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徐从此再没给兰英打电话，但总给旅馆打电话，向经理打听兰英的情况。开始时经理说：“太太很苦恼，已经两天没上海边了。每天只在屋中念法文字母。”过两天说：“太太屋里传出了笑声。”再往后只说：“太太一切很好，其他的无可奉告。”老徐说：“你能不能具体讲讲？”对方说：“不行，太太交代过，没她的同意，什么也不能说。”
老徐放下电话高兴异常，但又奇怪，既然能够用法语交代事情，为什么不给自己打电话？是不是生自己气了？又等了两天，他急了，于是他就给兰英打电话，从上午到下午，一遍又一遍一直也没人接。他做了各种猜想，每种猜想都使他很担心，他开始怀疑自己这硬逼她学法语的办法是不是有欠周到。万般失望之际回到家。
到家时，天已经黑了，抬头一看，自己家窗户灯亮了。他有点喜出望外，急忙跑到楼上。兰英竟然扎着围裙做饭呢。他惊讶地问：“你几时回来的？”她用法语说：“饺子都包完了，还先到超级市场买了趟面粉。得有3小时吧！”他用汉语问：“你坐的那班火车？”她仍用法语说：“谁告诉你我乘坐火车了。”他也只好改用法语说：“你乘飞机回来的？” “有钱没地方花去了，这点路我乘飞机？我租了辆汽车。”他忙问：“谁开车送的你？” “咋把人看得这么扁？怎么非得叫人开车送我，就不许我自己开车回来？”老徐没想到自己的媳妇这么能干，比那些花钱上大学的留学生强多了。忙心疼地说：“又学法语又学开车，这几个月把你累坏了。”兰英说：“连监督劳动的零头都算不上。倒是今天一通忙活，有点累，吃过饭你把门口那辆车送还租车公司吧。放到明天又多花半天钱。”老徐红着脸笑笑说：“跟你服个软吧，我来巴黎这些年，还没学会开车呢！”
老徐有了个温暖、幸福而又舒适的家。过了一年光景，兰英的治家本事和她的法语一样，在巴黎华人中被传为奇迹了。她不认识中文，但能读写法文。从法国报刊上学会西餐烹调、服装剪裁和缝纫机操作，并且练会了使用理发工具，从此就不许再到外边买衣服、理发。请客也是自己下厨。她自己动手腌咸菜，磨豆腐，按山东习惯把新买来的袜子底剪开，镶上一双绣了花的布袜底才给丈夫穿。这本是山东人为使线袜多使用几天采取的加固措施，不料却收到美学和商业的效果。有天老徐跟一位艺术品商店的朋友去日本料理餐馆，老徐脱了鞋，露出脚上这绣花袜底的袜子，把那位艺术商人看傻了。问道：“我的天，你是皇帝吗？怎么把这么高贵的艺术品蹬在脚下？”老徐说：“这是我太太做的。”那人仔细欣赏半天后，坚决请老徐把太太找来，兰英来后，就在餐桌上那人与她谈妥了一笔生意：长期收购她的刺绣品。法国人把她绣好的袜底，几个一组，捏成花形、八角形，镶进玻璃镜框内，挂在墙上跟油画一样当装饰品。那位商人买断了他今后所有作品，独家经营，在巴黎很出名。
到了这时，老徐只有对太太心服口服，把家里这片天下，双手交与她去大权独揽。老徐说不清兰英如何运筹，只知道自己的薪水没增加，生活水平却大大高于以前，而且还有了积蓄存款。当拉丁区有一幢地段很好，质量也佳的房产要出售时，兰英竟毫不犹豫买了下来。
回国
经济状况改善后，老徐很想为家乡做点事。但想到太太提出的永不回乡的条件，知道家乡在她心里造成的伤害，估计很难获准。这笔款项不是小数，又不能先斩后奏。便硬着头皮，绕着圈子跟兰英商量：“兰英，自从有了你，咱这家才兴旺起来。这是你给我带来的福气，可要是没有咱家乡的帮助，没有咱中国的文化，山东的民风，我上那找你兰英去？”兰英笑笑说：“有啥话你说，别跟我绕脖子。” “我想谢谢生我养我的家乡。”兰英半天没吭声，最后眼里含着泪说：“再叫我寒心，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啊，你要捐钱我不拦着，可我绝不跟你回去，也别写我的名字。我希望忘了那边的人，也希望他们忘了我。”
老徐第二年只身回中国，给那里的小学捐赠了些电教用品和资金。背着兰英还是用了他们夫妻二人的名义。
看来一切都那样如意。不料过了两年，却有本小说传到了海外。小说中写了有一海外华人，回家乡找了个老婆，以此招摇撞骗，说他如何爱国，国内也有人替他吹嘘，谁知有一天他醉酒后吐露真情，人们才知道他患有“性无能”痼疾，在外国根本找不到老婆，才回中国干此缺德事。因为只有中国女人才会为了钱嫁给个天阉之徒。这一下人们才看到他丑恶的真面貌……小说是写得极有才气，博得几记掌声。作者在掌声中又在报上发表声明：“本书是概括典型，绝无影射攻击成分，若有人自己对号人坐，作者概不负责。”
