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仁浦后周
魏仁浦（911年～969年）字道济，卫州汲县（今河南汲县）人。魏仁浦出身卑微，先后出任过后晋、后汉、后周、北宋的官吏，并且在后周深受后周高祖、后周世宗的重用，出任宰相。他曾在历史的一些关键时候，起过重要作用。五代后周、同平章事，显德六年（960年）六月任职，七月仕宋。字道济，卫州汲（今河南汲县）人。后晋末为枢密院小吏，后助郭威起兵建立后周，任枢密承旨、羽林将军。世宗时，迁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恭帝即位，加刑部尚书。北宋初，进右仆射。乾德初，罢守本官。
少年有志
公元911年的一个早晨，魏仁浦降生在一个穷苦的贫民家庭。虽然家境贫寒，但他的父母忠厚朴实，勤劳能干，他从小就在父母亲情的呵护下健康地成长。年幼的魏仁浦机敏聪慧，常常给家里带来笑声和活力。可是好景不长，父亲就得病去世了，只剩下母亲、他，和一个不满半岁的小弟弟。自此，生活的重担落到了母亲的肩上。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他也变得格外地懂事。
公元920年，卫州一带闹旱灾，加上后梁政权不断向农民加征赋税，很多人都难以生存。在魏仁浦家中，时常揭不开锅，有上顿没下顿。魏仁浦的母亲总是让他们兄弟二人吃好，而自己背着他们吃野菜、喝面汤。在长期伙食无保障的情况下，魏仁浦的母亲越发显得苍白，终于有一天昏倒在灶台前。放学回家的魏仁浦看到母亲的样子，痛哭起来，他发誓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好好孝敬母亲。时光过得真快，转眼又过了两年，魏仁浦依旧每日穿着补丁长衣去私塾渎书。冬天来临了，一阵阵寒风袭来，刺人心骨，魏仁浦穿着唯一的单衣在寒风中打颤，可是家里实在没有衣料可以添加衣服了。魏仁浦的母亲四处奔走，终于借到了一块粗布，回家来给他赶制衣服。魏仁浦放学回家，看到不辞辛劳整日为他奔忙的母亲又在为他制衣，他的眼角有些湿润，叹了口气，说：“慈母求贷以衣我，我怎能心安啊！”说着说着，眼泪竞流了下来。从此，他读书更加用功了，早日孝敬母亲的念头在他心底越扎越深。
在乡塾里，魏仁浦刻苦好学，深受先生喜爱。有一天放学的时候，先生让学生们回家背《论语》一章。第二天，先生点魏仁浦背诵，他不仅背诵流利、只字未错。而且还多背了两章。先生对他的记忆力如此之好感到惊讶万分。从那以后，先生更看重他了，而他博闻强记的功底也传到了周围几百里，乡亲们都称他为“神童”。又过了几年，魏仁浦已经成长为一个满腹经纶的稳重青年人，能够滔滔不绝地发表议论、品评时事。有一天，他又遇到了授业的先生。先生对他说：“仁浦，你可以到外面闯荡一下了，现在是乱世，正是时势造就英雄的时代！外面一定有你的用武之地。”这一年，魏仁浦挥泪告别了母亲，独自踏上了奔赴洛阳的道路。他一边行路。一边打听现在的局势，常常一大早就启程，晚上再找一家便宜的小旅店住下。走了几天，他来到了济河边，济河的风浪很大，他还是上了船，船驶到济河中央的时候，魏仁浦脱下上衣并把它掷到了江中，说：“今生若不能得富贵显达，从此不再过江见父老乡亲了。”
后晋末年，出帝石重贵骄纵奢侈，认为天下太平相安无事了。各地进贡献上的奇珍异宝，全部归入了内府；他又命人大量制造器具玩物，扩建宫室，装饰后宫。他专门建造织锦楼来编织地毯，征用了数百名织工，一年才完成。他还毫无节制地赏赐为他歌舞戏谑的艺人。虽然有大臣不断劝告后晋出帝，但他根本听不进去。后晋在他统治下，一日日衰亡下去。这一时期，魏仁浦有了一个官职——枢密院小吏，虽然官位不大，但他为人处事很有一套方法，他做事谨慎，很受枢密院承旨的赏识。他当时的办事效率和才能，也不是同辈人可以比的。尤为重要的是，他内心始终保持着一股奋发向上的浩然正气，时人都很钦佩他。
不久，后晋朝廷的统治不断出现危机：边境上和契丹又有冲突，契丹人常到后晋边境抢掠，获得了不少兵器、铠甲、牛马等军用物资，还抢走了不少人口。后晋大将孙方简、孙行友等率领当地百姓中豪强勇健的人修兵寨来保护自己。但有时孙方简向朝廷邀功请赏，若朝廷不如他们的意，他们就全寨投降契丹，并作契丹人的向导，深入内地抢掠。那时河北又发生了大饥荒，百姓饿死的数以万计，衮、郓、沧、贝四州，盗贼群起，内外动乱不已。
为了夺回失去的瀛州、莫州，出帝时的宰相冯玉、李崧决定派兵进攻契丹。杜威是后晋出帝的亲戚，一向很受重用，天平节度使李守贞经过晋地时，杜威常赠送他金银、兵器、铠甲，二人关系很好。后来，李守贞入朝时，后晋出帝很看重他，李守贞就势进言道：“如果陛下您用兵，我愿和杜威通力合作肃清沙漠之敌。”后晋出帝因此更感到他是个德才兼备的将军，于是就把这次出征的任务交给了杜威和李守贞。杜威虽然以皇帝亲戚身份担任了上将，但他生性懦弱胆小。他不懂战术，只知蛮打，损兵折将严重。在自己的部将王清与契丹军队奋力作战时，杜威竟然不派一兵一卒去支援。公元946年，契丹派兵从远处包围了后晋军营，军中粮食快要用尽了，杜威、李守贞等谋划投降了契丹，众士兵敢怒而不敢言。不久，契丹军队渡过了黄河，后晋的统治危在旦夕。
不久，契丹军队掠走了后晋出帝和太后。公元947年，后晋大臣刘知远乘势登皇帝位，是为后汉。在契丹兵入中原的时候，魏仁浦随着大军北上抵抗契丹军队。他曾在真定（今河南巩县）叩见了后汉高祖。后汉的大将郭威向魏仁浦问起契丹的兵力和战事，魏仁浦都能详尽地说出来，魏仁浦的精细敏捷深得郭威的好感，从此开始受到郭威的重用。
乾佑元年（948年）后汉高祖病重，临终前他召见了苏逢吉、杨邻、郭威、魏仁浦等，对他们说：“我气息微弱，不能多说。刘承祐年幼弱小，一切后事拜托各位爱卿了，你们还要严加防范杜威。”当天，后汉高祖就在万岁殿去世了。不久。后汉大臣们铲除了杜威父子。后汉隐帝刘承祐登了基。新帝刚即位，就面临着契丹在边境的骚扰。后汉隐帝为此忧患不已，于是派郭威为西面军前招尉安抚使，各军归郭威调度。郭威在率领士兵出征之前，向魏仁浦请教良策。魏仁浦说：“李守贞自认为是老将，士兵之心都归附于他；望您不要吝惜官家的财物，要多多赏赐士兵，这样就夺去李守贞所倚仗的优势了。”郭威听从了魏仁浦的劝告，从此众人之心都开始归附郭威。郭威在与契丹对抗、平息叛乱方面立了大功，这里面多有身边良臣魏仁浦的功劳。
后汉隐帝在为高祖服丧三年后，就开始听音乐、赏赐优伶锦袍、玉带。还常常做一些礼法不容的事，大臣们的劝诫不仅无法止住他的恶行，反而招来了他的厌恶。不仅如此，隐帝还是个多疑的人，他曾经在夜里听到手工作坊打铁的声音，就怀疑是有人在赶制兵器，一夜都无法入睡。他怀疑杨邻会犯上作乱，不仅找借口杀了杨邻，而且派遣使者把他的亲属、党羽、随从也全部杀死了。他害怕郭威的声名会危及自己的皇位，想趁此机会灭掉郭威。当他派的使臣到达澶州（今河南濮阳县南）时，因为李仁义畏缩胆怯，害怕王殷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所以迟迟没有动手。王殷与郭威很要好，就让郭威亲眼看了绝密诏书。郭威看到诏书上写着逮捕自己时，他一下六神无主了。在关键时候，他又想到了机敏谨慎的魏仁浦，魏仁浦看了诏书，凝神定思，说：“您是国家的大臣，功名一向清白且为世人称颂，现在又握有重兵，据守着重镇。一旦被小人诬陷，灾祸来临是很难排解的。事态已发展到这一步，您可不能坐着等死呀！”郭威说：“想当年，我和杨邻披荆斩棘，跟随先帝夺取天下，接受先帝托孤的重托，竭尽全力保卫国家，如今他们已经死了，我还有什么心思独自活着！不如死了算了。”魏仁浦说：“您白白送死有什么好处？不如顺应众人之心，领兵南行，这是天赐的良机呀！”郭威于是留下了他的养子郭荣（郭威之妻柴氏之侄，即柴荣）镇守邺都（今河南安阳），自己亲自率领大部队向南进发。
冬日寒风萧萧，平地积雪四尺。郭威率领的军队散布着各种传言，说，“后汉隐帝已负将军，将军如今却准备负荆请罪，将军何罪之有？”还有的说，“将军深明大义，现今天子昏庸无能，应取而代之。”郭威渡过了黄河之后，住在澶州驿馆。一天早晨，将要出发时，突然有将士数千人大声喧哗，他们翻越墙头登上了房顶说：“天子必须由将军来做，我们已与刘氏结下仇，不可再立刘氏为君了。”还有的人撕裂黄旗披在郭威的身上，他们扶抱住郭威，欢呼万岁，震动天地，并趁势簇拥着郭威向南行进。这期间，魏仁浦一直在郭威左右。
在关键时刻，魏仁浦出了重要主意使郭威称帝有了可能，他能言善辩、博闻强记，使郭威最终能在皇位上坐得安稳。年纪轻轻的魏仁浦无疑是后周王朝的开国功臣。
宽仁有度无私隙
后汉隐帝的宠臣作坊使贾延徽常常利用受宠之机，诬告贤良，对于自己看不顺眼的事情，也总是加以扭曲地告诉后汉隐帝。因他常向后汉隐帝进言，居然获得了“谏臣”的称号。而受他迫害的臣僚们则苦不堪言。就连办事谨慎、小心翼翼的魏仁浦也受到牵连。贾延徽和魏仁浦曾是邻居，贾想扩建自己的房屋，于是四处征地。他贪心无止境，认为魏仁浦的房地风水好，想吞为己有。他多次向后汉隐帝说魏仁浦的坏话，差点儿给魏仁浦招来杀身之祸。后汉亡后，有人抓获了贾延徽，交给魏仁浦处罚，魏仁浦却说：“乘人之危于乱世报私怨，我是不会做的！放了他吧！”他的手下都称赞他的大度。他办事效率高，素有浩气在身，有人评他为“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魏仁浦出身贫寒，历经乱世风云，饱尝战争之苦，因此很懂得爱护百姓。在平日的生活中，他总是节衣缩食，把余下的钱粮捐给军队或百姓。在百姓们心中，魏仁浦是可亲可近的人。
魏仁浦深明大义，在处理官员关系方面也令人钦佩。《宋史》这样评价他：“仁浦性宽厚，接士大夫有礼，务以德报怨。”山西一向是历代池盐的重要产地，这里的榷盐使是众人争夺的肥差。后汉时有个叫郑元昭的开封浚义人，是安邑（今山西运城市东北）、解县（今山西运城市西城解州镇）两池的榷盐使。多年以来，郑元昭一直独专丰厚的盐利，后来他又被提升为解州刺史。公元950年，皇上下诏令让魏仁浦的岳父李温玉担任安邑、解县两池的榷盐使。郑元昭本来就心胸狭小，这次又有人分享了他的榷盐专利，心中气恼却又苦于没有办法。在以后处理事务的过程中，郑元昭和李温玉的裂隙不断地显露出来。那个时候，魏仁浦在枢密院任职，郑元昭总是疑神疑鬼，认为魏仁浦一定有意庇护着李温玉。郑元昭于是注意一切和李温玉有关的事情以求抓到把柄弹劾他。事情也巧，曾经是一代骁勇健将的李守贞在河中造反，而李温玉正好有个儿子在河中。郑元昭在听到这个消息的同时，马上派人拘捕关押了李温玉，上奏说他叛变了。这件事就牵连到了魏仁浦。枢密院主事知道郑元昭和李温玉本来就有私隙，想必是郑元昭借此诬陷李温玉以泄私愤，便把这件事放到一边不问了。后来，魏仁浦升迁为枢密院承旨，郑元昭被调回京。他心里很担忧，在路过洛阳的时候，他对魏仁浦的弟弟魏仁涤说出了事情的原委，魏仁涤听罢，大笑，拍着郑元昭的肩膀说：“你放心吧，我哥哥一向宽厚有度，他平时从不和人结怨记仇，又怎么肯因私人的恩怨来加害你呢？”事实果然如此，在郑元昭到达京城后，不仅没受到牵制，反而获职提升。原来，魏仁浦认为郑元昭有实干精神，于是向郭威举荐了他。魏仁浦“以德报怨”、“宽仁有度”的崇高精神正是受郭威重用的原因之一。
为国效力
广顺元年（951年）正月初五，后汉太后颁下诏令，授予监国郭威传国玉玺，郭威正式即帝位，改国号为周（史称后周），是为后周太祖。建国之初，便下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百姓们喜盼丰收，也期盼着后周能给他们带来和平而富庶的生活。后周太祖郭威却也不负重望，显示出一代名君的气魄。他重用良臣，升迁魏仁浦为枢密院副承旨，不久，又升他为右羽林将军，担任承旨职务。后周太祖身边有魏仁浦、范质、王溥等重臣，使他如虎添翼。在黄袍加身之前，后周太祖郭威就是一员大将，他的军队名振天下，连契丹人都惧怕三分，后蜀、南唐对他也很畏惧。郭威称帝后，较少亲自出征了。他的养子郭荣、大将王浚的名声也渐渐远播。郭威一直把视察军队、关注军事作为自己的一件大事。有一次，他正在闭目养神，突然天气骤变，刮起了狂风，他担忧出征的将士们，就把魏仁浦召来，询问将士们的情况。魏仁浦一一说出各州屯兵情况和将领的名字，这竟和名簿上丝毫无差，又令郭威大吃一惊。
广顺末年（953年），魏仁浦的母亲病逝，自幼和母亲相依为命的他悲痛万分，于是，去职守孝，立即回归乡里。后周太祖在作决定时总会想到仁浦，说：“贤臣何时归来呀！”后周太祖年已近衰，不久病也日日加重，他对养子柴荣说：“从前我西征时，看到唐朝十八座皇陵没有不被人发掘的，这是因多喊有金银宝玉的缘故。我死后，要穿纸衣。要用土棺。墓穴用砖建，工匠也要使钱雇佣，安葬完后，不要设守陵人，不要造石羊、石人、石马，只刻一碑立于陵前，写上‘周天子平生好俭约，遗令用纸衣、瓦棺、嗣天子不敢违也。’”他又说：“你可重用魏仁浦和李洪义，不要让魏仁浦离开枢密院，军权可交一部分给李洪义。”显德元年（954年）正月十五日，后周太祖死于滋德殿。二十一日。柴荣继帝位。魏仁浦一直是郭威的重臣，郭威死后，魏仁浦一如既往地忠于后周朝廷，为柴荣稳定统治、统一北方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北汉主听说后周太祖去世，非常高兴，准备大举入侵后周，他派遣使者到契丹请求出兵。公元954年二月，契丹派遣武定节度使杨衮率领1万多骑兵赶往晋阳。北汉主亲自率领骑兵、步兵3万，任命义成节度使自从晖为行军都部署，武宁节度使张元徽为前锋都指挥使，会合契丹军队从团柏（今山西境内）南下赶往潞州。刚即位的后周世宗闻讯大怒，亲率军队抵抗。北汉主不知后周世宗已率军到达潞州，所以他只是从潞州经过后继续向南行。当天晚上，北汉军队驻扎在了高平城南。三月十九日，两军相遇，展开战斗，最初北汉军队后退。因为世宗的前锋部队和后继部队相距有一段距离，后继部队还未到达，前锋军作战心中不免害怕。在这个时候，世宗的意志情绪更加坚定了，他披着战甲、骑着战马亲自到阵前督战。但交战没多久，世宗方面的右路军队开始溃败，樊爱能、何徽带着骑兵首先逃跑，接着一千多步兵脱下盔甲口呼万岁，向北汉投降。北周此时士气锐减，魏仁浦分析了一下形势，劝世宗出动左路军队。世宗带着贴身的亲兵冒着流矢飞石带领左路军队猛攻，魏仁浦催马上前，大声呼喊：“皇上如此危险，我们怎能不拼出性命呢？”又说：“贼寇只不过气焰嚣张，全力作战一定可以打败！国家的安危存亡，就在此一举了。”说着，他冲向敌军。平时。魏仁浦在军中就很有威信，这次皇上亲自督战也激发了士兵们的力量，加上赵匡胤等大将的英勇冲杀，最后后周终于击败了后汉和契丹的联军，取得了胜利。
