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奔走川南推动“献金”
省城成都自川军出川抗战以来，中共地方组织参与的各级“抗敌后援会”募集寒衣等各种捐献活动从未中断。
1940年冬，重庆各界也发起为前线将士捐募寒衣代金运动。仅1940年9月2日这一天，中国交、农银行带动金融界就捐助40万元，寒衣代金43万元，迁川工厂联合会捐代金15万元。广大民众更是踊跃捐输：1941年3月8日这一天，裕华纱厂女工献代金3000余元，新申纱厂女工献金近4000元，豫丰纱厂女工献金1400元。宋庆龄数次组织义演、舞会，以其门票所得，为前方将士购买医药，为灾区民众赈送粮食……
在中国抗战最苦最难的1941年初，陪都各界发起了“文化劳军运动”。郭沫若大声疾呼：“前线将士献其整个生命，后方同胞应献出所有财力！”陪都各界在春季劳军竞赛中，共捐献1126万余元。1941年5月26日，陪都各界在抗建礼堂举行战时公债劝募成绩总结大会。蒋介石发表讲话称赞：
“近郊之农民，小学学生，卖菜老妇，人力车夫，以及部队官兵等，亦能深明大义，自动解囊，其一腔爱国报国之热忱，无分高低！”
到1942年2月止，陪都公债劝募达1000余万美金，为全国之首。
但大后方民众像一头奶牛经连年挤压，奶汁几近榨干。仅以四川的公债为例，从1937年9月第一次认购救国公债1900多万元开始，又先后认购、发行过“建设”、“军需”、“兴业”、“同盟胜利”等各种战时公债数十种，每次多在1亿元以上，如1940年5月才发放了建设公债1个亿，8月又发行兴业公债1个亿。而各种税款、捐款，更是名目繁多……
1943年到1944年，日军最后猖獗，先后攻占中国大片国土。前方战事吃紧，将士浴血奋战，却因物资供应困难缺吃缺穿，艰苦异常。
时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以中国国民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总会会长的身份，于1943年11月8日从重庆出发，奔走全川20余县市，往返数千里，历时近一年，讲演数百次……他足迹所至，人人争相献纳。其中既有富绅巨贾，也有低薪公务人员；有穷工人、农民、学生，还有缺手少脚的抗战负伤军人和衣衫褴褛的小贩、乞丐，以及和尚、尼姑、妓女，连看守所的犯人也节食献金……
冯玉祥规定三条原则：“一、有钱人出，贫苦人不出。二、不要勉强别人出。三、要感动别人出。”他每次群众大会上亲自讲演，指明抗战必胜，介绍前方战士的艰难，说：“前方将士浴血抗战，四川后方才能过着安定的生活。大家应该同仇敌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前线！”
他在每个地区的讲演，有时达八九次。从丰都到涪陵时，连声音都吼嘶哑了……他生活简朴，布衣布鞋，谢绝一般招待应酬，常在普通“苍蝇馆子”里嚼馒头。冯玉祥为推动捐献，采取多种多样形式。他的书画脍炙人口，献金活动时期利用所有空闲时间作书作画，除部分赠送爱国献金突出的人士外，大都标价义卖，当场捐献。在合江的一次义卖中，几天功夫便卖了7.8万多元。他还自费制造了很多合金戒指，上面铸有“献金爱国——冯玉祥赠”字样。
每逢义演，冯玉祥多次登台唱他老家的山东民歌《爸爸在家》：“爸爸在家受欺凌，孩子们在外真心疼。一定打回老家去，救我父母，救我弟兄！”雄浑歌喉，悲壮曲调，闻者无不泣下。在合江国立女中义演时，女校教师唐铁上台说：“我的家乡沦陷了。听了冯先生的歌，想起了故乡父母……我们难道不应该勉励自己，把一切都贡献国家，还要等冯先生唱歌来感动我们！？”全场大哭。一个沦陷区入川的军人哭得无法抑制，只好掩面跑出会场。
