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兄弟俩于1851年4月底踏上了前往高加索的旅程。他们在莫斯科稍事停留后，就来到了喀山。他们不走沃龙涅什而取道喀山，主要是想在那里会会亲朋好友，他们都曾在那里度过了一段青春时光。4年后重到喀山，托尔斯泰在扎格斯金娜家的舞会上与季娜伊达重逢，这使他再次燃起了对这位昔日女友的恋情。托尔斯泰与她一起跳舞、散步，泛舟于碧波之上，他向姑娘献诗，为姑娘“仍旧那样聪明、开朗、快活、钟情”的目光所吸引。托尔斯泰在给妹妹的信中说：“我是那样地为季娜伊达所陶醉，竟使我有了写诗的勇气。”他后来还在日记中深情回忆这次与季娜伊达的重逢：
“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我要在喀山逗留，是什么使我感到愉快，为什么我那样幸福？我不会回答说，这是因为我落入情网。当时我对此浑然不觉。我以为，这浑然不觉正是爱情的主要特征，并且构成爱情的全部魅力。那个时期我的精神生活是多么轻松啊。我没有感觉到种种猥琐的欲望的压力，而那种压力会破坏生活中的一切快乐。我没有对她说过一句与爱情有关的话，但我确信她知道我的感情，如果她爱我，我只归因于她理解了我。一切内心情感的迸发起初都是纯洁的、崇高的，是现实毁灭了一切迸发出来的感情的无邪和魅力。我同季娜伊达的关系停留在两个灵魂彼此纯洁地渴慕的阶段上。”
一个星期以后，托尔斯泰兄弟俩离开了喀山。从此托尔斯泰再也没有见到这位使他难忘的姑娘。一年后，当托尔斯泰在高加索军营中听到季娜伊达出嫁的消息时，他“感到难过”。
从喀山到萨拉托夫，再从萨拉托夫到阿斯特拉罕，托尔斯泰兄弟俩一直沿着伏尔加河南下，先是骑马，后又坐船，一路饱览了这条“俄罗斯母亲河”两岸迷人的自然风光。托尔斯泰觉得这段旅程和这种旅行方式都是“非常富有诗意和魅力的”，“可以写一本书”。晚年时，他还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之一。阿斯特拉罕是个港口城市，伏尔加河由此汇入里海。托尔斯泰兄弟俩从阿斯特拉罕坐驿车前往高加索驻地。这时，一直为托尔斯泰所神往的高加索大自然开始拉开了它的面纱。托尔斯泰最初的感受在小说《哥萨克》的奥列宁形象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第二天，清新凉爽的空气把他从驿车上拂醒了；他漫无目的地向右方望去。早晨是透彻的明净。忽然，在离他20步开外的地方，乍一看去，仿佛是一群轮廓柔和的雪白的巨大的东西，它们的顶端衬着远方的天空显出奇异的、分明的、轻巧的边缘。当他弄清楚他和山与天空之间离得那么远，群山是那么庞大的时候，当他感觉到这种美是怎样的无限的时候，他惊呆了：这怕是幻景、是梦境吧。他为了更清醒点，摇晃了一下身子。但是那些山仍然是那样。三套马车顺着平坦的道路飞驰，那些山好像沿着天际也在奔跑，在初升的太阳下，山巅发出水红的光辉。起初，这些山只是使奥列宁惊奇，后来使他喜悦；可是再往后，当他更多更多地注视这不是从别的黑色的山，而是直接从草原上崛起、绵延不断地奔向远方的雪山的时候，他渐渐开始深入地体会这种美，并且感觉到山。从这一刻起，只要是他所见的，所想的，所感的，他觉得都获得一种新的特性，像山那样严峻端庄的特性。现在才是开始，仿佛有一个庄严的声音对他说。不论是道路也好，在远方影影绰绰的捷列克河也好，村庄也好，人民也好——现在他觉得这一切已经不再是儿戏……”
三天后，他们结束了长达一个月的旅途生活，到达尼古拉服役的炮兵部队驻地旧格拉德科夫镇斯卡亚村。在当晚的日记中，托尔斯泰写下了对新生活的茫然和涌动的写作欲望：“我怎么到这里来啦？不知道。又为了什么呢？也不知道。我想写很多东西，写从阿斯特拉罕到这个镇的旅途见闻，写哥萨克人，写鞑靼人的怯懦，写草原……”
