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不能没有向往。对于一个有志的青年人来说，顺乎世界文明新潮流的向往，不仅蕴藏着人生最美好的理想，而且是不断激发人们的积极奋进的力量。青年毛泽东对俄国的向往，正是为了立志仿效十月革命，最终确定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
注意研究国际问题
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华民族遭受深重灾难的时代。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压迫下，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910年，青年毛泽东在韶山私塾读经书的时候，阅读了一本关于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当时，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造反精神的毛泽东在读了这本小册子之后，就愤愤不平，对祖国的前途十分担忧。从此，他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重任。
青年毛泽东注意研究国际问题的第一个收获，就是较早地接触到了社会主义。1911年10月，武昌首义后，青年毛泽东为响应辛亥革命参加了湖南新军。萧三在《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一书中写道：有一次，毛泽东在报纸上读到了谈社会主义的文章，此外还看到了几种论社会主义的小册子。这在当时是非常微小的、点滴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介绍。作者也只是道听途说地转述了一点，而且大都掺杂了些社会改良主义。但对新鲜事物极富感觉的毛泽东读了之后，满心欢喜，非常赞成。他立即和学生及兵士们谈论社会主义，认为这是救人救世的最好的道理。本来，毛泽东离开东山学校已经有一两年了，但还时常和旧日的同学们通信。现在他兴奋得很，把在报上所看到的社会主义的道理写信告诉老同学们。1912年下半年以来，青年毛泽东又阅读了一些外国历史书籍和西方的重要社会科学著作。诸如，达尔文的进化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等等，初步了解到西方的政治思想，并开始思考它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青年毛泽东注意研究国际问题的第二个收获，就是深感世界之大、受苦人之多，决心要为他们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1912年下半年的一天，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图书馆里第一次看到了一幅《世界坤舆大地图》。他又惊又喜、深感世界之大。他看看比比，又比比看看：从韶山想到湖潭，又从湘潭想到湖南；从湖南看看中国，又从中国比比世界。他发现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就是俄罗斯帝国。于是，他放眼世界，又立于中国，每天经过那里，总是以极大的兴趣思量着世界上的事情。不仅如此，他非常关心世界上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曾说：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受冻。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渊。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从这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周世钊：《毛主席青年时期的几个故事》，《新苗》1958年第9期。
青年毛泽东注意研究国际问题的第三个收获，就是明确地指出了日本帝国主义是我国的劲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青年毛泽东对国际形势更为关切，时刻注视着同盟国与协约国之间战局的发展。1916年7月25日，他在致萧子升的信中指出：“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20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毛泽东早期文稿》，51页。这是很有见地的分析。
青年毛泽东注意研究国际问题的第四个收获，就是较早地提出了对西方文明价值的怀疑。“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14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写的。1917年8月23日，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之后说，东方思想固然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在当时的中国，也正是由于这种怀疑，才一步步地推动着青年毛泽东去努力探索挽救中国危亡的新思路、新途径。
立志仿效十月革命
青年毛泽东深知，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无数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挽救中国的危亡，经历千辛万苦，向外国(西方国家和日本)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1915年，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也是为了在中国再现“法兰西文明”。可是，对这种文明现在也发生怀疑了。世界往哪里去？中国怎么办？1917年8月，青年毛泽东曾经大声疾呼：“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毛泽东早期文稿》，86页。
正当中国人民在苦闷中摸索、在黑暗里苦斗的时候，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竖起走向新社会的历史丰碑，激发着中国一切先进分子的强烈向往。青年毛泽东几经比较和选择，终于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他认定：这“雷电”，就是俄国的十月革命；这“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的武器，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的人”，也正是马克思和列宁。于是，青年毛泽东在北京、上海四处寻找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和材料，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文章、材料，逐渐强烈产生了对俄国的向往。1919年4月6日，青年毛泽东第一次从北京、上海回到长沙后，即向新民学会的会员们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形，要大家注意时局的发展，关心俄国和各国的革命情况，研究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
