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灾情引起国际关注
刘湘当上省主席后日子并不好过：除蒋介石处处紧逼外， 1936年到1937年上半年又逢大旱，灾情蔓延全四川！
一队黄发碧眼的“国际社”记者，正在巴蜀大地上采访灾情。田野龟裂千里荒凉，饿殍遍野令人心惊……外国记者们坐在颠簸的车上，看着国民党《中央日报》对剑门关内饥荒的现场报道：
“梓潼一宿，路愈曲折险峻，土色赤红，重山裸露，草木稀疏，益觉不胜荒凉辽阔。沿途诸山高峰耸处，必有一二碉堡雄踞其上……一片凄凉，至此始知已入重灾区矣……计全县无一处不受旱灾，以树皮草根白泥作食者约18万人，饿死者约1000人……民食恐慌，已达极点……倘非亲历灾区者，将不信四川夙称天府之国，人民生活竟一降至于如此，恐直与阎罗鬼国相似矣！”
外国记者看见，旷野里，幼小儿童提着大竹篓，不顾危险爬到枯树上摘叶充饥，而树叶几乎早已被捋光了；一群孩子饿死荒野、无人敛尸……汽车颠颠簸簸好不容易开到川北重镇遂宁县，成千上万灾民流落到县城觅食。饥民多半是老弱妇孺，衣衫褴褛，孩子们则多一丝不挂、骨瘦如柴，手上拿着赖以吊命的树叶……
直到1996年初，台湾的徐宗懋先生在台北中华历史工作室档案中看到这批“国际社”记者关于抗战前夕四川大饥荒的照片，内心依然为之震撼。他将图片寄给山东一家《老照片》杂志，写信说：“兵连祸结，田地废耕，饥荒成了人祸下的必然现象……到了七月七日，抗日战争正式爆发，一年多后四川成为中国抗战的重镇，给养着大量的部队和军政人员，对照着饥荒的惨况，这种发展确实始料不及……” 徐宗懋先生急于找出关于这一场饥荒的准确记录，然而正式史料皆无记载……
确实，只有了解抗战前夕四川大饥荒的惨状，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灾难深重的四川人民为抗战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本书作者曾花大力气查阅了大量地方志、文史报刊资料，非常吃惊地发现：那场大饥荒之惨烈程度，远非徐宗懋先生提供的那几张老照片所能反映！
从1930年到1937年期间，是四川近代历史上最民不聊生的年代。旱灾、水灾、雹灾、虫灾、匪灾、兵灾……连年不断。加上军阀割据连年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1936年春夏，各路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到省政府，传至刘湘手里：久旱不雨、田土龟裂，十室九空、饿殍载道，粮尽食绝、盗食死尸……。
省民政厅长甘绩镛和“赈委会”官员，慌慌张张把灾情公报向刘湘报告：“甫公，川省共有148县、3屯、1设治局，现受灾者即有125县、3屯、1局。除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以上！”
刘湘愁眉苦脸地问：“大灾中究竟饿死了多少人？”
甘绩镛小心翼翼回答：“很难精确统计，但据国民政府参政员黄炎培先生来川视察灾情，路过简阳县，他惊讶之余说：‘简阳为推行“新生活”的地方，街间倒毙之饥民，至于无人收尸！’”
他又拿出几张报纸，对刘湘说：“这是1936年4月23日重庆《新蜀报》，上面《宣汉通讯》中说：‘本县饿殍遍野；据前20日中统计，每场饥饿死者，日在10人以上，近复渐次增加，每场日达20人左右。’同日《绥定通讯》上说：‘现在万源人口骤减三分之一……万源城中，亦仅稀稀千余人而已。如旅行长途，整日难见炊烟，沿途倒毙饥民几无地无之。’该报5月2日《南江通讯》中又说：‘总计城乡饿死者，每日达千余人……2月1日迄今(5月2日)，该县饿死的饥民不下8万余人……’”
