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位知名作家都是文学史上的一段传奇，沈从文更是其中至特至奇之一个。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独特的审美追求，他别样的人生阅历和能力，都令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传奇。说到他和他的小说，我们会情不自禁地发出由衷的喜爱和敬佩，但也会涌出许多困惑和不解。
要想真正读懂沈从文，真正读懂沈从文的小说，就有必要较深入地了解沈从文的方方面面，本章试将其生平阅历与创作结合起来，从几方面对沈从文的人生信念与文学追求及其文化理想建构之间的内在关系略作诠释。
沈从文小学学历，行伍出身，何以成为海内外著名的小说家？在以激烈宣泄为文学时尚要素的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为何能在审美追求上别具一格？甚至在日后的小说创作和理论探讨中考虑的都是民族心理改造的重大问题且矢志不改？童年、少年生活以及成年后的经历对一个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正如鲁迅、张爱玲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们的审美取向一样。笔者认为，沈从文童年、少年生活对他后来的人生选择和文化理想建构有直接的关系，起到奠基性、决定性的作用；而后的人生经历则有如地基上逐渐筑砌搭架的砖石梁柱，二者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了沈从文独特的审美追求，并成就了文学史上的一个传奇。
沈从文出生于有崇武之风的湘西凤凰。沈家上辈均行伍出身，从祖父到父亲都一心想冲锋陷阵、建功立业。祖父以传奇般的经历从一个卖马草的小兵成为当地有名的将军；父亲虽未如愿成为将军，但也怀抱着当将军、当省议员的理想终其一生，甚至有过刺杀袁世凯之雄心。沈从文本来也是一名士兵。他13岁入读预备兵技术班，15岁正式入伍，他也曾经有过父辈那样在军队里发展的宏心伟愿。但就在20岁时，却永远地脱下了军装，离开了家乡，后来一生都厌官为文，甚至陈立夫请他到国民党宣传部任职，他也坚辞不从，甘于做一名卖文为生的文人。为什么？其思想脉络也许不像鲁迅那么清晰，但还是有原因可寻的。用简洁的语言来概括，那就是：自小见过太多的生命被杀害，人生旅程仿佛一场噩梦，对于滥用权力践踏生命的行为特别厌恶；入伍后接受了古文明的熏陶和新文化的影响，认识到献身人类智慧者其生命之光永远不灭，因而作出了自己一生的选择。
童年、少年几个事件对他后来的弃武从文和审美取向有决定性影响。
一是1911年辛亥革命时，年幼的沈从文亲眼目睹了民众所遭受的无辜的大屠杀。当时，革命党人在凤凰组织的起义因故失败，许多乡亲特别是无辜苗民惨遭杀害。那一年，沈从文年仅9岁。他也许因为年幼并不害怕，却从此“永远忘不了”城门外悬挂着许多血淋淋人头的一幕，忘不了几千无辜农民被害的惨景，忘不了当时因被捕的人太多，竟用掷茭决定生死的情景。沈从文后来在自传中回忆，“革命印象在我记忆中不能忘记的，却只是关于杀戮那几千无辜农民的几幅颜色鲜明的图画”，这“影响到我一生对于滥用权力的特别厌恶”。“我刚好知道‘人生’时，我知道的原来就是这些事情。”凌宇也认为：“辛亥革命在凤凰演出的一幕，作为一种实感经验，被刻进了沈岳焕的大脑皱襞深处，成为他后来整体人生思考中明晰而活跃的人生因素。”
二是入伍几年后，沈从文经历了1920年他所在的湘军第二军所遭受的全军覆没之大劫。1917年，年仅15岁的沈从文就正式入伍了。入伍两年后，也就是1919年底，沈从文所在的湘军第二军因第一军与之争夺地盘，被迫撤出沅陵到鄂西就食。1920年8月的一天夜里，全军几千将士在睡梦中竟被当地武装悉数击毙。沈从文当时因年幼体弱，留守沅陵，方得以死里逃生。与他一样侥幸躲过大劫的只有留守沅陵的二十多个老弱病残和被派到龙山布防的一个团的官兵。而几千名平时与沈从文非常熟悉的官兵，其中包括一位沈从文的挚友——那位曾经留学日本，给他打开文明之窗的青年军官都在这场灾难中遇害。当时，沈从文对这种不明不白地杀人，又不明不白地被杀的现象是不自觉的，他与当时的人都认为是“照习惯办事”，“十分近情合理”。几年后，他才意识到是“人类做出的蠢事，简直无从说起”。但无论如何，数千生命的倏然消失，在少年沈从文心中烙下的已是永生无法抹去的黑暗记忆。