驻地附近有一条水流湍急的捷列克河。河左岸陡峭，沿岸多为原始森林，稍后则散落着一些格列宾哥萨克人的村庄。斯卡亚村就是其中的一个。河右岸地势低洼，长着茂密的芦苇，那里有已经归顺俄国但仍不平静的车臣人的村庄。离驻地不远的森林和峡谷里则隐藏着许多反抗俄军的山民。沙俄军队与高加索山民之间的对峙由来已久。从18世纪起，沙俄就企图兼并东高加索和北高加索地区。19世纪上半叶，沙俄军队加紧了对高加索山民的讨伐。1834年，当地信奉伊斯兰教的车臣人和达吉斯坦人推举沙米尔为他们的宗教和军事领袖，有组织地抗击俄军的入侵，并屡屡获胜。1845年以后，俄军以更大的规模向高加索推进。他们砍伐森林，打开通道，广筑堡垒，步步进逼，迫使山民躲进了深山峡谷，但是山民的反抗并没有停止，因此几乎天天都会发生山民同哥萨克人、同俄军士兵的冲突，气氛相当紧张。当时的托尔斯泰并不明白这场战争的性质，在他看来，高加索应该归属于俄国，俄军对山民的讨伐也是必要的，只是采用的手段过于残酷。他甚至为此设想了一个“和平征服高加索的计划”。当然，这只能是空想。
来到高加索不久，托尔斯泰跟随一支俄军小分队，参加了一次讨伐山民的战斗。在这次夜间偷袭中，双方互有伤亡。俄军攻占车臣人的村庄后，就开始烧杀抢掠。托尔斯泰后来在小说《袭击》中描述过这样的情景：
“那边，屋顶塌下来了，斧头在坚实的木头上砍得橐橐有声，要把板门击破：这边，干草堆、栅栏、平房起火了，浓烟直向晴朗的天空升腾起来。有一个哥萨克在搬一大袋面粉和一条地毯；一个士兵满脸高兴地从一家平房里拿到一个铁盒子和一件什么破衣服；还有一个张开了两手，要抓两只在栅栏旁边咕咕叫着乱跑的母鸡；再有一个不知在哪儿发现了盛着牛奶的大瓦罐，喝了以后，便狂笑着把罐子摔在地上。”
与俄军以残杀为荣的“勇敢”相比，那个瘦弱的老年山民被俘时的坦然和对俄军的漠视倒更令人同情和尊敬。作者不由得在小说中感叹道：
“难道人们在这美丽的世界上，在这无垠的星空下生活，会感到挤得慌吗？难道在这迷人的大自然中，人的心里能够留存愤恨、复仇或者非把同胞灭绝不可的欲望吗？”
对于托尔斯泰来说，由马尔林斯基等人的小说所激起的浪漫主义幻影很快就破灭了，他开始全身心地进入了一个真实而又多彩的高加索的世界。他爱上了高加索那独特而又迷人的自然风光。他在给塔吉雅娜姑姑的信中写道：
“这地方，从水源地开始，风景优美极了：高大的山峦上怪石嶙峋，相互交错，有些石头裂开来，像山洞一样，还有些高悬半空，温泉的热流冲击着它，发出震耳的响声，急流奔腾而下。特别是早晨，从这沸腾的流水中不断升起白雾，笼罩住了山的顶峰。水是这么热，把鸡蛋放进去，只要三分钟就能煮熟。山谷里，在主流上并排立着三座磨坊，它们是按照当地特殊的样式建成的，非常富有诗情画意。整天都有鞑靼女人来到磨坊附近的水流旁洗衣服。妇女多是漂亮的，身段也优美，她们虽然贫苦，但东方式的服装都是诱人的。漂亮的女人，地方的美丽的野景——构成了一幅迷人的图画，因此我常常久久地欣赏着它们。”
托尔斯泰对普通的哥萨克村民也产生了由衷的好感。哥萨克是俄罗斯民族中的一个特殊的阶层：16世纪前后，一些不堪忍受农奴主压迫的农民，或因反抗社会而遭迫害的人们，陆续逃亡到当时俄国的偏僻的边疆地区，主要是顿河一带，并在那里定居下来。随着人数的增加，逐步形成了相对自治的、既务农又习武的群体。这些热爱自由、具有反抗精神的人们对沙皇政权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俄国历史上最大的两次农民起义的领袖拉辛和普加乔夫都来自顿河哥萨克地区。从叶卡捷琳娜二世开始，沙皇政府对哥萨克采取了收买的手段，为哥萨克的各级军事首领封官晋爵，并免去所有的成年哥萨克男子的赋税，但他们必须服兵役。就这样，哥萨克反而成了沙皇政府对内镇压起义，进行对外扩张的工具。格列宾山脉一带的哥萨克是从顿河迁居到高加索来的，因此被称为格列宾哥萨克。早年，他们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山民和睦相处，互相通婚，但是沙皇政权为讨伐高加索山民的需要，将哥萨克人拖入了战斗，于是哥萨克与山民的关系紧张起来。然而，正如托尔斯泰所写的那样：
