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晚年生活力求平民化，但是他所生活的环境并没有变化，不少人还写信来指责他言行不一，因此他很痛苦，多次认真地考虑过离家出走的问题。从80年代初期到他生命的暮年，20多年过去了，托尔斯泰仍没有离开，原因很复杂。这里既有作家一再提到的自己对家庭的责任，有妻子的坚决阻拦和作家对妻子的怜悯，也有生活的本能与抽象的理念之间的矛盾。托尔斯泰的这种矛盾和痛苦在艺术创作中也有直接的反映，那就是他写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期的五幕正剧《光在黑暗中闪耀》。
这部最终未能完成的剧作，被作家视作“自己的戏剧”，因为如作家所说：“这部剧作中包含了我自己的感受——我的抗争、我的信念、我的痛苦——我心头的一切。”剧作主人公萨雷佐夫，正如托尔斯泰那样，否定了自己过去的生活，确立了新的信念。他的信念在批判专制制度和官方教会时是有力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处处碰壁。他想放弃家产，把土地交还给农民，立即遭到妻子的反对，而法律又是维护土地私有制的；贵族青年鲍里斯接受了他的“要为上帝和别人生存”的学说，拒绝服兵役，结果被送入疯人院受尽折磨；人民不理解萨雷佐夫的学说，而宪兵头目却认为他的主张并不危险，如此等等，使得萨雷佐夫本人也禁不住怀疑起自己的教义来：“难道是我错了吗？错误就在信仰你吗？不，天父啊，帮助我吧！”剧本就此中断。提纲中告知，最后萨雷佐夫被鲍里斯的母亲开枪打死。剧本引出了这样一个与作者意愿相反的无出路的结局，托尔斯泰自然是写不下去了。
剧中，萨雷佐夫一再想离家出走。他对妻子说的话与托尔斯泰的思想是吻合的。萨雷佐夫说：“我无法这样生活下去。我无法忍受这种可怕的、堕落的生活。”“放我走吧。我也试过参加你们的生活，把构成我生命的东西补充进你们的生活。但是做不到。结果只是我折磨你们，也折磨自己。不仅折磨自己，而且毁了我做的一切。任何人……有权说，而且正在说，我是个骗子，我只说不做，我宣扬《福音书》提倡的贫穷，而自己呢，却在把全部家产交给妻子的幌子下过着奢侈的生活。”托尔斯泰本人就说过不少类似的话。剧中的不少情节更是直接取之于现实生活，如夫妻间为农民私砍树木而坐牢一事发生的冲突。这样的事情在雅斯纳亚·波良纳不止发生过一次，1906年5月底就又出现过一次。有几个农民在私砍槲树时被管家逮住，索菲娅向法院告发，农民被判入狱。托尔斯泰对此十分气愤，离家出走的念头又出现了，他痛苦地说道：“可怕，真受不了！以前老百姓还没有觉察到的时候还可以忍耐，可现在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了，这种生活就令人难以忍受了！应当离开；我没有别的办法……”他在5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
“近来，真理对人不起作用这一点有时令我隐隐地感到绝望。特别是在家里。今天所有的儿子都在，我特别难过。使我难过的是这表面上的亲近和精神上的极端疏远太不自然。有时，例如今天，我很想逃跑，失踪。”
但是，托尔斯泰又痛苦地意识到，不管他去了哪里，不出两天，索菲娅准会带上仆人和医生赶来，于是“一切全都照旧”！
在家中，唯有女儿玛莎与托尔斯泰在精神气质方面最为接近，对他的帮助也最大。不管是救济灾民、开办学校，还是反对奢侈、参加劳动，她都抱着真诚的态度，从不吝惜自己的精力。托尔斯泰在书信和日记中一再称：“玛莎是我在家庭中的最大安慰”；“只有在面对玛莎时，我才感到心情舒畅”；“我很喜欢她”；“她是我亲人中最感亲近的”；等等。可是，1906年深秋时节，年仅36岁的玛莎因病离开了人世。玛莎死得很安详，神志完全清醒。一个月后，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我活着，就会时常想起玛莎弥留之际。她坐着，背后垫了枕头，我拉住她可爱的瘦弱的手，感到她的生命慢慢死去，她在渐渐离开我们。这一刻钟是我一生中最重要、最意味深长的时刻之一。”玛莎去世后，托尔斯泰深感孤独。为了不让玛莎为农民孩子办学的工作中断，年近八旬的托尔斯泰在1907年再次为办学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1908年1月，美国发明家爱迪生给托尔斯泰寄来一架录音机，想让它帮助托尔斯泰工作。这东西在当时尚属稀罕之物，托尔斯泰还从来没见过。有人帮托尔斯泰调试好以后，他就站在机器前试用起来。也许是不习惯，也许是太激动，他竟把要说的话忘了。托尔斯泰生气地喊起来：“关掉！关掉！全忘了。唉，这玩意儿大概只适用于沉着的美国佬。”过了片刻，好奇心促使托尔斯泰再次打开了录音机，里面清晰地传出“关掉！关掉！”的喊声，把托尔斯泰和在场的人都给逗乐了。后来，托尔斯泰常用这机器口授文章和书信。他还写信给爱迪生表示感谢。
