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上文确认了“寺”的本义指主持祭之人，相当于宗教学上所说的巫师长、萨满师或大祭司。然而古汉语中的“寺人”一词却又是阉宦之人的通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解答这一疑问势必从语源学的小圈子中跳将出来，求助于人类学对阉寺文化的宏观把握。
“寺”的本义指主持祭仪的祭司或巫师，而早期文明中的神职人员常由阉人来充当，这正可以解释“寺”字为什么又成了宦者的名称。埃里奇·伊萨克写道：“在青铜时代的叙利亚和阿纳托利亚，及某些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本境以内的祭礼中，阉人充当首要的角色。在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公元前十九世纪亚述文书板上用‘孔朗’(Kumrum)(阉人)这个名称作为僧侣的惯常头衔。”伊萨克(Erich Isaac)：《驯化地理学》(Geography of Domestication)，普伦蒂斯—豪尔出版公司，1970年，第109页。在著名的巴比伦神话《易士塔下冥府》中，讲到智慧神为拯救被冥府扣留的易士塔女神而造出一位阉人，名叫阿苏舍那莫(Asushunamir)，让他下冥府去说服冥后，为易士塔尸身洒上生命之水。阉人不辱使命，救活生殖女神并使她重返阳界。胡克(S。H。Hooke)：《中东神话学》(Middle Eastern Mythology)，企鹅丛书，1963页，第40页。这个神话突出表现了阉人作为神灵使者的特殊身份，他不仅由神的意志直接造成，而且他的行动也说明他是神在天界以外的代理人。神话的这种表现背后实际上潜藏着有关宗教性阉人的原始观念。在政教统一为一体的初民部落社会，阉人祭司的地位远在常人之上，有宗教领袖的性质。作为神意的人间代理人，主持祭祀礼仪活动，是公共生活的主宰人和监护者。到了文明国家之中，政治生活与宗教生活有了分离，神权被王权所利用，阉人祭司失去了往昔的至高地位，只是在形式上承袭着宗教与政治的监护者身份，沦为帝王宫室中的近侍之官，这大概就是“寺人”的来龙去脉吧。从《大雅·瞻卬》中“妇寺”并称，而且被视为祸乱根源的观念里，似乎不难看出“寺”本指人，于鬯评“匪教匪诲，时维妇寺”句云：“此两匪字当训彼。匪之训彼，详王引之《释词》。彼教彼诲，时维妇寺者，若曰惟妇寺之言是听耳。惟妇寺之言是听，则谓之教诲，不亦宜乎。此诗人妙语也。郑笺谓非有人教王为乱，语王为恶，殊失之矣。又此妇寺必谓妇与寺。朱传训寺为奄人，实较毛郑训近之义为确。”《香草校书》卷十七，中华书局，1984年，第358—359页。这些昔日的宗教领袖现在在王宫中早已失去了神灵代理者或双性同体神的人间化身的意义和尊荣，被看成与长舌妇一样可卑可恶的、靠着近侍身份之便利而干预朝政的阴险小人。这同后世那些名声很不好的宦寺倒是相去不远了。
寺即奄人，则《诗经》中凡两见的作诗者“寺人”，亦当属奄人之类无疑。《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秦风·车邻》：“未见君子，寺人之令。”毛传：“寺人，内小臣也。”陈启源《毛诗稽古编》云：“阍寺守门，古制也。欲见国君者俾之传告，不过使令贱役耳。”这类身份低下的宫人寺人被征召去参战，大概也不是不可能的。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在论及东周时期的宦官来源时写道：“诸侯的后宫是仿天子之制而组成，并受到女傅(duennas)和宦者(eunuchs)的监护。宦者是如何毁伤了身体而入宫的，这一点尚不清楚。阉割是用刑法的一种。《左传》中曾讲到一个犯了政治罪的人受此刑罚后当了宦官，他同国君谈话时自称为‘刑臣’(the castrated servant)。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寺人披对晋文公语。似乎还有些穷人或求仕者为了在宫中得到位置而自愿接受阉割手术。