周世宗在继位之初采取守势，随着国力的增强，渐渐有了统一全国的愿望。世宗器貌雄伟、通文史、善骑射、有智谋，统一之志也日益明显。在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他还革新了政治。他善于纳谏，要求群臣极言其先，他“留心农事，刻木为耕夫、蚕妇。置之殿庭，”目的在于提醒自己，时刻想到为农民减轻痛苦。魏仁浦的大气、足智多谋总在关键时刻助世宗一臂之力。在击败北汉、契丹联军的过程中，他的正气与威信得到了充分体现。因此他也更受重用，被提升为检校太保、枢密使。原来只有宰相才能享用的赐器，世宗也赐给他。显德六年（945年）后周世宗打算任命枢密使魏仁浦为宰相，参预商议的人都认为魏仁浦不是科举出身，不可以担任宰相。世宗说：“古人为宰相者，岂尽由科第耶？”这年四月十五日，世宗任命魏仁浦为中书侍郎（中书省长官）、同平章事，同时兼任原来枢密使之职。世宗还让王溥、范质都参预主持枢密院事务。魏仁浦虽然身处权力要位，但仍谦虚谨慎，世宗的性格很急躁，周围官吏有违反旨意的，魏仁浦大多将罪过归于自己来拯救他们，因他而得保全的人很多。“在其位，谋其职”，当上了宰相的魏仁浦更把民间的疾苦记在心间，他不断进言世宗，并亲自督修水利，经过艰辛的努力，恢复了以首都开封为中心的水利交通，还疏浚了河道数百里，既有利于交通，也解决了沿河道农田的灌溉问题。
也是在这一年，周世宗在征辽战争节节胜利时，不幸患病，他自知病重难愈，赶忙封六岁的儿子柴宗训为梁王。这年六月，世宗病逝。当天以宰相魏仁浦、范质、王溥为首的后周众大臣奉柴宗训为帝，即为恭帝。恭帝继位后，又给魏仁浦加了刑部尚书一职。
幼童宗训继位后，“时人咸谓天下无主”的传言沸沸扬扬。建隆元年（960年）初一，后周朝廷群臣正在庆贺新年元旦，镇（今河北镇定县）、定（今河北定州市）二州使者飞驰前来奏报，契丹军队南下进犯，与北汉军队会合。范质、王溥训命令赵匡胤率领众将抵御来敌。赵匡胤执掌军队六年，深得士卒之心，经常随从后周世宗柴荣征战攻伐，屡次建立战功，此时已众望所归。恰逢君主年少，国家动荡，将士们密谋推举拥戴赵匡胤为帝。
以后，事态的发展，果如百姓所预料。赵匡胤率领的大军，于正月初二出城，当天下午便驻扎在离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和赵普到处散布“天上有两个太阳，正在搏斗”的谣言。这样，“一日克一日”的说法传遍了军营。第二天一早，众将身穿铠甲手执兵器，直接敲击赵匡胤的门说：“众将无主，愿立您为天子。”赵匡胤惊醒起床，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已被披上了黄袍，众将围着下拜，口呼万岁。赵匡胤统帅大军回师，突人京师开封，进入宫廷，后周众大臣们束手无策，范质、王溥等下拜听命。魏仁浦不甘心后周就这样被颠覆，他组织一部分朝臣反抗，终因势单力薄，被镇压了下去。从此，魏仁浦染病在身。他临死前还一直念着后周世宗柴荣的名字，自责没能保住后周的江山。开宝二年（969年），他在去太原的途中病重，在梁侯驿（今山西沁县界）去世。享年59岁。
魏仁浦少年时以孝顺谨慎闻名，后晋时开始出仕，从此步入宦途，尤受后周太祖郭威、后周世宗柴荣的重用，官至宰相。他为人清静俭朴、宽容大度，能言善辩、足智多谋、与人为善、左右逢源。“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可以说是他心胸的体现。他博闻强记，殚精竭虑，为后周统一北方立下了汗马功劳。晚年遇上“陈桥兵变”，他虽竭力想保住后周政权，但终因势单力薄，以失败告终。处乱世，显忠良，他对后周政权一片忠心，晚年自责，孤独寂寞，怀念先祖，不幸染疾而死。他与范质、王溥不可同日而语。他是那一时代少有的尽忠之臣。后人都称他为“寂寞的魏仁浦”，就是因为他一生尽忠尽职，不同流合污，尽显一代忠臣风范。
范质后周
范质（910年～964年）字文素，大名宋城（今河北威县东）人。他的父亲为范守遇，曾任郑州防御判官。一天夜里，范质的母亲梦见一位神仙送给她一支五色笔，第二天便生下了他。许是得了仙人的灵气，范质从小十分爱读书，并且天性聪颖明慧，9岁的时候便已能写一手好文章，13岁研究《尚书》，并教授学生。
乱世贤才
后唐长兴四年（933年），23岁的范质参加科举，当时是才名贯天下的翰林学土何凝为主考。何凝在看了范质的文章后大加赞赏，以第十三名取了范质，并把范质叫到跟前来对他说，“你的文章在众人之上，而我却让你屈居十三，只不过想你传承我的衣钵罢了。”范质听后深以为荣幸。
中了进士后，范质被忠武军节度使推举做官，任封丘县令。
当时，四方动荡，战乱频仍，后唐很快被后晋所代。晋天福年间，范质用文章谒见当朝宰相桑维翰，桑维翰十分器重他，即刻奏明皇上任命他为监察御史。后来，桑维翰镇守相州（今河南安阳市南），又历任泰宁、晋昌节度使，便把范质带在身边做从事，让其帮忙协助主管政务。桑维翰再度为相后，范质升任主客员外郎、直史馆。大约一年以后，范质被召为翰林学士，加受比部郎中、知制诰。
公元936年，石敬瑭以“儿皇帝”的身份建立后晋，但是辽太宗耶律德光却从未放弃南犯的企图。后晋开运元年（944年），辽兵终于大举南下，一路烧杀掳掠，势不可挡。开运三年十二月，辽军兵临汴梁城下，城中大乱。后晋出帝石重贵感到末日到来，绝望地在宫中放起了火，并发疯似地提起宝剑驱赶后宫中人跳人火中，被亲军将领薛超拦腰抱住。不久，卖国贼张彦泽从宽仁门外传入契丹主给太后的书信以示抚慰。出帝心里涌出一线希望，于是命令灭火，打开所有的宫门。出帝坐在御苑中和后妃哭得呼天抢地，召范质草拟降表，他口述道：“孙男臣重贵，祸事来临，神志迷惑；运数已尽，天命灭亡，现在和太后及妻子冯氏，全族大小都在郊野两手反绑而面向前，等待治罪。”此外，他派儿子镇守于宁（今河南濮阳县南），节度使石延煦、石延威镇守于信（今山东曹县西北），节度使石延宝奉上国宝一枚、金印三枚出城迎接。亲历了这一场屈辱的变乱，范质面对国家的沦亡而无能为力，感到一阵阵说不出的无奈和悲哀。耶律德光废掉石重贵，将其全家迁到建州（今辽宁朝阳境内）。此后，石重贵再也没有踏上中原的土地。
天福十二年（947年），刘知远称帝建立后汉。原后晋许多大臣被掳至北方，范质侥幸得以逃脱，并因其才名被命为中书舍人。后汉乾佑元年（948年），河中、永兴、风翔府三个藩镇叛乱，郭威为西面军前招慰安抚使，出兵平叛。战争过程中，朝廷每每下达的诏书都措词得体，军务处置也切合实际情况，郭威十分惊奇。一次，他问使者道：“这诏书是谁起草的？”使者回答说是翰林学士范质。郭威叹道：“他真是宰相的人才啊！”
刘知远死后，18岁的皇子刘承佑继位，是为汉隐帝。刘承佑年幼轻佻，专事荒淫，他十分不满枢密使杨分、史弘肇的倨傲跋扈，而喜欢善于谄媚的苏逢吉，他和亲信计议杀死了杨分和史弘肇二人，同时用苏逢吉为权知枢密院事，刘铢权知开封府，命刘铢杀郭威家属，并密遣使者赴澶州诛杀郭威，迫使郭威从邺（今河南安阳市）率领将校兵卒南下，清君侧，洗冤诬。隐帝为乱兵所杀。
郭威军入汴京，手下大肆杀掠，烽烟四起，京城大乱。于是，范质隐居在民间。一天，范质坐在封邱巷茶馆中，有一个相貌怪异丑陋的人走上前来对他作揖说：“相公不必担忧。”当时天气炎热，范质手中拿的扇子上书写着“大暑去酷吏，清风来故人”两句诗。那人说：“世上的酷吏冤狱，哪里只是大暑的厉害而已？相公将来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弊端。”说完便把那把扇子带走了。范质为这事迷惑了很久。一次，他偶然到了一座庙宇，看见一尊泥塑的小鬼，那样子就像在茶馆中见的人，扇子也在他手中，范质心里十分诧异。
郭威到京城等一切平定下来之后，便在民间寻访范质。那天，天降大雪，郭威终于找到了范质，一时喜出望外，立马解下身上的紫袍披在他身上。郭威命令范质起草太后诰令，迎接新国君的礼仪规则。虽然在匆忙间写成，范质的笔调、措辞还是十分得体。
后汉隐帝乾佑三年（950年），翰林学士、户部侍郎范质被任命为枢密副使。
改朝换代 身不由己
公元951年春，后汉太后颁布诰令，授予监国郭威传国玺印，正式即皇帝位，是为后周太祖，改年号广顺，实行大赦，安抚百姓。
是年，郭威加拜范质为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同时兼参知枢密院事。中书侍郎为中书省长官，唐中叶以来，凡任宰相之职者都要在其本官外加“同平章事”的尊衔，以行使宰相之权。太祖在郊外祭祀完毕后，又把范质进升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门下省长官）、平章事、监修国史。在跟随太祖征伐高平（今山西晋城市）回来后，范质又加授为司徒，弘文馆大学士。这样，范质成了后周名副其实的宰相。
当初，范质刚进入朝廷为臣，成天手握书卷仔细研读，有人劝他不必如此辛苦，范质回答：“从前有善于看相的，说我将来会位及宰相。如果真的像他说的那样，不多多学习又怎么能胜任呢？”他精明敏锐，博闻强记，严守法律制度，在成为宰相后，保忠臣，举贤能，劝谏君王，改革弊政，确实为国家做了不少事。
范质刚做宰相，与冯道一起站在朝堂上，太师中书令瀛文懿王冯道宦海浮沉三十年，左右逢源，因而十分瞧不起初出茅庐的范质，暗暗观察他的行为。范质一开始主持政务便对手下说：“凡是处理政事，或者写报告奏折，都应亲自体察实际情况，否则便会文不符实，漏洞百出，为天下耻笑。”冯道听说后叹道：“真是识大体的人啊，我不如他。”太祖显德元年（954年）冯道去世，范质称赞冯道说：“太师德高望重，精研古道，才器雄伟，度量宏大，虽历经朝代变迁，人们也没有闲言碎语，好像大山那样岿然屹立，不可震撼动摇！”
早在广顺二年（952年），后周太祖平定了兖州慕容彦的叛乱，打算诛杀兖州所有的将领官吏。翰林学士窦仪得知后约见冯道、范质共同朝觐太祖劝谏说：“他们只是胁从罢了，不应担这样大的干系啊！”于是兖州将吏得到了赦免。
枢密使、平卢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峻性狂妄急躁，晚年愈是变本加厉。广顺三年，他奏请任用端明殿学士颜衍、枢密直学士陈观取代范质、李毂为相，想翦除异己，架空皇上，太祖不予采纳。
公元954年，郭威逝世，柴荣继位，是为后周世宗。世宗仍用范质为相。范质每次起草诏书、下达诏令都严守法度，他命令各地方的刺史、县令一定要把清查人口、户籍作为当务之急。朝廷派遣使者到民间去巡视田赋和监狱诉讼的情况，范质都要把他们叫来当面告诉他们皇上忧国勤政，嘱咐他们要不负圣望，然后才打发他们出巡。当时的人都称他为贤相。
显德三年（956年），范质跟随世宗征讨南唐，诏令多是他亲手起草，南唐文人士子没有不为之惊叹折服的。世宗锐意进取，打算亲自到扬州。范质等重臣认为军队已经疲乏，粮食缺少，哭着劝谏阻止了世宗。不久，世宗因为一件事情恼怒窦仪，心存杀机。范质闻知后人谒请见。世宗知道他的来意，便起身回避他。范质急步走上去说：“窦仪是陛下身边的大臣，他的过错小，不该杀啊！”接着，他除去头上的帽子，一边叩头，一边声泪俱下：“臣身为宰相，却让陛下暴怒，错杀近臣，罪过都在臣一人身上啊！”世宗怒气全消，遂释放了窦仪。
显德四年（957年）夏，范质跟随世宗征伐寿州回来，被授以爵位和食邑。
范质没有忘记当年避祸市井时那位异人对他所说的话。他建议世宗说：“现在的法律条文繁复冗杂、互不统一，轻重没有依据，因而使得下吏相互勾结干尽恶事。”世宗于是命令他制定详细而规范的法律，范质尊命，遂编定了缜密的《刑统》。
显德六年（959年）夏，世宗向北征讨契丹，北汉，收复领土，范质因为生病不能跟随，留在京师。世宗赐给范质百万钱，以延医吃药。世宗很快平定了关南，到达瀛州，范质赶往路边迎接。就在征辽战争节节胜利时，世宗不幸患病，只得还师，回到京师后，世宗任用枢密使魏仁浦为宰相，命范质与王溥同参知枢密院事，并任命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
这年夏末，世宗病笃，召范质等人进宫接受顾命。世宗说：“王著是我在藩镇府第的故人，朕若有不测，应当用他为宰相。”王著是世宗从前慕府的僚属，嗜好喝酒。世宗想是病糊涂了。范质等人出宫后，相互议论说：“王著终日醉生梦死，哪配当宰相！千万不要把皇上这句话泄露出去。”当天，世宗驾崩，年幼的梁王柴宗训即位，是为后周恭帝。范质作为顾命大臣被封为萧国公。
宗训即位初；对百官加官进爵，而趁机南下的契丹兵也在河北霸州被后周北面兵马都部署韩令冲击溃。表面看来，后周国势一片、歌舞升平。谁也没料到，一场政治事变的潜流却已暗暗形成，改朝换代的风云已初现端倪。早在显德末年，范质收到殿中侍御史郑起舶一封密函，信中描述赵匡胤掌握宫禁军队，颇孚众望，并极力陈说了此中的利害关系。但当时正值北伐契丹，不久世宗又染病，政务繁忙，因此这封信并未引起范质的重视。而另一方面，赵氏兄弟的夺权阴谋却在加紧进行。还在世宗在位时，赵匡胤就已暗蓄异图，加紧事变前的准备，他一方面通过自己的结义兄弟和心腹将领在禁军基层加紧活动，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开始对资历较深的将领，节度使以及各地藩镇，当朝权贵加以多方笼络和收买。世宗病逝前夕升他为殿前都点检，使他手握重兵。7岁的宗训即位后，赵匡胤又密谋唆使人造谣言“天下无主”，一时间人心惶惶。