“按其好恶，哥萨克对杀死他们弟兄的山民骑手的憎恨，远不如对驻在那里保护他们的村庄的、但抽烟熏臭了他们的屋子的俄罗斯士兵的憎恨来得强烈。他们敬重敌人——山民，但是蔑视俄罗斯士兵，视他们为外人和压迫者。”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哥萨克人形成了不少独特的习俗和禀性。哥萨克妇女承担了全部的农活和家务，哥萨克男子则把时间消磨在哨所、战争和捕猎上。普通的哥萨克人往往具有诚实质朴、粗犷善战、勇敢豪放、独立不羁的特质。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期结识的老人叶皮芳·谢欣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下层哥萨克人，后来，托尔斯泰把他作为叶罗什卡大叔的原型写进了小说《哥萨克》中。叶皮芳老人是托尔斯泰的哥哥尼古拉的房东，村里人称他为叶皮什卡大叔。尼古拉在自己的特写《高加索出猎》中这样描写他：
“看来，也许这是一个最有趣的，最后一个老格列宾哥萨克。按着他的说法，叶皮什卡曾经是一个强壮的小伙子，做过小偷、骗子，把牲口群赶到外地，贩卖人口，用套马索捕捉切禅人，而现在他差不多是个年近90的孤独老人了。这种人一辈子饱经风霜。他不只一次地坐过牢，在切禅就坐过好几次，他一生中经历了无数的奇迹。我们的老人从来也不干活，他有时做做翻译，有时去做别人委托他做而且他也能够做到的事情：比如，他自己单枪匹马地去弄来一个活的或者死的山贼，送到城里去；把当时著名的山民领袖别依——希拉特的房子点上一把火；把一队受人尊敬的长者或人质从切禅带到上司那儿去；与上司一同去打猎……打猎和酗酒——这就是我们老人的两个嗜好，这两件事是他现在的唯一工作，他的其他一些奇事不过是插曲而已。”
而我们在托尔斯泰笔下的叶罗什卡大叔的形象中看到了叶皮什卡大叔粗犷的身影：留着雪白雪白的大胡子，红棕色的脸庞和筋脉毕露的脖颈上布满因辛劳和岁月而留下的皱纹和皱褶，体格魁伟粗壮，有着年轻人那样的结实的胳膊、腿和肩膀，头上短发下露出几道深深的疤痕，满是老茧的双手上也全是伤痕，步伐轻快利落，声音洪亮有力，身上散发出强烈但并不难闻的土酒、火药和晒干的血的混合味道。
托尔斯泰兄弟俩都十分喜爱叶皮什卡大叔，爱听他唱歌和弹三弦琴，更爱听他一边喝酒一边滔滔不绝地讲述过去的经历和昔日哥萨克的生活。托尔斯泰很快成了大叔最亲近的朋友。两人常常一起喝酒聊天，一起外出打猎。老人与大自然的接近和豁达的生活态度，给托尔斯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托尔斯泰笔下的叶罗什卡大叔这样谈到自己和人生：“一生中我未忧伤过，就是将来我也不忧伤。”“人死了，不过坟头长长青草。”“死期来到了，我就去休息，不再打猎，而活着我就歌唱、游逛，我心情舒畅。”“为什么要有战争呢？像我们长辈人所说的那样，我们和谐地、静谧地生活在一起该多好哇！你上他们那儿去，他们上你这儿来，这样正直地、亲密地生活在一起。”“我是个乐天派，我谁都爱。”