沙皇政府对革命采取了高压政策，俄国进入了又一个残酷和黑暗的时期，大批群众惨遭杀害。托尔斯泰在此期间，先后写下了《致政府、革命家和民众》、《论俄国革命的意义》、《究竟怎么办》、《不许杀人》等一系列文章，在反复阐述自己的见解的同时，猛烈抨击当局镇压人民的暴行。1908年5月7日，托尔斯泰获悉有一个名叫莫洛奇尼柯夫的年轻人因传播他的文章而被判了刑，这使他感到“很烦恼”、“很伤心”。他说：“我80岁了，听到这判决的消息，尚且怒火中烧，何况年轻人呢，他们又怎能不当革命者？”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托尔斯泰打开刚送来的《俄国新闻》和《罗斯报》，读到了这样一则消息：“今天在赫尔松的斯特列利比茨基野地，20名农民因抢劫伊丽莎白格勒县的地主庄园而被判处绞刑。”这消息使托尔“不，这不行！不能这样生活！不能这样生活！不能，不能。每天有这么多的死刑宣判，这么多的处决；今天5个，明天7个，今天20个庄稼人被绞死，20个人死亡……”
悲愤使托尔斯泰哽咽得说不下去了。他动笔写起来。不久他完成了又一篇长篇政论文《我不能沉默》。托尔斯泰把批判的锋芒直指最高当局：
“你们大家，从法庭书记到首席大臣和沙皇，每天发生的暴行的间接参与者，你们仿佛不感到自己有罪，也不觉得可耻，而参与制造恐怖应当使你们感到可耻。不错，你们也害怕人们，像那刽子手一样，你们对罪行的责任越大，就越害怕得厉害——检察官比书记怕得厉害，法庭庭长比检察官怕得厉害，省长比庭长怕得厉害，总理大臣怕得更加厉害，而沙皇又怕得比所有的人厉害。”
在揭露之余，托尔斯泰表达了不惜上绞架的决心。当局严厉查禁这篇文章，但它却通过地下印刷所迅速传遍了整个俄国，欧洲各国的报刊也普遍刊登了这篇文章。
在《我不能沉默》这篇文章中，托尔斯泰也尖锐地谈到了自己的生存环境：“我现在生活在他们（统治阶层）当中，不能不感觉到自己是发生在我周围的罪行的参加者。”他写道：
“为了我，人民才贫困，被剥夺了起码的、天赋的人权——使用他们诞生于其上的土地。为了我，数十万庄稼人失去幸福生活，穿上制服，被训练来杀人。为了我，才有歪曲和隐瞒真正基督教的冒充的教士。为了我，才把人们从此地驱赶到彼地。为了我，才有千千万万彷徨在俄国各地的饥饿的工人。为了我，千千万万不幸的人在不够大家使用的要塞和监狱中死于伤寒和瘟疫。为了我，被放逐、被监禁、被绞死者的父母和妻子痛苦不堪。为了我，才有这些特务侦探和阴谋暗害。为了我，这些杀人的警察因杀人得奖赏。为了我，掩埋了几十、几百遭枪决的人。为了我，以前很难找到、而现在却不那么厌恶这种事情的刽子手在做这可怕的工作。为了我，才有这些绞架和吊在上面的妇女、儿童和男人。为了我，人们相互间这样凶狠。”
托尔斯泰继续写道：
“这样的断言不管多么荒唐，我还是不能不感觉到，在我这宽敞的房间、我的午餐、我的衣服、我的余暇和为了铲除想要夺取我享用之物的那些人而造成的可怕罪行之间，有着毫无疑义的从属关系。我今天的安宁实际上有赖于政府现在制造的恐怖。认识到这一点，我就再也不能忍受了，我应当从这种痛苦的处境中解脱出来。不能这样生活，至少是我不能这样生活，我不能，也不会再这样生活了。”