青年毛泽东歌颂十月革命的第一篇文章，就是1919年7月14日发表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他开宗明义地写道：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又说，十月革命以后的世界，各种各样的强权，“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今后的社会，将“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青年毛泽东向往的也正是这样一个美好的社会。在创刊号上，青年毛泽东还发表了《研究过激党》的评论。
青年毛泽东歌颂十月革命的第二篇文章，就是1919年7月21日—8月4日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文章满腔热情地赞扬说：“自去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截(捷)，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许多的社会改革。虽其胜利尚未至于完满的程度，要必可以完满，并且可以普及于世界，是想得到的。”因此，“我们应该起而仿效”，“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斯。”《毛泽东早期文稿》，339—341页。文章在谈到十月革命的影响时还指出：“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现了崭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截(捷)克人和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内的敌党搏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② ③《毛泽东早期文稿》，390、454—455、466—467页。可见，青年毛泽东在这里把五四运动与十月革命的关系讲得十分明确、透彻。
1919年12月1日，青年毛泽东在发表的《学生之工作》一文中，还热情地歌颂了十月革命。文章指出：“论社会革命之著明者，称俄罗斯，所谓‘模范国’是也。”又说：“俄罗斯之青年，为传播其社会主义，多入农村与农民杂处。”②这表明，青年毛泽东不仅在社会革命方面要以俄国为榜样，而且在传播社会主义方面也要以俄罗斯青年为榜样。
青年毛泽东把对俄国的向往变为实际行动，首见于1920年2月致陶毅的信。信中说：“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我想在一二年内，先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组织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至于女子赴俄，并无障碍，逆料俄罗斯的女同志，必会特别欢迎‘女子留俄勤工俭学会’，继‘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而起，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这桩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③此后，关于这个问题，青年毛泽东在致周世钊的信中，又说：“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毛泽东早期文稿》，476页。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还说：在上海，同住连我四人，都有意往俄，我也决去，暂且自习，一年半或二年后，俄路通行即往。想找一俄人，学习俄语，此时尚未找到。可见，在当时，青年毛泽东不去留法而决心去俄，正说明十月革命在他脑海里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为了把俄罗斯的研究与留俄事宜有力地向前推进一步，1920年8月，青年毛泽东与姜济寰、易培基、方维夏、何叔衡等人，“以俄国事情急待研究”，发起筹备俄罗斯研究会。该会宣读的简章指出：“本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本会会务：一，研究有得后，发行俄罗斯丛刊；二，派人赴俄实地调查；三，提倡留俄勤工俭学。”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伟大的开端》，1版，36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可见，该会的任务，就是深入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积极推动留俄勤工俭学的实施。任弼时、萧劲光等，就是经毛泽东的介绍第一批去苏俄留学的。萧劲光在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有一天，弼时同志(当时十七岁)从街上回来，样子极高兴，一进门就对我说：‘有办法了！’我问什么办法，回答是：‘到俄国去！’‘到俄国去！’这在当时对我们是一个多么大的激动！对于俄国，我们知道得并不多，那里不是彻底推翻了旧社会建立了新社会么！这个‘彻底推翻的社会’的‘彻底’，对于当时像我们那样对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充满仇恨的青年，乃是全部革命意义的集中表现。弼时同志毫不迟疑地下定了决心。经过了毛主席所领导的革命组织的介绍，我们一同到达上海去学俄文。就在这个时候，弼时同志和我一同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萧劲光：《悼弼时》，载1950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毛泽东和研究会介绍的很多青年学生，去苏俄留学回国后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骨干，对中国革命作出了历史贡献。
最终确定自己的信仰
青年毛泽东对俄国的向往，促进他最终确定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自从十月革命以来，特别是五四爱国运动以后，社会主义学说开始成为我国新思潮的主流。然而，由于社会主义的派别很多，致使青年毛泽东到1920年3月14日还不能分得很清。他讲：“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毛泽东致周世钊信》(1920年3月14日)，见《毛泽东早期文稿》，474页。这是符合包括毛泽东在内的绝大多数进步青年的思想实际的。那么，青年毛泽东究竟怎样最终确定自己的信仰呢？1936年，他给斯诺道出了这个秘密：“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从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了起来，在这项工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开始对我起指导作用。