因此，奥列宁觉得：这里的“人们像大自然一样地生活着：死、生、结合、再生、战斗、喝酒、吃饭、欢乐，然后又死，除了受自然加之于太阳、青草、野兽、树木的那些条件限制之外，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他们没有其他的法则……”托尔斯泰在离开斯卡亚村时，与老人深情话别，还赠给老人一件饰有丝带的大衣。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还与一个车臣族的年轻人萨多·米谢尔比耶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萨多住在离军营不远的山村里，常来军营玩牌。那些俄国军官乘机耍弄他。托尔斯泰多次帮助他识破骗局，因此赢得了萨多的信任。两人的友情日笃，互赠礼品，甚至拜了干兄弟。托尔斯泰在给塔吉雅娜姑姑的信中曾这样描述萨多对他的友情：
“他常常以实际行动表白出对我的忠诚。为了我，他冒过多次生命危险，他认为这没有啥，这是一种习惯和令人愉快的事。当我离开旧堡之后，尼古拉还留在那儿，萨多每天都到他那儿去，并且告诉尼古拉，说他很苦恼，没有我，他坐立不安，苦恼得很。从我寄给尼古拉的信中，他知道我的马病了，也知道了我想在旧堡再弄到一匹，萨多立即来找我，而且把自己的马给我牵来了，不管我如何拒绝，他硬叫我收下。”
后来，萨多还帮助托尔斯泰度过了一次严重的债务危机。托尔斯泰始终不能忘记这样的勇敢、爽直、赤诚相待的朋友。
托尔斯泰对哥萨克妇女也十分欣赏。在他看来，尽管哥萨克要求妇女的是东方式的顺从和劳动，但是哥萨克妇女在家庭里的地位却远比西方妇女来得高，因为整个家庭、全部家财、所有经济都是靠她们的操劳维持着的；同时，由于妇女经常担负男人式的繁重的劳动和操心，这使她们具有独立自主的男性性格，体格强壮、思想健全、处事果断、品格坚毅。“哥萨克妇女多半都比男人有力、聪明、成熟，而且美丽。格列宾哥萨克女人的美特别惊人，因为她们有纯粹契尔克斯人的脸形，又有北方女人的魁梧的体格。”《哥萨克》中的玛丽亚娜就是托尔斯泰用诗意的笔触塑造的一个优美的哥萨克女性形象。
与高加索的大自然和普通人的接近，使托尔斯泰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他曾经生活过的贵族社会似乎已经离他远去，变得陌生了。在高加索的山林中，在村头的茅屋里，托尔斯泰也像他的主人公奥列宁那样，强烈地感受到他从前所过的生活的虚伪，“那种虚伪当时已经使他愤怒，而现在简直使他觉得难以形容地讨厌和可笑”。“这里的人跟他本人比较起来，他觉得是美好的、强健的、自由的，看见他们，他就为自己感到羞愧而且难过。”他相信，“幸福就是生活在大自然中”，就是像普通人那样生活。当时的托尔斯泰曾经严肃地考虑过：“扔掉一切，在哥萨克人中间落户，买一所小茅屋和几头牲口，娶一个哥萨克姑娘为妻。”可以说，这正是托尔斯泰平民化思想的发端。
当然，托尔斯泰的出身、地位和过去生活的烙印，使他不可能真正与普通的哥萨克人的生活及其命运融合在一起。奥列宁说：“我曾尝试投身于这种生活，然而更强烈地感到自己的弱点和做作。我不能忘掉自己，忘掉我的复杂的，不协调的和畸形的过去。”因此，奥列宁不可能成为哥萨克人卢卡什卡，而哥萨克人也始终把他看做一个异己的局外人，他的良好愿望终究还只是个幻影。托尔斯泰虽然与他的主人公不同，但是他也有过奥列宁那样的苦恼。
在矛盾的心态下，托尔斯泰决定参军，想在军队生活中建功立业。
1852年1月，他正式入伍，成了一名炮兵军士。就在他从军后的第一次战斗中，一颗炮弹击中了他指挥的大炮的轮子，托尔斯泰险些遇难。同年3月，托尔斯泰获得了士官的任命书。
