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到社会主义的现实
“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每一时代的社会主义者都必须回答的根本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从理论上说是各种关于社会主义的错误观点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分水岭，从实践上说它决定着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
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观。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演变趋势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的特征作了科学预测：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全部由社会直接占有；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社会主义社会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开始消亡；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将获得自由和全面的发展。所有这些设想，都是一种科学预测，是对理想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内在本质的规定性的理论概括，是对成熟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特征的超前研究。这种预测的科学性就在于这一学说是从全部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导出的，不同于空想和幻想。但是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亲自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他们的设想在当时尚未经过实践的验证。因此，当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现实以后，就必须根据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发展的实践经验去加以检验，并在实践的基础上去丰富和发展。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特征的论述，生硬地套用到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就不可能真正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样，首先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而是首先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中取得了胜利。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的飞跃。俄国苏维埃政权在国内战争时期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虽然是迫于当时面临的极端艰难的战时环境而采取的做法，但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却反映出试图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某些设想去寻找一条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种想法，结果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失败，促使列宁正视俄国国情，勇于实践、大胆探索，果断地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创造性地提出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这一中间环节，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俄国的具体实际情况，对于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探索，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阶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合作制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在存在多种经济成分的情况下，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建设社会主义，要利用资本主义，吸取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社会主义还需要国家，等等。显然，这些思想更接近现实，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由于列宁过早逝世，不能经历更多的社会实践，没能完成自己的探索。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没有遵循列宁的思路继续探索下去，而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设想来认识社会主义，并用它来规范社会主义的实践。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犯了用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使社会主义逐渐失去了活力。
回顾社会主义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马克思、恩格斯以来一代又一代先驱者，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作了一系列精辟的论述，但由于历史条件或认识水平的限制，他们都没有对社会主义本质作过全面的论证和科学概括。
2.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曲折发展
社会主义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被社会主义各国奉为标准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局限性逐渐暴露出来。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发现苏联模式并不完全适合自己的国情，而且苏联在经历了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后也陷入了种种危机。虽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包括苏联在内的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调整和改革，但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苏联领导人在国内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情况下，仍然倾注国力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大搞军备竞赛，结果激化了国内多种矛盾；再加上错误地宣传西方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导致了人们思想混乱，最后终于发展到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局面。邓小平在总结苏联搞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及其对我国的影响时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我国的社会主义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有些已经比较清楚，但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缺乏深刻的认识。因此，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认为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有利的国内环境，可以很快地实现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愿望，在经济建设上往往急于求成；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阶级斗争；在党内生活中，容易把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中产生的不同意见视为“路线斗争”、“阶级斗争”，导致党在指导思想上逐渐发生了“左”的偏差，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逐渐偏离了正确方向，出现了曲折，以致后来又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
虽然如此，党没有停止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在总结“大跃进”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探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主要包括：在领导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社会主义可以区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反对平均主义，重视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经济占优势的条件下“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还从哲学的高度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有它自身的规律，必须不断在实践中积累经验，逐步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才能实现认识上的飞跃；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社会主义建设具有艰难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没有100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就无法提高；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下，应当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同时，从世界范围内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与斗争的角度，提出了要防止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保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先进性和永不变质的思想，等等。
与此同时，党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刘少奇提出，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要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他认为，农村生产和分配的单位不能太大，如果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的前头就会破坏生产力；主张在农业生产中实行同产量联系起来的责任制。周恩来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陈云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主张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进行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流通领域，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的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补充；提出了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订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的观点。邓小平提出了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观点。朱德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他还强调党执政后纪律检查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保护生产、巩固和纯洁党的组织、巩固党同群众的联系、保证党的集中统一。邓子恢等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所有这些，都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从历史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经过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才使党逐步掌握了中国革命的规律，领导革命取得成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同样经过了一个反复的探索过程，其间也经历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两次重大挫折，八大以后社会主义建设20多年的曲折发展也深刻地教育了全党，为我们逐步掌握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及其所取得的成果，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前提和条件，为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基础。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就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