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时值新旧世纪更替之际，省城某大型都市报上曾有过这样内容的一段文字：到古城阆中旅游，稍不小心脚下就会踹出一块汉砖来……
此言的确不虚，现在古城的北边即为汉城遗址，明嘉靖《保宁府志》称：“为东汉建安元年（201年）益州刘璋所筑”。长期以来，出土了许多体形厚重、构图简约、大致呈矩形的汉砖，多为当地菜农或附近居民捡回家修茅坑、筑院墙、砌路面，几乎谁也没有认真把它当回事，但随着古城“养在深闺人未识”状况的逐渐改变，对外交往增加后人们虽足不出户也能见多识广。于是，对过去只能作建筑垃圾的砖块，囤积居奇者，有之；购进卖出者，有之；加工制成砚台者，有之；做成艺术拓片者，有之；在自家院内砌墙建房者，亦有之。昔日不起眼的砖头以其纹饰、存量、品相也开始按质论价，随行就市。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从几十元到数千元，已被人们在潜滋暗长的需求中炒得沸沸扬扬。古城里谁要是没有收藏几块汉砖摆在显眼处，似乎谁就不算真正的玩家。虽然今天大多数已成为了资深高手，但当初至少有三个人物，在古城演绎了具有启蒙意义的经典小故事，算是触动了对习焉不察状况的彻底改变，从而不应该被岁月轻易地遗忘。
周孝正，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教授，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研项目负责人，京城“四大”名嘴之一。
2000年春，省人代会之后，据市委主要领导的意见，本人到都江堰市请来了一批从京城来的客人，包括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建设部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主要目的是为古城市民宣传普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准确而又客观地讲，从此才拉开了阆中旅游造势的大幕）。针对古城内秦砖汉瓦遍地都是，且人们又普遍熟视无睹，周教授在给当地市民的一场“洗脑”报告中，特地讲了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同盟国分别接管德国后被划分了东、西两大阵营，为阻止民主德国人员大量“西流”到联邦德国，由前民主德国政府出资从1961年开始修建了一条长达150多公里，约3～4米高，环绕西柏林的隔离墙，从而成为战后德国分裂、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和世界进入冷战时期的主要标志性建筑。到了1989年11月，新当选的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克伦茨在“推行改革”“自由选举”的浪潮声中，下令推倒柏林墙，拆除东西德分界线。在德国柏林墙拆除后，一些独具慧眼的人抢先把砖块搜集起来，然后再充分发挥人的艺术潜能，做成各种有意义、有价值的旅游纪念品。因为他们深知，这种具有历史沧桑感的东西，不仅是一个特定的冷战时期的见证，也具有不可再生性。更有甚者，一位富商干脆出巨资，购买并收藏了一堵大约18米长的断墙残骸，惹得不少后来者眼馋不已。而今，凡到德国旅游的人，不仅要前往当年“北约”与“华沙”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的前沿阵地观光，更要在当地买上一两件用“柏林墙”砖制成的纪念品，无论是出于对正在渐渐褪去伤痛记忆的抚慰，还是出于对淡淡苦涩依然伴随现实生活的冷静思考。
“大家要知道，这仅仅是十多年前的事情，而你们这里的每一块汉砖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都记载着岁月的沧桑和丰富的人文信息，怎么就没人认识到它的巨大价值呢？！”周教授激动地如是说。
张志焜，字若谷，台湾省台东市社会教育院国画教授，长期在当地国中执教。张先生天赋聪颖，家学渊源，年稍长即攻读于成都艺专，后又到上海美专进修，先后授道于陈子南、李可柒、郑曼青诸大师。国学功底深厚，艺术造诣高深，尤以诗书画篆见长，作品笔简意远，清新脱俗，泼墨渲染，气象万千，在海峡两岸都享有较高声誉。
也是伴随着新世纪的曙光，当时省台办向回大陆省亲的张先生夫妇推荐不妨到阆中一游。张抵阆是日，天色已晚，一路大巴颠跛使年逾古稀又刚做过手术的张先生心中颇为不快，但第二天的古城观光又使其兴致渐高，当行至官菜园街一建筑工地附近时，忽然睁大了眼提出要件东西，随行人员问他要什么？张先生用手指着工地旁刚挖出的一堆砖头说：“就只要一块行吗？”当一块笨重的汉砖递到他手中时，想不到他竟当即脱下了身着的一件高档夹克休闲装，细心地包裹了起来，当时看傻了眼的陪同人员问道：“张先生，这砖块真有那么值得吗？”张收拾停当后，不慌不忙地说，“当年我还在上海美专进修时，有一天在课堂上正用半截砖做一个砚台，被老师发现后，问我在哪里找的，我说在城隍庙。老师立即说：你今天不要上课了，赶紧去给我也捡块回来。想不到岁月过去了六十多个春秋，你们这里还遍地是宝啊。”