公元960年正月，后周君臣正在宫中庆贺新年元旦，镇、定二州使者飞马来报，辽国军队已南下与北汉军队会合。恭帝一时慌了手脚，范质、王溥等也来不及细想便急命赵匡胤率领宫禁值宿警卫的众将抵御来敌。
赵匡胤率领大军于正月初二出城，下午便驻扎于离汴梁东北40里的陈桥驿，赵匡胤本人执掌军政六年，又经常随从世宗柴荣南征北伐，屡建战功，在军队中已有一定威信。他便利用自己的威信指使其弟和赵普到军士中进行煽动。当时，一个颇晓星相的河中人苗训指着西边的天空大声叫：“天上有两个太阳，正在搏斗，天意啊！”于是，初四日黎明，众将身穿铠甲，手执兵器，将一夜未眠的赵匡胤拥出军帐，并把一件黄袍披在他身上，口呼万岁。赵匡胤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真龙天子，驱兵回京。
范质在朝堂上听说事变，匆忙走下宫殿抓住王溥的手说：“仓促之间派遣将帅，我们失策了啊！”指甲几乎把王溥的手掌掐出血来。王溥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一会儿，赵匡胤被众将拥着到来。赵匡胤哭着对范质说：“我蒙受世宗大德厚恩，但六军将士非逼着我做皇帝，竟然到了今日这个地步，怎么办哪！”范质不知如何作答。这时散骑指挥都虞侯罗彦环握剑厉声道：“我们没有天子，今天必须得到一个！”范质等人面面相觑，不知所措。一阵紧绷的沉寂后，王溥走下台阶拜见了新君主。目睹此情此景，已身历几度变乱的范质心下明白，识时务者为俊杰。于是，他也步下阶来，带着对后周太祖、世宗的深深愧疚以及对茫茫前途的忐忑惶恐向赵匡胤俯下身去。
出任丞相
公元960年正月初五，宋太祖赵匡胤登上崇元殿，身着龙袍，头戴皇冕，正式君临天下。他对周恭帝及其皇室成员都实行优待，对范质、王溥等人也加以重用。范质以司徒、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加官侍中；王溥以右仆射、平章事、监修国史加官司空；魏仁浦以枢密使、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加官右仆射。从唐代以来，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大馆职都由宰相兼任，首相兼昭文馆大学士，次相兼监修国史，末相兼集贤殿大学士，宋朝因袭此制，范质、王溥的参知枢密职务被免去。不久，范质患病，太祖出征泽潞前，亲自到他府上探视，并赐给黄金器200两、银器千两、绢2000匹、钱200万贯。宋太祖对范质十分尊重，凡军政大事皆和他商议。
建隆元年（960年）后周昭义军节度使、太原人李筠反叛，太祖与众臣计议调拨军粮的事宜，询问范质。范质说：“大军北上，怀州是十分重要的军粮供应点，不可转移到其它州郡。”于是，宋太祖便升怀州为团练使州，让原怀州刺史马令琮为团练使。
大业初创，许多庶务还来不及办理，皇族子弟未得到封赏，开国功臣也没有授予相应的官位。范质上奏疏说：“赵光义，赵廷美官品爵位均不够尊崇，从典法礼仪上说还有欠缺，请求给他们加封册命，或列于三公宰相，或委任方镇；皇子、皇女即使还在襁褓中，也应交付有关部门办理，准许施行封赏。”于是建隆二年，宋太祖任命赵光义行开封尹、同平章事，赵廷美为山南西道节度使。范质又上疏说：“宰相，以荐举贤才为天职，以埋没善良为不忠。臣看到端明殿学士吕余庆、枢密副使赵普，精通治国之道，在陛下昔日藩镇府邸经营事务，资历颇深，且都公正忠诚值得信赖，请求授予宰相之职，使他们能施展才能。”太祖亦欣然采纳。
乾德元年（963年），宋太祖准备祭祀太庙和天地，于是命范质为大礼使。他对范质说：“近百余年来，中原动荡不安，礼乐仪仗制度虽未断绝，也像游丝细线一样了。如今有幸时事祥和，年成丰收，能够举行祭祀大典了。报答神明借助于众物齐备，爱卿和大礼五使千万要寻究失传的礼仪，遵奉实行典故旧制，不要有旷废失落，以符合朕的一片虔恭。”于是，范质和陶谷、张昭等研讨寻索前代故事，详细考定新制，制定《南郊行礼图》，又让司天监制定《从祀星辰图》，一并奏报太祖，太祖大为嘉赏。从此，宋的礼制才完备起来。这年，太祖大祭完毕后，封范质为鲁国公。范质上表推辞不受，太祖不允。
北门翰林学士职责深重庄严，但一直空缺。一日，太祖询问范质：“何人可以担任此职？”范质回答说：“窦仪清廉方正，谨慎厚重，然在前朝已经从翰林学士升为端明殿学士，如今又为兵部尚书，难以再召回翰林院。”太祖说：“宫禁之中非此人不可，爱卿应当去说明朕意，勉励他再赴此职。”不久，窦仪被命为翰林学士。
虽然，宋太祖极为爱惜文臣，尤其是对范质恩宠有加。但入宋后的范质身历五朝，深知做官为人的奥妙，对英武明智的君主赵匡胤，他更觉“伴君如伴虎”，每日诚惶诚恐，常压低自己，对君主做远距离的仰望，以便明哲保身。他常对家人说：“当鼻吸三斗醋，方可为相。”
先朝旧制，凡遇重大政事，必定命令宰相大臣坐下商议，事毕后常常是赐茶了方才退下，唐朝和五代仍是遵循此制。范质建议将每件政事写成札子进呈，以此听取圣意，太祖采纳。从此宰相坐论政事之礼就被废除，进一步树立了君王的威严，拉大了君臣的距离。范质还几次上表请求退休，都未获准。
乾德二年（964年），范质、王溥、魏仁浦再次上表请求退休。太祖任命范质为太子太傅，王溥为太子太保，魏仁浦为左仆射，免去他们的一切行政事务。
同年秋，范质患病去世，时年54岁，噩耗传来，太祖悲伤痛惜，罢朝一天，赠授范质中书令，赐给他家丰厚的财物。
范质以儒者通晓军事，做了宰相后，廉洁谨慎，敬守法度，从不接受私人的馈赠，朝廷所给的俸禄赏赐多半都给了孤儿和老人。他的生活朴素，死后家里没有多余财物。他的养子范呆曾上书请求升迁，范质作诗告诫他，当时的人广为传诵。他死后留下文集30卷，又著有后梁至后周的《通录》65卷流传于世。
宋太祖在谈论辅佐大臣时，对左右的人说：“范质在居住宅第之外不添置家产，是真正的宰相啊！”宋太宗赵光义评论范质时叹惜说：“他只是欠世宗一死啊！”但是一个人如果能选择，谁又愿意生在乱世呢？统治者走马灯似地更换，在这种情况下，“忠君”只能是迂腐的表现。能于乱世求生存，并能为治国安邦做出一定贡献，这已经很了不起了。若一定要以“忠君”二字论人品，那赵氏兄弟似乎更该死。
范质性格耿直，喜欢当面指出他人的缺点，曾对人说：“人能鼻吸三斗醇醋，即可为宰相矣！”他就是这样一个足智多谋、气度宏大，而又个性鲜明的两朝名相。
公元964年秋季的一天，汴京城上空阴云密布，坐落在城中一角的鲁国公府内更是笼罩在一片沉闷和惨淡的气氛中。宋太祖赵匡胤突然驾临鲁国公府，他诏见了国公夫人并询问府中近况，夫人奏报说家中迎送供奉的盛物器皿不齐备。太祖当即命令翰林司将果床、酒器赐给国公府。然后，太祖进到国公内室，看着病卧在床，已经虚弱得不能起身拜谒的老臣，不由满腹辛酸，潸然泪下道：“爱卿身为宰相，却连必备家用器具也没有，为何要如此苦自己！”病者回答说：“臣下从前身在中书门下，家中投有私人请谒，所一起饮宴的都是贫贱亲戚，哪用得上供奉物品的器皿，并非财力不及。”
这天，国公病情恶化，他以饱经世事沧桑的平静对跪在床边的儿子说：“我死后，不要请求谥号，不要镌刻墓碑。”不久，他便安然合上双眼，永远告别了这个世界。
这位在乎平淡淡中死去、一生坎坷而充满传奇的大臣就是五代时后周的末代宰相——范质。
张全义
张全义生于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年），濮州（今河南范县）人，原名张居言，祖辈都是贫苦农民。他年轻的时候，曾在县衙门当过仆役，县令常常借故污辱他，所以他对封建统治者从小就怀着仇恨。唐末农民起义军领袖王仙芝也是濮州人，他率领农民发动起义之后，很快就攻陷了濮州。由于张全义对统治阶级的仇恨，所以他很早就参加了王仙芝的起义队伍，王仙芝牺牲以后，他又跟随黄巢转战各地，屡立战功。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起义军攻下唐朝的首都长安后，就建立了大齐农民政权，张全义被黄巢任命为吏部尚书兼水运使。
唐朝的时候，许多官僚士大夫在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附近，修筑了很多私人的别墅，供他们享乐。当过宰相的李德裕在洛阳附近建造的“平泉庄”，就是有名的一个。唐末黄巢起义之后，这些园林别墅，大部分受到了破坏，“平泉庄”也不例外。“平泉庄”有一块有名的怪石叫“醒酒石”，后唐时散落在洛阳监军的手中，李德裕的后人听到这个情况，就转托当时的河南尹张全义，请他转告这位监军，希望他将“醒酒石”还给李氏后人。这位监军不但不还，反而愤怒斥责说：“黄巢起义后，各家的园林别墅都受到破坏，没有哪一家的园林完好，难道只有‘平泉庄’有怪石吗？”这位监军借“醒酒石”，还大骂了一顿黄巢起义。这下可得罪了张全义，他找了个别的借口，不久就把这位监军打死了。
张全义为什么听到监军骂黄巢起义，就很愤怒，要借机杀掉这个监军呢？因为张全义曾参加过黄巢起义军，而且得到过黄巢的重用，到黄巢起义失败后，他才投降了唐朝的。这时他虽然已担任后唐的河南尹，受到后唐皇帝的重用，但他对黄巢起义仍有感情，所以听到别人污蔑黄巢起义，他仍然愤慨不已，而借故把污蔑者杀了。
吏部尚书是管理官吏的任命和考核的。大齐政权建立后，就把唐朝三品以上的大官全部罢免了，四品以下的根据不同情况任用了一部分。一部分唐朝的显贵，因不肯按照大齐政权的命令去“投名衔”，向农民政权报到，就将他们搜获后都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对于接受了大齐政权的任命，但暗地里又与唐朝残余势力勾结，企图从内部破坏农民政权的人，如检校左仆射张直方等，也都给了严肃的处理。这些区别对待唐朝官吏的政策措施，虽然都是黄巢制定的，但作为吏部尚书的张全义，肯定是主要的支持和执行者。
水运使是张全义兼任的职务。这个职务在当时非常重要，它主要是负责解决长安的粮食供应。从唐朝建都长安以后，其粮食供应主要不能依靠关中地区解决，而是通过运河，将南方的粮食运到长安，满足首都百万人口的需要。黄巢占领长安之后，由于起义军一直在进行流动作战，南方占领的城市和地区得而复失，只是孤零零地占领了长安和附近的一些地区，而长安的四周仍在唐军和藩镇势力的手中，所以解决粮食供应就成了大问题。黄巢让张全义兼水运使的职务，就是让他负责解决粮食这个大问题。由于关中地区经过战乱，农业生产已经受到破坏，再加上围攻长安的唐军采取了坚壁清野的政策，虽然起义军在长安进行“淘物”，搜查没收了官僚地主收藏的大批粮食，但在客观条件上，张全义是无法长期解决长安百万起义大军的粮食供应的。所以，起义军在长安虽然坚持了两年多时间，但粮食问题却越来越困难，后来长安城中的米价涨到一斗三十缗（一缗合一千钱），可见粮食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从当时的客观条件分析，长安城中的粮荒问题，主要不是兼任水运使的张全义，因为工作失职造成的，而是他根本无法克服当时的客观困难的结果。
混战求生
黄巢起义失败后，张全义投降了唐朝的河阳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南孟县）诸葛爽，因为屡有战功，得到诸葛爽的信任，被推举为泽州（今山西高平县）刺史。诸葛爽死后，其部下分裂，互相攻战。李罕之与刘经争夺洛阳，刘经失利，就派自认为信得过的部下张全义去抵抗李罕之，但张全义看到李罕之的力量比刘经强大，反而背弃刘经，与李罕之结为同盟，反过来攻打刘经。可是因为刘经得到了诸葛爽的儿子诸葛仲方的支持，结果张全义被刘经所败。张全义只得收拾余众，与李罕之退据怀州（今河南沁阳县），求救于镇压农民起义军起家的军阀李克用。李克用派兵协助李罕之进攻刘经，刘经和诸葛仲方战败，逃到汴州（今河南开封市）。这样，李罕之就借助李克用的力量，占据了原来诸葛爽的地盘，他为了感谢张全义对自己的支持，就推举张全义为河南尹。
李罕之是一个贪暴的军阀，他只知道到处打仗，四出掠夺，而不会组织百姓进行生产，所以军队的供应常常很困难。开始的时候，他和张全义的关系还好，所以张全义不断地支持他粮食和绢帛；后来他贪得无厌，不断地向张全义要粮要钱，如果满足不了他的要求，就要笞责张全义的部下。他也很看不起张全义，常常当众骂张全义是“田舍翁”。张全义的部下对李罕之的不断勒索很不满，要求张全义不要再给他东西，满足他的索求了。但张全义总是安慰部下说：“李罕之是我们的上司，他要的东西，不能不给他。”他的部下认为张全义害怕李罕之，对他也没有办法。
实际上，张全义早就对李罕之不满，有背叛他的打算。但他在外表上，丝毫没有表现出来。他一方面在军事上作积极的准备，以便伺机攻击李罕之；另一方面又对李罕之所求者尽量满足他的要求，使李罕之感到张全义还忠实于他，对之不加戒备。文德元年（888年）李罕之率兵攻打晋、绛二州（今山西南部），后方空虚，张全义认为与李罕之决裂的时刻已到，就连夜率兵攻占了河阳，驱逐了李罕之的势力，自己当了河阳节度使。
李罕之不甘心，就求救于李克用，但张全义也早已有准备，他已争取得到了另一个在镇压农民起义中起家的军阀朱温的支持。所以当李克用支持李罕之的援兵到达围攻张全义时，朱温救援张全义的军队也开到，李克用被迫退兵。朱温对张全义的投诚也很高兴，但他没有让张全义当河阳节度使，而任命了自己的亲信丁会守河阳。朱温只给了张全义一个虚衔——检校司空，仍任命他为河南尹。张全义认为朱温在自己危急之时，出兵救了自己，所以很感激朱温的援助之恩，从此就依附了朱温，逐步成为朱温的亲信。
细心的治理洛阳一带。