刘湘惊骇地问：“典夔（注：甘绩镛号典夔），饿死了这么多人嗦？”
甘绩镛叹了口气：“那还不算凶的。川北南江县（本书作者注：现为旺苍县）是重灾区，据报：黄洋乡160户587人，就饿死71人。那里田地龟裂，沟渠干涸，所种玉米，远望一片枯黄，可点火烧！溪边、道旁、桥下，举目都可见饿殍死尸！”
刘湘瞪大眼睛，有些发呆了……他沉默良久，两手捧头轻声问道：“那、那现在灾民吃啥子吊命嘛？”
甘绩镛回答：“据各州县急报：饥民最初以草根树皮、野菜野果野草等填肚。榆树、枇杷树、棕榈树等等树子，凡吞得下喉咙的树皮，早剥得一干二净……还有苎麻根、黄花根、菟丝子、野百合、老虎姜、黄姜子、毛洋芋、土茯苓、兰草根、猪鼻孔……凡能吃的都挖，田埂山坡到处挖得像烂蜂窝，光秃秃的几乎挖断种！灾民随挖随吃……南江县青龙乡王子珍锅厂的灾民区刚饿死48个人，当时本街熊大湖运回两缸烧酒，缸底破裂，酒流满地。栖息王家锅厂的饥民大吼一声：‘酒倒地了啊！’蜂拥而 上，躺在地下连泥带酒喝得一干二净……气息奄奄的饥民喝后，醉死在地，横顺的摆了一大坝！”
刘湘闭着眼，听甘绩镛继续汇报：“草根树皮都没有了，饥民只好吞食俗叫观音土的白泥巴。涪陵县第三区因挖取白泥致将北岩华厂坡山脚挖空，山石崩坍压死饥民50余人……荣昌、岳池等县或因抢挖白泥而发生械斗死伤事件。各地均报：灾民把白泥巴吃到肚里，又常因屙不出来，腹胀而死！”
甘绩镛又翻出一张公文，继续说：“饿死路旁的饥民到处可见，有个石懋修的乡人对县长哭诉：‘这年三月初，父亲和我去赶后坝场，20多华里的大路上，来往看到的死人有12个。我们去的时候，看到路上偏偏倒倒的饥民还在走，转来时有的饥民已倒在地下了。那些尸体的大腿、臀部被割得血淋淋的。还在路上走的饥民，衣服褴褛、骨瘦如柴，脸带黑浸色，两颧骨高耸，两眼深凹，两颊皮肉下垂，看一眼都令人胆战心惊…… ”
省府秘书长邓汉祥站在刘湘身旁，听了忍不住长叹一声：“这、这简直是一幅活生生的《饥民图》，难怪《中央日报》等报纸形容川省灾区是‘阎罗国’了！”
怵目惊心的人吃人
身在省城的刘湘，陆陆续续终于了解更多更惨烈的灾情：1936年春夏开始的近一年时间内，四川各地频频传来饥民吃人肉充饥的可怕消息！
1936年5月4日《天津日报》载《成都通讯》说：“今年树皮吃尽，草根也吃完，就想到死人的身上，听说死尸的肉每斤卖五百文，活人肉每斤卖一千二百文……‘省赈会’特派员王匡础到六口场视察，在一肖姓的屋里发现女饥民张彭氏、何张氏等围食死尸……通江麻柳坪有一妇女杨张氏因生活艰难，携其六七岁及九岁的两个女儿向他处逃荒。不料走不远时该妇遂倒毙道旁，二女饥极，就在她娘身上啮面部及身上的肉充饥……”
万源县出现更可怕的杀活人及小孩充饥的事！1936年4月10日《重庆快报》上《邻水通讯》说：“近有桐木洞贫妇邱氏因迫于饥饿，将其3岁小女杀而食之，以延旦夕之命……”
同一天的《赈务旬刊》载：“涪陵饥民、丰都饥民，烹子充饥，杀食胞弟。苍溪饥民、阆中饥民惨食子女，烧食小孩……”
大饥荒已使人性泯灭、变态！南江县木门文昌宫有个叫孟利生的，全家3人，他母亲和妹妹都被饿死，他饿得没法，母亲刚死，即将她的一对奶子割下煮在铁罐里……街上的人发现了，打了他 一顿。有人说：“他也不行了，饶他罢……”
普济鱼池湾(今中江村)杨传兴全家5人，妻子和儿媳都被饿死，只剩下一个几岁的孙女。一天晚上，杨传兴饥饿难熬，用刀把孙女砍死吃了肉，在砍的时候邻居听到那女子直叫：“莫砍我，我长大给你拣柴呀！”
