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6月，台湾《中央日报》在连载的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云汉先生写的《有关西安事变几项疑义的探讨》的文章中，曾经有这样的一段话：中共对国内外宣传，“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却接受了中共的号召，因而发动了西安事变”，这是中共自说自演的片面宣传”。为了用事实说明问题，让更多的人们进一步地明辨是非，我摘编了这份材料。
西安事变前，甚至更远以前，我党与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都有过不少接触。从时间上看，最早还是从杨虎城将军开始的。
(一)1923年春，共产党员魏野畴应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的邀请，任该校的国文和英语教员。这时，杨虎城正住在榆林。经杜斌丞的介绍，杨虎城结识了魏野畴。在杨和魏的长期而频繁地来往交谈中，不仅使杨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有了初步的认识，而且使杨通过魏与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联系。历史已经证明，杨和魏的结合，在杨的历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且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1925年5月，在魏野畴等的领导下，陕西青年掀起了反对北洋系的陕西督军吴新田的“驱吴运动”。指挥机关就设立在杨虎城部驻地三原县。而杨虎城的部队也成为这一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不久，当吴新田率部向汉中撤退时，杨虎城立即率部追击，取得了驱吴运动的胜利。
(三)1925年7月，杨虎城在耀县创办了一个“三民军官学校”，邀请魏野畴同志为该校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刘含初、赵葆华、吕佑乾任政治教官。从此以后，一直到西安事变前，杨虎城部队内始终有中国共产党组织。
(四)1926年4月初，直系军阀刘镇华又率军于西安城下。刚刚由北京回到陕西不久的魏野畴，立即前往三原参加杨虎城召集的军事会议，共同研究抗击刘镇华部进攻的军事部署，并决定进行长期的军事斗争。结果，坚持了八个月的西安守城斗争，直到11月28日胜利解围。
(五)1927年8月，经中共陕西省委同意，魏野畴接受杨虎城的邀请，到豫东马牧集杨部去开展工作。不久，南汉宸、蒋听松也先后到了杨部。三人随军到了安徽太和县。杨虎城任命蒋听松为军部秘书长，魏野畴为军部政治处长，南汉宸为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校长。这时，杨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已有200余人。
(六)1927年9月，中共皖北特委书记曾晓渊(公开身份为第十九军政治部主任)，在太和县城召开了有杨虎城、高桂滋、萧之楚、王金韬四支部队领导人参加的座谈会，魏野畴应邀出席，共同商讨出路和前途问题。
(七)1927年冬，中共陕西省委多次派人与魏野畴联系，送文件，传达省委对杨部工作的指示。魏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精神，多次与杨虎城谈心。杨表示，欢迎共产党同他继续合作。
(八)1928年春，中共皖北特委准备发动武装暴动，向大别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特委几个领导人和杨虎城多次商议，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杨认为：应先发展组织，充实力量，最重要的还是把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多办几期，训练一大批基层干部，打好基础不必急于暴动。
(九)1930年夏，共产党员南汉宸又来到杨虎城军中，杨命南负责考虑筹划组织陕西省政府的各项问题，以及入陕后的政治措施。从此，南汉宸即成为杨虎城为主席的陕西省政府的秘书长，代杨主持省政府的各项工作。当时，杨认为，今后的主要问题是对付蒋介石，如果需要取得外力的合作，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可靠的。因此，杨曾打算同苏联打通关系，并与陕北苏区配合起来，另创一个新局面。总之，杨和共产党的关系，自南汉宸这次回到杨部以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十)1933年春，红军第四方面军到达川北地区，驻汉中的孙蔚如向杨请示方针。杨虎城表示：最好是互相取得默契，根本不打。杨遂授意杜斌丞寻找关系前往川北联系，而川北红军也派代表驻汉中联系。最后，杨虎城的代表与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在通江地区会晤，并达成了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协议。
(十一)1933年夏，在抗日同盟军被蒋介石压迫准备结束前，共产党员许权中领导的部队原拟向西撤退，中共党组织曾派杨晓初见杨虎城，希望杨虎城能予以便利，并给以物质支援。杨表示同意。后因该部没有西撤而未行。
