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部前苏联的老电影叫《列宁在1918》。正是在这一年，索尔仁尼琴出生了，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这个罗斯托夫大学数学物理系的毕业生、卫国战争期间曾两次获得勋章的炮兵连长，后来却成为著名的“叛教者”（或者说持不同政见的“流亡作家”）。1945年他因与友人通信“批评斯大林”而被捕，在劳改营里监禁八年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69年又因擅自在国外出版长篇小说《癌症楼》和《第一圈》，而被苏联作协开除会籍。1970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欲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未能成行。1974年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
《古拉格群岛》是索尔仁尼琴的重要著作，以纪实的笔法描写了苏联劳动改造营的生活，政治的黑暗与专横笼罩着它，使之形同人间地狱。虽然地图上无法查找到这座抽象的岛屿，但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不应该忽略或忘记其最惨痛的悲剧之一。在某种意义上，古拉格群岛的阴影和奥斯维辛集中营同样的浓重与压抑，也同样的令人痛心，人类为什么总是要自相残杀，而且打着形形色色的旗号？
索尔仁尼琴是古拉格群岛死里逃生的一位岛民，若干年后的回忆，又使他再次体会到死亡的感觉。“被捕之后，我已在不可悉数的题材面前椎心泣血，目睹的一切我把它们当作难以辩驳的事实接受下来，深刻加以理解：不仅不会有人出版我的作品，就连一行字也需要我付出头颅作为代价。”是头颅重要还是文字重要？索尔仁尼琴还是选择了后者。当写作成为一项冒险，他不得不学会怎样保守这个人的秘密，开始和暴政捉迷藏。为了最持久、最可靠地保存住自己的作品，他尝试着把它们背诵下来，而销毁原稿，不留下任何痕迹。在劳改营里他背诵的诗有几万行之多。刑满后他凭藉记忆的力量甚至能默写出整篇整篇的散文。这是怎样的创作力啊，简直比“结绳纪事”还要原始，还要艰难。惟一相似的地方是：他也曾想像着诗的格律音步，在押解途中把火柴杆折断弄碎练习着摆来摆去，以强化记忆。他还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把以前背诵的诗文不断地重温。
记忆的力量真是太伟大了，帮助一位作家抵抗住被扼杀的命运，并且使他的一系列作品避免了流失。每一篇、每一行乃至每一个字，都沾带着浓稠的心血，珍珠正是这样孕育出来的。问题在于：对于这被精心藏匿的珍珠，连提供保护的贝壳都是虚拟的。
后来在哈萨克斯坦流放，索尔仁尼琴得了癌症，被医生证实最多只能活三个礼拜。他考虑得更多的是对自己的作品，而不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一个忍耐住疼痛的病人，夜以继日地写个不停，把写满葱籽般小字的纸页卷成筒状塞进空酒瓶，然后把酒瓶埋在菜园里。这就是他为世界准备的最后的礼物，垂死者的漂流瓶。恐怕正是这种力量，使他奇迹般地大难不死。于是他又发出了新的求救信号：把手稿拍成缩微胶片，藏在书籍封皮里，寄给了远在美国的托尔斯泰的女儿。来自古拉格群岛的神秘漂流瓶，终于越洋过海地在彼岸被公开了。
“革命者是地下工作者，这不奇怪。作家竟成了地下分子，这才是咄咄怪事。”索尔仁尼琴这样看待自己的“地下文学”，并且相信从事这种秘密活动的还有更多的人，“那一天终会来到，我们会像神话中的33位勇士那样从海底走出，而我们伟大的文学将会兴衰继绝，这种文学是我们在伟大的转折时（也许还要早些）送之海底的。”除了索尔仁尼琴之外，曾经屏住呼吸在海底潜泳的还有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等人。一个苦难的群体。
在秘密的写作生涯里，索尔仁尼琴自己一个人做饭料理家务，不敢结婚，甚至不在家中接待客人。他惟一信赖的伙伴就是火了：“从在监狱里迈出文学活动的第一步起我只承认火最可靠”，他必须及时地把草稿、计划、未定稿付之一炬。他把大病初愈后写的《劳动共和国》视为自己“领略到幸福的第一本书”；“我不再需要刚刚背会一段就把它们烧掉；写到结尾时我还可以参照没有毁掉的开头；可以通读全剧；可以誊清、修改、并且再抄好。”
我想起了茨维塔耶娃，她对火也抱有类似的感情：“天空是壁炉的黑色拱顶，小鸟儿是烧成灰烬的纸的黑烟，地狱的小鸟儿。天穹，在地狱里，火的穹隆……我的所有的这类诗歌，都是献给上帝的。如果说火是野蛮人，那么我们也是野蛮人。火把拜火教徒比做自己。”火在销毁有价值的东西时，一定是哭泣的。正如茨维塔耶娃觉得那些被烧灼的诗稿，比皮肤更珍贵，她自己仿佛也被烫伤了。对于索尔仁尼琴，不也如此吗？他只能寄希望于记忆，但愿记忆能比灰烬更加保险，也更加巩固。当一个作家把记忆作为抵抗侵略的工事时，他就不仅仅是在战斗了，简直是在肉搏！用血肉之躯来捍卫精神的花朵，还有比这更忠诚也更悲怆的卫士吗？正是他护送的花朵，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古拉格群岛的崩溃和地狱的灭亡。至少，他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了更多的人，使警钟长鸣：“我们应该对受害者履行纪念的义务。没有纪念，人民的历史就不存在。”