后代的宦者常常来源于这种途径。”高罗佩(R。H。Van Gulik)：《中国古代房内考》(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荷兰莱顿布里尔出版公司，1974年，第29—30页。另一位日本学者三田村泰助则在《中国宦官：一种近侍政治的结构》一书中，根据甲骨文中表示阉割的字，认为这种制度起源于殷商武丁时期。三田村泰助(Taisuke Mitamura)：《中国宦官》(Chinese Eunuchs：the Structure of Intimate Politics)第1章，东京，1970年。参照在古代世界的巴比伦、希腊、罗马等地盛行的仪式性阉割行为，以及史前社会中流行的宗教性阉人制度，或许还可以把中国宦寺制的起源上限再向前延伸。关于古代世界的仪式性阉割，参看弗雷泽：《金枝》(The Golden Bough)1卷本，第34章；汉斯·利希特(Hans Licht)：《古希腊的性生活》(Sexual Life in Ancient Greece)；弗里斯(J。H。Freese)英译本，美洲虎丛书，1969年，第180、448—449页；艾伦·爱德华兹(Allen Edwardes)：《莲花中的宝石：东方性文化历史概观》(The Jewel in the Lotus)第6章《宦寺制》，伦敦，1965年。从比较文化的相似上着眼，也许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宦者的宗教身份。
出土两性人陶壶宗教史方面的国际权威艾利亚德等人已经指出，宗教神话中最古老的崇拜对象往往是一种双性同体的(androgynous)神。献身于宗教事业的神职人员用阉割的方式象征自己超脱于男女性别对立之上，达到双性合一的神圣境界。艾利亚德在《比较宗教学模式》中论述“神圣的双性同体的神话”(The Myth of Divine Androgyny)一节中写道：“由于在神性之中同时存在着所有的禀赋，所以完全必要的是从神性中或明或隐地看到两种性别的合并表现。神圣的双性同体只不过是表达神的二位一体的一种原始公式；早在形而上的术语或神学的术语表达这种二合一神性之前，神话和宗教思维就已首先借用生物学的双性这一术语表达了它。我们已经注意到许多这样的情况：远古的本体论用生物学的语汇表现出来。我们在许许多多的神话和信仰中看到的神圣双性同体都有其自身的神学和哲学的蕴涵。这个公式的本义在于用生物性别的语汇表达在神性核心中同时并存的两种对立的宇宙论原则(阳与阴)。”②艾利亚德：《比较宗教学模式》，希德(R。Sheed)英译本，希德与沃德出版公司，伦敦与纽约，1958年，第420—421页。艾利亚德还进一步指出了双性同体公式与神话信仰中的生殖力观念之间的内在关联：“我们必须看到，代表宇宙生殖力之神在大多数场合或者是阴阳合体的，或者是一年男性一年女性的(例如爱沙尼亚人的“森林之神”)。大多数的植物神(如阿提斯、阿都尼斯、狄俄尼索斯)是双性化的，大母神也是如此(例如库柏勒）。从原始神话像澳洲土著神话到最高级的宗教如印度教，原初之神都是双性同体的。在印度神谱之中最为重要的对偶神湿婆—迦梨有时也表现为单一的生命（ardhanarisvara)。再有，印度所有的性神秘主义也都是按照双性同体方式加以表达的。”②
岩画中的双头同体人与崇拜对象的这种双性同体特征相应，阉割的宗教起源便成为一种跨文化的普遍现象。爱德华兹指出：“阉割的产生应在远古的双性同体崇拜中得到解释。在古埃及，男性性器因其显而易察的生殖力而被看做是人体中最神圣的部位，因此也值得奉献给神明。在埃及神庙的祭坛之下供置着一大堆新割下的生殖器，同时有数以百计强壮的男青年每天由被阉过的圣僧主持启蒙仪式，加入到男性圣妓之中。”爱德华兹：《莲花中的宝石：东方性文化历史概观》，伦敦，1965年，第148页。这种出于宗教信仰动机而产生的男性阉割使我们对《诗经》中说到的“寺人”的来源有了新的认识，乃至对汉语中“寺”字的发生背景也产生了新的兴趣。由于古史中缺少这方面的直接记述，还是让我们先看一下域外的同类宗教习俗和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