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豪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初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究竟是否光顾过阆中，迄今未见有本籍贤才俊彦的详述，很可能与苏本人的传记年谱和地方文献史料无明确记载有关。
倒是在多年前，一位供职于四川石油管理局的高级工程师、资深文学爱好者刘友竹老先生，亲临阆中观光游览回去后，曾在《成都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发表过一篇《眉山五苏与阆中》的大作。当时拜读之余总觉得少了一些有直接说服力的证据，长期以来难免暗生疑窦：这位泰斗级的文化伟人当初从哪里出的川？还能不能找到足以佐证来阆的蛛丝马迹？
近再次拜读杨林由先生著《阆中名胜古迹考释》（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后，见有文字载：将相堂跋：读书岩摩崖将相堂三字，世咸以为南宋初阎苍舒作。近缪君永舒（按：缪系阆中人，青年书法家、篆刻家，曾在本市文化局工作，现任职于成都市文化局，系川大客座教授）梯登拓摹，荒草碧苔蔽蚀中见苏轼题款，盖嘉祐初过阆所书。与轼书长清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字体极近，与轼中晚年名款形式相同，乃轼笔无疑。壬申秋林由识。
己丑（2009年）五月，愚又专程登门求教于94岁高龄的杨老。杨老认为，过去误以为“将相堂”系阎苍舒所题，是受了时任利州东路安抚使阎苍舒撰写的《将相堂记》一文的误导，加之地方文献中又有“淳熙中太守吴昭夫重新额曰‘将相堂’”的记载，但后经对状元洞摩崖石刻的重新考证辨识，其实不然。
北宋嘉祐元年（1056年）阳春三月，深知“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山”的苏洵，虽屡试不中但为了求得功名，还是怀揣着朋友的举荐函，引领着长子苏轼、次子苏辙兄弟从老家出发：“走，到东京汴梁赶考去！”让兄弟二人从此便踏上了由科举入仕的革命道路。
父子三人离开家乡眉山，选择陆路出川，径自北上。到成都，过阆中，翻米仓山，出褒钭谷，发横渠镇，入凤翔驿，途经长安，出潼关，过渑池，于同年五月才抵达开封（当时又称东京、汴京）。这段经历记载最早详见于清朝王文诰所著《苏文忠公度诗编注集成·卷一》。此书虽初刊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但因其资料丰富翔实，堪称南宋以后对苏轼生平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历来备受重视，并多以此作为“三苏”年谱的主要依据。又，前些年由刘少泉编写，四川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和眉山县三苏文管所联合编辑发行的《苏老泉年谱》中也明确引用了《苏文忠公度新编注集成·卷一》的记载：“四十八岁（嘉祐元年，1056年），洵携子一行，自阆中、出褒钭、发横渠镇，同游崇寿院”。这里的“自”，有“始、从”之意，应特别注意，此系苏轼一行在阆中“刹了一脚”的重要依据。
蜀道之难，自古凶险，苏氏父子第一次出川，慎选了秦汉以来巴蜀通往关中的战略要道，一是因为这条秦蜀干线古已有之，大道通天，驿站方便；二是苏轼的二叔苏涣曾在阆中担任过“通判”（副知州）并“领州事”7年，正好顺道造访；三是作为当朝名门望族的“三陈”（即陈尧叟、陈尧佐、陈尧咨），此时已声名远播、妇孺皆知，“故天下皆以陈公教子为法，以陈氏世家为荣”（“宋”阎苍舒：《将相堂记》）。况且“状元，科第之极选；宰相，人臣之极品”，读书人又怎能不慕名前往，亲临古迹凭吊励志呢？
又据《舆地纪胜》载：“宋元祐中，雍子仪家于阆州将相坊建会经楼。贮经史子集三万余卷，苏轼为题额，蒲宗孟、范子禄诸人有诗”。《舆地纪胜》是南宋地理总志，编纂者王象之于庆元二年（1196年）进士及第，宝庆三年（1225年）前后，任潼川府（今四川三台）文学，又曾任知县等职。仕宦之余，好收集地理志及诸郡县志、图经，素以博学多识著称。王象之生活的年代与苏轼曾生活的年代相去并不遥远，其著述应该说是基本可信的。阆中文风古来尤盛，时下又出了像雍子仪这种喜读书藏书的雅人，有人求一墨宝点缀门楣，苏轼定会应允的。只是这次题额的时间却在“元祐中”，也即是苏老正以龙图阁学士出守杭州、领兵浙西的日子。因此，极有可能是应友人之托题写“将相堂”（在阆中状元洞的石刻为楷书，纵排，每字约高45厘米）三字时，老人家思绪蓦然超越了现实的纷争和宦海的沉浮，回想起父子一行满腹经纶去赶考，意气风发过阆中的情景，欣然署上“嘉祐元年眉山苏轼”的落款，也算偿还了当年的一笔欠账。