合江白鹿乡粮户施晋生个人献金60万元。冯玉祥称赞这是震动全县、全川、全国的爱国新榜样。接着县中首富、私立祖毅中学校长、三益和锅厂经理陈秋农也捐献了60万元……
冯玉祥向商人们说：“我们前方的将士还穿着草鞋，有的还赤着双脚，扛着单发步枪，同凶恶的日本鬼子拼杀。我们的将士冻死饿死的不计其数，受伤后得不到医治而死亡者不计其数！”
冯玉祥说到此处，声音哽咽，老泪横流。他又说：“春秋时期，郑国商人弦高，以12头牛犒劳秦师保卫郑国，大家应向弦高学习啊！”
木业公会当即献金61万元，并承诺每月献金1万元，直至抗战胜利之日止……合江十四陆军医院住着一批抗战负伤、一无所有的伤兵，也节省口粮450斤大米献给国家。救济院孤老们也捐献了1000元……徐竞存县长的夫人每月做10双布鞋，献给前方抗战将士。还有几位镇长也马上响应。
冯玉祥是1944年3月26日到合江的。合江这个川中小县，至4月1日晚，献金总数已达1250万元！
内江市金台旅馆经理李焕章，慨允每年捐献黄谷600市担，直到胜利。他的爱国表现，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嘉奖。
在泸县献金会上，一群乞丐用破饭碗盛钱送上主席台。而断手残脚的伤兵们，用编藤椅、制雨伞义卖所得的1.2万元呈献。冯玉祥实在不忍收受，一再推让不得，只好含泪收下，将他们扶下台……
盐都自贡市的待遇菲薄的盐工们，早在1942年献金运动中，献金就达1100万元之巨。冯玉祥这次在自贡住了一个多月，对盐商们说：“自贡市是献金运动发祥地，望继续努力！”盐商余述怀一马当先，献出1000万元，突破了全国个人捐献的纪录。冯玉祥为之作画题诗，并特赠刻有“今日弦高”铁如意一柄。
市长刘仁鹿陪同冯玉祥到大安寨拜访自流井场首富王德谦。王受爱国精神的感召，慨然乐捐1500万元，冯玉祥赠“见义乐为”匾额……献金高潮中，有献600万元而不愿留名者。冯玉祥作诗道：“有名和无名，爱国出于一。何以报大德，打过鸭绿去！”
据献金分会统计，自贡市献金为1.2亿元，金戒指800只，金镯10只，布鞋1万双，愿按月献金及按年捐献黄谷直至抗战胜利者计318.7万元，黄谷2214市石，创全国献金最高纪录。按当时自贡市人口226782人计算，人平献金达500元以上！冯玉祥兴奋地说：“我们这个爱国行为，震动了全国和全世界，也震惊了我们的仇敌。这个伟大数字，就像一个很大的炸弹，这个炸弹飞到东京去，要把日寇的东条内阁炸翻！”
泸州妇女会理监事们每人捐献戒指一只，一共18只。各乡镇分会及各保分队长，基本上每人献一只；女教师曾衡青、廖德佩把订婚戒指也捐献了。仅泸州妇女会便募得金戒指127只，重20余两。
捐献金戒指最多的为自贡和富顺两地。自贡献金大会主席台正中，安放着用725只募捐得来的金戒指组成的“爱”字和四周围以长城图案的花篮。富顺县女界在冯夫人李德全鼓舞下，7天内献金戒指达1200只，在一面青色丝绒大横幅上组成“献金救国”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江津白沙是四川四大镇之一。抗战期中由沦陷区迁来中等以上学校达15所，学生万余人。某大学先修班学生来自沦陷区。为了爱国捐献，他们在轮船码头当力夫，在街头擦皮鞋，献金64万元。
在白沙献金大会上，商会先只献金60万元。登时一万多名男女学生都一齐跪下哀求：“叔叔伯伯，救救我们！救救国家！”一时哭泣声、呼喊声响彻整个会场……情景实在太感人，担任大会主席的江津县长肖烈等全县官绅名流及其夫人们都禁不住大哭。夫人们将手上的金戒指、金手镯一齐脱下来捐献。重庆《大公报》专门刊登了《我们都跪下了》的报道，写道：“他们的献金是自动的、无条件的，深感献金报国的无上光荣。民心之可爱，民心之可用，在这次献金运动中，充分表现出来！”
冯玉祥抹着眼泪说：“你们这种爱国热忱，就是铁石心肠也会感动的。可是献金是完全出于自愿啊！”商会代表终于答应献出200万元，学生们这才高兴地站了起来……
