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至清末民初）
系统的边界是系统与其环境之间的抽象界面。它既是区分系统与其环境之间的一定界限，又是系统与其环境相互作用的重要中介环节。有组织的整体，是各类系统的本质特征。任何一个自组织系统的边界，均是由其有组织的整体在与外界环境相互作用中，所能够自我调整、控制的一定作用范围加以确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边界就是系统在与其外界环境相互作用中，整体自我调整、控制的作用范围的一定限度。
根据确定系统边界的原理，我们认为中国金融系统的边界就是中国政府所能控制、调整的范围，如果由于外来金融的进入，使中国在原有的范围内对金融系统失去了控制能力，那么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就是“边界缺损”。
系统边界对系统具有重要的作用。系统边界是将系统与环境分开的一条界线，它一方面保持系统的相对完整性；另一方面可以控制进出系统的物质、信息等资源，经过选择后，将系统需要的营养物质输入系统，将系统不需要的有害物质隔离在系统之外，或是将系统多余的资源排出系统之外。由于有系统边界控制着系统与环境的物资、信息交流，因此系统能在保持完整的同时，不断地从环境中吸入有利于系统平衡的“负熵流”，这对于保证系统功能的协调和系统的稳态至关重要。
一、外币的流入与货币流通领域的混乱
对外国货币的流入，清政府是不加任何限制的，也就是说“系统边界”的功能在货币流通领域是失效的，中国金融系统是一个全面、彻底开放的系统。根据系统论的观点，系统不加限制地对外完全开放，会极大地破坏系统的稳定性，尤其对一个自组织能力不强的系统来说，系统的完全开放，很容易使系统发展受外界环境所左右，而失去了自身整体发展的轨道。中国对外金融关系的这段历史恰好说明了这个问题。
（一）银元的流入与银元流通领域的混乱1.外国银元的流入
外国银元的流入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明朝中后期到19世纪50年代，这一时期虽然有许多外国银元流通，但西班牙元（又称本洋）在中国普遍受欢迎，甚至成为一些地区的标准货币；西班牙元从最初（16世纪下半叶）的按重量流通，很快就“计枚核值”，凭个数流通，成为异于银两的另一种白银货币，势力从闽广向北扩展；道光年间，“自闽、广、江西、浙江、江苏，渐至黄河以南各省，洋钱盛行”。本洋的用途除了流通手段、支付手段（交税）、货币标准和记账货币外，还具备储藏手段职能，因供不应求，本洋出现对纹银长期10%~15%的升水（郝延年，1991 ）；第二阶段是19世纪50年代到1870年，墨西哥“鹰洋”取代了“本洋”在中国的地位；1821年墨西哥独立后，停铸“本洋”，开始铸造“鹰洋”。进入中国后长期不大受欢迎，对本洋贴水有时超过25%。直到1853年在广州取代本洋，1857年“攻克”上海，势力迅速扩张，60年代势力达到广东、广西、福建、台湾、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始终保持一定的升水。这一时期，鹰洋也是当时远东地区，包括香港、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南洋、朝鲜、安南等地最好的硬通货；第三阶段，鹰洋在东亚独步一时，各国政府（或殖民政府）渐自铸银元抵制。而美国羡其利，更仿制一种贸易银元出口远东。这些银元重量、成色都以鹰洋为准，略有出入。于是又有数种外国银元流入中国，如日本银元、美国贸易银元（1873~1887）④、西贡银元、香港银元、印度的卢比银币等，这些货币在一些地方甚至成为鹰洋劲敌。
除外国大银元，广东、福建等地还有外国银辅币流通，“一角、二角者数种，便于零用，民尤赖之”。据说光绪前期，“沿海各市面，凡贸易至百十文以上，从无用现钱者，皆以一角二角之洋钱代之”，其种类复杂，数量很难估计。有人认为，合大银元能达到1.8亿元，显然很多。
2.银元流通领域的混乱
外国货币的流入对中国货币自然形成了一种冲击，彭信威先生更认为外国货币的流入，“在中国货币的文化上，引起了一次大革命”、“中国的封建势力无论怎样强，经过两三百年的斗争，终于完全为西方资本主义的货币文化所征服”。其实鹰洋也曾流入日本、美国、英国等国家，但这些国家很早就开始铸造自己的货币以抵制外来货币，并且开始将本国货币推行到中国，包括“银币”和获利更大的“纸币”，如美国专门为中国市场铸造“贸易银元”。而考察中国国内的反应，发现市场和民间的自然应对是非常迅速的，但政府的动作则显得迟缓，对货币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方法措施都缺乏整体和长远的战略考虑，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货币领域在这一时期不仅不能抵御外来货币，反而造成货币领域异常混乱的一个主要原因。
外国银元流入中国后，因其作为流通手段要优于纹银的特性，很快出现了银元排挤纹银，并对纹银升水的现象。银元对纹银的替代和升值，引起了大量纹银出口以换取银元，并再度流入中国的自发的市场行为。当时清政府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并对纹银的外流极为担忧，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银元的取胜在于其交易的便利，银元的升值，实际上是人们为降低交易费用自动付出的代价，除了变革国内的货币制度外别无他法，只是简单地禁止银元进口，并下诏令物价不得以银元数量而只能按重量和成色计算。（道光皇帝于1829年曾下此诏）下诏的结果是禁而不止，而民间除了用纹银套购银元外，各种外国银元的仿制品也陆续出现。据杨端六的考察，在乾隆时代（1735~1795 ），广东布政史即已允许银匠仿照洋钱铸造银币，但由于质量低劣，后又禁止，可是民间的仿造反而一发不可收拾，有小洁、广版、建版、闽版、浙版、锡版、苏版之名，这些仿造的银元，因工艺和质量低下，其流通变成了一种纯粹的为获利而进行的“投机行为”，越发加剧了货币流通领域的混乱。中国民间的私铸不成功，而美国、日本、英国等国自铸银元占领中国货币市场的措施却小有成就，于是，在道光年间就陆续有大臣奏请自铸银元。但清政府却仍然认为各省官员办事不力，认为只要各省官员“当于听从民便之中，以示限制，其价值一以纹银为标准，不得浮于纹银，庶不至愈行愈广”。而对官员请求自铸银元的提议，则认为“至官局议请改铸银钱，太变成法，不成事体，且洋钱方禁之不暇，岂有内地亦铸银钱之理？”清政府的愚钝由此可见一斑。