(十二)1935年夏秋，东北军移驻西北。11月，北平地下党委托高崇民去西安说服张学良不要追随蒋介石打内战。高对张直言不讳地说：“你不要用旧眼光看红军，须知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党，是从广大人民利益出发的，所以百姓欢迎。红军到任何地方，都和老百姓成一家人，如鱼得水。因此，按道理是不应该‘剿’的，按力量也是‘剿’不了的，因为你不能把老百姓消灭净尽。蒋介石用尽全力‘剿共’八年，也未如愿，今红军北上抗日，却让东北军来西北‘围剿’，这是阴谋。因为两败俱伤是蒋的愿望，伤哪一边也是蒋的胜利。你是保存东北军实力，收复东北老家呢，还是随蒋内战同归于尽？”高崇民的这一番话，深得张学良的赞同。后来，张又要高去杨虎城处，以沟通东北军和西北军之间的关系。西安事变时，高崇民是张学良、杨虎城的政治参议机构“设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参与起草了八项主张，通电全国。1946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十三)1935年11月，中国共产党北方局在天津工作的南汉宸委托杨虎城驻北平的代表申伯纯到南京，向杨虎城报告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明确地提出了“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主张，杨虎城看到这个宣言，几乎有绝处逢生之感。他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这一英明决定，愿和共产党谈判，并请南汉宸派人到西安研究实行合作的具体办法。不久，张学良也知道了“八一宣言”的精神。
(十四)1935年11月间，在陕北的红军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曾多次写信给东北军、西北军的高级将领，希望他们“顾全民族大义”，共同抗日。
(十五)1935年12月初，毛泽东、彭德怀派汪锋同志到西安和杨虎城联系，希望联合抗日。毛泽东给汪锋说：对杨虎城部要有个分析，多鼓励抗日士气，少述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毛泽东、彭德怀在给杨的信中说：“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具备，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山河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全军之力。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急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这封信，对杨虎城认识形势，了解我党的政策，下定联共抗日的决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汪锋同志在西安住了一个多月，和杨虎城做过三次长谈。当时，杨最关心的，是红军如何帮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合行动。
(十六)1936年1月，杨虎城要求南汉宸派人来西安面商。中国共产党在天津的北方局负责人王世英，亲自到西安与杨虎城商谈。双方达成了实行合作的原则协议。之后，王世英和汪锋同路回陕北向毛泽东同志汇报请示。在毛泽东同志批准四项合作的原则协议后，由王世英到韩城向杨通知。
(十七)1936年春，党派王炳南到西安，做争取杨虎城的工作。他住在杨虎城私邸的后院。除对杨讲授唯物史观一类政治理论书籍，与杨谈国内外形势及各项重要问题外，在杨的军事教育单位任政治教官，并受杨的委托改造十七路军部队。杨又把王炳南介绍给张学良，并很受张的重视。王炳南利用父亲王宝珊在陕西的声望，在西安广泛开展活动，对于西安事变的酝酿与筹划，发生了重大的作用。
(十八)1935年9月至11月间，东北军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与红军作战。一○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被俘后，通过参观学习，提高了觉悟，衷心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自愿做沟通红军与东北军关系的使者。他向彭德怀建议说，张学良、王以哲都有抗日的要求。如果张学良了解红军的意图，在抗日问题上是可以与红军合作的。周恩来、彭德怀还亲自找高福源谈话，交给任务，派回东北军，向张学良、王以哲等重要将领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也对高说：张学良如有诚意，中国共产党可派正式代表前去谈判。同年底，高福源返回东北军，王以哲密送高见张。张学良听后，立即指定高福源回苏区去请中国共产党派代表来。
(十九)1936年1月16日，高福源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见张学良的经过。中共中央派李克农为正式代表，于2月25日到洛川与张学良指定的代表王以哲等商谈合作问题，并达成口头协议。3月4日，张学良与李克农进行了会谈。并且指出，请共产党选派一位高级领导人来，与他共商抗日大计。李返回苏区后，红军即派刘向三到王以哲的六十七军担任联络工作。
(二十)1936年1月25日，红军将领毛泽东等20人联名致书张学良等并转东北军全体将士，表示愿与他们首先停战，共同抗日。信中说：“中国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对于有抗日光荣历史的东北军，是极端爱护的，对于他们的发展前途，是非常关心的。”为了共同抗日，“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素闻东北军将士均是深明大义的爱国志士，定能抛开过去的一切疑虑误会，来首先响应苏维埃政府与红军的抗日口号”。
(二十一)1936年3月，党中央派刘鼎到西安。3月中旬的一天，张学良与刘鼎进行了第一次谈话。以后两人又进行了多次长谈。在谈话中，刘鼎系统地向张学良将军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张学良将军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更确切的了解，加强了他与共产党全面合作抗日的信心和决心，为周恩来同志到肤施(今延安)与张学良会谈做了准备。