张全义从中和五年（885年）开始，一直到同光四年（926年）去世为止，虽然他在官职和爵位上步步高升，成为显赫一时的大臣，但在这四十多年中，他基本上一直兼任河南尹这个职务，而且他的主要精力也放在这个职务上。
河南尹管的是洛州（今河南洛阳一带）所属的十八个县。洛阳曾是唐朝的东都，不但是当时关东一带的政治和军事重镇，而且附近一带经济繁荣，也是唐朝商业贸易的一大中心。但是，自安史之乱以后，洛阳一带就成为军阀争夺的主要目标之一。几经兵乱，当张全义到洛阳时，洛阳城已经完全焚毁，附近各县也都荒废，一片荒凉，人烟稀少，成为杂草丛生的不毛之地。所以张全义经营洛阳，几乎是从零开始的。
张全义到洛阳的时候，只有部下一百多人。他在洛阳城里也只找到一百多户百姓。他在一百多部属中，各选了十八个屯将、屯副和屯判官，三人为一组，每组给旗一面，榜文一道，要他们分别到洛阳所属的十八个县中，招来农户，组织农民开荒种地。对于招来种田的流民，给于优厚的待遇，不课重刑，不收租税，农闲时组织他们练兵习武，以增强军事实力。这样经过数年的经营，每个县大者招来的流民达到六、七千户，小者也有二、三干户。不但初步恢复了生产，而且还组织起二万多人的民兵，使张全义成为一支不小的力量。
为了鼓励发展生产，张全义不但拿粮食换来耕牛，组织部下开荒种地，且耕且战；而且每当开耕的时候，他都要带上酒食，亲自到田间鼓励和慰劳部下。对于勤劳肯干、生产收获较好的农民，他听到后，总要亲自加以慰问，不但送给他们酒食茶彩，而且还送给男人布裤，女人则送给当时流行的青色裙衫。他还要亲自看一看他们新收割的麦子和蚕茧，看着这些农产品，他总是喜笑颜开，非常高兴。当时民间曾流传着这样的话：“张全义见了好看的歌妓，也难见笑容；唯独见了好麦子和好蚕丝，就眉开眼笑了。”这说明，贫苦农民出身的张全义，这时虽然已经身为封建王侯，但他对农家的欢乐还是有体会的。
张全义还经常到农村，了解农民生产和农民生活的情况。他视察秋庄稼的时候，见田里耕作精细，没有杂草者，就下马和自己的随行人员仔细观看，并召来田主加以慰问和鼓励，还常常送给他们衣物。如果碰到田里杂草丛生，耕作不精细者，就要把田主召来，并当着众人的面指责他田地种的不好，要他今后好好种田，不得偷懒。有一次他碰到一块苗荒了的土地，把田主叫来问其原因时，田主说是因为缺少耕牛和劳力所致。张全义就把附近的农民找来，责问他们：“这个人缺少劳力和耕牛，使田都荒了，你们为什么不帮助他？”大家也觉得不帮助不对，就承认了错误，并表示以后一定要尽力帮助。从此以后，张全义就提倡农民之间要互助，洛阳一带的百姓，帮助缺耕牛劳力少的人耕种，慢慢成了一个传统。
由于张全义在洛阳一带善于招抚军民，劝耕务农，所以从唐末至五代那样兵荒马乱的情况下，在洛阳一带农业生产却有所恢复，人民生活也相对地安定和有所提高。这里的农户很快就达到了五、六万户，流亡的农民也纷纷归来，遇到水旱灾，百姓的生活也能维持下去，不用再四处逃亡了。张全义正是利用这一经济力量，才逐渐恢复了洛阳的生气，附近的县也开始建置了府署，在政治上恢复了封建的统治。
官位亨通
张全义从一个贫苦农民，参加农民起义之后在大齐政权当到吏部尚书，农民起义失败后投降唐朝，先后在唐、后梁、后唐三个朝代中，奉侍过八个皇帝。当时正是军阀混战，互相残杀，不但官位难保；性命也如同儿戏的时代。张全义却能左右逢源，在战争隙缝中保住了洛阳一带的相对稳定；而且在改朝换代频繁，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和残酷杀害中，不但生存了下来，还官位亨通，历任太师、太傅、太尉、中书令这样的高官，后来还被封为王，食邑一万三千户。他所以能在战乱中保住自己的官爵和地盘，自有他的一套委曲求全的办法。
唐朝末年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形成了朱温和李克用两大军阀势力，他们之间在不断地进行政杀。张全义处在这两大势力的结合点上，他一开始想站在李克用一方，但后来因为与李罕之发生了冲突，而李罕之又得到李克用的支持，因而又依附了朱温。朱温虽然表面上给张全义加官进爵，好象很信任他，而实际上对他却存有戒心。当朱温把唐昭宗挟持至洛阳，准备篡夺唐朝的帝位时，因为洛阳一带一直是张全义的势力范围，他怕张全义利用其在洛阳的势力反对他篡位，就改命韦震为河南尹，而给了张全义一个中书令、东平王的虚名。张全义很了解朱温的苦心，他一再表让推辞，避其权位，以求得朱温的谅解。朱温在篡唐自立为帝的过程中，张全义又用财力全面给以支持，所以朱温当了皇帝后，不但封张全义为魏王，而且又让他兼任了河南尹。
朱温晚年由于不放心手握重兵的功臣，所以借机多加诛戮。张全义也是他想杀害的对象之一。张全义看到了自己处境的危险，他不但拿出家财，捐献铠马，全力支持朱温对李克用父子的战争，而且让他的妻子储氏入宫，委曲伸理，为其辩解。有一次朱温生气，要处置张全义，他的妻子储氏入宫当面厉声质问朱温说：“张全义只是一个种田的老头，三十年来他在洛阳四周开荒种地，征取赋税，支持你打下了天下。现在他已老朽，活不了几年了，你还对他猜疑不放心，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一质问，使朱温哑口无言，只得笑着说：“我对他没有坏心，老婆子你不要多说了。”朱温为了表示对张全义的信任，还叫自己的一个儿子娶了张全义的女儿为妻。
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消灭了朱温建立的后梁政权，建立了后唐政权后，张全义因为一贯资助朱温与李克用为敌，所以李存勖打算把他全家都杀掉。张全义知道自己处境的危险，又行赂打通了李存勖的刘皇后，献马千匹，上表请罪，很快就得到了李存勖的谅解。他还趁梁末帝曾想到洛阳祀天，但未去成，准备的法物具存的机会，向李存勖表示，请他到洛阳行郊祀之礼，一切礼器按物由他准备。这样就又取得了李存勖的欢心，不但没有降职处分他，反而仍任命他为中书令、河南尹，封他为齐王。张全义行赂买通了刘皇后后，极力拉拢奉承她，深得刘皇后的喜爱。刘皇后自幼失去父母，这时要认张全义为义父，张全义当然求之不得。这样，他又作了后唐庄宗李存勖的岳父，自然又巩固了他的地位。
人格十分低下的名臣
张全义虽然在唐末和五代的战乱中，为恢复和稳定洛阳一带的生产和政局。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他为此而曲事各个军阀和皇帝，也干了一些有损人格的卑下事情。其中最为大家所不齿的是由他的妻子、女儿、媳妇陪侍朱温的事。
朱温在私生活上非常荒淫无耻，他不但要其儿媳入侍，而且到了大臣家里，只要他看上的女人，不管是什么人，都要人家陪他。有一年秋天很热，他到张全义家住了几天，要他的妻子、女儿、媳妇都陪他睡觉，张全义的儿子看不过，愤而要杀朱温。他制止其儿子说：“朱温对我有救命之恩，他想怎么就让他怎么吧，切不可作出忘恩负义的事来。”他为了报各朱温，甚至不惜让自己的妻子、女儿、媳妇陪侍，这在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中，也是极为卑下的人格。
张全义在治理洛阳一带四十年中，由于他不懂刑律，凭感情判案，也造了不少冤案。他审案，不管是非曲直，认为先诉者就有理，后诉者就理亏，所以先诉者常得胜。一些不法之徒，常常是恶人先告状，这样反而使受害者经常吃官司。这在当时就受到人们的非议。
河南令罗贯，是他的属官，为人很正直，不善于奉承张全义，因而得罪了他。张全义就借自己与刘皇后的关系，污陷罗贯：使他冤死杖下。当时朝野都认为这是张全义假公济私，进行报复，使一个正派的官吏屈死。
张全义晚年，见李克用的养子李嗣源的势力在发展，就竭力巴结他，想为自己的子孙造福。这时爆发了赵在礼为首的魏州（今河北本名县）兵变，李存勖进讨无功，张全义就极力推荐李嗣源率兵去镇压。这样李嗣源就可以取得战功，树立威信，他也因而可以得利。想不到李嗣源一出师，不但没有去镇压魏州兵变，反而与他们结合起来，共同反叛李存勖。因为李嗣源的出兵是张全义极力推荐的，他的叛变，张全义怕引起李存勖对自己的报复，所以非常害怕。这时他已是75岁（926年）的高龄，本来已卧病不起，这一惊怕，使他吃不下饭去，因而很快就病饿而死。其实，他的忧惧是多余的，因为李存勖很快就被部下所杀，李嗣源入洛阳即称帝，就是后唐明宗。李嗣源当了皇帝后，虽然张全义已经死了，但他还是很感谢张全义推荐自己率兵出师，因而才有可能发动兵变，当上丁皇帝。所以他追赠张全义为太师，赐给他一个“忠肃”的称号。
冯道
冯道（882年～954年），是中国大规模官刻儒家经籍的创始人。字可道，自号“长乐老”。五代瀛州景城（今中国中部河北交河东北）人。后唐（923年～934年）、后晋（936年～940年）时任宰相。契丹灭后晋，到契丹任太傅。后汉（947年～948年）时任太师。后周（951年～959年）时任太师、中书令。曾著《长乐老自叙》。
三次反抗
冯道出生之时，正是北方深秋的一个深夜。他出生前，已有两个姐姐。父亲冯德成见是个男孩，真是喜不自禁。他高兴得几步跑回到书房中，抱起他那本已读得有些破旧的《道德经》摇头晃脑地读起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最后，为儿子起名时，他一高兴，把《道德经》里开头三个字全用上了，道做名，可道做字。
此时的幽州之王姓刘，名叫刘守光，乃一方军阀。自安禄山起兵反唐以来，幽州一带就为军阀所占据，百姓生活虽未到民不聊生的地步，但也并不富足。冯德成继承祖业，在乡学里教书，家产地产属于富足水平。那时的教师政治地位、社会地位都很高，收入也蛮不错的。
冯道因为名字和伙伴们常闹得不可开交，有时也动手打架。因为他的名字谐音“磕头”，于是伙伴们都喊他磕头！磕头！更有恶毒人家之子不知是不是受家长点拨，将其姓氏“冯”字解释为二马——儿他妈，于是就有了磕头！磕头！儿他妈磕头的叫法。“乐儿，磕头是懂礼的表现，不可卤莽，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听爹的话，能大忍将来才能成大事。”父亲得知儿子在外吃亏，心里虽然也满是愤恨，但还是每次耐心地开道冯道。少年气盛可冲天的冯道如何听得进去？即使听了，在听到他人恶毒地冲他呼喊时，早将爹的教导忘到了脑后。磕头！磕头！儿他妈磕头！这天，冯道和仇家那个他痛恨的的孩子对骂起来，对家几个孩子站在不远处的自家门前，冲着冯道一齐高喊：磕头、磕头，儿他妈磕头啊！儿他马磕头啊！哈哈！哈哈哈！冯道带着几个堂兄弟发疯似的冲了过去，右手抬起，虚晃一下，左手迅捷地用虎口卡向对方的脖子，两个虚招在前，真实的招数扫堂腿在后，那孩子万没想到冯道会出两个虚招，一下子仰翻在地，后脑勺重重地摔到地上，爬起来捂着后脑勺大哭不止。其他几人见状，一起上来围攻冯道。堂兄弟们也跑来为他解围。气红了眼的冯道情急之下，双手抄起地上的砖头砸向对方个子较高的两个孩子。看着他们头破血流地逃进家门，冯道这才冷静下来，猛地感到自己闯了大祸。他一进家就默默地走到正在看书的父亲面前，扑通一声双膝跪了下去。等受伤孩子的父亲来到冯家讨公道时，冯德成正在用戒尺责打冯道。冯德成见对方来，扔下戒尺，赶忙请其落座，并连连表示歉意。冯道见状，腾地站起身来，开始向那位长辈讨教：“伯父，晚辈并非狂野无教之徒，实在是忍无可忍。圣教有云，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今日之事，如果晚辈承担一半责任，愿受伯父处罚，但伯父失教之错，于该如何责罚？”说罢，撇下二人，扬长而去。因为理屈，那位长辈来冯家也是为找回一点面子。再者，冯德成作为乡里的学长，他也不敢多有冒犯。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让那位长辈不敢太过无礼，幽州王是冯德成的救命恩人，两人私交很深。最后，在冯德成的好言安慰下，那位长辈也就顺势下了台阶，不再追究。事后，冯德成也过去看望那几个孩子，表示慰问，这场风波算是平息了。
冯道因受到父亲大半天的责罚，屁股被打得无法坐下。从此，他沉默无言，很少跟伙伴们来往，在家总是钻进父亲的书堆里，日夜读书，即使是大雪堵了大门，灰尘落满炕席，他也是先读书再说其他。日子一长，他成了村中人人皆知的“书虫”。
但心底压抑的怒火却始终未消。士可杀，不可辱，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每次看着被他打破头的兄弟俩远远地饶他而行，冯道的心里就有一股怒火在烧。
第二次反抗是在他刚满16岁的时候，反抗父亲为他操办的婚事。订婚的女方是父亲好友的一位千金，但冯道从未谋面，况且他当时已有意中之人。那意中人便是他几年前随母亲在一次走亲时认识的远房妹妹，仅小他两岁，人极机灵，声音温婉滑润，听之如春风拂面，忆之如三伏凉雨。未施脂粉的脸清纯白嫩，一双眼睛顾盼含情，整齐的穿戴宽松而不臃肿，从上到下显得那么流畅合体。最让冯道久久难以释怀的是姑娘那特别的自有体香，半温半浓，若有若无，如丝如缕，沁人心脾，一不留意就觉得沉醉沉迷，虽山珍海味无足道也。道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妹妹啊，这香气出自何方仙境，千万诗词歌赋也无法描述，即便那陶公的《闲情赋》也难表我仰慕之意。此生能与妹妹有缘相守，虽一年半载也不枉此生也。那一日回来，冯道就常常独自书写《闲情赋》，完了还要画一张妹妹的想象图。写完画完之后，就匆匆藏起，恐父亲看到遭其训斥。但情牵之人缘常无。天有不侧风云，冯道15岁那年，让他朝思暮想的妹妹因病而死。冯道也因此卧病近一个月，康复之后，性情郁郁寡欢，不再写那伤情的《闲情赋》。有时还学着庄子敲盆以歌代哭祭奠妻子的样子，敲着一个粗瓷盆，轻唱挽歌。
