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1898年3月14日下午，在初春和煦的阳光照耀下，一位早已年过花甲的卷发、高鼻、矮个的英国大脚女人，带着行军床、照相器材和包括一支左轮手枪在内的简单行装，从万县、渠县、营山、南部一路跋涉，来到了久仰的保宁府嘉陵江对岸，再经过了由若干船只连结的长达120多米的浮桥后，终于进入到了保宁府城区。
当晚，这位名叫伊莎贝拉·伯德的英国女探险家在她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穿过大片没有树木的地段后，土壤相对贫瘠，住房低劣，保宁的风光和它的环境在温和的下午阳光下最是迷人。保宁府建在肥沃的冲积层上，三面被河的弯道所包围，庙宇的屋顶和城楼耸立在密集的绿林和粉红色桃花的薄雾中，孔雀绿的嘉陵江水作为前景，渐渐融入了蓝色的薄雾，这个重要城市的第一眼真是魅力无限……穿过迷人的郊区，不是有着树篱和树林的绿色小径，就是狭窄而干净的石板路，由有屋顶的墙和私邸的漂亮门道所界隔。”
出面接待这位探险家的是当时在保宁府传教的卡塞尔斯主教（按：即英国传教士盖士利，参见拙作《“剑桥七杰”与阆中圣约翰教堂》）和助手威廉斯牧师。由于一路的艰辛与疲惫，伊莎贝拉·伯德在阆中一住就是一周，暂时忘却了未来的行程而陶醉在这座充满早春气息的千年古城。
这里，至少在春天是个非常迷人的城市，有舒适的宜人天气。商业既不很活跃也不像通常的自行其是。显然存在悠闲的阶级有时间自我陶醉。不创造巨大的财富，45000两银子也显得是笔不小的财富，没有百万富翁让小商人黯然失色。18吨以上的帆船，一年的多数时间可以上溯到保宁。东河上有相当规模的煤炭交易，而由于城市设在重要的丝绸地区中心，丝绸贸易有一定程度的活跃。有诸如棉布染色、酿酒造醋、猪鬃和皮革出口等小行业，但没有很热门的东西。在大约2万人口中有少量穆斯林，无论他们生活在哪里，都可得以享用牛肉和牛奶。
事实上，早在几个月前，当这位探险家从上海口岸进入中国，经汉口到万县踏上西行之旅时，她就把保宁府确定为重要的探险目的地之一（按：有趣的是，100年前到此被称之为“探险”，100年后来此便成了“旅游”）。在万县，她通过随行的中国翻译白廷记下了当地人们的谈话：“他们还说，传教士来到像万县和保宁这样遥远的地方，是为了发现中国的重大秘密和找出用魔法毁灭它的方法。”后来，当得知再没有欧洲朋友陪伴同行时，她“决定鼓足勇气踏上300英里的路程去保宁府，以获得亲身的体验”。在渠县一个叫金江寨的小山村，伊莎贝拉·伯德面对前来围观她的农村妇女有如此的感叹：“邻近的乡场就是她们视野的边界，村里祭神的喜庆日就是她们的乐事。她们很少有人去过仅有两天路程的保宁府，（更）没有人去过万县。”甚至在离开保宁府之后的日记中，也还不时出现诸如“还带了保宁烟熏牛肉”“保宁盆地”等文字。可见，即使当时在外籍人眼中，保宁府也是内陆腹地中不能轻易绕过的一座重要而又神祕的古城。
保宁府是个重要城市，有一个道台，一个知府，一个县，有许多美丽的‘郊外别墅’，退休和候补的官吏居住。它的郊区十分迷人，郊区的道路隐蔽在浓密的紫红色的大树和油桐树木中。城外远郊，大片的土地上有几座精美的庙宇和公共图书馆。保宁有独特的衙门和其他官邸，店铺成排的街道，私人住宅里树木繁茂的大花园，城市由20英尺高的城墙环绕，城墙的顶上维护良好，有条10英尺宽铺着石板的便道。从这里看，城市的外貌被桃花、李花、杏花和樱花产生的粉红色彩去弄得如同梦境，耐寒的重瓣花和装饰性桃树的深红色点缀其间。除了荒废的城门外，还有四道城门。
城门稳沉地关闭着，需要进出城的人要被迫绕很长的路。正对着雨神的北门由官府的正式法令关闭了。雨已过剩，这是对雨神的重要暗示。我见过别处的许多城市在干旱的时候关闭正对火神的南门，因为火神只能从这个方面进城。在干旱时期火是非常可怕的，当房屋的木料被烘烤到易燃的危险情况下。
保宁府城墙之外，有一条令人愉快的小道，一条长草的沟渠或护城河，河岸干净优雅，岸边长着纤细的树，在河西面的正前方真是壮观：一座25英尺宽的露台，由25排气势宏大的石墙支撑着，有宽阔的石阶梯从露台上下到河边。低矮的绿草皮，干净的白沙，下面是清澈的绿水。
这些近乎美轮美奂的白描，今天读来让人如痴如醉，人与自然的和谐相融，在100年以前就如此完美地展示在“天下阆苑”，实属人间幸事、造化所致。
由于伯德夫人来自英国，与阆中的传教士有一定的亲缘性，因此，她也特别关注当地的宗教信仰，并用了不少的文字记录教会开展活动的情况，使之成为今天研究近代基督教在阆中的重要资料。