鹿停溪有个康三春，他家女子饿死后，康把她身上的肉割下来吃，认为比野菜味道好，此后便到处找死人吃，后来竟发展到吃活人！他家在岔路口上，有人过路时，他寻机将人打昏勒死，把死人肉块装在缸里，将骨头埋在窖中。有人听他说：“小娃儿肉好吃不出门，小伙子肉好吃打不赢，老婆婆的肉吃起绵得很！”……
南江县木门场下街大桥巷还有个趁乱世卖死人肉挣昧心钱的孙光，在本地名为卖牛肉，实际是卖人肉，若有单人前往吃肉时，他就将吃肉的人打死……被查出后，将他绑在石门枋上审问，孙供认不讳。
张孝忠先生上世纪80年代末编修金川县志搜集资料时，从百岁老人的口述和尘封多年的民国档案里，还接触到1937年四川靖化县(今金川县)几十例令人怵目惊心的资料：
马奈联保的农民王大妹姐弟俩被送县政府惩办。县长于竹君审问，王大妹供认：“我骗二妹说：‘二妹，我们来学咋个套獐子。你当獐子，我和弟娃套你……’二妹信以为真，我和弟娃用麻绳将二妹颈项套住，一人一头扯住，用脚蹬紧，把她勒死后，我俩就把她的肉煮来吃了……隔了几天，我和弟娃两人又把隔壁罗四爸家的四个娃娃哄到我家里来睡觉，夜深时，我俩用青杠棒把他们打死，又煮来吃了……
还有一例更令人心惊肉跳： 观音岩农民刘文元到县向于县长哭诉：“我妻去年病故，遗下两男一女。四天前因家中断炊，我走了20里路来县里买粮，耽搁三天……回家后却不见娃娃，到周家询问，周云发说：‘三个娃娃在房后玩耍，我去叫他们来！’周转身到房后去了。我突然看见周家屋内有几个箩筐里堆满了人骨头，我心想大事不好，娃娃肯定叫他杀来吃了！正要转身，见周云发手提斧头直奔我而来……我见势不妙，扭头就跑。”于县长当即派县保安队长带三名士兵去抓周云发。周早已逃得不知去向，屋内箩筐里面共有孩童头骨41具，大人头骨22具！
空头“赈灾”与“拜神求雨”
小小一个靖化县，人吃人案接连不断。1937年4月8日，靖化县长于竹君写信给四川省主席刘湘：“此间食人之风日盛，急盼赈灾！”
刘湘看了，连吞几口冷气！他吩咐甘绩镛：“赶快赈灾！再不赈灾，恐怕饥民要跑到成都把我都嚼了！”
但赈灾粮迟迟不到。而本来对人吃人深恶痛绝的县长于竹君，被一桩桩人吃人的案子弄得近于精神失常了，学法律出身的他后来竟然写了一篇为吃人者辩护的文章，说食人者不犯杀人罪，而应正名为人身正当防卫。理由是：“食人者不食人，则时刻有被人食之危险！”这位县长引经据典，此奇文还登在某学术文集之中。
1937年9月5日，四川省政府委派的查照员黄正中向省府报告：“十室九空，饿殍载道，尸骸满谷……则虽有回天之力，亦不能赈靖化县灾民于水火！”
身为四川省主席的刘湘，对大灾荒无计可施。他多次向国民政府请求赈灾，毫无结果。
1936年6月15日《西南评论》载：“蒋介石来川招待绅耆时，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灾区拍的人吃人的照片交蒋，蒋阅后放在袋内。”此后便无下文……
被内忧外患弄得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在牯岭公开说过：“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
1937年4月，甘绩镛又捏着厚厚的文书、报纸，向刘湘汇报说：“1936年夏季持续到今年的旱灾，已持续近一年之久。近百分之九十的县受到影响，以川北、川东灾情最重。据《新民报》说：不甘坐以待毙的饥民，到处抢米夺食、成群结队‘吃大户’……潼南、铜梁、广安等县边境饥民，计有81万之多，沿乡挨户乞讨！甫公，你看《西南评论》上这篇《饥饿压迫下的四川》，还登得有绵阳、剑阁等地出现‘教匪’……其实咧，都是逼慌了的饥民，他们拖儿带女，喝碗啥子草纸灰灰的‘符水’，高吼‘刀枪不入’，冲击县城、砸烂政府，同军队拼死拼活要抢粮，被开枪打死不少！”