不允许自铸银元，但仿铸外国银元并不犯法，因为银元不是法币，无所谓官铸与私铸之分，于是，从道光年间起，各处仿造银元，便风起云涌。但仿铸的结果正如林则徐所言：“然仿铸原以牟利，自必搀杂铜铅，然后有利可牟，而近来民间兑验洋银极为精细，……客商皆剔出不用”。因此，仿铸外国银元不仅没有起到抵制的作用，反而进一步提高了外国银元的威信和地位。光绪年间，自铸银元以改良币制、维护“利权”的呼声越来越紧，清政府才在光绪十三年（1887 ）允许两广总督张之洞设造币厂试铸银元，意在抵制外币“以保利权”，隔年开铸。仿照西方币制，分主币1种和辅币4等，因背铸龙纹称“龙洋”。主币“俯顺商情”，仿鹰洋，重库平七钱二分，“与向有洋钱一律”，成色90%，“较之外洋所铸成色相符”。广东龙洋获得成功，各省纷纷效法，中国银元制度建立。此外，光绪年间四川曾仿造一种卢比银币与印度卢比对抗，是中国最早的人像币。
中国自铸银元原是为了抵制外国银元，但是由于国家一开始并没有统一的规划，各省自铸的银元形制不一，成色重量也不能一律，因此其流通范围往往划分地域，跨地域使用便会产生许多纠纷，而鹰洋反能通行南北，中国的货币体系涣散到何种程度可想而知，直到宣统二年（1910 ），清政府才针对这一问题，出台了统一成色为千分之九百，重量为七钱二分的规定，但辛亥革命的爆发，又一次摧毁了这迟来的“统一”。
（二）铜元的流入与铜货币流通领域的混乱
清朝二百多年实行的货币制度可以说是一种不完整的银、铜平行本位制（杨端六，1962 ），即纹银和铜钱之间无主辅币之分，虽然清初曾规定每一千枚铜钱值一两白银，但事实上二者的兑换比价完全取决于货币材料价值的变化和供求关系，这一规定形同虚设；制钱的铸造约略有一定的法定标准，也不许民间私铸私销，纹银的重量、成色则随时随地不同，铸造和销毁政府也不干涉。这样的货币制度本身就不是一个稳定的体系，外国银元的流入，自铸银元和仿造银元的流通，已经使这个体系变得混乱和波动频繁。清朝末期，铜元的铸造表面上看是对中国2000年币制的一场革命，但事实上无异于使紊乱的货币体系变得更加紊乱、无序，涣散的货币秩序变得更加涣散。
早在鸦片战争前就有外国铜钱（“夷钱”）的流入，即越南和日本的铜钱。日本宽永通宝多从宁波、上海、乍浦等港口贩入，“为数众多。近年一船所带或数千串至数万串不等”，越南光中、景盛、嘉隆、景兴通宝、景兴巨宝、大宝等在缺少制钱的闽广地区大量流通，广东潮汕，福建泉州、漳州等地尤甚，“掺杂行使，十居六七”。“夷钱”已向内地渗透，如山东“兖州间或有光中、景盛字样钱”。到清朝末年，日本、越南铜钱的流通又有扩张。清末，光中、景兴等钱至少流通于闽、广、台湾、山东济南等地、北京附近乡村和四川重庆。在闽广一带势力接近清钱，在台湾和济南也占铜钱的百分之十几。日本宽永钱在江、浙、闽、台、江西甚至重庆的许多地方行使着，但数量不多。除旧式铜钱外，英属香港所铸铜辅币（铜仙）也有一些流入广东，日常贸易中“商民间亦搭用”。
中国自铸铜元始于仿铸香港铜仙。广东造币厂1988年成立后不久，便停铸银元，从事有利可图的辅币铸造（杨端六，1962）。19世纪70年代后，铜贵钱荒问题逐渐困扰朝野，翰林院检讨宋育仁、御史陈其璋、河南试用知县黄景棠等纷纷建议仿铸铜元以解铸钱不足，获得了清政府的准许。1900年广东铸币局首次正式仿香港铜仙铸造中国铜币，背面边缘也镌英文，上为“KWANG TUNG”，下为“ONE CENT”，译曰“广东一仙”。流通时也作十枚制钱，后来英文改为“TEN CASH”（10文）。新铸铜元大受欢迎，先后有11省仿行，制钱因此停铸，“孔方兄”渐成历史上的名词了。
因铸造铜钱的收益很大，政府又无限制，所以自1900年广东开铸铜币以来，到1905年就先后有17个省，共20家铸币局成立，还有很多铸币机器正在订购中，铜的进口也剧增。据说如果所有的机器都满负荷运转，“必将购尽世界铜的原料”各省铸造的铜币重量、名称、形制、成色都不统一，为获得更多的利益，各省甚至采取各种办法宣传和发行铜币，同时又抵制外省铜币，铜币的滥发，很快引起铜币的贬值，扰乱了流通领域的秩序，这样的后果，不仅引起了中国人的关注，还引起西方商人的关注。1904年12月上海西商联名上书清政府，给清政府以忠告，但清政府最初竟然“漠然置之”，“几经交涉”后才于1905年5月命各省铸币局停止铸造，7月又允许广东、福州、南京、开封、武昌五局再行开铸，并隶属于中央政府。也许是意识到了货币管理的重要性，从这次起，清政府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方案，加强了铜元铸造的管理，如1905年7月规定了铜元的统一形制、重量、成色，1905年10月开始限制各大省的每日铸币量，1906年2月出台了整顿铜元八法，1906年7月将铜元造币局归并为9个分局，1908年再次令各省停铸铜元，1910年又将九个铸币厂归并为4个，均归天津总厂管理。（杨端六，1962 ）虽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有些规定令行不止，混乱的政治经济局势，使这些政策效力大打折扣，散乱的货币体系局面并没有什么改观。
（三）外国纸币的流入与纸币流通领域的混乱
19世纪70年代至清末，外国纸币开始大量在中国流通，其中包括外国银行在清朝境内发行的和外国银行或外国政府在境外发行而流入的纸币。这些纸币，有的用中国货币单位，有的用外国货币单位，信用有好有坏，流通范围有大有小。
英钞行用地域最广。一是汇丰、麦加利银行发行的港币（俗称港纸），70年代流入内地，渐在两广、福建蔓延，一度对银元竟有升水；二是其内地分行发行的银元券、银两券。汇丰纸币在所有外钞中流通最广、“信用最佳”，除上海等通商口岸外，还渗透到许多内地的省会城市。麦加利的只能在上海附近行使。1910年，英钞在内地流通的折合银元可能达1 500万（汇丰的超过1 000万）。
日钞主要是横滨正金银行的日本银元票、金元票（俗称老头票）。始于1902年，日俄战争期间日军在东北发行了巨额军用票，战后允许用正金钞票收回，遂得以在东北南部确立地位，并在吉林与卢布争夺，至1911年共发行约800万日圆（折合中币数量相当）。清末，日殖民者所设台湾银行的银元纸币（1899~1904）、金元纸币（1904~），朝鲜银行的金元纸币（1909~）有流入，数量尚不多。
