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代，群雄并起，人才辈出，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展示着他们的智慧和才华。然而，唯有诸葛亮这位躬耕南阳的士子、“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人物赢得了从市井小民到君王领袖各个不同阶层的崇敬、爱戴。即使像姜尚、管仲、乐毅、张良、陈平、刘伯温这样的才智之士相形之下也黯然失色。
诸葛亮在人们的眼中是一个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全才。他首先是位战略家，他能根据不同的形势正确地制定战略方针。未出茅庐，就已经确定了“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以图中原”的三分战略，征南之役，确定了“攻心”战略；北伐中原，有鉴于魏国的实力，则采取稳定局势、平定后方、逐步打击敌人的方针。在战术的运用上更是灵活多变，有鬼神莫测之机。从出山到病逝五丈原，一共二十七个春秋，中间经历过无数次的艰难险阻，数以百计的战斗，凭着他的忠心和智慧，在很多情况下，以寡敌众，以少胜多，变劣势为优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博望烧屯，初试锋芒，是诸葛亮“初出茅庐第一功”。赤壁之战，诸葛亮大显身手，只身前往江东，舌战群儒，以犀利的词锋，尽挫江东群英；“智激孙权”、“智说周瑜”，使东吴集团下决心建立孙刘联盟，共同抗曹；又巧调鲁肃，使他为其所用，避过了周瑜一次又一次的谋害。
蜀汉政权建立后，他南征北讨，每一次战斗，都是诸葛亮智慧的充分展示，即使是在失街亭这样的失策之后，他也演出了如“空城计”这样的智慧篇章。此外，他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草船借箭”、“借东风”、“安居平五路”以及制造“木牛流马”、死前布置的锦囊妙计等等，都是他“智”的表现。
与曹操、司马懿等人不同，诸葛亮超人的智慧是和崇高的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按中国传统的道德来衡量，诸葛亮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个“全人”。对于中国传统道德，最重要的不外乎两条，一是“忠”，二是“义”。
所谓“忠”，就是忠君，但在很多时候，忠君和爱国是紧密相连的。诸葛亮对刘备、对蜀汉政权，可谓忠心耿耿，至死不渝。
刘备死后，诸葛亮忠于职守，辛勤谋划。他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七擒孟获，安定南中；以法治蜀，足食足兵；六出祁山，北伐中原，以完成刘备的未竟事业。后因刘禅的猜忌，加上变异数起，伐魏不力，使他身心交瘁，积劳成疾。即使如此，他还认为自己愧对先帝重托，深有负罪之感。诸葛亮以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行为，实现了他“竭股肱之力，尽忠克节”的誓言，表现了对蜀汉事业的无限忠诚。
诸葛亮的“义”，也感人至深，在他身上最明显的就是对部下、对百姓的关心。诸葛亮在许多场合，反复宣称刘备的队伍是仁义之师，他始终认为“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
当阳大败，刘备与数万跟随他的“赴义之民”，不忍相弃，甘与同败，诸葛亮认为这是“大仁大义”的表现。在取得益州后，诸葛亮及时地提出加强法治，抑制豪强，安定社会秩序，使民众能休养生息。他征南中，实行攻心为上、军事辅之的政策，使孟获等心悦诚服，保证了南中地区的长治久安，并给该地区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他行军作战，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即使在死后，在定军山“显灵”，仍然惦记着“两川生灵”，警告钟会不得妄杀无辜。
在个人品行方面，他也做到严格的道德自律。诸葛亮生活俭朴廉洁，出山之前，以躬耕为食；出山之后，高官厚禄，他仍然过着淡泊生活。在弥留之际，他仍然强调：“臣死之时，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盈财，以负陛下也。”
当然，他的谦和、宁静、自尊、自爱也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些传统美德，与人民大众是息息相通的。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核心是儒道互补，体现在知识分子身上的人生态度上则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中国知识分子特别强调人格的独立，因此，他们的最高理想不是做帝王而是做“帝王师”，辅佐一位名主，借其实现自己的抱负，最终出将入相，这是古代知识分子最理想的人生道路。
然而，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这种理想始终像是一个美丽的梦，因而诸葛亮形象就成了最辉煌的楷模，尤其是他与刘备那种亲密无间的“鱼水关系”，更是让世世代代的知识分子羡慕不已。因此，诸葛亮自然就成为知识分子心中的偶像。
古代知识分子不仅仅向往“为王者师”，更向往“功成身退”，认为这才是最完美的人生。范蠡遁迹五湖，张良随黄石公仙去，都被历代知识分子津津乐道。诸葛亮“志决身歼军务劳”，没有能够功成身退，他虽做了军师、丞相，却始终保持着一个高人逸士的形象，其仪表是：“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临战时也是手执羽毛扇，端坐四轮车，可谓风流之至、潇洒至极。
他在未出茅庐时已有天下三分之策，一篇《隆中对》，使刘备佩服得五体投地，但请他出山时，却再三推托，直至刘备“泪沾袍袖，衣襟尽湿”，并且打出了拯救黎民百姓的招牌后，他才应允出山。临行前又嘱咐其弟：“吾受刘皇叔三顾之恩，不容不出。汝可躬耕于此，勿得荒芜田亩。待吾功成之日，即当归隐。”怀抱治国平天下的经纶大志，但要拿尽身份才肯出山，却又以功成身退的归隐为最终目的，这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
诸葛亮是一个失败的英雄，在他身上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在他出山时，司马徽就曾为他感叹：“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诸葛亮也深知天命不可违，但为了申明大义于天下，报刘备知遇之恩，还是毅然出山，为蜀汉事业殚精竭虑，耗尽了毕生的精力。由于不得其时，由于命运的捉弄，孔明不得终成大业。但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表现了其积极进取的精神。因积劳成疾，诸葛亮病逝在北伐前线五丈原，临终前还强支病体，乘车“出寨遍视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这种深沉的悲剧情怀，使人们不能不发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感叹。
作为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理想化身的诸葛亮，表现出了民族心理结构上最积极的一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精神能促人振作、催人奋进，因而具有积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