三是1922年在陈渠珍部，好友陆某意外溺水身亡。当时的沈从文重病了一个多月，大病初愈，好友的突然离世，在他心中卷起了惊涛骇浪。20岁的沈从文不能不思考生命的意义，不能不对自己今后的人生作出新的思考和抉择。当然，年轻的沈从文能够这样思考，是因为此时的他已阅读了许多古代史籍和不少新文化书刊，接触了很多新的思想。他对自己以往一直向往的从军生活的意义开始质疑，想寻找新的生活方式。但除此之外，生命的震撼是不可忽视的。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生命倏然消失的震撼，正是沈从文之所以成为沈从文的根本原因。正是这种生命的震撼，令沈从文开始认真思考人生的意义，对自己以往的事业选择产生怀疑。他说：“我呢？一事无成，军队中这里那里转着圈子，但张起眼睛，看那些同道朋友，一个两个在尖头子弹下丧失了生命，在别人的呐喊声里就让自己逃下来；在我的呐喊声里又看到别人一样的做出可笑底神气逃去。自己跑，看人家跑，两者的循环，使我对人生感到极端的疲倦。”经过几天几夜的思考，沈从文终于作出了决定，离开军队，外出求学。
沈从文离开军队时，只是怀着朦胧的理想，并没有明确地想到自己会从事创作，更没想到自己能成为一个声名卓著的作家。因为他只正经读了高小，仅有小学学历。
当初到北京，他只是想去读书，实现他的精神寄托，而上司陈渠珍也曾应允给他资助。同时，之所以到北京而不是其他地方，除了他从新文学杂志中得知文学革命发生在北京外，可能与他姐姐和姐夫当时在北京也有关系。但没多久，姐姐和姐夫离开了北京，陈渠珍未予资助，而沈从文因学历低，没读过中学，想考的大学也无一如愿。据说，沈从文考燕京大学两年制的国文班时，一问三不知，得了零分。因为经济无助，不仅上不了学，经常连饭也吃不上，冬天，连一双棉鞋都没有。他只好经常到各个大学的湖南老乡那里去蹭饭。由于他特殊的从军经历铸就了他身上独特的气质，很多年轻人都很佩服他，都尽可能地帮助他。不能正式入校读书，沈从文就到各个大学旁听，或者到大学的图书馆去看书。看得多了，他就萌发了写作的念头，想动笔写一写。这既是他内心正常的希求和精神的寄托，也是生存的一种途径。当时很多年轻人如胡也频、丁玲也是这样在北京摸索创作的门径的。
沈从文公开发表的处女作，是写于1924年12月的散文《一封未曾付邮的信》。该文在《晨报·副刊》发表后，北京大学的哲学教授林宰平先生读了之后，深为青年沈从文的境遇所触动，便专程上门探望了沈从文。得知沈从文的困窘后，他还特意委托梁启超出面找熊希龄给沈从文找了份工作。沈从文1925年曾经在亲戚熊希龄所办的慈幼院当过图书管理员，就是来自林宰平和梁启超的帮助。后来他陆续发表作品，越写越多，就这样走上了文学之路，成为一名作家。
本来，发表过一些作品是不奇怪的。当时发表过作品的年轻人很多，爱好文学的年轻人也不少，但仅有小学学历的沈从文能够成为有独特审美追求的文学名家，甚至还先后成为青岛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教授，就有需要解答之处。
首先，沈从文虽然仅有小学学历，但他所受的教育和他的实际水平却不止于小学。最初，他曾在军队里负责管理陈渠珍的书画古籍，利用这一机会认真阅读了《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四库提要》等大量史籍，并用心揣摩欣赏过许多古代字画。在这个被沈从文称之为“学历史的地方”，沈从文从中获得了许多文化历史方面的知识和艺术的浸染，并由此“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到北京后，沈从文又利用当时北京大学随意听课等机会不停地听课自学，如饥似渴地充实自己。通过长期的自学，他的实际水平尤其是人文学识素养已逐渐提高。虽然由于缺乏系统的教育，沈从文连一个英文字母都不认识，却读过大量古今中外的历史书籍和文学作品，读过当时翻译的许多外国文艺理论书籍，其实际水平已不亚于一般的文科大学教师。