以上拙见，或许可以填补《舆地纪胜》所载“苏轼题额”内容语焉不详的缺失，也可佐证杨老林由先生“与轼中晚年名款形式相同”的高论，且还可解读宋轼若实地观瞻状元洞有宋真宗御书赐名“紫薇亭”后，岂敢冒不敬之罪在悬崖上并书题字的悬疑。当然，也有人认为“苏轼于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初过阆中时所写‘将相堂’三字，仍存于摩岩上，时为陈尧佐死后十二年”（见《成都文物》2007年第1期，萧源锦文《四川状元之乡——阆中》）。至于有人仅以《将相堂记》系苏轼去世八十多年后才写，便贸然断定“此系伪托”，（见蔡东洲著：《宋代阆州陈氏研究》，天地出版社）本人却不敢苟同。因阎苍舒文章标题所用“将相堂”之称谓，并不等于就是阎本人的创新发明，现实生活中也多有对某人某事约定俗成、沿用不辍多年后方才被登记备案或注册的事例，实不足为奇。至此，可否推断：轼嘉祐元年过阆中；元祐中因建会经楼受亲戚蒲宗孟之托，补题；淳熙中又由吴昭夫，重额在今状元洞。
当然，苏氏父子此行途经阆中，的确没有留下行吟之作，表面看来不仅令人费解，似乎也不合常理。但揆其缘由，一是后人搜集并整理苏轼、苏辙兄弟留传后世的诗作均起讫嘉祐四年（1059年），此前（含此次出川赴京赶考期间）的作品皆付阙如；二是苏轼《苏廷评行状》、苏辙《伯父暮表》等文章中多处提及有关阆中的史事（如“金洋兵乱，阆人恐惧，时方缺守，公领州事，阴为之备……”等等），应属此期间耳闻目睹、实地了解到的第一手材料；三是苏氏父子当初过阆中，距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方志“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保宁府志》”，也相去近500年，这期间散佚消失在所难免。就连同样擅长舞文弄墨的苏通判（在今天也可以算是“作家市长”了），不也同样没有在他任职的州府（阆中）留传下任何大作吗？“涣所至有美称，及去，人或思之，或以比汉循吏”（《阆中县志·帝制时期》）仅此而已。所以目前没有见到不等于当初没有作品问世，对此应深信无疑。此外，后来苏辙还有一首《寄题蒲传正学土阆中藏书阁》，也是对阆中记忆的真实描绘：
朱栏碧瓦照山隈，竹简牙签次第开。
读破文章随意得，学成富贵逼身来。
诗书教子真田宅，金玉传家定粪灰。
更把遗编观得失，君家旧物岂须猜。
（按：蒲宗孟，字传正，阆州新井人，进士出身，曾官翰林学士，其妹嫁苏涣之子苏不欺，《宋史》有传。）
苏轼赶考，途经阆中，并“刹过一脚”，这看似一件极为平凡的小事，但却从此改写了苏轼的命运（过阆中次年，苏家兄弟二人便同时进士及笫），让他有机会登上了近千年前的中国历史舞台，恣意狂写“才子性情”“本色人生”两行大字。也因此再次刷新了川人的睿智与才华，让世人重新刮目相看，在这个西南盆地形成的文化一旦与中原文化相结合，便是蔚为大观、浩气长存的独特风景。更重要的是从此中国文人的气节、风骨、坚韧、博学、豁达也终于有了一个真实而近乎完美的形象代言。虽然“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处的具体时代”，但古往今来，苏东坡的人品和作品都是“中国文人的通用电码”（参见余秋雨：《苏东坡突围》）。
西方有谚云：上帝是不会随便掷骰子的。历史注定要为中国人造就一个学问渊博、思想深邃的苏老夫子，不然中国的文坛就会空虚，历史也会寂寞。这位以“儒家之骨、道家之血、释家之魂”铸就的真身，自称平生只有喝酒、下棋、唱曲三不如人。他的性格特征和行为举止既不像圣人的眼光充满了深奥冷漠的哲理和智慧，又不像陶潜“卷而还之”采菊东篱以避世；既不像李太白追求“自古饮者留其名”，又不像杜工部“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既不像陆游仕途不得意而放纵人生，又不像屈原戴着精神枷锁，还要仗剑神游去“问天”。他是复杂的，也是纯真的；他是多元的，也是本色的；他是不幸的，又是万幸的。这些，倒是与笔者生活的这座千年古城有异曲同工之妙。
因而考究出一段经年往事，自然也能慢慢从中咀嚼出一番别样况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