(二十二)1936年4月6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王以哲、张学良，通知我党代表周恩来和李克农赴肤施的启程日期和到达地点以及双方会商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一致抗日救国等问题。
(二十三)1936年4月9日和10日，周恩来、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在肤施(今延安)城内一座天主教堂里彻夜长谈。参加这次会谈的，还有刘鼎。这次会谈肯定了双方进行全面合作，对于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起了决定作用。张学良将军的随从参谋孙铭九回忆说：“开始，张学良和周恩来谈到了当前的国家前途。周总理问张学良，你看中国的前途如何？张学良坦率地说：中国的前途有两条，一是走共产党的路，一是走国民党的路。我过去总以为法西斯独裁可以救中国，因此曾提出拥蒋的口号，现在看来，不对了。如果中国内战不停，什么时候才能把日寇赶出中国呢！周总理告诉他：你要真想抗日的话，就一定要实行民主，走人民群众的路线。搞独裁、搞法西斯，不要民主，也不要人民大众，看不到人民群众抗日的深厚力量，就不可能树立真正的抗日信心。只有实行民主，才能调动起千百万人民群众抗日的力量，取得抗日的最后胜利。张学良听了周总理的开导，连连点头称是。他常常感慨地对我说，周总理虚怀若谷，处处以民族利益为重，共产党确实了不起。张学良还极为兴奋地向周总理提议，请党中央派一名重要代表，长驻东北军，以便及时商议、研究随时出现的重要问题。”总之，“在周总理的启发教育下，张学良心里豁然开朗。这也可以说在他的戎马生涯中揭开了新的一页。经过这次秘密会谈，他看清了东北军发展的前途，对争取抗战胜利充满了信心。”之后，刘鼎被任命为我党驻东北军代表。4月22日晨，周恩来在写给张学良的信中，首先表示：“坐谈竞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接着指出：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决心扫此两军间合之障碍。”
(二十四)1936年7月，党中央派叶剑英为中央工委代表到安塞领导东线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东线工委)，进行联合东北军一致抗日的工作。7月上旬，张学良派飞机送刘鼎去陕北与红军联系，愿与红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西北的抗日新局面，要求红军给予支持。刘鼎抵陕北后，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汇报说，张学良接受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正在努力实现西北的抗日联合局面，请求我党和他们密切配合。
(二十五)1936年8月，毛泽东在致王以哲的信中说：蒋氏政策之开始若干的转变，南京国民党左派之开始形成，实为近可喜之现象。蒋氏及国民党果能毅然抛弃过去之政策，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停止进攻红军，开始各派党禁，弟等极愿与之联合一致，共同担负抗日救亡之事业。双方谈判现将进至比较具体的阶段，虽何时成就尚不可知，然希望实已存在。倘能达到成功之域，对贵我双方之合作事业自有极大之便利也。接着，毛泽东就：“蒋氏将于西南问题解决之后进攻东北军”的消息，提醒张学良、王以哲“严密警戒”。毛泽东在信中着重指出“张副司令及我兄联俄联共抗日救亡之主张，并非少数人的主张，实全国爱国同胞的主张”。“谁要反对张副司令及我兄，不但弟等所率领的红军必以全力出而声讨蒋氏及东北军中叛逆分子之罪恶行为，即全国爱国人民及国际革命势力亦决不容蒋氏等胡干”。
(二十六)1936年8月，中共中央计划成立西北五省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经过准备即兵出华北，号召全国抗日，达到逼蒋抗日的目的。张学良赞成这个计划。后因张国焘搞分裂活动，西路军失败，计划未能实现。
(二十七)1936年8月13日，毛泽东在致杨虎城的信中说：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目前日本进攻绥远，陕甘受其威胁。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兹派张文彬同志奉诚拜谒，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
(二十八)1936年9月，党中央在保安(今志丹县)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主要讨论《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讨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反对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与此同时，毛泽东又派秘书张文彬到西安与杨虎城谈判。最后达成了合作的口头协议。协议确定后，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驻在西安，公开职务是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
(二十九)1936年9月，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开始在西安进行抗日的准备工作，要求我们党和红军给予支持。党中央即派叶剑英同志去西安。叶剑英在西安与张学良多次会晤，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经过叶剑英的紧张工作，东北军与红军解除了敌对状态，友好相处。双方电报频繁往来，共同协商抗日大计。双方部队军官也互相来往、联欢。9月22日，毛泽东代表红军、张学良代表东北军分别签署了《抗日救国协定》。
