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8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定再次赴欧洲一走，但这次出国已有了新的目的，他将与一位年轻的姑娘阿波利纳里娅？普罗科菲耶夫娜？苏斯洛娃一起完成他的这次充满感情煎熬的旅行。
他与苏斯洛娃相识于1861年秋天。那时他的《死屋手记》和《被欺凌与被侮辱的》正在《时代》上连载，他的声誉达到了又一个高峰，青年（特别是文学青年）将他视作崇拜的偶像。一天，编辑部来了一位长得挺漂亮的年轻姑娘，她怯生生地将一篇名为《回头见》的小说递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得出这是篇文笔稚嫩的习作，不过其中能感受到一股追求女性独立意识的清新的气息。出于对年轻人的爱护，陀思妥耶夫斯基采用了这篇稿子。这个年轻的姑娘就是苏斯洛娃。
自此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在各种文学晚会上见到她的身影。而且，每当他站在台上朗诵自己的作品时，他总能感觉到有一双火辣辣的眼睛在注视着他。时隔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收到了苏斯洛娃寄来的一封充满仰慕之情的大胆的情书。
苏斯洛娃出身在一个农奴家庭，“15岁以前一直在普通老百姓中间受熏陶”。农奴制废除后，她的父亲――一个有点文化的农民，设法为自己和家人赎了身，并当上了主人的管家，后来又移居彼得堡，成了一名商人。父亲让苏斯洛娃和她的妹妹纳杰日达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苏斯洛娃当时是彼得堡大学的学生，一个对未来充满热望和幻想的新女性。苏斯洛娃聪明，单纯，有极强的独立意识和自尊心，她的热烈的天性和理想主义往往使她不顾一切地去追求她想得到的东西。她认识陀思妥耶夫斯基时20刚出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第一个进入她的生活和使她产生强烈眷恋的男人。她清楚地知道她爱上的是一个40岁的有家室的健康不佳的人，可是在她看来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大作家才配得上她的爱，她希望借助于他的天才使自己的个性和人生道路焕发出特异的光彩。
苏斯洛娃那封情真意切的情书深深打动了正处在感情饥渴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欣然接受了姑娘的爱情。“在我感到疲惫和绝望的时候，你的爱情犹如上帝的恩赐，突然出乎意外地降临于我身。你那紧贴着我的年轻的生命使我有希望得到很多东西，而且已经给予我很多很多，它使我重新充满信心，恢复了原来的朝气。”这是苏斯洛娃的中篇小说《陌生的女人和自己的男人》中男主人公说过的一段话，小说是以作者本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段感情史为基础写就的，这段话十分准确地写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的心态。
1862年秋天以后，他们的关系已不同一般。两人热烈地相爱着，一有时间就找地方幽会。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向哥哥隐瞒这件事，而事实上米哈伊尔成了这种关系的保护人，他们幽会的地点常常就选择在米哈伊尔家里。
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快发现苏斯洛娃对爱情有很高的要求，她要求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了她而忘掉一切。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办不到。不说别的，单单杂志的事就够他操心的了，他实在拨不出更多的时间来与她一起分享。苏斯洛娃在为幸福而陶醉了一阵以后，不满的情绪渐渐强烈起来。她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她的迷恋只是出于一种肉体上的需要，是他事业之余和家庭之外的一种调剂。她不愿使自己的爱情服从于这种需要和调剂。她特别不能容忍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愿与妻子离婚，甚至他为了重病的妻子的安宁还千方百计地隐瞒他们两人的关系。苏斯洛娃感到失望：她为爱情献出了一切，可陀思妥耶夫斯基呢？他还在忙他的事业，还在照顾自己的家庭，并没有与她有多少精神上的交流。使苏斯洛娃失望的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孱弱的身躯似乎难以满足她那火一般的渴求，可反过来有时他的欲望又使她感到害怕。原来的那种带有浪漫色彩的崇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形象暗淡了下来。她生气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们的关系对你来说是体面的，你的所作所为都像一个一本正经的忙人。这种人按照自己的方式理解责任，同时又不忘享乐。”
