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走出校园才发现自己的确是出了象牙塔，要面对一个严峻得多的现实。拖拖拉拉延搁了三年之久，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安于这种消极被动的生活，想来想去，改变的唯一途径还是参加考试。
然而，毕业三年，浑身的骨头都散了架，要把它们重新归归拢，拿出斗志来复习迎考，这真是一件怪不容易的事情。从决定报名到考试之间时间又特别短，我担心自己会考出一个匪夷所思、贻笑大方的成绩，连母校的老师都不敢去联络，硬是把这事死死地瞒住所有人。
1992年元旦前夕，南京连降几场大雪。积雪未曾及时清扫，结成坚硬的冻冰覆盖了道路，使得出行变得很困难。在被大雪映照得异常明亮的黄昏，我出发去考研补习班上课。自行车的龙头在光滑的冰面上像扭秧歌似的舞动着，人骑在上面，一颗心拎拎的，然后，连上帝也阻止不了，“叭哒”一声，人、车一起倒地。就这样一路跌着到了大学，上三个小时课，又一路跌着骑回去。
回去的路上，其中一跤是仰面朝天摔倒的，后脑勺重重地砸在坚硬的冻冰上，眼前顿时有一群小星星在飞舞，所谓眼冒金星是也。艰难缓慢地爬起来，糊糊涂涂地想，别把脑子摔坏了才好，下面还要考试呢。忍着剧痛挣扎着去扶车，刚扶起一点，脚下又一滑，连人带车不可控制地又倒了下去。
在我前方，离我几步远的地方，一对情侣也摔倒了。男孩爬起来，顾不上扶车，赶紧去扶女孩，一个劲儿地问：“你没事吧？你没事吧？”有两个人在一起，大概摔跤也不那么疼了吧？而我，只有一个人，一个人摔跤，一个人疼痛；再疼痛也要爬起来，因为我只有一个人。
第二天去上课，不敢再骑车了，提前一个半小时出发，去坐公共汽车。大雪还在纷纷扬扬下着，我穿着羽绒服、长统靴依然抵挡不住彻骨的寒冷。等车的人们都在不停地跺脚。这是21路的起点站，人越聚越多，多得像一个集会，可是车子毫无踪影。
当车终于到来时，那已经是一个小时之后了。搏命般挤一阵，上了车，公共汽车像只大甲虫在雪地里爬行了五站路，再搏命般挤一阵，下了车。天全黑了，我在大雪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小跑着，心急如焚。在课程开始四十分钟后，教室里的人都惊奇地注视着一个披挂着雪花，狼狈不堪的女孩冲了进来。
待到晚上九点半下课，末班车早就过去了，我不得不走上五站路。马路上寂无人声，我走在非机动车道的中央，那里的雪浅得多。忽然，一辆自行车毫无预兆地从身后撞了过来，冲击力让我单脚跪地，总算撑住了没有倒下。小腿内侧被车轮擦到，火辣辣地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