(三十)1936年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致张学良的信中提出：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拟具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送呈卓览。寇深祸急，愿先生速起图之。
(三十一)1936年10月，除刘鼎继续在红军与东北军之间做联络工作外，中国共产党又派朱理治为驻东北军的特派员。
(三十二)1936年10月，蒋介石调集胡宗南等部十余万人组成左路军，又令王以哲指挥东北军七个师组成右路军，妄图趁二、四方面军刚到陕北立足未稳之际，一网打尽。但是，王以哲为配合红军的军事行动，与红军司令员彭德怀天天函电交驰。他冒着“以军法论罪”的严重危险，将自己所部及胡宗南等部的进军路线、行动时间……通报给彭，并按照彭的要求想尽办法阻滞东北军和胡宗南部的前进，帮助红军赢得了时间。
(三十三)1936年11月，在日寇大举进攻绥远时，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曾有合组抗日援绥联军的计划，并拟以张学良为总司令，杨虎城为副总司令，由红军再派副司令一人组成。但因已迫近西安事变而没有实现。
(三十四)1936年11月，张学良对付蒋介石做好了两手准备，即继续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如果劝说无效，我准备硬干。他把这个意思告诉了我党代表叶剑英同志。因为事关重大，叶剑英立即于上旬由西安回到保安，向党中央进行汇报。正在汇报当中，张学良将军就发来电报，说形势危急，请叶先生即来西安，共商大计。于是，叶剑英同志立即动身再赴西安，行至途中西安事变就爆发了。
(三十五)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到西安向张学良、杨虎城宣布了进一步“剿共”的计划。10月29日又到洛阳，在30日搞了祝五十大寿。之后，蒋介石亲自部署对陕北红军实行第六次“围剿”，妄图在一个月之内消灭全部红军。12月4日，蒋介石又到西安，住临潼华清池。张学良、杨虎城经过苦谏、哭谏无济于事之后，12月8日决定用兵谏的办法捉蒋。12月11日，张、杨部队分别到达指定地点待命。当晚深夜，张、杨宣布12日凌晨举行兵谏。张学良在宣布了具体行动的安排之后，即请刘鼎将这一行动电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刘鼎于12日2时30分将电报发出。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此以前，张学良、杨虎城曾想把举行兵谏的打算通知中共中央，但怕南京方面破译电报，贻误大事，因此在行动之前才告刘鼎发电。
根据以上事实，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语：
第一，古今中外，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也正是这样。它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对我国进行侵略政策和我国人民长期进行抗日救国这一伟大斗争的必然产物，又是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在我党“停止内战，抗日救国”政策的感召下，联合发动的一次抗日兵谏。正如张学良将军在1936年4月所说的那样：我过去总以为法西斯独裁可以救中国，因此曾提出拥蒋的口号，现在看来不对了。如果中国的内战不停，什么时候才能把日寇赶出中国呢？
第二，中国共产党中央及其地方组织，在西安事变以前，就同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有过不少接触，尤其与杨虎城将军的接触又多又深，并且同张、杨都有过不少合作的先例，双方共同表示过继续合作抗日的决心和信心，最后，在实际行动上已经成为西北地区“三位一体”的抗日联军。一句话，在联合抗日的问题上，我党与张、杨两将军，不仅承诺过口头的协议，而且还有书面签字的协定俱在。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如果李云汉先生能够来北京，亲自到中国革命博物馆看一看当年签署的这些历史文献，我想也会改变自己的看法的。
第三，中国共产党中央和红军主力到达陕北以后，一直在考虑着如何联合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的问题，并且进行了大量的、艰苦卓绝的富有成效的工作，使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逐步认清了形势，了解红军，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执行的正确政策及其伟大意义之后，而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的。诚如张学良将军所说的那样：共产党确实了不起，处处以民族利益为重。
第四，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我党“停止内战，抗日救国”政策的感召下，已经立下了不愿内战，要求抗日的意志和决心，不愿意进攻红军，不愿意再打共产党。用张学良将军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国民党政府明确地改正现行的国策，实行武装保卫我们的国家，断然停止内战，停止围剿所谓“赤匪”，以发动全国军民抵抗日本侵略者。可见，张、杨两将军不仅接受了我党联合抗日的主张，而且坚决反对蒋介石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要求蒋介石必须实行联共抗日的救国政策。这就是西安事变之所以能够发生的最根本原因。