然而，军队生活并没有给托尔斯泰带来欢乐。他周围的那些军官大多粗野放荡，整天酗酒、赌博和玩女人。托尔斯泰虽然有时也生活放纵，与军官们一起玩乐，但他在精神上与那些人格格不入，内心十分孤独。而那些军官也把他视作怪人。当年与托尔斯泰共事过的一位军官回忆说：“他很高傲，别人都在饮酒作乐，而他却一个人坐在那里看书。以后我曾不止一次见到他——还是看书……”
在那个时期，托尔斯泰确实看了很多，也思考了很多。他仍然保持着过去的那种无情地自我剖析的习惯，这从他的日记中可以见到。托尔斯泰写道：
“一个时期以来，我为年华已逝而懊恼，寝食不安。这是从我感觉到我本可以做点很好的事情开始的。我的生活的琐碎使我痛苦，我感觉这是因为我本身琐碎。不过我还能够蔑视自己和自己的生活。我身上有一种东西使我相信，我生来就不是要做个像一般人那样的人。不是渴求功名，我不要功名，我蔑视它，而是渴求对人们的幸福和利益产生重大影响。”
我伤心地看到自己的智力没有经过培育，不准确，不强（虽然还灵活）；感情变化无常，也没有力量；意志容易动摇，只要有一点客观情况，我的一切善良意图立刻土崩瓦解。但愿有什么东西来唤醒我身上的能量，使我不至怀着对荣誉、益处、爱的崇高幻想永远堕入没有目的的琐屑生活的平庸泥淖中去。
“勿贪酒色。快感是如此小，如此模糊，而悔恨却如此大！做任何一件事都要全力以赴。”
年轻的托尔斯泰仍然在顽强地提高自我和探索人生。如果说，平民化思想对于托尔斯泰今后的人生探索具有重要意义的话，那么，他在高加索时期更重要的收获是确立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文学创作。这一时期，托尔斯泰除了大量阅读作品和随时记下高加索生活印象外，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写作。来到高加索才一个月，托尔斯泰就在日记中写道：“明天开始写一部长篇小说”（1851年7月3日）。这里指的就是他在莫斯科时已着手构思和动笔的《童年》。此后一年，他一直在认真地进行创作。托尔斯泰给自己制订了一些创作原则，如不从善良、聪明、蠢笨这样的抽象概念去描写人的性格，而要从活生生的印象中去写具体的人；创作时必须真诚，声音要发自自己的肺腑，因为只有发自肺腑的声音（哪怕是最平凡的），才会有打动人的力量：必须毫不留情地删去作品中一切不清楚、烦琐和不恰当的地方，即使它单独地看起来是挺好的；必须抛弃写作不加修改的念头，修改三四遍也不算多等等。《童年》的写作似乎并不顺畅，托尔斯泰总是感到有不满意的地方，有时甚至认为：“写得简直不行。文字太粗，思想太少，以致无法原谅的空洞。”直至在改完三遍以后，他才觉得：“《童年》不太坏”，“重读《悲痛》一章，我感动得流下泪来。确实有一些极好的东西，但也有一些很糟的地方”。托尔斯泰又做了第四次认真的修改，然后才把手稿寄给了彼得堡《现代人》杂志编辑部，那是1852年7月3日，作者署名为“列·尼”。在随稿附上的致杂志主编涅克拉索夫的信中，托尔斯泰表示：《童年》只是“长篇小说《四个发展时期》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余各部分是否问世将取决于第一部分的成败。”
“……我焦急地等待着您的判决。这判决或许鼓励我继续从事我心爱的事业，或许迫使我烧毁已开始的一切。”
8月29日，托尔斯泰收到涅克拉索夫的回信。信中写道：
“大作已拜读。它写得很有意思，因此我决定采用。在我看来，作者是有才华的。无论如何，作者的思想倾向、故事内容的质朴和真实性都是这部作品的不可剥夺的优点。我请您把续稿寄给我。无论是您的小说或是您的才华都引起了我的兴趣。我还建议您不要用简写字母来掩盖自己，请干脆用自己的真实姓名来发表文章，如果您不是一位偶临文坛的过客的话。”