随同冯玉祥的美国友人罗斯先生，见此情景也被感动得泪水直淌。这天夜里，冯玉祥非常激动，12点钟上床，无论如何也睡不着，起来写了首“丘八诗”：
“青年跪地哭，请君快救助。献金救国家，不作亡国奴……财富千千万，敌来化浮云。青年捐衣服，为复我国土。不畏饥与寒，雪耻最为主！”
冯玉祥后来在《冯玉祥自传》中回忆：
“江津献金大会召开的时候，有一位老太婆攥着十万块钱来到台上，又当场把她手上戴的两个赤金镯子脱下来献了。有人对她说：‘你这老太婆不要这样傻，要给子女留一点！’老太婆说：‘留一点做什么？国家不好，给他们留多少东西还不是做亡国奴……今天当国家大难时候，我们人人都应当把所有的东西献给国家才对。’这老太婆一说这话，全场一两万人都鼓起掌来。他们献金的总数是1350万。肖县长的意思是希望这笔款项都买成飞机，名叫江津第一号、江津第二号，老百姓都赞成他这个建议。我就照着他这个意思，打了个电报给蒋（介石）先生，回电说：‘很好！’”
献金多的地区还有几处市、县：内江市单是献金就达4247万元。富顺县计献金戒指1200只、黄谷3万石、军鞋1.2万双，实物按时价计为4100万元。冯玉祥称富顺献金仅次于自贡市。泸县5000多万元。隆昌献金超过2500万元，金戒指216只，蚊帐夏布甚多。新津为110余万元。双流、夹江、眉山、彭山等县30万至80万元不等……民众为什么如此热情？正如冯玉祥回忆中说：“在夹江县时，我讲演后，几位老先生一个一个站起来，都是泪流满面，他们说：‘出钱、出力、出命！为了抗战是我们的本分，我们要用全力拥护这件事！’”
冯玉祥在成都，情景同样感人。1944年1月17日，“成都市各界民众献金救国大会”在少城公园内举行。从张群、余中英（市长）等官员到市民、商人、教师、艺人……连和尚、老道、尼姑都来了，无不踊跃捐献。省主席张群捐了1万块，成都献金顿呈高潮。最催人泪下的情景出现了：只见一长串衣不蔽体、瞎眼跛脚的乞丐，一个挽一个踉踉跄跄把乞讨来的全部铜元、镍币，丁丁当当放进“救国献金柜”里，然后蹒跚下台……全场哭声顿起，争先恐后地掀起又一轮献金高潮，人潮涌向主席台，台子咔嚓一声塌了半边，幸没有伤着人！
冯玉祥后来回忆：
“到了华西大学，那里的齐鲁、金陵、金女大献金更热烈。有一位山东的学生没有钱，把棉袍脱下献了，冻得直打颤。我说：‘那不成，无论如何不能要你的棉袍，把你冻病了怎么办？’他哭了起来，非献不可……感动了许多人，都落下泪来。还有一位大学生把他的毛衣献了，天气很冷，毛衣献了就有冻着的可能，怎么劝他也不行，他非献不可。后来这几件东西，到各处去义卖，卖了很多的钱……”
省城献金得了1000多万……
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不完全统计：四川第一次、第二次献金总额为6亿至7亿元。这些钱，是四川人民一滴一滴地挤出来的血！这笔巨款，多数用来购买前方急需的飞机、坦克、武器，部分用来慰劳前方将士，有力地支持了抗战。
献金运动，不仅各界民众踊跃参加，各地方当局也积极赞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侵华日军倾其全力发动湘桂战役，连陷衡阳、长沙、桂林、柳州、南宁，并曾一度攻占贵州独山，陪都重庆为之震动。日本人企图瓦解中国后方民心，以战迫降。而四川人民却以献金救国运动作为回答，无异筑起了一道精神长城！这对于稳定抗战大局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次献金救国运动在政治上、军事上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它在经济上的意义，这是中外战争史上少有的动人事例。
大后方对抗战的贡献难以尽述