苏斯洛娃一个人独处时，自己也说不上来是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呢还是恨陀思妥耶夫斯基。她有时真的想折磨折磨他，可是一旦和他在一起，她又立即觉得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她不可能再爱上别的什么人。而此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越来越依恋这位心气颇高的姑娘，他无法想象她会拒绝他。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定再次出国，希望能与苏斯洛娃在国外度过一段美妙的时光，以弥补两人关系中开始出现的裂痕。
1863年春天，陀思妥耶夫斯基邀请苏斯洛娃与他一起去意大利度夏，苏斯洛娃高兴地答应了。可是，5月里出现了《时代》被查封的事件，接着就是一连串极为恼人又极为烦琐的事务，要办各种交涉，要清理账目，要退订单等等，哪一样都耽搁不得。出国的事就这样被拖了下来。
苏斯洛娃本来已经有些不快，这一来干脆一个人在夏初先去了巴黎。陀思妥耶夫斯基答应随后就赶去与她见面，然后再一起前往罗马和那不勒斯。苏斯洛娃走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没完没了的事务缠得久久无法脱身。特别是他不甘心因《时代》被查封而结束他的办刊物的事业，他还在多方努力以求当局允许他们另出一个新的刊物。他知道苏斯洛娃的脾性，久拖不去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结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心急如焚，但又难以丢下手头的工作。
苏斯洛娃的信一封接着一封地飞来，她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延误深感不快，言辞中已经隐隐约约地提到了“断绝关系”的字眼：“我从不曾为我的爱情脸红，因为它是美好的，甚至是伟大的。但我可以告诉你，我也从未对你隐瞒过这点，我在出国前曾多次打算断绝这种关系。”8月初，她的信突然中断了。三个星期过去了，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接连不断地给她去信，均无回音。陀思妥耶夫斯基意识到情况不妙，于是断然决定，立即启程。
他途中的第一站是威斯巴登。陀思妥耶夫斯基进了赌场，把手头仅有的一点钱投向了轮盘赌，这种赌博是他早年就迷上了的。他很幸运，一上手就赢得了一万零四百法郎，可第二天早上又把一大半输掉了。晚上他又赢到了三千法郎。他及时地打住了，把余下的钱中的大部分寄给了哥哥，让他转交给重病的妻子。
一到巴黎，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从旅馆里给苏斯洛娃发出了一封快信。但是，难道还有必要和耐心等她的回复吗？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嘲地摇摇头，而后跳上一辆马车，直奔苏斯洛娃的住所而去。苏斯洛娃在日记中记下了他们这次会见的情景：
‘你好’，我声音颤抖地对他说。他问我怎么了，这使我更加激动，同时也感到不安。我以为你不会来了，我说，因为我给你写过信。
‘什么信？’
‘叫你别来……’
‘为什么？’
‘因为太晚了。’
他垂下了头。经过短暂的沉默后，他说，‘波利娅，我应该了解一切，咱们随便走走，你把一切都告诉我，否则，我非死不可。’
我建议到他下榻的地方去。
我们一路上都没有说话。他只是有时绝望和不耐烦地朝车夫叫喊‘快，快’。车夫困惑不解地偶尔回头看看。我尽力不看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他也不看我，但一路上都握着我的手，时不时地紧紧握一下，身上一阵阵痉挛。‘平静些吧，我不是在你身边吗？’我说。
我们走进他的房间后，他跪倒在我跟前，紧抱着我的双膝说：‘我已失去了你，这我知道。’他平静下来后，就开始盘问我，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也许是个美男子，年轻，又能说会道。我好久都不愿意回答他。
‘你已经完全委身于他了？’
‘别问了，这多不好。’我说。
‘波利娅，我不知道什么好和不好。他到底是哪国人，是俄国人还是法国人？’
我告诉他，我非常爱这个人。
‘你幸福吗？’
‘不。’
‘居然有这种事？你爱他，可又不幸福。这怎么可能呢？’
‘他不爱我。’
‘他不爱你！’他绝望地抱着头，喊了起来。‘但你不是像女奴一样地爱他吧，告诉我，我需要知道这点。你真是要跟他远走天涯海角吗？’