这封信使托尔斯泰欣喜若狂：“收到编辑的来信，我高兴得像个傻子。”他在给涅克拉索夫的信中说：“您对我的长篇小说所发表的良好意见使我十分高兴，何况这是我关于这部小说所听到的第一个意见，尤其这是您本人的意见。”作为当时深孚众望的著名作家和杂志主编，涅克拉索夫诚挚的和恰如其分的评价与鼓励，有力地消除了托尔斯泰长时间来对自己的文学才能的疑虑，并对托尔斯泰最初年代的创作起了极好的导引作用。
不久，《现代人》杂志第九期（1852年11月出版）上刊出了托尔斯泰的小说《童年》，题目改为《我的童年故事》。随即，一些评论文字也在报刊上出现。评论家和读者纷纷称赞小说“自然，吸引人”，“自始至终都充满真正的美”。处女作的成功使托尔斯泰备受鼓舞。他后来曾经谈到当时在高加索的茅屋里津津有味地读那些评论时的情景：“我沉醉在赞叹声的享受之中，激动的热泪几乎使我窒息。”但是，冷静下来以后，托尔斯泰又对他的作品被大肆删削，乃至被改得面目全非而感到气愤。他在致涅克拉索夫的信中说：
“我怀着最伤心的感情读完这部可怜的被歪曲得不成样子的小说之后，竭力想找出促使编辑部对它如此残酷无情的原因。这种修改迫使每一个正派的读者都要把书抛开，不再读下去。我只想说，当我读着自己已发表的作品时，我体验了这样一种不愉快的心情，那就是当一个父亲看见自己心爱的儿子被一个自学的理发匠把头剪得不成样子时所感到的心情。”
当然，只是在不久以后，他才知道这是沙俄书报检查机关所为。而且，托尔斯泰以后的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未能免遭这样的厄运。
《童年》显示了托尔斯泰擅长心理分析的卓越才能。小说通过对小主人公伊尔倩耶夫的单纯而又富有诗意的内心世界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出色地表现了一个出身贵族家庭的、聪颖、敏感、感情热烈，并爱作自我分析的儿童的精神成长过程。
“它的内容没有任何标新立异的地方：童年、最初的印象、最初的才能的觉醒、最初的对自我和环境的意识，一句话——一切都是我们熟悉的，一切都是我们经历过的。可是这一切被描写得多么出色！多么善于掌握语言，又多么善于捕捉内心的最初活动！真不知道该怎样来赞誉蕴藏在小说内部的那种迷人的美。”
当年《祖国纪事》上的这段评论看来并非过誉之辞。甚至托尔斯泰本人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也表示：“当我写《童年》的时候，我好像觉得，在我以前，谁也没有感觉到，并且谁也没有发掘出童年的全部迷人的诗意。”这部包含激情与诗意的作品的自传性是显而易见的，托尔斯泰从不否认这一点，但是托尔斯泰始终认为，不能把小说看做他本人的童年的故事，这是“朋友们和我的童年生活的不相协调的糅合”。
《童年》的成功大大激发了托尔斯泰的创作欲望。1852年秋冬时节，他手头有好几种写作计划。他想写高加索生活，把自己在高加索的所见所闻诉诸于文字；他想写正在进行的战争，描述一下自己参与的战斗及其感受；他想写《一个俄国地主的故事》，塑造一个企图“在乡村生活中探寻实现幸福和正义的理想途径”的青年地主的形象；他又十分希望“开始写那个决定坚决写下去的续篇——《少年》”。这些构想在后来的岁月中，陆续（完整的或部分的）地变成了现实。当时，首先完成的是短篇小说《袭击》（载《现代人》杂志1853年第三期）。小说以作者亲身经历的一次战斗为情节基础，成功地塑造了一些不同类型的俄国军人的形象，并抨击了毫无意义的残杀。涅克拉索夫再次对托尔斯泰的作品给予高度评价。他在致屠格涅夫的信中写道：“这是俄国文学中前所未有的杰作，多么美妙啊！”