俄钞数量最多，范围在东北和新疆。1895年成立的华俄道胜银行发行银两、银元和铜钱票，清末主要流通在东北，估计仅二、三百万元。帝俄卢布（羌贴、俄贴）则流入甚巨，光绪初年已渗入东北，“（中俄）边界数百里，俄帖充溢，不下数百万”。八国联军时沙俄入侵，卢布势力遍及东北各地。经1902年俄军撤退和1904~1905年日俄战争，卢布信用削弱，被兑现的数以亿计，地盘大为缩小。黑龙江“俄国羌帖通行，几至反客为主”，吉林则是卢布与日钞相争夺。在新疆北部，同治变乱时卢布乘虚而入，日甚一日，伊犁一带“若忘其为中国地面”。清末的卢布流通额折合银元至少有五六千万，“但说成一倍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法钞是东方汇理银行在安南发行的纸币。修筑滇越铁路时流入，人称法纸。主要行使在云南和广西，数量合银元超过千万元。
其他在中国流通的外钞有以下几种：德华银行银两、银元票（1890~），主要用在山东，近200万元。美国花旗银行银元票（1907~），清末限于上海、天津一带，数十万元瑏瑠。华比银行银元票（1910~）只在上海流通，数量很少。
清朝政府不但对金属货币缺乏管理，对纸币的发行也缺乏管理，甚至到了害怕发行纸币的地步。清朝入关到1852年，也就是咸丰二年，只在顺治八年到十八年（1651~1661 ）的十年间引用度浩繁发行过纸币，这之后的192年都没有发行过钞票。咸丰三年（1853 ）因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国库入不敷出，又开始发行以制钱为单位的宝钞和以银两为单位的官票，但因管理不善，很快发生通货膨胀，不得不于咸丰末年（1861 ）加以清理整顿，由此可见，清政府不仅对发行货币讳莫如深，而且严重缺乏货币管理的能力。
正因为如此，当时国内的金融机构发行的各种类似钞票的金融票据，如汇票、钱票、银票、瓶贴、兑贴、壶瓶贴、期贴等也都没有国家的管理，而是由发行机构自身担保这些票据的信用。外国银行在中国发行纸币在鸦片战争前就已存在，鸦片战争后外国银行发行的纸币种类和数量更是增多。“这些外国钞票，虽然当时就有人批评，但清政府不但不加以取缔，并且不知道加以检查管理，对于发行数目、准备情况，完全不过问。于是有人主张中国也设银行发行钞票，然而清廷观望了许多年才知道加以效仿。”
中国模仿外国钞票印制的最早的新式钞票（即采用横型而不是竖性，以银元为单位，印有中英两种文字），据彭信威先生的；票面有以中国货币单位表示的，也有以外国货币单位表示的；由于各地银两成色不统一，银元种类也很多，所以同一银行在各地所发行的兑换券，多注明某处通用，不能跨地区行用。（彭信威，1958 ）这种货币紊乱的局面可以从马士的记录中略见一斑，马士在《中朝制度考》一书中曾提到他在各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方搜集的各种钞票有170种之多。宣统年间清朝政府曾有意对纸币发行进行整理和统一，1909年曾由度支部走定通用银钱票章程，不许官商银钱行号增发钞票，已经发行的逐渐收回；1910年又奏定兑换纸币则例，有户部银行所改组的大清银行统一办理，并规定五成的现金准备，各省商号所发行的每年收回二成，五年收尽。但这些办法因为辛亥革命爆发，都没有实现。（彭信威，1958 ）
二、外资银行的进入与中国金融业的畸形发展
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最早的是1805年英资保险机构，外资银行进入中国较之晚了40年，但却是这一时期外资金融机构的代表。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后，不仅破坏了中国金融系统的边界，而且通过掌控中国对外贸易的“商业命脉”和国内发展的“财政经济命脉”直接影响了中国金融业的生长环境，并且通过控制中国金融市场、外汇市场，进一步操控中国金融业的命运。外来金融的种种特权和强势与清政府的软弱相结合，注定了中国金融业畸形发展的命运。票号和钱庄在经过一个异乎寻常的“大发展”后迅速衰落，代之而起的“新式银行”像个营养不良的“早产儿”，既无法逃脱“政府金融”的命运，又无力与外资银行抗衡
外资银行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影响存在渐进深入的特点，具体来说，分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中外金融机构协调发展
第一阶段从1840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 ）之前，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带动了中外银行的共同发展。在北方，山西商人垄断了中俄陆路贸易，山西票号紧随山西商人的脚步，在一些重要城镇开设分支机构，票号家数由1840年前后的8家增加到了1860年的15家；由于中外贸易的发展，19世纪50年代，钱庄已超越银钱兑换、鉴定、保管的初期金融形势，开始向存贷款、发行庄票等现代信用金融形式发展；五口通商后中外贸易的增加，激发了外国银行在华设行的第一次高潮。19世纪50年代（1845~1858 ），英国的银行在香港、上海、广州等三个城市设立了13个分支行，虽然它们是怀着垄断亚洲与世界金融业务的野心来的，但这一时期它们的势力始终没有超过洋行。
应该说这个时期的中外金融机构间呈现出了一种相对协调、稳定的状态。票号、钱庄、外来金融的搭配也相当巧妙，在它们之间是合作大于竞争的：钱庄与外来金融之间，以洋商为界，洋商与内地商人之事由钱庄任之，洋商与洋商之事，由外来金融任之；钱庄与票号之间，以埠际为界，本埠之事，钱庄任之，埠与埠间之事，票号任之。比如上海的外国商人想进口中国内地的货物，货款交付，一般是外国商人将款项经由外国银行转交具有本地优势的上海钱庄，而钱庄一般在内地没有分庄，便委托票号进行汇兑。这样，票号跟外国银行没有利害冲突，而与上海本地钱庄是相辅相成。
（二）第二阶段———畸形的繁荣
第二阶段为19世纪60~90年代。这一时期票号和钱庄出现了畸形发展，外国在华银行却稳稳地奠定了自己在中国金融领域的坚实地位。
从1863~1893年间，由于北方传统陆路贸易的衰落和南方中外贸易的繁荣，山西票号出现了由北向南、由内地向沿海口岸和边远地区的发展；其汇兑业务重心由商款向官款的转移，一流商铺、钱庄和清政府成了票号的主要客户，票号在业务量扩大的同时，业务对象却出现了收缩，这为其日后的衰亡埋下了伏笔。与此同时南帮票号兴起，票号真正具有了全国性银行的性质。