满16岁就是该结婚的年龄了。父亲为他定亲之后，冯道表示无心娶妻，甚至说过出家为僧的气话，结果惹恼了父亲，责罚自然比那次用砖头拍人严厉。被父亲监禁十多天后，冯道不忍让母亲和祖母再伤心下去，长叹一声“天命不可违，天意可以顺”，最终答应了这桩婚事。
冯道在父亲的陪同下，到妹妹那座孤坟上（古代未婚人死后不得入祖坟安葬）祭奠一番，算是结束这段无缘的初恋真情。不久，冯道便和父亲为他精选的一位千金结婚。端庄懂礼、温柔贤淑的妻子赵氏慢慢让冯道忘掉了那段苦情事。在妻子的精心照料和温情劝导下，冯道并未贪恋儿女之情，而是博学百子和百科，学业进步迅速，成为乡里知名的才子。
20岁那年，名为幽州节度使，实为地方割据诸侯的刘守光闻听老友冯德成之子冯道的盛名，于是派特使和专车到冯家请其出山。冯德成亲自送儿子到幽州，做了刘守光的幕僚。胸怀大略的冯道感恩之下，对刘守光谋划军政不遗余力，深得刘守光信任。但初出茅庐的冯道并不彻底了解他，在一次类似于现代五年计划的发展战略讨论会上，冯道的年轻气盛和执意劝阻大大得罪了一直想学安禄山扩张地盘，称帝北国的刘守光。
冯道在会上认为，当下群雄割据，类似春秋情势，因此需要继续稳定幽州要地，当务之急是保境安民，扩兵囤粮，韬光养晦，静候时机再图大业。如果执意扩张，穷兵黩武，必然是欲速不达，过早暴露实力，容易招致诸侯讨伐围攻，到那时必然大事难成，性命堪忧。
在其他人的迎合与鼓动下，刘守光早已对做皇帝急不可待。见冯道在众人面前竟然如此大放蹶词，跟他唱反调，不由得大怒，命人将其打入大牢。
嫉妒冯道的人四处活动，包括向刘守光大进谗言，诬陷冯道曾说过庙小和尚大，早想投奔他处。他们欲置冯道于死地，除去一个强劲的对手。由于冯道父亲托人求情，刘守光也念他辅佐有功，出谋划策还算忠诚，于是免其死罪，驱逐了事。
这第三次反抗让冯道备受打击，出狱之后，回家看望父母和妻子，住了不到一月，就辞别父母妻子，投奔山西而去。父亲说山西在和后梁作战，或许需要人才，可去一试。
这天，他在山上借宿于一个道观。当家的道士见他气度不凡，提出为他占卜一卦，然后提笔写字送给他几句话。冯道接来，见上面写道：致大统，定八圜，大德不可道，民心不可玷。
当夜，冯道难以入眠，子夜过后，他奋笔疾书，成诗一首，名为《天道》：穷达皆由命，何须发叹声。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冬去冰须泮，春来草自生。请君观此理，天道甚分明。
成熟的冯道从此以听天明、顺天道、做好事、做好官为自己的处世原则。住了几天之后，冯道拿着道士写的推荐书信，越过太行山，到达太原，投靠了宦官张承业，由于才学广博，被张承业推荐给当时尚未即位的后唐庄宗李存勖，辅佐他与后梁的朱温鏖战多年，直到后梁被后唐所灭。
偶遇伯乐
道士为冯道引见的是当时占据山西一带的晋王言听计从的重臣张承业。多年之后，冯道才得知那道士姓李，为唐朝皇室近亲，是张承业的朋友。李道士见大唐日乱一日，有心复兴唐室。于是结交了与他同道的张承业，后以道观为据点，专在那幽州通晋阳（即太原）的咽喉要道搜罗人才，为其延揽太行以东的燕赵慷慨之士。
这张承业非等闲之辈。因关系到冯道前途和日后功勋，在此需对此人做一交代。史料明确记载，张承业字继元，本姓康，同州（今陕西大荔）人，唐朝末年宦官。后被内常侍张泰收为养子，于是改名张承业。张承业与现任晋王李存勖之父李克用有莫逆之交，李克用对张承业还有救命之恩。当初，李克用奉皇帝诏命，领兵出击陕西，讨伐割据一方对抗中央的军阀李茂贞，张承业则受命往返于朝廷和李克用军中，联络军情。
张承业和一般的宦官不为不同，他不仅为人忠厚，而且识大体，懂谋略。时间一长，李克用对他赏识有加。后来，唐昭宗准备脱离李茂贞在长安西部的威胁，去河东（黄河以东，即山西地区）李克用的辖区避难，因为张承业和李克用的关系很好。于是任命他为河东监军，派他前去准备。最后，唐昭宗因故未去河东，而张承业却被李克用苦心劝说，留在了河东。那时，后来灭唐的军阀朱温已控制唐朝廷，如果张承业回去等于自投罗网。李克用许诺，他一定讨伐并消灭朱温，复兴大唐。从此，张承业就一心辅佐李克用，在朱温最后灭唐自立，建立后梁之后，他更是把复兴唐朝的希望寄托于李克用及其儿子李存勖的身上。
朱温带兵占据长安后，对长期为害唐朝的宦官大开杀戒。为了将宦官斩草除根，朱温假借唐昭宗的诏书，命各地节度使杀尽所在地的宦官。李克用接到诏书，马上将张承业藏进了寺庙里，然后杀了一个死囚犯冒充张承业。这就是李克用对张承业的救命之恩。从此，张承业对李克用忠心不二，他主持内政事务，给前线输送粮草，为后唐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李克用临终将儿子托付给张承业，要他帮助儿子制衡骄横大臣。李克用死后，张承业拥立李存勖继承晋王之位。冯道的到来，让张承业欣喜若狂。他久闻其名，一直想寻找机会将其招至门下，现在没想到他自己来投。张承业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匆匆出了大门把冯道恭敬地迎到屋内落座。张承业重视他的“文章履行”，推荐给晋王李克用，任河东节度掌书记。后唐庄宗时任户部尚书、翰林学士，明宗时出任宰相。后晋高祖、出帝时均连任宰相，契丹灭晋后，被任为太傅，后汉代晋后任太师，后周代汉后依然任太师。周世宗征北汉前，冯道极力劝阻，激怒了周世宗，因而不让他随军，令他监修周太祖陵墓。当时冯道已患病，葬礼完成后就去世了，被周世宗追封为瀛王。就是这位冯道，竟引起了千古毁誉。
六个皇帝的宰相
尽管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和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中的《冯道传》对他有不同的评价，但相当大一部分内容是一致的。冯道的不少好事，就是连称他为“无廉耻者”的欧阳修也没有否定，例如：他“为人能自刻苦为俭约”，在随军当书记时，住在草棚中，连床和卧具都不用，睡在草上；发到的俸禄与随从、仆人一起花，与他们吃一样的伙食，毫不在意；将士抢来美女送给他，实在推却不了，就另外找间屋子养着，找到她家长后再送回去。在丧父后辞去翰林学士回到景城故乡时，正逢大饥荒，他倾家财救济乡民，自己却住在茅屋里，还亲自耕田背柴；有人田地荒废又没有能力耕种，他在夜里悄悄地去耕种，主人得知后登门致谢，他却感到没有什么值得别人感谢的地方；地方官的馈赠也一概不受。
后唐天成、长兴年间，连年丰收，中原比较安定，冯道却告诫明宗：“我以前出使中山，在经过井陉天险时，怕马有个闪失，小心翼翼地紧握着缰绳，但到了平地就认为没有什么值得顾虑了，结果突然给从马上颠下受伤。在危险的地方因考虑周到而获得安全，处于太平的环境却因放松警惕而产生祸患，这是人之常情。我希望你不要因为现在丰收了，又没有战事，便纵情享乐。”明宗问他：“丰收后百姓的生活是不是有保障了？”冯道说：“谷贵饿农，谷贱伤农，历来如此。我记得近来聂夷中写过一首《伤田家诗》道：‘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明宗让左右抄下这首诗，经常自己诵读。
另一次临河县献上一只玉杯，上面刻着“传国宝万岁杯”，明宗很喜爱，拿出来给冯道看，冯道说：“这不过是前世留下来的有形的宝，而皇帝应该有的却是无形的宝。”明宗问是什么，冯道说仁义才是帝王之宝，并说了一通仁义的道理。明宗是没有文化的武夫，不懂他说些什么，就找来文臣解释，听后表示要采纳。
冯道担任宰相后，“凡孤寒士子、抱才业、素知识者”，即贫穷的、无背景的读书人和有真才实学、有事业心的人，都得到提拔重用，而唐末的世家显贵、品行不正、办事浮躁的人必定被抑制或冷遇。无论如何，这是值得称道的措施。
明宗年间，冯道还与李愚等委派官员，将原来刻在石上的儒家经典用雕版印刷。这是见于记载的首次以雕版印刷《九经》，是中国印刷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此事竟然发生在战乱不绝的五代时期，与冯道个人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冯道最受诟病的是他的政治道德，欧阳修自不必说，司马光也称他为“奸臣之尤”，就是对他持肯定态度的《旧五代史》，在盛赞“道之履行，郁然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之后，也不得不对他的“忠”提出了疑问：“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直到范文澜作《中国通史》，还花了不小的篇幅对冯道大加挞伐，主要也是针对他的政治道德。这些批判看来都是大义凛然，但联系冯道所处社会和环境的实际来分析，结论却不是如此简单。像欧阳修这样生在承平之世的人，又遇到一个优容士大夫的宋朝，实在是三生有幸的。所以他尽管也不时受到谗言的攻击，在宦海中几经沉浮，却能位致宰辅，死后获得“文忠”的美谥。他不必像生在乱世或改朝换代时的士人那样，必须在不止一个的君主或朝代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还可以从容地用“春秋遗旨”（见《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来审判冯道一类不忠之臣。
相比之下，冯道可谓不幸之极，他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最频繁的时期，他一生所事四朝（唐、晋、汉、周）加上契丹、十帝（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晋高祖、出帝，汉高祖、隐帝，周太祖、世宗，辽太宗耶律德光）合计不过三十一年，平均每朝（含契丹）仅六年余，每帝仅三年余，最长的唐明宗和晋高祖也只有八年。如果冯道生在康熙、乾隆时，他的一生仕途刚刚超过皇帝享国时间之半，不用说换代，还等不到易君。而且这四个朝代都是靠阴谋与武力夺取政权的，契丹又是趁乱入侵的；除了个别皇帝还像个样，其余都有各种劣迹暴政，晋高祖石敬瑭更是靠出卖领土、引狼入室才当上儿皇帝的卖国贼。即使按照儒家的标准，这些帝王大多也够得上是“乱臣贼子”或昏君暴君。但事实上他们又都是统治了中原地区的君主，连欧阳修也承认他们的正统地位，一一为之作本纪。因此冯道除非住进桃花源，或者优游林下，“苟全性命于乱世”，否则总得为这些皇帝效劳，总得忠于这些皇帝或其中的某一人。逃避现实自然要容易得多，但如果当时的士人都是如此，难道真的要靠那些“乱臣贼子”和以杀戮为乐事的军阀刽子手治天下吗？
欧阳修在严厉批判冯道的“无耻”时，提供了一个懂“廉耻”的正面典型：五代时山东人王凝任虢州（今河南灵宝县）司户参军，病故在任上。王凝一向没有积蓄，一个儿子年纪还小，妻子李氏带着儿子送其遗骸回故乡。东行过开封时，到旅馆投宿，店主见她单身带一个孩子，心里有疑问，就不许她留宿。李氏见天色已晚，不肯离店，店主就拉住她的手拖了出去。李氏仰天大哭，说：“我作为一个女人，不能守节，这只手难道能随便让人拉吗？不能让这只手玷污了我全身！”拿起斧头自己砍断了手臂。过路人见了都围观叹息，有的弹指警戒，有的流下了眼泪。开封府尹得知后，向朝廷报告，官府赐给李氏药品治伤，还给予优厚的抚恤，将店主打了一顿板子。
欧阳修明知此事不过是一篇“小说”，却认为“以一妇人犹能如此，则知世固尝有其人而不得见也”，然后教训冯道们：“呜呼！士不自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闻李氏之风宜少知愧哉！”言下之意，从李氏的例子说明即使在五代这样的乱世，连一个女人都还是有廉耻之心的；不仅李氏，围观的人、开封府尹、朝廷也都是是非分明的；只是流传下来的事例太少了。李氏能断臂，冯道们为什么不能用自杀来避免“忍耻偷生”呢？读完这令人毛骨悚然的“节妇”事例，我非但不为欧阳修的良苦用心所感动，反而要为古人担忧了。从公元907年朱温代唐至960年赵匡胤黄袍加体，五十余年间换了六个朝代，皇帝有十个姓，如果大臣、士人都要为本朝守节尽忠，那就会出现六次集体大自杀；如果要忠于一姓，就得自杀十次；欧阳修效忠的这个宋朝在开国时就会面对一个没有文人为之效劳的局面，或许就永远不会有“宋太祖”和“欧阳文忠公”的称号。
相反，与冯道同时代的人对他就赞誉备至。冯道死时73岁，正好与孔子同寿，“时人皆共称叹”。宋初的名臣范质对冯道的评价是：“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资治通鉴》卷二九一引）显然这是由于范质等人至少都有历二朝、事二主的亲身体会，理解冯氏的苦衷，不像欧阳修只要说现成话那么方便。其实，欧阳修遇事也未必都效法李氏。治平二年英宗要追封自己的生父濮王为皇，当时任参知政事的欧阳修与宰相韩琦赞成，天章阁侍制司马光、御史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等反对，结果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等都被贬黜，而赞同欧阳修意见的蒋之奇被他推荐为御史，被众人目为奸邪。欧阳修的小舅子薛宗孺和他有怨，捏造他生活作风不正派。蒋之奇为了摆脱窘境，就上奏章要求对欧阳修进行查办。欧阳修闭门接受审查，因得到故宫臣孙思恭的辨释，蒋之奇等被黜逐，欧阳修也力求辞职，降任亳州知州。这一事件说明欧阳修并不那么光明正大，也不见得有李氏那样的廉耻之心。引经据典迎合皇帝的心愿，贬斥持反对意见的人，早已超出了学术争论的范围。蒋之奇的行为说明此人完全是一个无耻小人，但因为赞同自己的意见，就加以引荐提拔，显然已不是一般的用人不当。受人污蔑后并没有像他要求别人那样以死明志，只是老老实实接受审查，以降职为台阶，看来事到临头就不像议论别人那么轻而易举了。《宋史·欧阳修传》说他“数被汗衅”，但他的反应至多只是要求退职，说明他从来就没有李氏断臂的勇气。有人喝着参汤作发扬艰苦朴素光荣传统的报告，带着浩荡的豪华车队去访贫问苦，儿子拿了绿卡后再提议限制出国，挪用公款后却要公教人员体谅国家的困难；或者跑到海外去指责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独立人格，入了外籍后来教导我们应如何爱国；大概都深得欧阳文忠公的真传，继承了假道学的传统。