其次是他所受的人生教育使他与众不同。他自己曾说自己是“读一本小书的同时读一本大书”。他独特的生命历程使他对人生有独特的感悟。其中，生命的震撼和体验是尤其不可忽视的。“生命体验指的是对于人的存在的超越性的直接觉知，它不同于一般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考，而是一种人在特定的生存境遇下所达到的心理极限状态，是终极存在直接呈现于自身。这种意义上的生命体验并非人人都有，更非时时发生，它往往只在那些有着特殊境遇、特殊状态的个体身上出现。”这种来自生命的震撼和体验正是沈从文之所以成为沈从文的根本原因。一个生活创作于以文学功利为时尚的20世纪30年代的作家，为何能在审美追求上如此独具一格？其实是有内在原因的。这原因就是：一方面，因为经历了太多的血肉相残，经历了太多生命的离去，沈从文对许多事都“想的透彻”了，再不会拘泥于某些功利的打算。另一方面，又因为见过太多宝贵生命的无辜被弃，对于成为作家后的沈从文而言，宝贵的生命、美好的人性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作品中至为珍视的讴歌对象。他曾郑重表白：“我是个对于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加之“对权力的厌恶”，所以他对从政不感兴趣，对文学的功利作用也表现出拒斥的态度，故而才能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追求。
此外，沈从文的成功与他先天的艺术天赋和与生俱来的消化吸收一切知识的能力直接相关。几岁时，年幼顽皮的沈从文就表现出一种喜欢与大自然亲近的特质和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兴致及观察能力。入伍后，表兄教他写字，不到一年就可以写得一手好字，凭着一手好字他小小年纪就在军队里如鱼得水。他从未学过作画，但当兵时自己临摹兵营里祠堂梁柱上的木雕，便可以画得像模像样。他没学过考古学，只靠着多年来对古玩文物的喜好和改行后的钻研，后来却成为古代服饰的专家。在文学创作上，苏雪林说他“虽未曾受过高深的教育……然而他有象英国斯宾塞磁石一般善于吸收的头脑，野猫一般善于侦伺的眼光，似乎世间没有一件事一件东西不是融化而为他写作的题材的。有时他的灵感从什么地方来的我们都可以清楚知道，不过叫我们去写却写不出来”。不仅如此，他还像鲁迅、张爱玲一样是一个极具创造力、想象力的文体家，每一篇小说都从不重复自己的结构与故事，“永远不肯落他人窠臼，永远新鲜活泼”。
正因为这样，沈从文才能以自己的实际才华征服了许多人：1924年以自己朴实的散文作品征服了北京大学的哲学教授林宰平，并在困境中获得他的帮助；1925年3月以自己的性情和才情征服了当时主编《京报·民众文艺》的胡也频，并从此成为知己；1925年10月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11月在登载沈从文散文《市集》时为该文写了一段《志摩的欣赏》，盛赞《市集》写了“多么美丽多么生动的一副乡村画”；1929年被胡适邀请到上海中国公学教书；甚至他曾经考了零分的燕京大学到了1930年也邀请他去讲课，从此一步步地走上了文坛、教坛，并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在20世纪30年代初成为著名的作家。
当然，除了艺术的天赋和能力外，笔者认为，反叛的天性也是沈从文形成独特审美理想的重要原因。也许在读者的心目中，好写优美人生，同时外表温文尔雅的沈从文似乎与“反叛”无关。但实际上，无论是儿时的沈从文，还是成名后的沈从文，都表现出一种对成规俗见的怀疑和叛逆。从孩提时候起，也许是功课对于沈从文而言太过轻松，也许是性格淘气使然，读私塾时他就常常逃学。他自己也发现，正是小时私塾的逃学习惯，使自己不但“同自然接近时，给我一个练习想象的机会”，而且长大后逐渐养成了一种“对于一切成规与观念十分怀疑”的独立思考的个性。正是这种个性，使得外表温文尔雅的沈从文不止一次在文坛上发起论争，抨击文学的商业化和功利化；也正是这种个性，使他在面对“到处是丑陋”的社会现实时，依然坚信“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些”，并为书写美好的人生远景而矢志不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