钱庄在这一时期同样有了非常大的发展，一是大钱庄数量急剧增加，二是庄票的使用非常普遍，三是钱庄对商人的贷放规模迅速扩大。钱庄自有资本非常有限，其迅速发展的背后是对外国银行和票号的依赖日益增加。外商银行对钱庄的拆放活动，不仅使自己成了洋商购货时给中国商人签发的支票与中国商人购入洋货时付出庄票的相互轧抵和清算的中心，而且由于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长期的入超，使外商银行在与钱庄的拆借活动中，始终处于债权人的地位，外商银行便具有了通过收放银根、调节拆息来控制中国钱庄的最高权力。因此，钱庄的繁荣是以对外商银行的深度依赖为代价的。
外国银行在华设行的第二次高潮，始于19世纪60年代。苏伊士运河的开辟、无线电通信的发展，大大缩短了中西贸易的周转时间和信息、资金转移的方式，“订货贸易代替了传统的自存自销的贸易”、“电汇代替了信汇”，这为“小洋行”迅速进入“大洋行”垄断的中西贸易市场创造了条件。小洋行资金实力单薄，贸易周转更多地要依靠银行的贷款维持，这是出现第二次外国银行在华设行高潮的市场基础。在这次高潮中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有：1860年在上海、1863年在香港设立分行的法兰西银行，1864年在香港创立、1865年3月3日正式营业，同年4月在上海设立分行的汇丰银行、1861年的汇川银行、1864年的利生银行、利华银行、利升银行等。
以汇丰银行为代表的外国银行在这一时期，迅速扩张了自己的实力。与中国当时的票号与钱庄比，其主要表现是业务范围广、业务基础宽。它的业务包括存款、贷款、汇兑、发钞、甚至投资等。就业务基础而言，汇丰银行的存款对象不像票号那么狭窄，可以说所有可以吸收的存款它都不放过，从1元的小额储蓄到外国企业周转中的间歇资金，从贪官的巨额资财到政府的关税、盐税存款都是汇丰银行吸收存款的来源；就贷款而言，汇丰银行除了对外商贷出大量资金外，还贴现钱庄庄票，19世纪70年代后对中国商人进行“抵押放款”（这种方式比信用放款的面要广），对钱庄进行大量的“拆放”。在国际汇兑业务上汇丰银行也是独占鳌头，19世纪60年代它便插手侨汇、埠际汇款，80年代这些业务更显著增加，90年代初期，汉口海关的报告已显示，“中国钱庄比较愿意以外国银行的汇票向上海汇款”。除此之外，发行钞票也是汇丰银行的一项业务，初期它的钞票并不被人们广泛接受，但到了后期，“本地人宁愿要汇丰银行的票子，不愿要他们自己钱庄的票子”（《北华捷报》，1889年11月29日）。只要有了适宜的生长条件，银行的繁荣是惊人的，在汇丰银行成立的第一个十年内（1865~1874 ），汇兑业务额就翻了4倍，贴现和承兑翻了3倍，存款则翻了5倍，资产翻了3倍。
除了在业务上扩张自己的实力，外国在华银行还通过利用和操纵中国金融市场的危机，来提高自己在中国金融领域中的地位。
19世纪60~90年代的金融史描绘出的中外金融、贸易、政治关系链应该是这样的：在贸易上，中国商人受制于洋商；在政治上中国政府受制于外国政府；在金融上，钱庄是中国商人最大的融资者，票号与外国银行在其次；但票号、外国银行又是钱庄的资金后盾，票号融资于受外国银行、外国政府控制的钱庄、政府，而外国银行则代表外国商人、外国政府及其本身的利益，总操这一金融链条上的生杀大权，为了极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常常利用危机抖动这一链条，甚至不惜制造危机，而每一次危机都相当于中国金融领域的一次重新“洗牌”，每次“洗牌”的结果必然是外来金融力量的强化，本地金融力量的削弱
中国上海的金融恐慌，从19世纪50年代便开始出现，在60年代以前，比较突出的有1853年、1860年和1866~1867年。汪敬虞先生认为，“60年代以前，在上海发生的货币恐慌，基本上不是外国银行操纵的结果。”但“70年代以后，情况就完全两样。不仅恐慌的频率增加，而且在恐慌的过程中，暴露了外国银行的操纵力量。” 1872年外国银行在“各路丝茶旺出”，交易进入频繁的紧张时刻，却“存银八九十万，不肯放出”，以致“银根紧张的压力在中国商人面前成为一种恐慌”；1873年欧洲国家的经济危机造成了中国丝茶在海外的滞销，在钱庄银根最为吃紧的九月中旬，外国在华银行不仅突然拒绝贷款，并扬言要收回已经贷出的信用贷款，还打破“每逢礼拜诸事不做”的常规，在星期天“仍然做事收银”，要把“平日放出”的“押款、借款共有三百余万两”，“必要一齐收齐”，这一行动导致上海“银根枯极”，因此倒闭的商号有五六十家，上海钱庄有一半以上破产。钱庄和丝茶商业的亏本和倒闭，致使票号倒账百出；钱庄、票号的倒闭，又波及丝茶商业，如此循环往复，成为19世纪70年代后中国的一个严重问题；1878年，在贸易相当沉闷、拆息居高不下的景况下，出现了“外国银行收缩放款二百万两巨数”，市面立即呈现紧张，一直到年底，“中国钱庄为坏账所累，不得不闭歇者二三十家”；1879年更出现了外商与外国银行相互勾结干扰中国金融市场的现象。在1879年5月，丝、茶交易进入旺盛的时节，外国商人蓄意把茶市开盘日期推延一个星期，并与外国银行商定“华商办茶应缴之汇款”，外国银行“不得拆出”，人为造成“银根紧迫”，外商趁机压低茶价，使之“较旧年不及七折”，陷茶商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在中国金融业遭受严重损失的同时，外国银行却沾沾自喜：“然幸本行仍尚稳固，虽获利不如先前之巨，而利银仍与从前一律”，“此外又将十万元归入积余款中，并将二万九千元划在下期流水账内。”1883年夏秋之际，以胡光墉为代表的中国商人试图利用其经营票号的巨额资本，从外国势力手中夺回生丝价格的决定权。但胡光墉对国际丝价行情不灵通，又有外商电告伦敦抑价一成有半外，上海各洋商完全停止收购新茧。丝价、茧价大跌，胡光墉垫付的一百多万元资金全部受损，紧接着他经营的泰来钱庄被挤，1883年12月3日阜康票号倒闭。曾为南帮票号职守、素以殷实著称的阜康票号的倒闭，引起了人们的惊恐，咸以收存银票不如收存现银妥实，于是纷纷“持票向四号取银者不绝于途，街衢几为之塞”，就在市场恐慌银根极为紧张的时候，“外国银行拒绝办理他们多年来习惯于举办的短期信用贷款”，而票号也不得不与外国银行同进退，改变了原来暂不索回贷款的做法。内外紧逼之下，这场金融风潮迅速席卷了上海并很快波及到了全国，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一次全国性的金融危机。当年，上海南北是钱庄从年初的78家到年终仅剩下10家；而搁浅的行和栈铺不下三四百家，继上海之后，镇江、宁波、九江、西南的四川、东南的福州、华北的北京等都没有躲过它的冲击，钱庄、票号倒闭，商业停滞，小民愁苦，“各城钱业空虚者，人人自危，或赴官自首，讨限发钱；殷实者不开票、不收银，意存观望。”就在中国金融业战栗惶恐之时，外国金融业的业务量却急速上升，不仅出现资产增多、负债下降的可喜局面，更出现了吸收存款和发钞的大幅度增加（《字林西报》，1883年8月20日），从此以后，外国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的领导地位稳固确立，钱庄的买办性更胜于前，而票号却日见虚弱。