保宁是中国内陆传教团工作的主要中心。这个团体的理事不属于特定的宗教派别，一有可能就竭力把各个教会团体聚合到一起，在四川的这个地区他们都属于英国国教。在中国内陆传教团的“利益范围”之外，传教士协会有几个传教站，主要在保宁的北面和西部，这个地区大约共有60个英国国教传教士，有几个是大学员工，依据大体相同的方针工作。
卡塞尔斯博士是先驱者之一，过去以剑桥的运动员闻名，最近被授予主教，他获得了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显赫圣职，却一直过着古老、简朴、不辞辛劳的生活。他戴着辫子，穿中式服装，一个朴素的“首席牧师”。在他回来时本地的基督徒热忱地为他接风，赠予他“翰林学士”的帽子和高靴，配着英国主教的服装还很合适，以中国人的眼光来看那是必要的礼遇……
教堂几乎全是用中国人的钱和馈赠建造的。它是中式风格（按：这里指最早修建的“三一堂”），能坐200人，圣坛的窗户用彩色纸冒充彩色玻璃，使其“流光溢彩”。站在外面的是卡塞尔斯主教（按：即盖士利）、威廉斯先生和中国教区委员。
上个星期天，我见证了一个中国的仪式，施行了坚信礼的19个男女信徒接受了圣餐。在随后的晨祷时，教堂挤满了，外面也站有人，在那里只能看和听，这种公开性与天主教的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对礼拜进行中，一切应该安静已被理解。一个以前想要信奉伊斯兰教的基督徒读《圣经》的经文，另一个曾是道教徒的基督徒也读《圣经》的经文。《圣经》在意象和思维两方面都是一本东方的书，被东方人欣赏和理解，但我很怀疑是否可能甚至值得作为不朽的祈祷书一样永存。在它的风格、观念、形而上学、崇敬语言方面又是如此绝对和热烈地西方化，我想，作为一种信仰的指南，有的部分是难以理解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已身患多种疾病，全凭毅力支撑的矮个妇人，当了解到教会的医疗救助站有很多的缺陷后，慷慨出资购得郊区一座豪宅的一半（另一半已卖给主教作住宅），改建为“亨利埃塔·伯德纪念医院”，由在中国已有十多年经历的内科医生普鲁恩博士主管男性门诊部，经验丰富的高尔斯小姐管理妇女门诊部，应该说这为当时当地的百姓带来了很大的福祉，即使在100多年之后，这样的善举仍然熠熠生辉，散发出人性的光芒并仍被人们所关注（参见《21世纪经济报》，2008年6月2日张明杰的相关文章）。
伯德夫人还非常准确地写道：“保宁的海拔在1520英尺，这里在北纬31°55″（按：阆中在北纬31°22″-31°51″之间，《阆中地理志》载：保宁镇在明清时称为‘在城乡’，1950年前为‘城厢镇’，1981年前为‘城关区（镇）’，1981年始更名为‘保宁镇’。显然，伯德夫人此处所指是并非‘保宁镇’，其海拔高度为382.6米。）是我在四川旅行中往北最远的地方。”伯德夫人在阆中逗留期间，用随身携带的老式木制三角架相机，为历史留存了保宁府最后的靓影，也为古城的嬗变定格了难得的标本，至少目前还没有依据怀疑，这也可能是第一次用照相技术向世界传递内陆保宁府的信息。1905年2月，曾有一位名叫山川早水的日本经济间谍，也许正是怀揣着伯德夫人当年拍下的这些照片一路前往寻访保宁古城（参见拙文：《残存的记忆——有关几幅古城旧照的链接》）。因为伊莎贝拉·伯德回国后的第二年即1899年，就在伦敦出版了《The Yangtze Valley and Beyond》（即《扬子江流域及以外地区》）一书，长达560余页，并配有作者拍摄下的113幅照片，为晚清内陆腹地保存了一部全真的文献资料，实在弥足珍贵。
“相关链接”伊莎贝位·伯德（1831年-1904年），19世纪末英国著名的女探险家，她从22岁开始，行迹遍布北美、落基山脉、布波斯、库尔德斯坦、朝鲜、日本、马来半岛等。在1896年来中国时，已过65岁高龄，且在身患血脂性心脏衰弱、肺部感染、痛风和周期性脊柱痿弱等多种疾病的情况下，完成了中国之行的人生最后一次壮举。曾先后出版了多种游记，十分畅销。2006年5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根据原著翻译成的《1898：一个英国女人眼中的中国》，在当时曾被评论家誉为“十九世纪末一本最耀眼的、彻底征服中国价值的书”。后被英国皇家地理协会吸收为第一位女性会员，并被评为世界百大探险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