工商业艰苦生产支援抗战
重庆成了“陪都”，四川民众的历史责任骤然重如泰山！
当抗战炮声一爆发，中国立即陷于严重经济混乱中。1937年8月，国民政府实施战时调整，首先实行大量沿海工厂内迁、稳定金融等应急措施。大批爱国的工商业者、科学家和实业家、工人，千百万各界不愿作亡国顺民的同胞，北越秦岭巴山、西溯长江三峡，不顾道路漫漫坎坷，开始了历史上少有的大迁徙，来到四川。1940年秋，国民政府设立“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加速大后方开发。
四川成了抗战时期全国工农业、文化、商业、金融、贸易、交通的中心，成了抗战财源和物资的主要基地，抗战有了坚实的基础。重庆，也从战前一省辖市跃升为战时首都，成为与华盛顿、莫斯科、伦敦齐名的国际名城！
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军队的军火四分之三都要从国外进口。抗战爆发后，口岸全部被日军封锁。于是重庆等地就成为支撑抗战的唯一的军火供应基地。
1938年2月7日，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军政部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奉令组建“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主持汉阳钢铁厂等国防前线大型军工厂内迁再建工作。5月21日，勘定在离城10公里长江南岸的大渡口河滩，征用土地3336亩，组建了大后方最大规模的冶金、军工企业。大批钢铁机械专家恪尽职守，迅速建厂投产，彻底改变了四川钢铁冶金工业的空白历史。
大后方生产环境极为恶劣，工人们为争取抗战胜利，忍饥受冻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流血流汗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各兵工厂1938年至1945年生产各种枪弹85414万发，各种步枪293364支，轻机关枪11733挺……大量枪支、地雷、子弹、炮弹以及钢管、钢板由此运往前线，支撑着艰难的前方战局。
红岩村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人，到胡厥文办的生产军火的重庆合作五金厂慰问。周恩来慨然题词：“供给前方的生产，是国防工业第一要义。”
重庆民营工业也蓬勃发展。到1940年6月，迁入四川的民营企业已达250家。以重庆为中心，建成了包括矿业、发电、冶金、机器制造、化工、日用百货等门类齐全的工业基地，为抗战发挥了巨大作用。沿长江、嘉陵江两岸与川黔、成渝公路两侧，众多工厂隐蔽于山岩隧洞间，每到薄暮，沿岸灯火通亮，机器轰鸣、山野震颤……难怪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称之为“中国工业史上的壮丽史诗”。
川江上1330名水手给国民参政会写了封热情洋溢又使人心酸的信：“我们并不顾虑工钱太少，职业无保障……正尽着最大的努力”，“在敌人的飞机轰炸下工作，不管死或活，如果说我们是在为微薄的工资而苟延残喘，实在不如说是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 道出了后方民众的心声。
血汗浸泡成的“特种工程”
八年抗战岁月漫漫，整个中国的钱粮支撑，主要靠“陪都”所在地的四川这个“大后方”来负担。抗战最困难时期，估计四川负担了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以上。以八年抗战总计，国家支出14640亿元（法币），四川就负担了约4400亿元。