冯道另一个污点是对契丹的态度。范文澜写道：“他（晋高祖石敬瑭）要冯道出使辽国行礼，表示对父皇帝的尊敬。冯道毫不犹豫，说：‘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好个奴才的奴才！”（《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重印本，第400页）此事明见史籍，自然不能为冯氏讳，但全面分析冯道与契丹的关系就不难看出，他采取的是实用态度，与卖国贼石敬瑭还是有根本区别的。
冯道并没有参预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的卖国勾当，他说这样的话，只是他“滑稽多智，浮沉取容”（《资治通鉴》卷二九一）的一贯本色。因为石敬瑭为了取悦于契丹，认为只有冯道才能充当使者，已经说了“此行非卿不可”的话，再说“卿官崇德重，不可深入沙漠”，只是假惺惺表示关怀。老于世故的冯道自然明白自己的处境，索性表示得心甘情愿。据《旧五代史》所引《谈苑》，契丹主曾派人劝冯道留下，他回答：“南朝为子，北朝为父，两朝皆为臣，岂有分别哉！”话说得很漂亮，实际还是不愿留在契丹。他把契丹的赏赐全部卖掉，得来的钱都用来买柴炭，对人说：“北方严寒，老年人受不了，只能备着。”似乎作了在北方长住的打算。契丹主同意他返回时，他又三次上表要求留下，被拒绝后还拖了一个多月才上路，路上边行边歇，两个月才出契丹境。左右不理解，问他：“别人能够活着回去，恨不得长上翅膀，你为什么要慢慢走。”冯道说：“你走得再快，对方的快马一个晚上就追上了，逃得了吗？慢慢走倒可以让他们不了解我的真意。”可见他表面上的恭顺只是一种韬晦的手段。
契丹灭晋，辽太宗耶律德光进入开封，冯道应召到达，辽主问他为何入朝，答复倒也直率：“无城无兵，怎么敢不来？”辽主又责问他：“你是什么老子（老东西）？”冯道答：“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辽主听后欢喜，任他为太傅。有一次又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道说：“现在就是佛出世也救不了，只有你皇帝救得。”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契丹的残暴举措，使他能在暗中保护汉族士人。契丹北撤时，他与晋室大臣被随迁至常山，见有被掠的中原士女，就出钱赎出，寄居在尼姑庵中，以后为她们寻找家人领回。耶律德光死后，汉兵起来反抗契丹军队，驱逐了辽将麻答，冯道等到战地慰劳士卒，军心大振。失地收复后，冯道又选择将帅，使军民安定。
冯道出使契丹的目的或许能推测为贪恋后晋的爵禄，那么他应辽主之召以及以后的行动就不能说是仅仅为了自己的利益。当时契丹军只占领了开封一带，他所在的南阳并无危险，要投奔其他割据政权也不难，以他的声望和政治手腕，博取荣华富贵易如反掌。但他却甘冒风险去开封，在复杂的形势下减少了契丹入侵造成的破坏。当时的文武大臣中，一心卖国求荣，争当儿皇帝、孙皇帝的；趁机烧杀抢掠，大发战乱财的；对辽主唯命是从，不敢稍有作为的；比比皆是。冯道的行为自然算不上大智大勇，但似乎也不应苛求了。
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冯道为印行经籍标准文本，经皇帝批准由尚书屯田员外郎田敏等人任详勘官，李鹗、朱延熙等书写，依唐刻《开成石经》，并和经注合刊，开雕“九经”：《易》、《书》、《诗》、《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周礼》、《仪礼》和《礼记》，以端楷书写，能匠刊刻。到了后周广顺三年（953年）五月雕印完成，历时22年。同时刻成的有唐代张参撰《五经文字》、玄度撰《九经字样》等书。因刻书事业由国子监主持，故史称“五代监本九经”，创官刻书籍之始。当时流传甚广，影响深远。对此，元王祯评为“因是天下书籍遂广”。印本后来失传。
韩熙载
韩熙载（902年～970年）字叔言，五代南唐宰相，青州（山东北海）人。后唐同光进士，因父被李嗣源所杀而逃离中原南奔，南唐李升时，任秘书郎，辅太子于东宫。李璟时，迁吏部员外郎，史馆修撰，兼太常博士，拜中书舍人。
交泰元年（958年）货币贬值，提议铸铁钱，提高币值。一枚新大钱，当十枚旧钱；一枚新小钱，当二枚旧钱。仿“开元通宝”规格，徐铉为书篆文。新钱铸成，广为流通。韩熙载拜户部侍郎，充铸钱使。后升任兵部尚书，勤政殿学士承旨。
韩熙载博学，善文，史称“制诰典雅，有元和之风。”，工书法，与徐铉齐名。性放荡蓄有爱妓王屋山。卒后追封为右仆射同平章事，谥“文靖”。有《定居集》、《拟议集》（已佚）、《格言》50余篇。
辅佐太子
韩熙载的祖先在先秦时期居于南阳，即今河南济源县、淇县之间，春秋时属于晋国。晋末为避战乱，迁居到昌黎（今辽宁义县）。昌黎韩氏在唐代曾出了一个著名人物，即著名大诗人韩愈，遂使昌黎韩氏声名远播，也使许多韩姓之人都以出自昌黎为荣，加之韩熙载与韩愈很可能出自同一远祖，于是后人好事者，便称其为昌黎人了。至少在唐朝后期，韩熙载家已经迁到了北海。其曾祖父韩钧，担任过太常卿；祖父韩殷，任侍御史；父韩光嗣，任秘书少监、平卢观察支使。不过韩熙载的曾祖、祖父似乎没有多大的作为，在历史上也没有留下什么记载。他的父亲韩光嗣虽然也没有多少作为，却被卷进了一场兵变，并且导致了韩熙载不得不南迁江南，以避祸乱。
韩熙载的家当时在五代的后唐统治之下。后唐庄宗同光四年（926年），邺都发生兵变，唐庄宗命宿将李嗣源率大军征讨，不料李嗣源的军队也发生兵变，与邺都乱兵联合，拥立李嗣源为主。
李嗣源即皇帝位，即后唐明宗。唐明宗任命王公俨为登州刺史，另行任命天平节度使霍彦威为平卢节度使。王公俨借口将士挽留，拒不前往登州上任。霍彦威率大军进屯淄州，准备进攻青州，王公俨自知不敌，心中畏惧，才勉强前往登州。这年七月，霍彦威进驻青州，并派兵追赶王公俨，将他杀死。参与此事的其他将士也同时被斩，其中包括韩熙载的父亲韩光嗣。
韩熙载自幼勤学苦读，后又隐居于中岳嵩山读书，大约20岁时游学于洛阳，并且参加了科举考试，一举考中进士，此时其年龄大约在22岁至24岁之间。韩熙载在后唐同光年间考中进士后是否担任过官职，史书没有记载，不得而知。不久就发生了其父被杀的事件，并且诛连到整个家族，迫使韩熙载不得不逃离中原。
韩熙载伪装成商贾，经正阳渡过淮河，逃入吴国境内。韩熙载之所以选择这条路线，是因为他的好朋友李谷是汝阴人，颍州的治所就在汝阴（今安徽阜阳），而淮水的重要渡口正阳镇就在颍州颍上县境内的淮河岸边的颍水入淮处，其对岸便是吴国疆土，交通十分便捷。
关于韩熙载与李谷之间还有一段佳话广泛流传。据说韩熙载与李谷在正阳分手时，两人举杯痛饮。韩熙载对李谷说，吴如果用我为宰相，我必将长驱以定中原。李谷笑着回答说，中原如果用我为相，我取吴国如同探囊取物。也有人说这些话是他们后来在书信来往时说的。后来周世宗果然用李谷为相，采用其谋夺取了南唐的淮南之地；而韩熙载在南唐，却无所作为。
吴睿帝顺义六年（926年）七月，韩熙载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吴国的都城广陵（今江苏扬州）。为了获得吴国的接纳，他首先向吴睿帝杨溥上了一个《行止状》，类似于投名状，即介绍自己的籍贯、出身、投吴原因以及平生志愿等情况，使对方对自己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这篇《行止状》至今尚存，《江表志》一书全文收录，后清人又收入《全唐文》之中，写得文采斐然，气势恢宏。虽然是请求对方能够接纳自己的行状，却丝毫没有露出乞求之意，反而显得气势如虹，畅述平生之志。
文章开头用简短的文字介绍自己的籍贯、出身，然后笔锋一转，便说“某闻钓巨鳌者，不投取鱼之饵；断长鲸者，非用割鸡之刀。是故有经邦治乱之才，可以践股肱辅弼之位。得之则佐时成绩，救万姓之焦熬；失之则遁世藏名，卧一山之苍翠”。意在说明帝王选贤用能的重要性，然后便开始介绍自己的才学，“某爰思幼稚，便异诸童。竹马蒿弓，固罔亲于好弄；杏坛槐里，宁不倦于修身。但励志以为文，每栖身而学武。得麟经于泗水，宁怪异图；授豹略于邳垠，方酣勇战”。说自己从幼年便不同于其他儿童，不贪玩耍，励志读书习武，胸藏文韬武略，“争雄笔阵，决胜词锋”。还说自己能“运陈平之六奇，飞鲁连之一箭。场中劲敌，不攻而自立降旗；天下鸿儒，遥望而尽摧坚垒。横行四海，高步出群。”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韩熙载在青年时确有傲视天下之才，胸怀远大的抱负，然而却也极易招致非议，被视为狂妄不羁之徒。
当时在吴国掌握实际大权的是徐知诰，也就是后来的南唐烈祖李昪，韩熙载想要得到重用，必须要首先得到他的赏识。陆游《南唐书·韩熙载传》说韩熙载“年少，放荡不守名检”，徐铉所撰的《韩熙载墓志铭》说他“以俊迈之气，高视名流，既绛灌之徒弗容，亦季孟之间不处”。当时中原之士南迁的很多，大都得到擢用，惟独韩熙载没有被重用，先后充任滁、和、常三州从事，可能跟他给人留下的这种印象有关。好在韩熙载并不以为意，怡然自得，正好游山玩水，吟风弄月。
十年以后，到了升元元年（937年），李昪完成了禅代，正式建国称帝，才把韩熙载从外州召回南唐的都城金陵，授他秘书郎之职，掌太子东宫文翰。秘书郎，从六品上，其本职工作是掌管国家图籍的课写之事，但韩熙载却被派到太子东宫，可见李昪对他仍然心怀疑虑。从李昪对韩熙载所说的一番话中，也可以看出这个意思，他说：“卿虽然早登科场，但却未经世事，所以命你任职于州县，今日重用卿，希望能善自修饬，辅佐我儿。”
不过韩熙载却不这样认为，后来在李璟即位后，他曾对人说：“先帝知我而不重用，只是因为我是幕客之后。”韩熙载的父亲是观察支使，属于幕职官系列。韩熙载的言下之意是说因为自己门第不高，所以才不能得到李昪的重用，可见他并没有认识到其不被重用的真正原因。李昪本人就出身于社会下层，如何会以门第高低取人？他重用的宋齐丘等许多人，均属于门第不高的庶族家庭，怎么会独独对韩熙载另持一套标准？李昪生活简朴，处事谨慎，不喜张扬，而韩熙载却恰恰相反，性格孤傲，不拘小节，自然难以获得李昪的赏识。可见无论多聪明的人，认识别人容易，真正了解自己反倒很难。
正因为如此，韩熙载对自己的此次升职，并没有心存感激，也不上表称谢。他每日在东宫与太子李璟谈天说地，论文作诗，日子过得倒也安逸。韩熙载在东宫一待就是七年，与太子的长期相处，使李璟对韩熙载的才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对韩熙载来说，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宦途坎坷
保大元年（943年），先主李昪驾崩，太子李璟即位。因为韩熙载是东宫旧僚，所以李璟即位之始，就任命他为虞部员外郎、史馆修撰，赐绯。员外郎虽然仍是六品的官职，但毕竟是尚书省郎官，在唐五代属于清选之官，升迁的前途较好；唐五代时规定，五品以上官员才能穿绯（红）袍，韩熙载是六品的官员，按规定不能服绯，所以李璟特意赐绯，这样他就可以与五品官一样穿绯袍了。又因为先主新丧、新帝即位，礼仪繁多，所以李璟又给韩熙载加了太常博士之职。这个官职掌五礼，拟谥号，是国家在礼仪方面的学术权威，可见李璟对韩熙载之器重程度。在此之前，韩熙载除了谈论诗文外，从不过问政事，出于报答李璟的缘故，此时的韩熙载无所隐晦，尽展平生之学，凡应当施行的大事，他都以积极的姿态参预其中。
按照中国古代礼制，凡皇帝死后，都必须给其拟定一个庙号。南唐以唐朝皇室的后裔自居，于是有人认为李昪在唐昭宗之后，其庙号应称“宗”，韩熙载与司门郎中萧俨、给事中江文蔚等，均认为李昪乃是中兴之君，应当称为“祖”，于是遂确定李昪庙号为“烈祖”。在这件事上韩熙载的作为甚得中主李璟的欢心。但是韩熙载并不是善于逢迎的人，所以不可能事事都使李璟满意。
李璟即位之初，便改升元年号为保大。韩熙载认为按照礼制，新帝即位的次年，才可以改元，还说什么“逾年改元，古之制也，事不师古，何以训人？”李璟以诏书已颁，不便改动为由，拒绝了韩熙载的建议。虽然韩熙载此举没有得到李璟的赞同，但由于李璟是一个宽厚的人，并不影响他对韩熙载的信任。在这个期间，韩熙载对吉凶仪礼不当者十数事，一一进行了纠正，尽到了太常博士的职责。对于韩熙载的这些表现，李璟看在眼里，遂令韩熙载以本官权知制诰，对他委以更重的职责。
按照唐五代时期的制度，置中书舍人六员，以其中一员掌管起草诏敕的工作，称为知制诰；如果以其他官员掌管这项工作，则称兼知制诰，或权知制诰。韩熙载能任此职，除了表明中主李璟对他的信任外，同时也极大地加重了他的权力。韩熙载所起草的诏诰，文字典雅，有元和之风，甚得舆论的好评。韩熙载毕竟是书生，一旦得到重用，惟知尽心为国，全然不知如何保护自己。他任知制诰以来，感中主知遇之恩，对于朝中大事，或驳正失礼之处，或指摘批评弊端，章疏连连不断，引起朝中权要的极大忌恨与不满，尤其是宋齐丘、冯延巳的不满，从而使其日后的仕途充满了坎坷与艰辛。