（三）第三阶段———尘埃落定
第三阶段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甲午战争后，外国在华银行控制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票号衰亡，钱庄中落，新式银行没有独立支撑中国金融系统的能力，中国金融系统出现了受殖民国家控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金融”的特征。
1.外国在华银行对中国经济的控制和渗透能力加强
19世纪末20年代初，西方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已经完成，它们对外掠夺的方式也由商品倾销演化为资本输出；除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外，德、日、俄、法、美等后期的工业化国家也开始了对外扩张的过程，中国的金融市场当然也不能放过。在1890~1902年的13年间，德国的德华银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和美国的花旗银行相继在中国设立分行，加上原来的汇丰银行，形成了六强竞争的局面。1895~1913年间，中国新增13家外国银行、85个外国银行分支机构（孔祥毅，2003 ）。作为垄断资本输出的指挥机构和执行机构，除了通常的贸易融资服务外，这一时期，外国在华银行主要通过对中国财政、铁路、实业的投资，来实现控制中国财政经济命脉的目的。
甲午战争后，为支付甲午赔款及归辽费3 000万两，岁入仅8 000多万两白银的清政府分别于1895、1896、1898年先后举借俄法借款（法金4亿法郎，借期36年）、英德借款（英金1 600万镑，借期36年）、英德续借款（英金1 600万镑，借期45年）等三次外债，数额共达库平银120 382万两。对中国政府的这些借款不仅可以使外国银行享受10%~20%之间不等的折扣收入，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控制财政借款的担保品来控制中国财政命脉。甲午战争前，用作外债担保品的主要是海关税收。甲午战争以后，外债多了，担保品的种类也多了，除田赋没有用上外，海关税、常关税、厘金、盐税、茶税、烟税、酒税，其他杂税都已用作抵押。也就是说，外国银行不仅破坏了中国的“系统边界”，而且还部分掌握了中国的“系统边界”。
争夺中国铁路筑路权，通过铁路借款控制中国的路权，也是外国在华银行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一项重要内容。1897年4月由比利时银团出面，实际上由俄法两国取得卢（沟桥）汉（口）铁路的借款权。1898年4月美国取得粤汉铁路的借款权，1898年5月英国取得了沪宁铁路的借款权，同月山西省商务局与华俄道胜银行签订正太铁路借款合同。1896年清政府修建津芦铁路时，就已向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等借款。1898年10月中英银公司（由英商汇丰银行和怡和洋行联合组成）通过借款控制了官督商办的关内外铁路。同月中英银公司和盛宣怀签订《苏杭甬借款草合同》。到1908年清政府正式批准《苏杭甬铁路借款合同》。1899年德、英两国分别取得了（天）津镇（江）铁路北段河南段的借款权。1908年1月完成了《天津浦口铁路借款合同》，1903年11月比利时取得了汴洛（阳）铁路的借款权，等等。总计自1896~1899年帝国主义各国攫取的铁路路权共达 10 096公里，几乎囊括了我国解放前的大部分干线。
其实，西方国家不只通过铁路借款控制铁路本身的筑路权、材料采购权、营运权，还控制着铁路沿线的矿产开发、土地开发，铁路运送的商品享受免税待遇，以及火车票必须用其银行在中国发行的货币支付等一系列权利。
2.票号衰亡
甲午战争后，票号曾因承担清政府对外赔款的垫款和汇兑业务而辉煌一时，但是随着清政府的垮台和战争的打击，票号迅速走上了衰亡的道路。究其原因大概有三点：一是外国在华银行和新式银行的挤压，使票号的生存空间日益缩小；二是票号贷款的主要客户———清政府的垮台使票号倒账累累；三是票号的守旧模式，无法在工业革命时代与现代银行竞争，终于被系统淘汰出局。
3.钱庄中落
钱庄资本少，在依赖性强的同时，投机性也强。20世纪初，汽车工业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对橡胶需求的迅速上涨，上海股票市场上的橡胶股票的市价随之同步上升。上海钱庄不但贷款给投机商人，还自己搞橡胶股票投机，有人估计，华商在这次股票交易中，投入上海市场的金额约为2 600万~3 000万两之巨，投入伦敦市场的约为1 400万两，二者合计共4 000万 ~4 500万两，上海钱庄手中可以调动的资金几乎完全被橡胶股票公司所吸收了。当1910年6月以后，橡胶股票行情开始出现下跌时，数十家钱庄因股价大跌而资金周转失灵，不得不破产了事，而连带的票号、钱庄、商号又不计其数，终于引发了一场金融危机。在这场危机中，著名的源丰润银号倒闭，其在全国各地的分号也相继倒闭，上海的金融恐慌又迅速蔓延到了北京、天津、杭州、苏州、宁波，随后又引起了国内各主要商业城市的金融震荡。紧接着1911年的武昌起义，又使钱庄遭到政治风暴的冲击，多家钱庄因此闭歇。钱庄一度出现暂时中落的现象，但钱庄资本少，抗冲击能力强，是中国真正的“草根”金融，一旦条件适宜，便又能蓬勃生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民族工商业抬头，钱庄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度繁荣。
4.无独立能力的新式银行出现