‘不，我要到农村去，’我声泪俱下地说。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苏斯洛娃来到巴黎后不久，认识了一个名叫萨尔瓦多的医科大学学生。此人原籍西班牙，年轻漂亮，精力充沛，言谈和举止充满自信。萨尔瓦多身上的奇异的魅力很快将孤独沮丧的苏斯洛娃俘虏了。苏斯洛娃觉得，与他相处似乎没有那么多令人感到压抑和痛苦的东西，一切都显得随意和轻松。正当苏斯洛娃准备以整个身心拥抱他的时候，萨尔瓦多却躲开了。他已经意识到这个热情似火的俄国姑娘正在把事情引向他所不愿达到的境界，在他看来这只是他的许多艳遇中的一次罢了。萨尔瓦多找出种种借口，不见苏斯洛娃，有一次还说是得了重病，可第二天苏斯洛娃却见到他在大街上快快活活地走着。这对于苏斯洛娃来说，无疑是一场悲剧，受到伤害的苏斯洛娃甚至想杀了他。就在这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到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双手抱头，极为懊丧和痛苦地听完了苏斯洛娃的陈述。此时的他还能说什么呢。一切都晚了，一切都已面目全非。绝望之余，他又极力安慰起她来，劝她把过去的事情忘掉，说经历这场痛苦后心灵将变得更纯洁。这些话也许也是对自己说的吧。是啊，原来盼望的甜蜜的恋人之旅，如今只剩下了痛苦的回忆。
“我们不是说好了要去罗马和那不勒斯的吗？”
“可是，如今怎么还能……”
“没关系，我做你的哥哥好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心扮演保护人的角色，再作一次自我牺牲。当然，他的内心深处仍存有一丝重新开始的希望。
9月初，两人来到了巴登，后来又去了日内瓦。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那两个地方一直狂热地玩着轮盘赌，直到把最后一个子儿扔进了赌场为止。他们连去都灵的路费也没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当了怀表，苏斯洛娃当了戒指。他只好写信让哥哥把他寄去的钱再寄回来。哥哥很生气：真像开玩笑一样，刚寄来的钱又让寄回去。他更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与心爱的人一起旅行时怎么会把钱赌得精光？
究竟是什么促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迷恋轮盘赌呢，或许是为了寻找一种精神解脱？或许是为了获得飞来的横财？或许是真的被赌博的恶魔给缠住了？或许除了上述原因以外还有其他的什么诱惑？
如果说青年时代他也赌过几次的话，那么他对赌博的兴趣在谢米帕拉金斯克强烈地表现了出来。他曾给朋友描述过他对在那里亲眼见到狂赌后的印象：“嘿，赌得真带劲！可惜我没有钱。这种非同小可的赌博，简直是一个旋涡，我看到并意识到了这种可怕的嗜好的卑鄙与下流……然而它是那么吸引人，真想让它给卷进去。”
当然，真正作为赌徒的经历还是从这一次开始的，其后这种狂热几乎控制了他十年之久。就在那年9月8日，他给哥哥的信中这样写道：“无聊极了，虽然和阿？普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获得幸福也不愉快，因为我与至今为我所爱的人，与我多次为之感受到思念之苦的人分离了。为了寻求幸福而抛弃一切，甚至抛弃我可能能起些作用的事业是自私的，这种想法给我现在的幸福（如果它确实存在的话）蒙上一层阴影。”内心的痛苦无疑是促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次旅行中把注意力转向轮盘赌的一个因素。他在信中继续写道：“我需要钱，为了自己，为了你，为了妻子，为了写小说。在这里赢几万法郎根本不算一回事。是的，我来这里的目的是要帮助你们大家并使自己免遭不幸。”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太想改变自己和亲人们的处境了。经济的拮据，常常使他为还债为满足基本的温饱而写作而奔走，为此他看尽了那些文学掮客、债权人和高利贷者的脸色。而在这里，在赌场上，似乎幸福唾手可得，他“怎能不入迷”呢？自然，赌博的魔力也真的缠住了他。他在信中又写道：“我突然忘乎所以，不能自制，结果便输得精光。从巴登给你发出一封信后，我又带了仅剩下来的钱去赌了，在半个小时之内用4个拿破仑金币赢了35个金币。非凡的幸运迷住了我，我用35个金币去冒险，结果全部输光。”他亲身体验到了所有赌徒共有的悲剧，轮盘赌并没有给他和他的亲人带来任何幸运。
不过，作为艺术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赌徒，赌场上那不祥的轮盘强烈地刺激着他的神经，激发起他的创作欲望。他的中篇小说《赌徒》的构思就在这时出现了。作品的主人公身上显然有着作者自身的影子：“他把自己的全部生命汁液、力量、狂暴的热情和勇气都倾注在轮盘上了。他是一个赌徒，但并非一般的赌徒，他是一个具有丰富想象力的发明家，问题在于他自己也为这种想象力感到羞耻，因为他深感这种想象力是卑鄙的，尽管对冒险的渴求使得他自以为变得高尚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自信，这部小说“一定会以其对轮盘赌的鲜明和极其详尽的描写而引起人们的重视”，因为它像《死屋手记》那样“描写的也是地狱般的生活，也是监狱中的‘澡堂’”。事实上，如果没有作家的那段亲身经历，也许也不会有这部以光怪陆离的赌场为背景的，写得如此生动、细腻和真实的作品。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苏斯洛娃被迫困居在都灵，等待着米哈伊尔从彼得堡给他们寄钱来。这时，两人的关系一度出现了转机。