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吴黎平：《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1版，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青年毛泽东对俄国的向往，有力地推动他立足湖南对中国社会实行革命的改造。“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14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写的。1920年6月18日，他在《湖南人民的自决》一文中写道：“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这样的责任，乃全国人民的责任，不是少数官僚政客武人的责任。”④《毛泽东早期文稿》，486、198—499页。7月30日，他在《发起文化书社》一文中还指出：“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几年来风驰雨骤，成长得好，与成长得不好，还依然在未知之数。”我们的责任，就是“如何可使世界发生一种新文化，而从我们住居的附近没有新文化的湖南做起”。“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④与此同时，毛泽东还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1版，90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参加这个会的有新民学会的会员、湖南学联的干部、个别进步的教员。他们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书，研究俄国革命、第三国际状况等，经常开会讨论，并结合中国的湖南的革命实际。1920年9月3日，青年毛泽东在《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一文中写道：现在我们知道，世界的大国多半瓦解了。俄国的旗子变成红颜色，完全是世界主义的平民天下。中国呢？也醒觉了(除开政客官僚军阀)。至于我们湖南，尤其三千万人个个应该醒觉了！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惟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我曾着实想过，救湖南，救中国，图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均非这样不行。同年10月7日，他在《为湖南自治敬告长沙三十万市民》一文中强调指出：“现在俄德诸国震荡全球的大举动，是起于市民，就是中世的自由都市，从专制家手里争得‘自由民’的地位，也是惟市民才有。市民的权威真大！市民真是天之骄子！市民呵！起来。创造未来湖南的黄金世界只在今日。”《毛泽东早期文稿》，528—529页。
青年毛泽东对俄国的向往，就是要仿效俄国共产党，在湖南，在中国建立一个列宁式的共产党。1918年4月14日，由毛泽东、蔡和森和萧子升等发起，在湖南长沙成立了一个新民学会。青年毛泽东非常重视新民学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尽力要使它成为改造湖南的政治核心。他在致陶毅的信中就说：“我觉得我们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我们同志，在准备时代，都要存一个‘向外发展’的志。我于这问题，颇有好些感想。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那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那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② ③《毛泽东早期文稿》，464页、《毛泽东早期文稿》1版。集会员开会，规定了新民学会的宗旨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在致罗王敖阶的信中，他坚决主张：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我想我们学会，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有所趋赴。在致欧阳泽的信中，他进一步提出：新民学会将“进而联络全中国的同志，进而联络全世界的同志，以共谋解决人类各种问题。”②与此同时，他还写信致新民学会会员说：我们根本的共同的理想和根本改造之计划、组织，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事实也正是如此。当时，青年毛泽东在谈到十月革命的经验时就指出：“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③因此，当新民学会有的会员对俄式革命提出异议时，青年毛泽东坚定地表示：我看俄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坚持要用俄国式的方法，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业。关于这个问题，李维汉在《回忆新民学会》一文中写道：“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新民学会在湖南地区的革命运动中起着核心领导作用，为湖南地区的建党建团工作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载《历史研究》杂志，1979年第3期。转引自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伟大的开端》，1版，36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萧三评述说：“新民学会是湖南——不限于湖南——共产党的前身，实质上是革命的核心，或如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对我说的，‘新民学会起过联共党小组的作用’。”萧三：《毛泽东同志在五四时期》，见《新民学会资料》，368页。转引自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伟大的开端》，1版，35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同李大钊、陈独秀取得联系，秘密地进行建党准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1版，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在当时的中国，对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影响最大的，一是陈独秀，二是胡适，三是李大钊。但从坚定青年毛泽东的政治信仰来说，给他影响最大最深的还是李大钊。毛泽东曾经无限感慨地回忆道：“三十年前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李银桥著、权延赤执笔：《走向神坛的毛泽东》，1版，140～141页，北京，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我觉得回顾一下青年毛泽东对俄国的向往，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写于1992年8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