这正好应了那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老话，故事后来便不胫而走，无翼而飞。张先生夫妇现在除了经常到苏州、丹东、汕头、珠海等地举办画展外，几乎每年还要来阆中度假休闲，并不时带来一些他的学生、朋友，或在古街小巷徜徉，或在老院品茗对弈，当然也少不了以他独创的“山含三更月，水吐九重天”文人字画馈赠友人，从而结交了不少当地的仁义侠士。
王大伦，地道原住民，小学肄业，农民企业家。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变卖全部企业和家产，致力于古董及民间工艺品的收藏，其名言趣事中最让外界媒体热衷炒作的是“只要是明清以前的东西，哪怕是一堆狗屎，我也要花钱买下来”，古城人的古董情结由此也可略见一斑。他还是当地早期兴起收藏热的有力推手，2002年3月不幸以身殉职于自建的民间博物馆工地。生前曾得到著名学者、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葛剑雄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李楯教授，著名书画家洪志存先生等许多知名专家、学者的关注和赞扬。
2000年仲秋的一天下午，王大伦在当地西门濠（按：现在滨江路嘉艺广场一带）建筑垃圾填埋场发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砖块。后王的藏友鲜兄等人闻讯前往，顶着秋老虎的暴晒，在那里果然找到一些大多数残缺的老砖，尺寸为长39厘米、宽24厘米、厚7厘米，单侧有菱形纹饰，在两端中间部各有一双圆圈内，分别刻有朱雀和玄武图案，非常精美，也非常罕见，但遗憾的是，不知是另有隐情还是怕因乱倒建筑垃圾而遭处理，迄今仅得知这种汉砖出土的大致地方为四元街某机关住宅工地，且始终未发现有其他相应配套画像的砖。后经辨识与考证，这种砖的形状厚度虽明显小于其他汉砖，但质地色泽与大量汉砖无异，单侧刻有四灵神兽纹饰，特别不同于砖正面有高浮雕画像的宋砖，故基本可以判断为东汉晚期的。这次民间发现不仅丰富了我市汉砖及纹饰的内容，填补了“四灵”的空白，还再次刺激了当地古玩爱好者对收藏秦砖汉瓦的兴趣和热潮。
阆中建城史与有文字记载的阆中历史一样悠久，据《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慎王五年，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救苴巴，遂伐蜀，灭之。仪贪巴苴之富，因取巴，执王以归。置巴、蜀及汉中郡，分其地为三十一县。”《太平寰宇记》云“今郡城即古之阆中城”，治城即在今蟠龙山至玉台山麓，西至嘉陵江台地。汉城的主要位置即在今兰家坝至王家嘴一带，考古挖掘探明，当时城垣布局规则，东西南北各置对称性城门，城池依地势呈东高西低，临江边有石砌码头及河堤，汉城以南时有大量陶俑、瓦罐、钱币等陪葬物出土，其中除少数有榫头的长方形实心汉砖外，数量最多的就是外形基本一致，纹饰以几何、钱币、乳钉、云纹等图案为主的汉砖。
本来汉画像砖同汉画像石一样，主要用于墓室等建筑物的嵌砌、装饰，由于汉代经济繁荣带来的“多资厚葬”之风盛行，历来也为考古研究和古玩收藏者所垂青，但阆中汉砖绝大部分都是素面或单侧刻有纹饰的，而在一些学者们的眼中“为了不使画像砖的概念失之宽泛，不述及纯花纹砖和文字砖”（见蒋英炬、杨爱国著：《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文物出版社）。换言之，专家们使其边缘化才是被遗忘的根源。以笔者寡见，目前仅在《中国巴蜀汉代画像砖大全》（高文、王锦生编著，国际港澳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中，收录了一种“五朱、十字折钱纹，35厘米×9厘米”的阆中汉砖。阆中汉砖最大的特征就是质地细腻、色彩青灰、阳线浅刻、简练流畅、模同纹异、变化多端。一般高38厘米、宽26厘米、厚11厘米左右。由于历史上四川并非大贵族、大豪门、大世家聚居地，而是以农产、手工、贸易为主的地区，尤其是像阆中这样的水陆交通重镇，中原地区与西南边陲的枢纽，人口的迁徙流动性很大，官吏往来调动也频繁。因此，汉砖主要以纹饰图案为主，目前不完全收集到的（拓片）图形已有将近30种，这也与成都附近出土的汉砖多以日常生活、历史故事、神鬼祥瑞为主形成鲜明对照。坊间虽有传，在古城附近山坡鲜有车马人物汉砖发现，但近年来由于大量外地实物陆续流入，加之民间素有重收藏、轻研究的习俗，现已很难查明真实出处了，而古物一旦离开其出土所在地，其个性特征、地域文化价值则丧失了多半。
我国汉画像砖重点分布地区的巴蜀大地堪称“汉画像砖之乡”，阆中地理位置不仅正好在西南与中原的连接交汇处，历史上也是巴与蜀两种文化长期交融浸润之地，许多东西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但因视野所限、眼力不及，迄今多有遗憾。在当地无论专业工作者还是业余爱好者，系统地对出土汉砖进行搜集、著录、研究几乎还是空白，即是典型。
2000年当地发现的灵兽图案汉砖，虽只发现有朱雀、玄武造形，但揆其民间习俗，应还有青龙、白虎纹饰的。这种汉砖图案非常精美独特（类似的四灵图案在国内其他汉砖专著中尚未见到），无论是藏家把玩，还是专业研究，乃至于考证其当时的社会经济、民风习俗、建筑特征、城池变迁和墓葬习俗等等，均不可小觑，都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