中国新式银行兴起于19世纪末，它的产生有四个原因：一是外国在华金融业优厚利润的刺激；二是有感于中国财政金融利权被外国人操纵的现实，希望通过创办银行收回利权；三是新式工矿交通事业的兴办，对银行的创办也有一定的刺激作用；第四是解决国家财政困难的目的。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1905年中国第一家国家银行户部银行成立，1908年改为大清银行，同年，交通银行成立。据统计，自1897~1911年辛亥革命前共设立过17家银行，其中，到清末还存在的银行有12家。除银行外，各地还相继出现了一些具有地方银行性质的官银钱号。自1896年至清末共设立过官银钱号23家左右，到清末还存在的官银钱号有19家。
这时期，各类银行都是官股占很大比重，商股的很大部分也是官僚资本。官银钱号更是由地方当局从省库中拨官股筹设，等于官办，真正由商人投资创办银行的很少。这可以说是我国政府主导金融的初始。
但是中国新式银行的发展在其初期还是较弱的，从人才的利用上和管理上都需要借用票号、钱庄、外国银行的模式和人员，在业务开展上甚至还会依托钱庄和票号来进行，与工商业的交往也不是很多，它发行的纸币甚至被外国银行拒收，1908年两江总督端方致外务部电云：“中国听各国银行钞票一律行用，已属万分融通。今各国银行忽创意抵制不用中国钞票，喧宾夺主，实足骇人听闻。”但是在汇兑和存款这两方面，它们还是凭政治优势占了上风。中国新式银行的这种“天生弱质”注定了它不能担当起支撑中国体系、抵御外来金融的使命，中国金融业受西方金融机构控制的局面不仅没有因新式银行的出现而改观，反而有加强的趋势，这正是殖民地半殖民地金融的典型特征。
三、银价波动与不彻底的“币制改革”
（一）银铜比价的波动
自明末清初以来，中国确定了白银和铜钱的双重货币本位体系，这种货币体系需要足够的白银和铜的支撑，但中国银矿和铜矿的储量并不丰富，需要不断地从国外输入，如铜的输入主要靠日本，而白银的输入主要靠西亚和欧美国家，这就决定了中国的货币制度会因外部流入货币金属的多寡而出现收缩和扩张，更会因金属货币国际价格的波动而对并无固定比例关系的银、铜本位体系产生影响，同时，货币金属国际价格的剧烈波动，又促使中国不得不改变已有的货币制度，在中国货币制度的演变上，内在需求是一个原因，而外部的冲击和压力是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清朝的银钱比价波动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时期，这种比价的波动既反映了国内的因素的影响，也反映了国外因素的影响。
第一个时期是从顺治元年到嘉庆十二年（1644~1807 ）共164年，这个时期白银大量流入，而国内铜材有限，白银与制钱的比价基本稳定在800~900文左右，与清政府规定的1两白银换1 000文制钱相比，是“银贱钱贵”的阶段。
“银贱钱贵”促使政府一方面加紧了从日本输入铜材的措施，一方面开始鼓励民间尽量用银以减轻制钱不足的压力，另外民间私铸的盛行，后来日本“宽永钱”的流入，不仅部分缓解了“银贱钱贵”的局面，还一度使康熙年间的银钱比价上升到1千文以上。
第二个时期是从嘉庆十三年到咸丰六年（1808~1856 ）的49年间，是“银贵钱贱”的时期，银价出现了剧烈的上涨，银钱比价由一千二三百文涨到二千文，道光二十五年更涨到二千二三百文（杨端六，1962 ）。“钱贱”的原因与滥铸私钱和外国轻钱的流入有关；银贵的原因，在于鸦片贸易引起的白银外流，加剧了国内白银供求矛盾，加快了银钱比价上涨的速度。中国货币制度的演化因此而出现倒退，出现了对铜钱的畸形依赖，错过了由银钱并用向银本位过渡的时期。
第三个时期是从咸丰七年到宣统三年（1857~1911 ），是“银贱钱贵”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银钱比价出现了回落，由一千五六百文，跌到一千一百文。这一时期的“银贱钱贵”更多地表现为外部因素所引起。“铜贵”的原因在于国际铜价的上涨使中国铸造制钱的费用上升，以致到了得不偿失的地步，许多铸币厂都因亏损而不愿铸造钱币；“银贱”方面，与西方国家在这一时期陆续采用“金本位”制，大量的白银由流通领域涌入国际市场有关，同时也与白银产量的迅速增加有关。
“白银的生产自十七世纪以来，每年约在千万两左右，十九世纪前四十年每年平均生产约为二千万两，那以后生产额渐增。到十九世纪末，每年平均生产一亿两以上。”白银生产力的大增引起了白银价值的下跌，世界各国为了稳定通货，纷纷采用金本位制，使白银的用途大减，大量的白银向国际银币市场抛出，进一步加剧了白银价值的下跌。虽然同期黄金的生产也在增加，但世界金银比价还是由19世纪50年代的1∶15左右，上升到了20世纪初的1∶35左右，（彭信威，1958 ）三四十年间涨了一倍。
（二）世界银价下跌对中国的影响
清朝出现的三次银钱比价波动都受到了国际金属货币市场波动的影响，但前两次的影响对币制而言，仅仅是做了一些内部的调整，而最后一次的影响不仅涉及面广，影响深，而且直接促成了中国清朝末年不得不进行的币制改革。
世界银价下跌，意味着中国国际财富的缩减，国内物价的上升、对外汇价的下跌，如果说银价下跌对国内是弊大于利的话，对国际活动起码应是利弊相当，如银价下跌，中国大量借金还银的对外债款，应该是对中国有利的，因为借金在前，还银在后，银价下跌，中国可以用比原先更少的金来换取白银，减小偿债负担；银价下跌引起的中国对外汇价的下跌，对中国的出口和外资流入也应该是有利的。但是，实在让我们难以接受的是，对当时的中国而言，所有的“弊”都更加严重，所有的“利”又都变成了“弊”。
清朝末年，尤其是1894年以后的中国，所有的门户都被“列强”用枪炮打开，外国银行、外国货币、外国企业几乎深入到了中国的每一个地带，也就是说，对于来自外部的影响，中国既无法逃避，更无法抵制，只能无奈地“全盘接受”。世界银价的下跌首先引起了中国黄金的流出和白银的流入，进而引起国内物价膨胀，经济受到影响。据彭信威先生考证，在1888~1900年的三年间，中国输出的黄金值7 369.2万海关两，而“自1899年关册有‘金银’移动的统计以来，每年有白银的输入。”物价的上涨从白银购买力的变化可以看出，“十七世纪前半期，中国每公斤白银买米41.37公石，而到十九世纪后半期，就只能买米18.46公石”。中国的对外汇价，在西方国家实行银本位制的阶段，基本上是稳定的，波动的范围不超过现银输送点，但自从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实行金本位制以来，中国货币的对外价值就跟着金银比价的变动而变动了，且这种变动受国内物价和国际收支差额的影响较小。