像一头奶牛经连年挤压，奶汁接近榨干，最后挤出的已近似鲜血了！四川民众对抗战的贡献，实在难以尽述。要知道：战时粮食奇缺，全川物价暴涨。成都1942年12月至1943年1月，一月之内米价上涨3倍以上，粮、糖、盐、火柴等，都曾限量供应。几千万四川普通民众都挣扎在饥饿线上。就在这种困苦艰难的情况下，四川百姓们仍加紧耕种、生产，支援前方。抗战军队的军火枪械，穿的军衣等，当时主要是靠待遇菲薄的四川工人日以继夜加班加点生产出来的。川江上那些上身甚至全身赤裸的贫穷船工，吼着悲壮的川江号子，积极运输部队、军粮、难民和军需、民用物资……
此外，仅在1935年至1940年间，仅修建川陕、成渝等公路征用民工即达250万人次。
从1943年12月起，国民政府决定赶修“特种工程”——先后在全川建设空军基地33处（包括新建和扩建新津、邛崃、彭山、广汉等地四个轰炸机场，成都、温江、德阳、重庆、梁山等地五个驱逐机场），以便美国飞机直接从成都附近机场起飞轰炸日本本土。
这些工程时间紧迫、工程量大，都是民工们用血汗筑成。曾管理修建温江黄田坝机场的黄维德先生回忆：“应征民工抗日情绪甚高，不少是自愿要求参加的，工人你追我赶，工效很高……我去工地时听见黄龙溪来的两个女民工边挖边摆龙门阵，一个说：‘我家男人当壮丁走了，保上没有喊我，是我自己要来的’。一个说：‘修机场是从天上打日本，让日本人也跑跑警报！大家多出一把力，早点把日本人打跑！’”
修抗日机场是全民动员。诗人流沙河先生讲：他当年才13岁，也身着土黄布的童子军装，脚穿草鞋，腰悬搪瓷饭碗，和同学们高唱《中国童子军歌》，雄赳赳地走到“民工如蚁”的广汉机场劳动……据统计：抗战时全川被征调的民工不下300万人。
当时民工的生活条件极差，加之有些地方官员腐败，克扣食米，不顾民工死活。本书作者“文革”年代当知青，下乡就在邛崃县桑园机场附近，常听老农民摆当年修机场的旧龙门阵：吃饭是盐水泡菜下糙米饭杂粗糠，如同喂猪，又不卫生，常患痢泻；寒冬腊月，民工衣单被薄，只得挤偎御寒。工棚内虮虱成堆，人人长“干疮子”（疥疮），奇痒乱抓而血痕遍体……轻病转重又无药可医，死了如无亲属领尸，工程处就近挖坑掩埋如死狗……
就是这些衣衫褴褛忍饥受冻的民工们，流血流汗，硬是凭着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和简单原始的工具，在半年时间里就修建好了各个机场！1944年6月16日，第一批B29轰炸机群从成都附近各机场起飞，飞到日本钢铁中心八幡市上空投弹，八幡霎时变成火海……这是从中国第一次完成远程轰炸日本本土，是日本人做梦也没预料到的！
喜讯传来，中国民众抢买号外，举国振奋！轰炸日本成功的第二天，蒋介石致电四川省临时参议会向传义等人：
“去冬以来，发动50余万之同胞，修筑多数机场，祁寒赶工、风雨无间。不仅应征作工之同胞，昼夜辛劳，况瘁无比，即民间财力之所耗费、土地之被征划，其贡献之巨，盖亦不可数计。而各县同胞，皆能深明大义，勇于报效，卒使此项空前伟大之军事建设工程，仅以简单之人力，均于最短期间——如限完成。此举对我共同作战，固有重要意义；而盟国人士，亦相率致其赞誉。故我四川同胞，不惟在抗战史上克尽其国民之天职，无愧为贯彻胜利之基础；即在全世界反侵略战争之阵容中，亦具有卓越光荣之贡献！”
四川省主席张群在特种工程完成的慰劳会上说：“溶合中国数十万民工的劳力与血汗，创造出这一个伟大的奇迹！”
到这年底止，从成都附近各机场起飞的B29飞机对日本本土及其占领地共计投下炸弹3623吨，令日本法西斯胆寒。这对日本最后无条件投降，也是一个重要转机……
大后方民众的血泪汗水不会白流，最后胜利即将来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