1852年冬至1854年春，托尔斯泰还完成了短篇小说《台球房记分员笔记》，并时断时续地写作着《一个俄国地主的故事》、《逃亡者》、《伐林》、《圣诞节之夜》等作品，不过他把主要精力投入了《少年》的创作。他在日记中写道：“写《少年》，像写《童年》一样兴致勃勃，希望写出来也一样的好”，要写出“那些生动而牢固地留在我记忆中的东西”。《少年》的写作持续了较长的时间，在数易其稿，付出大量艰苦的劳动之后，托尔斯泰在1854年4月完成了这部作品，并将它寄给了涅克拉索夫（载《现代人》杂志该年第十期）。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卓越的技巧继续描写了主人公伊尔倩耶夫的精神成长的过程，随着主人公视野的扩大，他的批判意识的觉醒和新的道德追求。《少年》在社会上激起了较《童年》更大的反响。屠格涅夫在一封信中写道：“《少年》的成就使我感到非常高兴，我坚信，他还会创造更多使我们所有人惊异不止的作品来。这是一等天才。”他在另一封信中又称托尔斯泰是果戈理的继承者，但又是一位具有独创精神的继承者，“比起这篇作品来，我们的那些玩意儿简直成了儿戏。”他甚至预言：只要托尔斯泰再写出一部这样的作品，“他就可以在文坛上独占鳌头了”。不少评论家还盛赞托尔斯泰处理文字与“进行细腻的心理分析的卓越才能”。
这时，托尔斯泰对军队生活越来越感到厌倦。他觉得服役妨碍他完成两项重要的使命，即文学创作和改善农奴生活。他很想退役。1853年头三个月里，托尔斯泰在米奇卡河畔参加了一次讨伐山民的战斗，与沙米尔的军队进行了直接交锋。战斗取得了胜利，许多人都获得了嘉奖，但托尔斯泰本应得到的十字勋章却因他下棋误岗而被取消。他不满这一点，更不满军营里无聊的生活。他在日记中写道：“举行过无聊的阅兵式。所有的人，尤其是大哥，都喝了酒，我为此很觉不快。战争是如此不正义的事，难怪打仗的人要尽力压制自己良心的呼声。”“服役除了叫我卖力气、懒散、结交不三不四的人以外，什么也没有给我……得赶紧结束。”1853年3月底，托尔斯泰递交了退役申请。但是事隔半月，形势突变，俄国对土耳其宣战。6月，沙俄出兵占领了土耳其控制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了。由于这一战争，军队中所有的退役和请假的要求均被搁置。于是，托尔斯泰又打了个报告，要求调往多瑙河地区的作战部队。这个要求被批准了。
在请求调动的日子里，托尔斯泰曾去皮亚蒂戈尔斯克探望正在那里疗养的妹妹和妹夫。这次会面并没有给托尔斯泰带来愉快，他感到孤独。托尔斯泰转而埋头创作，并阅读了不少哲学、文学、历史和宗教等方面的著作。在读了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和乌斯特里亚洛夫的《俄国史》后，托尔斯泰写道：
“如果让我为历史写封面题词，我要写上‘毫不隐讳’四个大字。”对于始终围绕着他的宗教问题，托尔斯泰写道：“我无法向自己证明上帝的存在，找不到任何有道理的证据。我发现，这个概念并不是不可或缺的。了解整个世界及其不可思议的完美秩序的永恒存在，比了解它的创造者更容易，更简单。人的肉体和灵魂对幸福的追求是了解生命奥秘的唯一途径。我不明白上帝存在的必要性，可是我信仰上帝，并且祈求上帝帮助我了解他。”（1853年7月8日日记）这段话对于了解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期的宗教观是有帮助的。
1854年1月中旬，托尔斯泰离开旧格拉德科夫镇驻地，从而结束了他长达两年半的高加索生活。高加索时期在托尔斯泰的人生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如托尔斯泰本人所说，高加索对于他而言是一所生活的学校，“那时我所探索到的一切就永远成为我的信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