（彭信威，1958 ）汇价的跌落，应该能刺激中国的出口，减少进口，但是中国的对外贸易权在19世纪70年代已经旁落，中国的外贸更多地控制在驻华外商手中，而且外贸商品的价格自19世纪70年代以后几乎取决于伦敦市场的国际商品价格，这使中国商人的外贸不仅变成了猜测银价涨落的投机活动，而且自白银价格跌落后，中国不仅没有出超，“入超反而一年一年增加”，外贸权的失落，是白银对中国外贸由利变弊的主要原因；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中国的对外借款迅速增加，一是为应付甲午战争的军费需要，中国向外借债6 635 000英镑。1895~1898年之间，又因筹措对日赔款，举借三次大外债，即 1895年的俄法借款四亿法郎，后改为15 800 000英镑，同年的英德借款16 000 000英镑和1898年的英德续借款16 000 000英镑，都是借金还金，在金价上涨、银价跌落的时期，无疑迅速增加了清政府的财政负担。清政府对日赔款共231 500 000库平两，本是约定用白银分七年还清，但日本政府因为要采用金币本位制，便胁迫清政府改用黄金在伦敦交付，这次由还银变还金，使中国首次因银价下跌由债务国的有利地位变为不利地位；1900年的庚子赔款，原来议和的时候，列强提出的赔款总数是四亿五千万海关两，并不是某些外国货币，但战败的清政府无法回避列强的施压，竟允许在和约内折合各国金币，由此，每次支付银两数随银价的继续下落而增多，发生了约八百万两的“磅亏”（杨端六，1962 ），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又一次将自己置于极为不利的地位。银价下跌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康有为的一段话能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兹摘录如下：
“宣统二年（1910年）十二月，康有为在‘金主币救国议’中，极力主张改用金本位。大致说，世界各国皆宜采用金本位而中国独否。从人民方面来看，有六大害：（1）银价日落，物价日腾，则国人日贫；（2）银铜为金所持，不能自主，故物价无定；（3）银价既涨落无主，铜价更随之，小民愈困；（4）既无主币，称平折色，各省互殊，各市又异，则市难商苦生计难；（5）银行不能遍开，开亦难办；（6）良金尽逐出国外，国中空虚，元气顿尽。从国家方面来看，有四大害：（1）税则不稳定，官吏得上下其手；（2）物价日腾，税入之额行用日亏；（3）税入折成色，吏易作弊中饱；（4）国用不足，库日困绝，国致破产。此外，对外亦有四害：（1）磅亏；（2）货物入超；（3）银价物价涨落无穷；（4）金融常操在外人，致我死命。”
（三）不彻底的“币制改革”
虽然在19世纪后半期，世界上就有许多国家纷纷采用金本位制，但中国议论币制改革的人却很少，只是到了甲午战争以后，因为金银比价变化所导致的巨额“磅亏”使清政府入不敷出，才不得不寄希望于币制改革来改善境遇，但即使如此，中国国内对币制改革的认识还很模糊、肤浅，有些观点甚至是错误的，同时美国等国家乘机插手中国的币制改革，希望通过币制改革将中国更进一步地控制于自己的股掌之中。虽然国内国外都讨论的是中国实行金本位制的问题，但最终中国在清朝末年也仅仅是进行了“划一银币”的改革措施，认识不彻底，改革也不彻底，当时的环境也不允许有什么彻底的“币制改革”。
对货币制度的改革，当时国内的议论多为采用金本位，还有的建议采用金、银、铜同时流通的办法，有一个叫杨宜治的甚至主张铸造英镑和先令，这说明他根本没有货币主权的概念，当然这个想法提出来后，很快遭到了其他人的批评。公开反对金本位的只有张之洞一人，他认为中国民贫、物贱，日用以钱计，大宗交易才用银两，所以中国不易实行金本位。事实上为了稳定中外汇价，鉴于中国黄金短缺的情形，完全可以实行金汇兑本位，以金来标价，日常用银，通过在国际市场上吞吐黄金，调节黄金储备来维持国内白银与黄金的比价。其实，当时就有荷兰经济学家卫斯林（G。Vessering ）和美国国际汇兑委员会的精琪（Geremi-ah。W。Jenks）建议中国采用金汇兑本位制。但是中国为什么没有采用呢？可以说有三个理由，一是当时实行金汇兑本位制的基本都是殖民地国家，因此中国存在实行金汇兑本位之后受制于人的顾虑。二是精琪提出的“中国新寰法条议”中，很明显的是要借插手中国币制改革之机，将中国纳入美国的控制之中。在新寰法条议中，他提出中国的币制改革不是尽量符合中国国情，而是“其实施能得赔款国之多数满意为归”，中国的币制改革应请洋员为司泉官，由其全权办理；中国的货币流通、借贷和汇兑等都要有司权官另行载册登记，以备各国查看……（杨端六，1962）精琪的这些提议严重侵犯了中国的货币主权，遭到了中国朝野的极大反感，最终不得不在一片激愤声中草草收场，离开中国。三是清政府对币制改革的不重视和认识不清，迟迟做不出决断，直到1911年才开始整顿币制，最终以划一银元币制为币制改革的了结。
可以说，以当时中国政府之懦弱和中国主权之不巩固，中国实行金汇兑本位制，迟早要在货币制度上授人以柄，被人操纵，美国的企图可见一斑；但如果不实行金汇兑本位制，而是实行金本位制，中国黄金储备的短缺又成了问题，如果借入黄金储备，同样会受债权国的左右。由此看来，划一银元币制实在是不得已的选择，但就连这也根本扭转不了中国银本位国家不利地位的办法，也因辛亥革命的爆发而不了了之。所以说，没有强有力的国家主权，实行什么样的币制都会存在巨大的风险。
四、金融系统无法实现自组织的原因
鸦片战争到清末这段时期，由于外来货币、外国金融机构的进入，使中国金融系统由原先的稳定过渡到了混乱的阶段，但是并没有在混乱的情况下实现“自组织”，向更高一层的稳定系统转化。主要表现是，针对货币流通领域混乱进行的币制改革没有实现，外国金融机构进入所激发的新式银行的设立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整体，这都是自组织没有实现的表现。系统论认为，在动态环境中演化的系统，会在一定条件下实现从无序向有序进化，从低级向高级进化，即实现系统的“自组织”，那么中国金融系统为什么没有实现自组织基础上的进化呢？对这一原因的探讨有益于我们对当今金融改革开放的认识。
（一）“系统自组织”原理