总之，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在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动下，为反对蒋介石的误国政策联合发动的。用党中央的话来说：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这是历史，也是事实。
资料来源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
②米暂沉著：《杨虎城传》，1版，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
③陕西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委员会编：《魏野畴》，1版，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④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研究部编：《中共党史主要事件简介》(1919年—1949年)，1版，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⑤西安事变史领导小姐：《西安事变简史》，1版，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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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回忆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的伟大革命实践》一文，1978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
⑧汪锋：《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纪念毛主席诞辰八十五周年》一文，1978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
⑨施宣圆、田玲翠：《肝胆照人，为人师表——孙铭九先生回忆“西安事变”和周总理》一文，1979年3月6日《人民日报》。
李延禄、粟又文、孙汉超：《可使寸寸折，不作绕指柔——高崇民同志光辉的一生》一文，1979年3月27日《人民日报》。
李新：《西安事变初探》一文，《历史研究》1979年第11期。
刘培植：《西安事变前后争取东北军工作的回亿》一文，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1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陈力：《叶剑英同志在西安事变前后》一文，《中共党史资料》1984年第9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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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刘鼎同志生平》，1986年9月3日《人民日报》。
童小鹏：《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楷模——悼叶剑英同志》一文，1986年11月2日《光明日报》。
范硕、倪素英、丁家琪：《统战工作的杰出活动家》一文，1986年11月9日《光明日报》。
原载西安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
1987年12月编《西安事变与统一战线》论文集
作者附记
2001年11月1日，《报刊文摘》刊登了《“西安事变是逼出来的”——张学良亲述历史内幕公开》一文。这的确是一篇研究西安事变最直接最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现特录如下。
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先生辞世前，从不公开评价西安事变。但他在1990年复活节那天，曾向钻研其事迹的业余史学家郭冠英和旅美史学家唐德刚口述过西安事变的来龙去脉。近日，该报系的北美《世界日报》首度将记录公之于众。
蒋介石一句话把我激怒了
张学良在与郭冠英谈话时回忆了不少往事，其中谈到西安事变前他与蒋介石发生的激烈争吵。
张学良说：“我与蒋先生冲突没旁的，就是两句话。他要安内攘外，我要攘外安内。”张学良回忆说：“我跟蒋先生痛陈，蒋先生也骂我骂得很厉害。我说你这样下去，就等于投降。蒋先生说，汉卿你真是无耻，我当军人从来没有‘降’这个字。我说，你这样做比投降还厉害，你这叫不战而屈了兵，是胜之上者也。从军事上说，日本不战就把我中国一点点吞了，不等于比投降还不如？！蒋先生大骂了我一顿。”
张学良在他89岁大寿时，曾对郭透露过此次他与蒋争论对请愿学生的态度的情况。张说：“就是‘12·9’那天，我对学生说，我可以代表蒋委员长考虑你们的要求，我也可以代表你们，把你们的请求转达给委员长，你们先请回去。当天晚上，我与委员长谈，他先骂我是两面人，怎么可以既代表他，又代表学生？这已使我不高兴了。但他接着说，‘这些学生来了，我用机关枪打’。这可把我气火了！我话都到了嘴边，我想说，你机关枪不打日本人打学生，但这话我没有说出来。”“西安事变就是逼出来的。”
我实在是反内战反对透了
张学良谈到了他反对内战的原因。他说：“以前，我跟我父亲南征北战，要我打什么，我就打什么。可是我掌权后，你看我打过什么仗？我就是要中国停战。我实在是反对内战，反对透了！我父亲后来没打出关，也是因为我。我向他痛哭流涕呀！我从河南回来，一件事让我眼泪都掉下来了。我看到一位老人饿得趴在地上，把馒头扔给他，他抓起来连着土就吃了。我想怎么会这样？我就问他，你没儿女吗？他说，都给抓去当兵了，跑的跑，逃的逃，剩下我们这些老的走不了，饿得没饭吃。我自问：谁造的孽？年年打仗，自个儿打自个儿。打死的都是佼佼者，剩下的无名鼠辈请功受赏，要是真有意义的战争还可以，打这种战争干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