他已不再满足于在主观上、理论上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了，他开始自觉地找寻自己处境中所包含着的客观性，并通过种种行动来调整自己同这种客观性之间的关系。
这次失败给了萨特一个深刻的教训：
运动不能人为地发起。由于没能真正地吸引群众，组织不可避免地要逃离政治现实，偏离它的既定方向。有了这次经历，我终于学会应采取现实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