系统自组织理论的研究者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系统会自动实现从无序向有序、从低级向高级的进化。这些条件有：（1）系统开放。系统只有在开放的情况下，才能从外界吸入足够的“负熵”流，实现系统与外界环境的持续的物质和能量的交换，避免系统向混乱和无序的退化。但这种开放又要根据系统内部的吸收、消化能力，进行实时、适度、有选择的开放，否则就会对系统的自组织能力形成破坏性的冲击。（2）系统远离平衡。远离平衡是系统进化的关键。系统的演化过程总是经历平衡到远离平衡，再到更高层次上的平衡。系统只有在远离平衡态时，才能面临许多进化分支，进入什么样的分支将决定系统的演化方向。（3）系统内自催化的非线性协同作用。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还不是系统自我演进的必要条件，重要的是系统内部各要素间在这时会出现相互协同的非线性关系，通过这种非线性作用使系统内部的各要素结成整体，并支配各系统要素的运动，使系统从无序向有序演化。（4）涨落作用。涨落作用是指由系统内外因素引起的对系统诸要素协同作用的放大过程，这种“放大过程”使系统突破演化的临界点，偏离其原先既定的结构状态，实现系统从量变到质变的进化。
（二）无法实现“系统自组织”的原因
从系统自组织的原理我们看出，中国系统无法实现系统自组织的原因，一是在于系统自组织条件的不充分；二是在于系统自组织过程的不完全。
1.系统自组织条件不充分
系统自组织条件的不充分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虽然中国的金融系统是“开放的”，但这种开放是不顾系统自身发展需求和承受能力的“被动的”、“全面的”开放，系统边界的闭合作用丧失，边界对系统输出输入内容、数量、速度失去控制。因此，虽然有先进的货币制度、金融制度进入中国，但是由于国内金融系统还不具有相应的吸收、消化能力，系统不仅不能实现“自我扬弃”和“自我更新”，反而失去了原来发展的轨道，进入一种“混乱状态”。二是系统的自反馈能力下降。在外国货币流入和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半个世纪后，清政府才开始有了自觉的针对性行动，这种反馈能力的迟钝，是系统演进的一个主要障碍，也是系统不能及时抓住相应的涨落机会，进入演进分叉点的关键；三是系统内部缺乏协同一致的非线性关系。一方面，清政府对金融业长期缺乏管理，1908年才首次出台《银行通行则例》和《银行注册章程》以整顿金融业，但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对外资金融机构不仅没有管理，还使其在不平等条约下拥有了“治外法权”的特权，这一权利的赋予，相当于破坏了中国金融系统的完整性；另一方面，清政府控制全国金融体系的能力下降，各省各自为政的现象常常导致相应的金融法规失效。
2.系统自组织过程不完全
系统自组织的条件也是系统自组织过程的一个描述，系统要实现自组织一般来说必须经过以下几个阶段：（1）系统开放并远离平衡，这是系统自组织的前提；（2）出现类聚、分叉，在内外力的作用下，系统内部会从无序的混乱状态向潜在的几个演进方向聚集，并形成系统演进的分叉；（3）系统成核。经过分化后的元素，要形成一个整体，必须先成为一个核心，它起着吸引的中心、支持的基础和建构的模版三重作用；（4）归并。成核的部分要构建一个完整的系统，必须在能动作用、竞争协同的非线性作用、涨落作用的共同作用下，将系统其余部分围绕核心进行归并和组合，使系统成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结构完整的有机整体；（5）边界闭合。指系统形成一个与原有系统特征不同的、具有新特征的独立于环境的新的系统。只有存在完整、封闭的边界才可以说出现了一个对环境有着相对独立性的系统。
中国金融系统自组织的不完全，在于仅仅演进到了“新式银行”，这样一个成核机制，但没有形成一个以中央银行为中心的金融结构完整、金融功能健全的金融体系，没有出现系统边界的闭合，外资银行对中国金融系统的控制作用没有减弱。而中国的金融系统之所以演进到以政府金融为特征的“新式银行”这个“分叉”，也是与系统成核机制的原理分不开的。系统成核机制的原理表明，在众多“分叉”的选择中能形成基核的是那些较能适应内外部涨落的趋势，能得到较充分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支持，从而使其能动作用在系统结构内部逐渐增强的部分。政府金融之所以被选择正是因为它具备了这些优势，山西票号对政府的支持不可谓不大，但是大清银行和各省官银钱局成立后，就迅速将山西票号从官款汇兑的领域里排挤了出去。对已在外国和本国近代银行压迫下困难重重的票号，不仅不扶持、保护，甚至连平等的权利都不能得到保障。
五、对世界金融体系形成的促进作用
中国金融系统这一时期的边界破损和混乱，是英国等工业国家金融系统向外扩张的结果。中国金融系统的弱化和自组织能力的下降，便利了英国等工业国家通过金融渠道向中国输出多余的金融资源以获取更大的利润，如英美等国这一时期在中国增加了铁路、矿山等直接投资，增加了对中国政府的贷款，加强了它们对中国政治经济控制能力；同时，中国金融市场对外来金融机构无条件地全面开放，又便利了它们通过各种渠道掠夺中国金融资源。如通过贸易渠道，（洋货的大量倾销，非法和罪恶的鸦片贸易）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通过强迫清政府支付侵略战争赔款，掠夺中国的金融资源；通过借款和投资进行的金融及其他资源的掠夺。
由此可见，在世界金融系统中，下层金融子系统不仅是上层金融子系统输出多余资本的场所，而且是上层金融子系统获取更多金融资源的场所。上层的强大是以下层的弱化为代价的，但是上层的强大又便利了其对弱小的下层的控制，客观上促进了世界金融系统的整体稳定。
中国金融系统受外来金融影响开始进行货币改革和建立新式银行的情况，又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上层金融系统在扩张的过程中，又客观地起着“自催化”、“自复制”的作用，虽然中国金融系统从商业金融过渡到工业金融有一个畸形发展的过程，但这种促进和催化也使全世界的金融系统实现了整体协同演进。
另外，中国作为银本位国家，在西方国家纷纷改行金本位制的时候，黄金大量流出、白银大量流入，加速了国际金本位形成的步伐，也促进了中国的币制改革。中外货币体系之间的这种“咬合”作用，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是有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