也就在倾诉这些肺腑之言的同时，托尔斯泰在日记中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离家出走的意向。那年8月28日是托尔斯泰80诞辰的喜庆日。尽管托尔斯泰不希望人们为他办什么庆贺活动，但是全俄国、乃至全世界敬仰托尔斯泰的人们都在这一天由衷地为他祝福。这一天，雅斯纳亚·波良纳格外的热闹，一派节日气氛。来的人很多，其中有许多记者，包括一位电影摄影师。英国不列颠博物馆馆长赖特也赶来了，他还随身带来了由肖伯纳、威尔斯、欧文等800多位英国著名作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签名的致敬信。这些天里，贺信和贺电雪片似地飞来。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贺电称：“如同条条大道通往罗马一样，当代条条艺术大道通向您的名字。”设在瑞士洛桑的国际救助失业工人委员会的贺词说：“请接受我们的诚挚祝贺，因为我们得到了您的天才赐予我们心灵和头脑的无数财富。您把一切都献给了全人类。”彼得堡波罗的海船厂的工人给托尔斯泰寄来了长长的贺信，贺信写道：
“从工厂窒闷的车间里，我们这些有着艰苦劳动和艰苦命运的人，跟您同一个不幸的祖国——同一个不幸的母亲生下的子女们，谨向您遥致祝贺，并向您表示我们对民族的天才、伟大的艺术家、光荣而不倦的真理追寻者所抱的敬意。”
与人民的祝愿相反，当局和教会则对托尔斯泰恨之入骨。他们早早下达了禁止为托尔斯泰举行任何庆典活动的命令，理由是：“防止居民中的可疑分子利用此事达到其旨在反政府宣传的任何目的。”同时，东正教最高会议又号召教徒“抵制列·尼·托尔斯泰的庆典”，因为“他是东正教的顽固敌人”。大主教格尔莫根更是公开跳出来，在他的所谓《大法师公告》中对作家极尽诬陷谩骂之能事。他称托尔斯泰是“被革出教门的叛教者和无政府主义革命者”、“该诅咒的、最卑鄙的俄国犹大”、“下流而疯狂的蛊惑者”、年轻一代“卑劣的投毒者和刽子手”，等等。可是所有这一切，除了进一步暴露统治者的怯懦和无耻外，丝毫也无损于托尔斯泰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不久以后发生在莫斯科火车站前的一幕，可以说是这一点的最好的佐证。
1908年初秋，托尔斯泰来到莫斯科郊外的切尔特科夫的寓所小住。切尔特科夫当时获准暂时回国居住。这次莫斯科之行是托尔斯泰自1901年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9月19日，托尔斯泰离开莫斯科返回雅斯纳亚·波良纳。报纸披露了这一消息。于是，这一天许许多多的莫斯科市民自发地前来为他送行。那天与托尔斯泰同行的秘书谢尔盖延科记下了这一动人的情景。
“当我们来到库尔斯克车站广场的时候，看到那儿已经是人山人海了……我们的马车刚进入广场，人群便爆发出热情洋溢的欢呼声。马车驶近车站停下，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走下车来。这时人群中所有的人如同一个人一样，全脱下帽子……”
人群移动着，喧闹着，像波涛汹涌的大海。欢呼声响成一片：“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万岁！光荣属于托尔斯泰！伟大的战士万岁！乌——拉——拉！”
“人群中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但大部分是青年人，其中主要的又是大学生，戴着带绿帽圈的蓝制帽。所有的人都拥向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互相挤啊，推啊，压啊……我们简直替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担心——他怎么穿过这密扎扎的人群呢？突然，响起了一个青年男子有力的、带命令口吻的声音：‘拉起手来！拉起手来！’像是被一种魔力指挥着，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前面的群众都往一旁闪开，就在这一刹那间从他身旁到车站站台让出了一条狭长的通道，人们站立在两旁，手挽着手……”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进入车厢，在窗口前停下了脚步。喧哗声和欢呼声响彻云霄，帽子纷纷抛向空中，无数只手在用力摇晃，手帕挥舞着。人们已经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摘下帽子，神情专注地向四下点头行礼。‘谢谢！谢谢大家……所表达的美好情感……’他说，突然嗓子颤抖了一下……‘安静些！安静些……他在讲话……安静些！’四周的人叫喊了起来。所有的声音都静息下来。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用坚定的嗓音说道：‘谢谢！真叫我感到意外的高兴，我实在没曾料到大家对我这样同情……谢谢！’……‘谢谢，谢谢您！’人群一片欢腾。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脱下帽子，挥动着它，朝着所有的方向鞠躬。‘乌拉！万岁！光荣！’在那万众欢腾的呼喊声中……列车徐徐启动了。”