苏斯洛娃在日记中写道：“我对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又产生了温情。有一次我数落了他一通，但事后觉得我错了。我很想弥补这一过失，便对他温柔起来。他是那么高兴，使我深受感动，于是我加倍地对他温柔。当我坐在他身旁，含情脉脉地看着他，他说：‘这才是我熟悉的目光，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它了。’我倒在他怀里抽泣起来。”可是，苏斯洛娃的柔情很快就过去了，她遭受过的痛苦已使她难以再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启心灵的窗户。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苏斯洛娃终于到达了他们预定的目的地罗马和那不勒斯。在罗马，他们参观了圣彼得大殿、古罗马广场和科洛西姆斗兽场。在那不勒斯，两人在船上与赫尔岑一家不期而遇。“在他们面前他待我就像亲哥哥，”苏斯洛娃这样写道。而后两人又来到了柏林，这是他们约定分手的地方。苏斯洛娃虽然对这样的旅行已提不起兴趣，但是临别时她仍有些伤感，她事后写道：“与他离别使我感到遗憾。”10月下旬，她独自去了巴黎。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已经清楚，这样的尴尬的相处只能增加双方的痛苦，这一路走得够累的，这是一种精神上的煎熬。而家里又有多少事情在等着他，申请办新杂志的事是否有了消息，妻子玛丽娅的病不知是否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特别是一种强烈的创作欲望又在他的心头升腾起来。“非常想回彼得堡”，他这样写信对哥哥说。
回国前他又专程去了一次汉堡，那里有几家著名的赌场。几天后，苏斯洛娃接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封信，说他又输了钱，请无论如何设法给他寄些钱来。苏斯洛娃从别人处借了350法郎寄给了他。10月底，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了彼得堡。
二十多年后，苏斯洛娃这样解释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分手的原因：
“你们为什么要断绝来往呢？”苏斯洛娃当时的丈夫罗扎诺夫问她。
“因为他不愿意跟妻子离婚。他说：要知道她是一个身患重病的女人啊！”
“她当时不是快死了吗？”
“是的，快死了。她是半年以后去世的。可是那时我已经不爱他了。”
“为什么不爱他了？”
“因为他不想离婚。我已经把自己的爱情奉献给他，对他没有任何要求和期望。他本来也应该这样做。可是他没有这样做，所以我就把他甩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苏斯洛娃的情感显然要复杂得多。苏斯洛娃的性格是极为矛盾的：坚毅果断但易于冲动，充满自信但爱走极端，为人善良但过于自私，有时甚至表现得十分冷酷。她一生的悲剧实际上是注定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总觉得她身上的某些气质与他颇为相像。两人柏林分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减少对苏斯洛娃的浓浓的情意，可苏斯洛娃已日渐与他疏远。她在孤独和冷漠中已经走上了一条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不同的道路。尽管日后她部分地实现了自己的事业，但由于她在情感上开始放纵自己，生活得并不幸福。陀思妥耶夫斯基爱莫能助。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给苏斯洛娃的妹妹纳杰日达的信中这样解释她的姐姐对他的指责：“阿波利纳里娅是个非常自私的人。她的自私和虚荣厉害极了。她要求人们献出一切，完美无缺，她不会尊重别人的优点而原谅一个缺点，她自己则不愿对人们承担最起码的义务。她至今一直教训我不配享有她的爱情，不断地抱怨和责怪我……我至今还爱她，非常爱她，但我真想不再爱她。她是不值得这样爱的。我可怜她，因为我预见到她永远不会幸福。她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朋友和幸福。谁要求别人献出一切，而自己不承担任何义务，他就永远不会有幸福。”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苏斯洛娃的通信保持了较长一段时间。1865年，两人的关系还出现过最后一次波澜。那年8月，两人在德国的威斯巴登有过一次短暂的并不和谐的会面；10月底，苏斯洛娃回到彼得堡，陀思妥耶夫斯基去见她，“我们总是争论不休，互不相让。他早就向我提出过求婚，至今仍在为此事生气”，苏斯洛娃在日记中写道。次年春天她离开了彼得堡，他们的恋情就此悲剧性地结束了。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愿意把她称为“永恒的女友”，在他后来不少重要作品的女主人公形象上，可以清晰地见到苏斯洛娃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