刘湘大惊失色，忙问：“是饥民造反？还是驻军处理失宜？”
甘绩镛苦笑一下说：“仓促急变，说得清楚啥子？遂宁县蒋系人员要强调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县政府在城内树立了一根旗杆，说‘悬挂国旗可在老百姓中培养爱国感情’。结果谣言纷起，当地老百姓说：‘旗杆’就是‘齐干’，竖旗杆不吉利，才引起了大旱灾……他们聚集起来要求拔掉旗杆，王县长拒绝了。老百姓就冲进县府，捣毁了办公室。警察开枪，许多人被捕或打死……
甫公，你说这是饥民造反还是百姓愚昧？警察开枪又是不是处理失宜？”
刘湘搔搔短平头，意味深长地自言自语道：“齐干、迷信、国旗、中央政府？硬是有些说不清楚喃，不过打死老百姓也不应该嘛！”
甘绩镛又说：“还有大批难民涌入重庆，成千上万的人饿死街头。警察仅仅在今年2月和3月两个月中，就在城内埋葬了近四千名灾民尸体。重庆专门修建了一个火葬场来烧死人……连外国人都在关注川省的大灾情！”
刘湘很少向下属发火，这时大为恼怒了：“妈的，你们搞的啥子赈灾？死那么多人，叫我这个省主席，挨国内国外的人臭骂！既对不起川中父老，又叫老子脸面往哪里搁啊？”
甘绩镛犹豫一阵，说道：“我们也没办法呀，无数次报中央求助，拖到如今，才拨下一点点……省政府为赈灾，好不容易向银行借入131万元，又由民政厅筹款10万元，共140余万元。赈灾人员出发前，省赈会主席尹仲老涕泪满面，大哭着向发赈人员下跪，叮嘱务将赈款发在灾民手中……”
刘湘急忙问：“赈灾可有效果？”
甘绩镛叹了口气：“甫公咧，区区赈款，如按灾区120余县平均分配，每县仅一万元；如按受灾人口三千余万人平均分配，每人仅能得四分钱！能起啥子作用嘛？”
刘湘一愣，大骂起来：“妈的，蒋介石要统一四川，四川遇到麻烦他又不管……统一他妈的铲铲！”
病急乱投医，为解旱情，各地纷纷“拜神祈雨”。据重庆《商务日报》1937年5月1日报道：“ 成都绅耆善士联合组织办祈雨法筵，于北门石马巷玉参慈善会内，由二仙庵退隐老方丈王伏阳法师主坛，并由省赈会主席尹仲锡手撰祈雨疏文……”
刘湘也寄救灾希望于神仙、异人。 他和国民政府特派代表朱庆澜等，还率省城官员到佛教名寺文殊院内礼佛祈雨。青羊宫的道教、四圣祠的天主教、老皇城西侧的伊斯兰教……都祈祷声声连日不绝。
各路神仙妖人也纷纷出道，怪闻不绝。
1937年5月4日，重庆《国民公报》有篇奇文：“余道成某县人，精通奇门遁甲，法术高妙，去年夏季三台久旱不雨，县中曾请其设坛祈雨，果如其言，大降甘霖。又如去年夏，大水几上河街，后经其用板凳数条拦住水边，施以法术，水头即至此退去……祈雨时，用水缸盛树叶变为金鱼，即可下雨。因言多奇验，均目为神，一般人尊称为余老师……遂宁苦旱，该县商会、红十字会、平粜会、救济院特联合敦请至遂宁设坛祈雨，以救人民……”
“天府之国”的四川为何弄得满目疮痍，几成人间地狱？
当时有识者就评论说：民国后四川军阀间470多场混战和横征暴敛，是根本原因。 “果无军阀防区制之毒害，则虽有天灾，亦能预为应付，而无吞泥粉、嚼草根、啮树皮、人食人之惨相。是故今日四川之一切灾象，统谓之不良政治之总暴露，亦无不可！”
这场大饥荒从1936年熬到1937年，几场雨后才逐步缓解。
四川人民，就是在这种极严峻悲惨的形势下共赴国难的。仅在半年后，四川就为抗战提供了在全国各省居第一位的人力、财力和粮食，使四川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和民族复兴的可靠基地！由此也不难想象，这是多大的努力和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