保大四年（946年）八月，枢密使陈觉擅自调发汀、建、抚、信等州军队进攻福州，中主李璟惟恐有失，命王崇文、魏岑、冯延鲁等率军共同攻取福州。次年三月，由于诸将争功，加上吴越军队的增援，南唐军队大败，损失惨重。四月，李璟下诏诛杀陈觉、冯延鲁等人，宋齐丘、冯延巳等从中斡旋，竟然免死，将陈觉流放蕲州，冯延鲁流放舒州。御史中丞江文蔚上表弹劾宰相冯延巳、魏岑怂恿进攻福州，应该治罪，结果反被贬为江州司士参军。在这场战争中，南唐元老宋齐丘与冯延巳大肆鼓吹开疆拓土，对发动这场战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于是韩熙载又与徐铉上表纠弹宋、冯二人与陈觉、魏岑等结为朋党，祸乱国事，并请求诛杀陈觉、冯延鲁等人，以正国法。李璟不得已贬冯延巳为太子少傅、魏岑为太子洗马，但是不久魏岑就官复原职，而冯延巳却被任命为昭武军节度使。
宋齐丘与冯延巳等人本来就对韩熙载不满，韩熙载此举更加深了他们的忌恨。数日后，由宋齐丘亲自出面诬告韩熙载嗜酒猖狂，其实韩熙载并不善饮酒。因为此时宋齐丘党的势力甚大，李璟不得已，只好将韩熙载贬为和州司士参军，不久又调任宣州节度推官。
在外州数年后，他才得以调回金陵重任虞部员外郎，等于转了一个大大的圆圈，又回到了最初所任的官职。后来从员外郎逐渐升任虞部郎中、史馆修撰。因为韩熙载毕竟是中主李璟当太子时的旧僚，且颇有才华，于是李璟又给他赐紫，即可以穿三品以上官员才能穿的紫色袍服。按照唐制，六部侍郎、中书、门下侍郎等未达到三品的重要官员，如有必要，才可赐紫，而韩熙载仅仅是五品的郎中，便能得到赐紫，说明李璟对他仍然是信任的，同时也为进一步的提升做好了铺垫。果然不久，韩熙载又被提升为中书舍人、户部侍郎。
自保大十三年（955年）以来，后周大军进攻淮南，连败南唐军队，中主李璟数次遣使求和，皆不能如愿。次年，李璟命其弟齐王李景达为诸道兵马元帅，以陈觉为监军使，率大军抵御周军。韩熙载素知陈觉志大才疏，忌贤妒能，前番统兵攻取福州，损兵折将，致使南唐国力遭到很大的削弱，所以上疏坚决反对。他说：“亲莫过亲王，重莫过元帅，何必再任命监军使！”由于先主李昪在世时，曾一度有意立李景达为太子，此事虽然未能实施，但毕竟在李璟心中已形成了阴影，把兵权交给李景达并不完全放心，所以才派陈觉进行牵制。在这种情况下，韩熙载的劝谏自然不会被采纳，然李璟的固执己见，却为南唐军事的惨败埋下了很大的隐患。
这一时期南唐军队虽然屡败，但由于后周军队军纪败坏，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激起了淮南人民的反抗，他们自动拿起武器，四处袭击周军；加之周世宗一度返回汴梁，南唐失去的州县又有不少相继被收复。南唐的寿州守将刘仁赡出兵攻击围城的周军得手，杀伤数万，焚毁其器械无数。在形势有利的情况下，刘仁赡派人至李景达驻扎的濠州，请求派大将边镐来守寿州，自己乘胜率军出城与周军决战。由于陈觉的干扰，刘仁赡的请求没有被批准，刘仁赡愤郁得疾。这时各地周军纷纷撤退，准备集中兵力攻取寿州，南唐诸将请求乘机据险邀击周军，而朝中权要担心事态扩大，不许行动，致使周军安然退至正阳，使寿州之围更加难以解救。李景达虽为元帅，却处处受到陈觉的牵制，军政大权实际控制在陈觉手中，而陈觉拥兵五万，无意决战，将吏畏其权势，无人敢言。正在双方相持不下之时，却发生了南唐大将朱元临阵叛变降敌的事件，致使局面不可收拾。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朱元奉命担任淮南西北面应接都监，他连下舒、和二州，驻军紫金山。朱元善抚士卒，与之同甘苦，每战誓众，慷慨陈词，流涕被面，士卒皆有效死之意。陈觉与朱元不和，密奏朱元不可信，不可付以兵权，中主李璟于是命杨守忠前往代替朱元统军。杨守忠到前线后，陈觉以李景达的名义，召朱元至濠州议事，谋夺其兵权。朱元闻知，悲愤欲自杀，其门客劝他投降后周，朱元遂率本部万馀人归降了后周。朱元的投降引起南唐诸军崩溃，纷纷沿淮河东逃，被事先埋伏的周军截击，死伤及投降的达四万馀众，抛弃的船舰器械不计其数。李景达、陈觉狼狈逃回金陵，大将边镐、许文稹、杨守忠被俘。寿州援兵断绝，守将刘仁赡忧愤而死，寿州失守。其馀各州守将纷纷弃城而逃，后周战舰直入长江，布列江面。南唐彻底战败，只好割让淮南十四州给后周，并称臣纳贡。
中主李璟不听韩熙载的劝谏，终于酿成战败的大祸。从此南唐积贫积弱，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为了躲避中原王朝的威胁，李璟被迫迁都洪州（今江西南昌），郁郁寡欢，终于一病而亡。
朝廷大员
后主李煜即位后，任命韩熙载为吏部侍郎、兼修国史。不久因为改铸钱币之事，韩熙载与宰相严续争论于御前，韩熙载辞色俱厉，声震殿廷。后主因其失礼，改授秘书监。不到一年，又再次任命他为吏部侍郎，并升任兵部尚书、充勤政殿学士承旨。后又因为其旷达不羁，放纵声色，被人弹劾，贬为太子右庶子、分司南都，即于洪州安置。韩熙载上表乞哀，于是又被留了下来，重任旧职。
这一时期韩熙载仍不改其狂傲的性格，由于后主李煜生性宽仁厚爱，凡事皆能容忍，君臣之间尚能相安无事。比如后主纳小周后时，在宫中大宴群臣，韩熙载却赋诗讽刺，而李煜未加谴责。有一次，李煜狩猎于青龙山，返回金陵后，亲自到大理寺复核关押的囚犯，多有赦免者。韩熙载再次上书进谏，认为此事自有司法部门负责，监狱非君主所应入之地，要求后主自罚钱三百万以充军费。后主也没有怪罪于他。开宝元年（968年）五月，韩熙载撰成《格言》五卷、《格言后述》三卷，进献给后主李煜，并上疏“论刑政之要，古今之势，灾异之变”。李煜读后非常赏识，遂升任他为中书侍郎、充光政殿学士承旨，这是韩熙载生前所任的最高官职。
韩熙载平生不惧权贵，性格诙谐，宋齐丘势盛时，自以为文章华美，盖世无双，好给人撰写碑志，而韩熙载因为八分书尤佳，所以每逢此类事，都由宋齐丘起草文字，而由韩熙载进行缮写。韩熙载每次承担此事时，都用纸塞住自己的鼻孔，有人询问何故？答曰：“文辞秽且臭。”韩熙载还有一个长处，就是喜好奖掖后进之士，因此时常有人投文求教，当遇到那些文字低劣的文章时，他遂令女伎点艾熏之。当见到求教者时，故意批评说：“怎么您的大作这么多艾气啊！”据载其出使中原时，有人问道：“江南人为何不食剥皮羊？”韩熙载回答说：“这是江南多产罗绮的缘故。”当时问者还没有弄懂其意，等到后来醒悟过来，韩熙载已经离去多日了。
据《玉壶清话》卷四载：后周曾派遣陶谷出使江南，以观察虚实。陶谷在南唐君臣面前容色凛然，宴席之间，从未谈笑，显得道貌岸然。韩熙载对其亲朋说：“我辈经事已多，历官多年，陶公何必如此？我观此人，非端介正人，诸君请观，吾有法使其露出原形。”于是命歌妓秦若兰冒充驿卒之女，旧衣竹钗，每天早晚在馆驿中洒扫庭院。秦若兰容貌秀美，即使宫掖之中也很少有如此佳丽。陶谷见其美丽，遂上前询问其家世，秦若兰说：“妾身不幸，夫婿亡故，无处可归，托身于父母，就是馆驿中守门的那对老夫妇。”陶谷爱其美貌，遂成好事，并赠《春光好》词一首。数日后，中主李璟设宴于澄心堂，命以玻璃巨盅酌满酒，请陶谷饮之，陶谷不理不顾，李璟便将秦若兰叫至席间，令其演唱前日陶谷所作之词：“好姻缘，恶姻缘，奈何天，只是邮亭一夜眠？别神仙，瑟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待得鸾胶续断弦，是何年？”
陶谷听后只能愧笑，于是再也不敢推诿，连酌连饮，醉吐茵席，南唐君臣仍不作罢。陶谷由于这个原因，遂为中主李璟所轻视，北还之日，只命几个小吏设薄宴于郊外相送。等到陶谷回到汴梁时，其在南唐的所作所为及其所撰之词，已经传遍了京师。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陶谷后来始终不被重用。关于此事，宋人周所撰的《清波杂志》认为可能不实。尽管如此，由于这则故事颇能反映韩熙载为人处事的风格，故附述于此。
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十月，韩熙载奉命与太府卿田霖出使中原，参加宋朝皇太后的葬礼。被宋朝久留而不遣还，韩熙载遂题诗于馆驿的墙壁之上，诗曰：“我本江北人，今作江南客。还至江北时，举目无相识。清风吹我寒，明月为谁白。不如归去来，江南有人忆。”还有一种不同的记载说，其所作诗共有两首，除了前面一首外，还有一首是：“未到故乡时，将谓故乡好。及至亲得归，争如身不到。目前相识无一人，出入空伤我怀抱。风雨萧萧旅馆秋，归来窗下和衣倒。梦中忽到江南路，寻得京中旧居处。桃脸蛾眉笑出门，争向门前拥将去。”
这两首诗是否是韩熙载所作，还不好论定，尤其是后一首，更可怀疑。不过这两首诗倒是客观地反映了韩熙载当时的心境，因为韩熙载青年时离乡，相识的故旧皆已故去，而妻子儿女又皆在江南，加之此时的韩熙载已届六旬，思念江南，盼望归去，自然是在情理之中。
韩熙载是一个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人，见识学问都有许多独到之处，他入仕南唐以来多次进言，均能切中时弊。但是至后主李煜统治时期，南唐统治岌岌可危，而李煜却不想有所作为。韩熙载知大势已不可扭转，遂纵情于清歌艳舞之中，这种行为是朝野清议所不能容忍的，也与一个朝廷大员的身份极不相称。
韩熙载本来家财颇丰，除了每月丰厚的俸禄收入外，由于他文章写得极好，文名远播，江南贵族、士人、僧道载金帛求其撰写碑碣的人不绝于道，甚至有以千金求其一文者，加上皇帝的赏赐，遂使韩熙载成为南唐朝臣中为数不多的富有之家。正因为韩熙载家富于财，所以他才有条件蓄养伎乐，广招宾客，宴饮歌舞。家财耗尽后，仍未有所改变，每得月俸，就散于诸伎，以至于搞得自己一无所有。每到这个时候，他就会换上破衣烂衫，装成盲叟模样，手持独弦琴，令门生舒雅执板，敲敲打打，逐房向诸伎乞食，大家都习以为常了。有时碰到伎妾与诸生私会，韩熙载便不进其门，还笑着说不敢打扰你们的好兴致。以至于有的伎妾夜奔宾客寝处，其客有诗云：“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头畔着衣裳。”
韩熙载的这种行为，有意造成了放荡不羁、不堪重用的影响。但是他毕竟有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仅靠游戏般的乞讨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在不能度日、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只好向后主上表哭穷，后主李煜虽然不满，但还是以内库之钱赏赐。于是韩熙载索性不再上朝，被人弹劾，贬为右庶子，分司于南都，即于洪州安置。韩熙载遂尽逐诸伎，一面单车上路，一面上表乞哀，当后主将他挽留下来后，以前所逐诸伎又纷纷返回，韩熙载也重新回到了以往那种纵情声色的日子。后主李煜感叹：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韩熙载才华横溢，也曾经立志报国，却放荡到如此地步，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颇多猜测。
后主李煜曾经想拜韩熙载为相，这在《宋史》、《新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湘山野录》、《玉壶清话》、陆游《南唐书》等诸多典籍中都有所记载，应该是确实无疑的，这也很可能是李煜派人去韩熙载家绘制夜宴生活图景的原因。在诸多的传闻之下，李煜颇想知道真相，以便确定是否重用。顾闳中大概就是领受了这样的使命，夜至其第，窃窥之，目识心记，图绘以上。还有一种说法，见于《五代史补》，说韩熙载晚年生活荒纵，毎当延宾客请谒，先让女仆与之相见，或调戏，或殴击，或加以争夺靴笏，无不曲尽，然后韩熙载才缓步而出，习以为常。同时还有医人及烧炼僧数人，毎次来无不升堂入室，与女仆等杂处。后主李煜知道之后，虽然很生气，但是因为韩熙载是朝中大臣，不想直指其过，于是命待诏画图以赐之，使其自愧。不管怎么说，从这一点来看，后主李煜了解韩熙载夜生活的目的，都是出于善意，或欲重用，或欲促其能有所改正。
关于韩熙载纵情声色、躲避拜相的真正原因，陆游《南唐书·韩熙载传》与《钓矶立谈》等书均说：韩熙载“认为中原王朝一直对江南虎视眈眈，一旦真命天子出现，我们连弃甲的时间都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如何能够接受拜相，成为千古之笑谈？”在这一时期，韩熙载的政治抱负和理想完全破灭了，而且亡国当俘虏的命运迫在眉睫，个人内心和客观现实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与痛苦在折磨着他，使他除了以声色自娱来安慰和消磨自己外，已别无出路。这就是我们看到《夜宴图》中的韩熙载在欢宴时，非但不是心情欢畅，反而表现出悒悒不乐、心情沉重的表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韩熙载在69岁的时候死去，那一年是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年）。尽管也有野史记载他是被谋害致死的，不过这些均为无稽之谈，不足于采信。韩熙载死时毕竟已经69岁了，在古代社会已经算是高龄了，加上其晚年纵情声色，心情又非常郁闷，寿终正寝还是非常有可能的。
韩熙载死后，后主李煜非常痛惜，欲赠其同平章事的官职，遂问左右前代是否有这样的先例，左右回答说以前刘穆之曾赠开府仪同三司。于是下诏赠韩熙载左仆射、同平章事，即宰相之职，谥曰“文靖”，这在古代已经是极好的谥号了。韩熙载死时家里已经非常贫穷，棺椁衣衾，都由后主赐给。后主又命人为其选择墓地，要求必须选在“山峰秀绝，灵仙胜境，或与古贤丘表相近，使为泉台雅游”。后来将他埋葬在风景秀美的梅颐岭东晋著名大臣谢安墓旁。李煜还令南唐著名文士徐铉为韩熙载撰写墓志铭，徐锴负责收集其遗文，编集成册。这种待遇对于臣下来说，可谓荣耀之至了。