“可是人群仍在往前拥去。他们被一种自发的感情所支配，着了魔似地一个劲儿地紧追着列车不放。这真是一个罕见的感人场面。列车加快了速度，大部分群众停了下来，继续从远处大声喊叫，挥动着手。还有些人冲出人群，紧挨着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那节车厢飞跑。‘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光荣！乌拉！’他们狂喜地凝视着他，容光焕发，满脸幸福，一边喊着，一边越来越快地奔跑，一直跑到站台的尽头。”
即使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岁月里，托尔斯泰也没有流露出懈怠或委靡的情绪。他在1909年夏天给妻子的信中说：“稍许动动笔，想写的东西便纷至沓来。我很清楚，这是常见的老年人的无法实现的幻想。我只渴望不要虚度剩下的这些月、日、小时。”那年冬天里的一天，托尔斯泰收到一位友人的信。那位友人在信中向托尔斯泰诉说道，她快70岁了，她的生活已经完成，是该去享清福的时候了。读到这里，托尔斯泰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大声说道：“怎么——去享清福！我本人82岁了，而总觉得我刚刚开始真正地生活，还有这么多事情，还有这么多工作堆在自己身上，假如我能活到802岁，到那时我的工作和抗争也许可以告终。”托尔斯泰的秘书布尔加科夫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过这么一件事：1909年8月，当局从雅斯纳亚·波良纳抓走了托尔斯泰的一位名叫古谢夫的秘书，并将他处以流放。古谢夫从流放地写信给托尔斯泰说，生活中有这么多触目惊心的事，看到这些时就感到“活着没意思”。托尔斯泰对布尔加科夫说：“您给他写封信，告诉他我不理解这种想法。依我看，正相反，知道了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后，就要想活，因为你将看到有为之而生活的东西。”
此时的托尔斯泰在体力上自然已不如年轻时代，但他依然孜孜不倦地进行着创作和探索。在1908年和1910年两年不到的时间里，他完成或基本完成的小说、剧本、文论、政论和编著有近50篇（部）之多。托尔斯泰甚至还兴致勃勃地对来访的作家安德列耶夫表示，要尝试一下刚刚出现的新的艺术样式——电影文学剧本，“因为电影大多数群众，甚至世界各国人民都看得懂”。托尔斯泰在生活中也从不服老，总是那么生气勃勃。他仍像过去那样喜爱大自然，喜欢骑马和远足。有一次，托尔斯泰在用餐时，隔壁大厅里响起了优美的华尔兹乐曲声。那旋律越来越强烈地控制了他。托尔斯泰竟猛地从胸前拉下餐巾，用力擦了擦胡须，向儿媳奥尔加说道：“来，奥丽娅，让我们回顾一下青春的美好时光吧！”奥尔加立即站起身来答道：“请吧，爸爸。”于是82岁高龄的托尔斯泰挺直胸脯，自豪地抬起头，与奥尔加一起以优美的舞姿跳了起来。他的步伐是那么轻快而潇洒，旋转是那么平稳而漂亮，使在场的人都为之发出“何等的奇迹！何等的勇敢！”的赞叹。这事发生在1909年秋天。一年以后，托尔斯泰还在家里干了一件冒险的事。一天，他以自嘲的口吻对家人说道：“我每天早晨做体操。今天，我突然心血来潮，用双手吊在衣柜上，作伸直身体的动作。这时，那装满衣服的柜子倒了下来，压在我身上。我想这是我体验飞行员马齐耶维奇跳机时心情的最好时机。真是谢天谢地，多亏衣柜的抽屉都翻倒在地，我才得以从柜子下面爬出来。”直到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托尔斯泰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