古拉格群岛终于沉没了，而索尔仁尼琴，早已浮现出水面，成为在当年船只失事地点树立的航标，成为苦难的俄罗斯的化身。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里曾提及：《真理报》将索尔仁尼琴与列夫·托尔斯泰相提并论，认为他对“即使处于备受屈辱时刻的人的品质”的描写也会使人的心灵痛苦得紧缩起来，使人的精神得以升华。索尔仁尼琴与托尔斯泰最相似的地方，在于他们都是有良心的作家（托翁曾被称为“俄罗斯的良心”）。而索尔仁尼琴所处的社会环境，比托尔斯泰那个时代还要复杂，还要沉重，能保持知识分子的良知不受污染也就尤为难得。不知托翁若置身于索尔仁尼琴的时代，会是怎样的状态，怎样的命运？好在这并不构成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良心，就像火种总会在手与手的传递中得到继承。有人说：这是复活的圣火，是对灵魂永久的拷问。
索尔仁尼琴把前苏联的七十年喻为“冰川期”：“在那厚厚的冰层下，一个人只能勉强觉察到少数伟大诗人、作家的秘密心跳。”但是他又承认，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之处在于充满了对全人类，尤其是对苦难深重的人的爱和同情。他也将永远忠实于这一宝贵的传统。这种传统至今仍带有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的体温。
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多多少少使我联想到但丁的《神曲》。但丁在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引导下，走完了中世纪的地狱。而索尔仁尼琴不仅没有向导，甚至他本身就是不能自拔的囚徒，而非走马观花的游览者。所以他对地狱的感受与理解，注定比但丁要惨痛得多，虽然他最终也一样走出了地狱，但那种切肤之痛，持久地留在了字里行间。人类探求自由的道路何其漫长。直到二十世纪，对自由的渴望与呼唤，仍然是文学最重要的主题，而自由精神依旧是奠定一位作家思想境界的一块基石。难怪索尔仁尼琴在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里也无法回避自由这个字眼呢：“对于一生中第一次要在这自由的讲坛上说些什么，我没有任何准备，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对一个不自由国家的作家来说，他的第一次登台和第一次演说也就是讲世上的一切，讲他自己国家里的一切痛苦，在这种情况下，忘却授奖仪式的目的，给在座诸位欢庆的酒杯里注入几滴苦涩是可以原谅的。”
索尔仁尼琴的意义还表现在重新提倡了俄罗斯文学中忏悔的主题。只不过这已非《复活》里聂赫留朵夫那种个人化的忏悔，而是普及到全社会的：“每个人都必须通过说清罪孽，说出他怎样参与了欺骗。必须从此开始，不必指责谁或定谁的罪。不是我宽宏大量，人们自己不应该原谅自己。我在作品中作了许多次悔过。我不能替你们悔过，你们也不会替我悔过。进行宽恕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每个人，因为上帝。”索尔仁尼琴自小便受家庭影响，笃信东正教，青年时代有一段时间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放弃了宗教信仰，然而当他在监狱里服刑期间，又恢复了一度中断的宗教感情，并且再不更改。可见劳改营的效果实在值得怀疑：它反而从另一重意义上改造了索尔仁尼琴，使他离革命更远，离上帝更近。正是在他踏上古拉格群岛之后，才打定主意无条件地服役于上帝。他仿佛也是从上帝那里获得了生存的勇气和反叛的力量。或者说，他回归了托尔斯泰的道路，并且向纵深的方向走去。1993年他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主持人在节目快要结束时提了最后的一个传统问题：“如果存在上帝，你想从他那里听到什么？”索尔仁尼琴的回答是坚决的：“我要去掉‘如果’，上帝是存在的！我们不与上帝交谈，我们感到他的存在。上帝始终赋予我们力量。请他宽恕我的罪孽。”即使历史不愿意忏悔，但俄罗斯文学中确实有忏悔的历史，从托尔斯泰到索尔仁尼琴，不管是悲剧的目击者还是受害者，都不曾放弃自己的良心。这种忏悔本身，反而跨越了时代。他们因为忏悔而无辜，而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