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中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贷孰多，得与失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导，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是讲人的一生之中，名誉名声和生命到底哪个更重要呢？自身与财物相比，何者是第一位的呢？得到名利地位与丧失生命相衡量起来，哪一个是真正的得到？哪一个又是真正的丧失呢？
过分追求名利地位就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你有庞大的储藏，一旦有变则必然是巨大的损失。对于追求名利地位这些东西，要适可而止，否则就会受到屈辱，丧失你一生中最为宝贵的东西。
老子的话极具辩证法思想，告诉我们应该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看待得失的问题。也许一个人可以做到虚怀若谷，大智若愚，但是事事吃亏，总觉得自己在遭受损失，渐渐地就会心理不平衡，于是就会计较自己的得失，再也不肯忍气吞声地吃亏，一定要分辨个明明白白。结果朋友之间，同事之间是非不断，自己也惹得一身骚气，而所想到的也照样没有得到，这是失的多还是得的多呢？
春秋战国时期的宓子贱，是孔子的弟子，鲁国人。有一次齐国进攻鲁国，战火迅速向鲁国单父地区推进，而此时宓子贱正在做单父宰。当时也正值麦收季节，大片的麦子已经成熟了，不久就能够收割入库了，可是战争一来，这眼看到手的粮食就会让齐国抢走。当地一些父老向宓子贱提出建议，说：“麦子马上就熟了，应该赶在齐国军队到来之前，让咱们这里的老百姓去抢收，不管是谁种的，谁抢收了就归谁所有，肥水不流外人田。”另一个也认为：“是啊，这样把粮食打下来，可以增加我们鲁国的粮食。而齐国没有粮食自然不会坚持多久。”尽管乡中父老再三请求，宓子贱也坚决不同意这种做法，不久，齐军把单父地区的小麦一抢而空。
为了这件事，许多父老埋怨宓子贱，鲁国的大贵族季孙氏也非常愤怒，派使臣向宓子贱兴师问罪。宓子贱说：“今中没有麦，明年我们可以再种。如果官府这次发布告令，让人们去抢收麦子，那些不种麦子的人则可能不劳而获，得到不少好处，单父的百姓也许能抢回来一些麦子，但是那些趁火打劫的人以后便会年年期盼敌国的入侵，民风也会变得越来越坏，不是吗？其实单父一年的小麦产量，对于鲁国的强弱的影响微乎其微，鲁国不因为得到单父的麦子就强大起来，也不会因为失去单父这一年的小麦而衰弱下去。但是如果让单父的老百姓以至于鲁国的老百姓都存了这种借敌国入侵能获取意外财物的心理，这是危害我们鲁国的大敌，这种侥幸获利的心理难以整治，那才是我们几代人的大损失呀！”
宓子贱自有他的得失观，他之所以拒绝父老的劝谏，让入侵鲁国的齐军抢走了麦子，是认为失掉的是有形的有限的那一点点粮食，而让民众存有侥幸得财得利的心理才是无形的无限的长久的损失。得与失应该如何舍取，宓子贱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要忍一时的失，才能有长久的得，要能忍小失，才能有大的收获。
中国历史上很多先哲都明白得失之间的关系。他们看重的是自身的修养，而非一时一事的得与失。春秋战国时期的子文，担任楚国的令尹。这个人三次做官，任令尹之职，却从不喜形于色，三次被免职，也怒不形于色。这是因为他心里平静，认为得失和他没有关系了。子文心胸宽广，明白争一时得失毫无用处。该失的，争也不一定能够得到，越得不到，心理越不平衡，对自己毫无益处，不如不去计较这一点点损失。
患得患失的人总是把个人的得失看得过重。其实人生百年，贪欲再多，官位权势再大，钱财再多，也一样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处心积虑，挖空心思地巧取豪夺，难道就是人生的目的，这样的人生难道就完善就幸福吗？过于注重个人的得失，使一个人变得心胸狭隘，斤斤计较，日光短浅。而一旦将个人利益的得失置于脑后，便能够轻松对待身边所发生的事，遇事从大局着眼，从长远利益考虑问题。例如：南朝梁人张率，12岁时就能做文章。天监年间，他担任了司徒的职务。在亲安的时候，他曾派家中的仆人运3000石米回家，等运到家里，米已经耗去了大半。张率问其原因，仆人们回答说：“米被老鼠和鸟雀损耗掉了。”张率笑着说：“好大的鼠雀！”后来始终不再追究。张率不把财产的损失放在心上，是他的为人有气度，同时也看出来他的作风。粮食不可能被鼠雀吞掉那么多，只能是仆人所为，但追究起来，主仆之间关系僵化，粮食还能收得回来吗？粮食已难收回，又造成主仆关系的恶化，这不是失的更多更大吗？同样，唐朝柳公权，他家里的东西总是被奴婢们偷走。他曾经收藏了一筐银杯，虽然筐子外面的印封依然如故，可其中的杯子却不见了，那些奴婢反而说不知道。柳公权笑着说：“银杯都化成仙了。”从此不再追问。
《老子》中说：“祸往往与福同在，福中往往就潜伏着祸。”得到了不一定就是好事，失去了也不见得是件坏事。正确地看待个人的得失，不患得患失，才能真正有所得。人不应该为表面的得到而沾沾自喜，认识人，认识事物，都应该是认识他的根本。得也应得到真的东西，不要为虚假的东西所迷惑。失去固然可惜，但也要看失去的是什么，如果是自身的缺点问题，这样的失又有什么值得婉惜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