韩熙载因为是北方人，始终没有得到重用。李后主刚即位时，猜忌心很重，鸠杀了很多从北方来的大臣，韩熙载为逃避南唐李后主的猜疑而故意纵情声色。李煜对韩熙载的放荡行为很不满意，就派画家顾闳中潜入韩家，仔细观察韩的所作所为，然后画出来给他看。这幅画今天珍藏在故宫博物院，画名就叫《韩熙载夜宴图》。
王彦章
王彦章（863年～923年），中国后梁将领。字贤明，寿张（今山东梁山西北）人。少年从军，随梁太祖朱全忠征讨，以骁勇闻名，常持铁枪，冲坚陷阵，因号王铁枪。屡立战功，由开封府押衙等职累进为行军先锋马军使、检校司空、汝州防御使、匡国节度使、北面行营招讨使，封开国侯。性刚直，痛恨权臣赵岩、张汉杰等扰乱朝政，遭到排挤和非难，谋不见用。后梁龙德三年（923年）四月，后唐军攻占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梁朝廷大惊。经宰相敬翔力荐，梁末帝朱友贞任王彦章为北面招讨使，问其破敌之期，答以只须三日。王彦章命甲士600乘夜斩断连结德胜（今河南濮阳）南北城的浮桥，使据守两岸的唐军不能相救；自率精骑袭破南城。唐军弃守北城，恰为三日，梁军声势大振。同年十月，唐大举攻梁，王彦章奉命率领保銮骑士和新募兵卒防守东路，在中都（今山东汶上）战败被俘。后唐欲用其才，屡遣人劝降，他不屈被杀。
勇将王铁枪
王彦章的祖父王秀，父亲王庆宗，都没有做官，在王彦章任官以后，祖父被赠左散骑常侍，父亲被赠右武卫将军。王彦章少时就从军，隶属朱温帐下，以骁勇善战而著称。当初王彦章应募从军时，同时有数百人一同参军，王彦章请求自己做队长，众人都不同意，恨恨地对他说：“你王彦章是什么人，刚从山野草莽之中出来，就想跳到我们的上面做队长，你也真是太不自量力了吧！”王彦章听了，根本没有搭理他们，却径直对当时在场的主将说：“我天生的一身雄壮之气，觉得你们确实比不上，所以请求做你们的队长，以后一起杀敌立功。没想到你们这样不领情，反而咄咄乱说。看来不给你们开开眼分个胜负，你们就不会心服口服。大凡健儿开口便言生死，但今天没有在两军阵前，我就先给你们看看我脚上的功夫，光脚在有蒺藜的地上走上三五趟，再看看你们有谁也能来试试？”大家开始以为他在说大话戏弄众人，没想到王彦章真的走了几趟，脚上一点事儿也没有。众人不禁大惊失色，没有人敢上前效仿，都暗暗佩服不已。朱温听说之后，视王彦章为神人，因此提拔重用了他。
从此，王彦章就随朱温转战各地，屡立战功，军职也随之升迁，开始率领侍卫亲军。王彦章作战常使两条铁枪，一条挂在马鞍上，一条握于手中，冲锋陷阵的时候马跑如飞，一条铁枪也舞得如飞一样，斩关破垒，所向无敌。据说王彦章的一条铁枪有一百斤重。由于战功卓著，王彦章的官职屡次上升。从开封府押牙、左监门卫上将军，到行营左先锋马军使，再加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梁末帝朱友贞继位后，先任王彦章为濮州（今山东鄄城北，鄄音倦）刺史。后来朱友贞又调他任澶州（今河南濮阳）刺史，还进封他为开国伯，以嘉奖他辅佐朱温的建国之功。
朱友贞在魏博节度使杨师厚死后，想趁机将魏博镇一分为二，消除其对朝廷的威胁。他听信亲信赵岩的建议，下诏之后，又怕发生兵乱，就派王彦章率领精锐骑兵五百先到邺都（魏州所改的名称）附近的金波亭驻守，进行防备。后来魏州军在二十九日夜里果然不听调遣，发生兵变。首先进攻王彦章的馆舍，王彦章仓促南逃。晋军为夺取魏州，也派兵救援，攻克了澶州，王彦章的全家被俘。澶州夜间被袭击时，王彦章正在刘寻军营中，所以被晋军突袭成功。晋王李存勖将他的全家送到了晋阳（今山西太原），待遇优厚，又派人秘密去见王彦章，诱他归降河东，王彦章就将这人杀死，以绝晋王李存勖招降的念头，但李存勖并没有放弃，直到几年之后，看王彦章确实不肯归降才下令杀掉他的全家。
抗击后唐
后梁末年，梁末帝朱友贞任王彦章为许州（今河南许昌）匡国军节度使，并进封为开国侯。不久之后，朱友贞调他任北面行营副招讨使。不久又让他到滑州（今河南滑县），抵抗晋军的攻击。但这时的朱友贞已经处于灭亡的前夜，宠信奸臣，不用敬翔等老臣，政局日渐衰落。
李存勖在魏州称帝，建立后唐时，后梁也到了弥留之际。紧接着，李存勖派李嗣源率领五千精锐骑兵袭取了重镇郓州，在东面给后梁造成致命威胁，使后梁朝廷上下一片恐慌。已不受重用的敬翔这时出来声泪俱下地极力推荐王彦章领兵抗敌，说战事紧急，非王彦章不能挽救危亡局势。梁末帝只得让王彦章担任北面行营招讨使，让段凝为副职，对唐军做最后一搏。受任之时梁末帝就催促王彦章赶紧出兵，王彦章立即领兵从杨村砦顺黄河东下，水陆并进，阻击唐军。突袭截断了唐军建在黄河上面联接德胜（今河南濮阳）南北两城的浮桥，并攻占了南城。然后，王彦章下令拆掉南城，用所得木料做成筏子，让军士站立其上，顺黄河继续东进，去争夺杨刘城。李存勖得知德胜南城被占后，也命唐军放弃北城，像王彦章那样也命令拆民房扎木筏顺黄河而下，救援杨刘城。王彦章率军东进，一路上与唐军各行黄河两岸，每到河道转弯之处，两军就交战不止，飞箭如雨一般，等到杨刘时竟交战达一百次之多。王彦章马不停蹄，督率军队立即攻城，昼夜不停。因为王彦章也很清楚，杨刘虽然是个小城，但其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如果唐军站稳脚跟，就会从这里出兵直捣后梁的首都。所以王彦章急攻杨刘，打得唐军没有丝毫还手之力，只能拼死坚守。有几次几乎被王彦章攻克，最后在李存勖的援军到达之后才保住不失。但王彦章已将杨刘城用深沟重垒围困住，李存勖的军队也无法进入。无奈，李存勖只好采纳郭崇韬的建议，在东面博州附近的黄河南岸再筑一个渡口，建城固守，并以此牵制王彦章攻杨刘的军队。王彦章几天后才得知消息，赶忙去拔掉这个据点。从早晨一直到中午，在就要攻陷的时候，李存勖的援兵到了，王彦章只得撤退。
正在两军在黄河两岸僵持不下时，朱友贞却罢免了王彦章的兵权，任命段凝为帅，自毁长城，将后梁和他自己送上了不归之路。王彦章被罢职后，回到了京城，当着梁末帝的面用笏在地上画地形图，向梁末帝陈述军事形势，分析退敌取胜的策略。赵岩又指使人弹劾他对皇帝不恭，被强令退下。
段凝没有将才，却会行贿争权，不过他最后投降后唐，也没有好结果，被明宗李嗣源赐死了事。后梁朝廷当中，掌权的是朱温的女婿赵岩和张汉杰，王彦章对他们深恶痛绝，加上王彦章行伍出身，性情耿直，不知说话避讳，在即将出征时对亲随说：“等我退敌立功之后，回师之日，一定要杀尽奸臣，以谢天下。”赵岩和张汉杰知道后私下商议道：“我们宁愿死于沙陀人（指李存勖等人）之手，也不能让他王彦章杀了我们。”于是就想尽一切办法诬陷王彦章，并联合早有异心的段凝一起在朱友贞的面前诋毁王彦章，他们知道王彦章说到做到，万一他击退唐军得胜还朝，那他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所以在王彦章作战没取得胜利的时候，就诬陷王彦章轻敌喝酒才致使战势没有好转，以致败于唐军。朱友贞听信谗言，就罢免了王彦章，由那个只会钻营行贿不懂用兵的段凝取代了他。段凝本人和王彦章平时也有矛盾，王彦章看不起他这种喜欢投机取巧的人，所以为求兵权，段凝也主动和赵岩等人勾结，共进谗言，等他掌握了兵权，不到一百天，后梁就完了。而他却又耍弄擅长的行贿手段，不但没被杀，还在后唐做了官，但最后也没保住性命。
这年的九月，正是秋天的时候，后梁朝廷听说唐军将要从兖州出兵，梁末帝急忙派王彦章领兵从汴州东进阻击。王彦章率领几千宫廷的侍卫骑兵向东开拔，但已经起不到什么大的作用了。梁末帝还派了张汉杰作为监军随军而行，这又等于牵制王彦章，因为张汉杰是赵岩的同党，监军对军队的调动有一定的权力，可见后来王彦章的兵败负伤被俘，张汉杰不能说没有一点责任。在末世，在小人和昏君的环境里，王彦章已经没有用武之地了。再往后只能是悲剧了。
王彦章进军之后，想拿下唐军占据的郓州，因此他领兵北上进攻，却被唐军所袭。只好退守到中都（今山东汶上）。不久李存勖率大部队来攻，王彦章寡不敌众，率领他的百名亲军做殊死抵抗，终于受伤被俘。唐将夏鲁奇原是朱温的旧将，和王彦章关系很好，等到王彦章兵败时，他听到了王彦章熟悉的声音说：“这是王铁枪。”然后乘王彦章不备挥槊刺去，将王彦章刺成重伤，马也跌倒了，王彦章因而被夏鲁奇俘获。
李存勖见到王彦章，对他说：“你经常把我当成小孩子来轻看，今日还服气吗？”看王彦章没有说话，他又问道：“我素闻你善于领兵，为何不坚守兖州？中都这个小城没有城垒，怎么能固守呢？”王彦章回答道：“大事已去，国家局势不是臣一人的智力所能扭转的。”李存勖听了，有些替王彦章伤心。亲自赐药给他包扎伤口。李存勖知道王彦章勇武善战，想让他归降，为他效力。于是命人去抚慰王彦章，用话试探他，王彦章说：“我出身平民，在本朝屡受提拔重用，而且和你们对峙作战达十五年之久，今天兵败被俘，死也很正常。皇帝（指李存勖）纵然看重我，宽恕我，我又有何面目见人！哪有为臣为将，朝事梁而暮事晋的道理！死也很荣幸了。”李存勖又对李嗣源说：“你再去亲自说说他，或许能听。”当时王彦章由于受伤不能走路，李嗣源就到他的床前去见他。王彦章指着李嗣源说：“你是不是邈佶烈呀？”邈佶烈就是李嗣源的小名，王彦章原来也看不起李嗣源，就以他的小名称呼，以示轻蔑。其实，王彦章这样也是不让李嗣源说话。不久，李存勖命人用轿子抬着王彦章随军而行，到了兴城，王彦章说伤口痛楚难忍，坚请留下，李存勖见已经无法说服他归顺，只好下令将王彦章杀死。王彦章死时61岁。
王彦章本性异常忠勇，臂力超人，临阵对敌时，经常奋不顾身，身先士卒地冲杀。他看不起李存勖没有任何计谋的冒险行动，常对人说：“李亚子乃是一个斗鸡小儿，没什么可怕的！”王彦章的勇武让李存勖对他也很害怕，当初，李存勖听说王彦章被任命为招讨使，就赶忙领兵从魏州往黄河沿岸去准备迎击王彦章。到时德胜南城已经被王彦章攻陷。可见王彦章用兵速度之快。李存勖曾经说：“此人可畏，应该避其锋芒。”有一天，李存勖领兵进逼潘张寨，由于军队隔着黄河，不能救援，王彦章就抄起铁枪上了船，大声命令船夫解缆绳立即开船，贺瑰拉他也没有拦住。王彦章一人过了河，单独去救援。李存勖听说王彦章来了，领兵就退走了。王彦章的骁勇善战由此可见一斑。
后晋高祖石敬瑭称帝后，为嘉奖王彦章的忠勇，下诏赠太师荣誉之职。又派人寻找王彦章的子孙录用为官。
时世造英雄，但时世也能毁掉英雄，王彦章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朝廷有奸臣败政误国，军中又有监军掣肘干涉作战，加上其他将领不以国事为重，反而为私欲排挤忠臣良将。在这种环境里，即使诸葛亮再世，恐怕也未必能力挽狂澜，最终也只能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沾襟”，落个让人惋惜、扼腕于路的悲剧结局。
折从阮
折从阮（891年～955年），字可久，五代云中（今山西大同）人，出于羌族折掘氏，初名从远，后因避后汉高祖的旧名而改，折从阮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父曾任唐麟州（治今陕西神木县北10里）刺史，隶李克用。折从阮早年在李存勖部任河东牙将，领府州（今陕西府谷县）副使。李存勖灭后梁称帝以后，又授折从阮为府州刺史。后唐长兴初年（930年），折从阮入朝拜见后唐明宗。后唐明宗以折从阮久镇边州，熟悉边地情况，所以特加捡校工部尚书，授他为府州刺史。
后唐明宗死后，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以割让幽云十六州（今河北、山西的北部和内蒙的一部分）等条件，取得辽兵的援助，推翻后唐建立后晋。当时折从阮所辖的府州（治今陕西府谷县）也在割让之列，消息传出，一时人心惶乱。至此，折从阮据险保境，以抗辽朝。
石敬瑭去世后，其养子石重贵继位，是为后晋少帝。后晋少帝恥臣于辽，反与辽朝为敌，并诏命折从阮出师伐辽。折从阮受诏后于次年春率兵击辽，深入其境，攻拔10余砦。到后晋少帝开运初年（944年），朝廷加封他为检校太保，及本州团练使，开运二年（945年）又加封他为朔州刺史、安北都护、振武军节度使、辽西南面行营马步都虞侯等职。
折从阮在后晋时虽保境有功，但其辖境仅为后晋西北边境一隅之地，幽云等北边重镇尽为辽朝所有，辽朝以此为基地不断攻掠中原。到开运四年（947年）初，辽终于攻入后晋首都开封，后晋也就寿终正寝了。当辽兵攻入开封后，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在晋阳（今山西太原）称帝，诏抚后晋旧臣归附。这样，折从阮率众归从刘知远。当辽从开封退兵后，折从阮随刘知远迅速进占洛阳和开封，刘知远入开封后，揭开了后汉的历史，刘知远是为后汉高祖。后汉高祖升府州为永安军，并将原振武军所隶的胜州及沿黄河五镇都划归永安军管辖；同时授折从阮光禄大夫、杜校太尉、永安军节度使，府、胜等州观察处置使等职，并特赐功臣名号。
刘知远做了11个月皇帝死去，他的侄儿刘承祐继位，是为后汉隐帝。后汉隐帝加封折从阮为特进、检校太师。受封后的第二年，折从阮举族入朝晋见后汉隐帝，后汉隐帝又特任命折从阮子德扆为府州团练使，加授折从阮为武胜军节度使。
郭威建立后周后，加拆从阮同平章事，并以本官镇守滑州，不久又改迁陕州，后周广顺二年（952年）又授折从阮为静难军节度使。后周世宗时又加折从阮任侍中，这时他已年迈，上表要求致仕，得到特许。后周显德二年（955年），折从阮从静难军赴京，病死于途中。终年64岁，朝廷特赠中书令。
折从阮当五代乱世，历4朝，久镇北边，尤其石敬塘割让幽云十六州以后，辽朝不断内侵，折从阮在此时，保有西北边地，对保护当地人民的安定的生产生活秩序做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