这一来反倒引起好心人的猜疑：欧洲华人中，跟国内农村姑娘结婚的惟有老徐一人，偏是这位老徐得罪过写小说的人，世界上就有这么巧合的事！
原来以前中国去了个什么代表团，在巴黎作公开演讲。老徐和他几个学生也在下边听。有位先生的讲演老徐和他的学生听着都不大赞同。老徐为人耿直，等那人讲完便站起来提了个问题，以示对其言论不为以然。不料这就得罪了那位不可一世的人物。当场给以回击。而这又惹恼了老徐的法国学生们。这一来，又引起了新闻界的注视。巴黎出的左派中文报纸《欧洲时报》便就此发了篇报道。演讲先生看了很愤怒，回国后就采取打官司抢原告的方针，散布说此次出访一切都好，就是在演讲时有个台湾政治背景的人出来捣乱。偏有人爱较真，写信到巴黎向有关人士打听实情。有关人士回电却说老徐是出名的爱国人士，这件公案才不了了之。
当人们把小说一事告诉老徐。老徐听完一笑说：“真是骂我又怎么样？人生一世，谁还没挨过蚊子叮，臭虫咬？骂人的丑还是被骂的丑，人间自有公论。”
朋友们特别同情兰英，这样一个从苦难中挣扎出来的善良的女性，连中文小说都没看过，却无缘无故遭舌刀笔剑之害。背后放箭者又让她无处辩理，岂不欺人太甚了？正当大家为兰英鸣不平时，这个用笑脸面对世界的女强人，突然放弃多年的誓言，带着4个孩回到了中国来。
我见他们夫妻连背带抱，把4个挨班大小，长得如一个模子中刻出来的孩子拖下飞机，既同情又可笑。我问：“平时你们把孩子交给老太太照看，这么远道回来，怎么不留两个在那边？非全带回来不可呢？”兰英说：“我就是为了孩子们才回来的。叫他们看看祖宗生活的地方，也叫家乡人看看孩子们。”
旁边有位来接他们的乡亲说：“都回来的好。叫人们看看，没做过缺德事的人，不怕人诅咒断子绝孙！”
陶然亭的朋友
春节去香港探亲，归来后见到讣告，郭少衡先生去世了。我们陶然亭的“聊友”又少了一位，心中又一次说不出的惆怅。
少衡是名老生郭仲衡的儿子。郭仲衡先生是“春阳友会”名票，后来下海与程砚秋先生长期合作。少衡大概是继承了父亲的做法，一边上学一边学戏，中学毕了业戏也学成了。因为有仲衡先生的关系，所以他有机会向张连福、雷喜福、陈喜兴、陈彦衡、陈秀华诸名家讨过教，后来又正式拜杨宝森为师。
据朋友讲，少衡学艺是非常刻苦的，所以练就几手绝活。他唱《潞安州》最后自刎时。头上的甩发先竖直，然后朝四边均匀散开，俗话叫“万朵莲花”或“莲花盖脸”，似乎这手活在近几年来已无人会使(记得刘斌崑先生早年唱活捉，也有这个表演)。少衡在《临江驿》中的跑伞，也是一绝，先看圆场，雨伞突然像被风刮起，在空中连翻几个身，他在底下一个吊毛过去，恰好接在手里。
少衡一生对于充实自己的文化修养，从不放松。他从张大干学过画。他画工笔仕女、花鸟很有风采，我见他画过一幅荀慧生先生“红娘”的画像，不仅神似，而且把京剧化妆的色彩和手法运用到了绘画上，极有特色。他还爱好书法，隶书写得很有气势。他是名角，却从来不拿架子，忙的时候画布景、搬道具，什么都干，为人又谦和。50年代京剧一度上座不好，他主动提出降低自己的待遇，把一百分戏份降为十五份。所以曾不止一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出席过全国的“群英大会”。
我和少衡认识，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在陶然亭避难之时。当时一些被赶出正常生活的“牛鬼蛇神”们无处可呆，就到陶然亭来以打拳练气功为幌子，呼吸口较自由的空气。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些戴红袖标、唱样板戏的革命造反派们在显眼处晃着膀子横行；划人另册的专政对象们自然就远离他们，专找山背后树林深处活动，久而久之，常在一个地方练拳的人就聚成一伙，打完拳也坐在一起聊聊天。当然不谈政治，不说国事，专找废话和闲话说。我们这一伙人的核心就是前北京戏校的副校长、著名京剧音乐家沈玉斌先生，成员虽不固定，常来的即有钱富川、荀令文、侯玉增、唱八角鼓的曹宝禄、唱梅花调的尹福来。少衡也常来，他来时多半坐在一边，静听别人说话，换个笑，自己从不插嘴。有一年桂花开放时，沈玉斌先生用桂花熏了点鼻烟，分给我一包，我请大家品尝。我用烟壶往各人的手掌中倒，有人说：“这不能倒，应用烟铲来挑。”我说市面上早已买不到烟铲了。少衡在一边说：“我还保存着一个，送给你吧。”我想人家保存的东西，不便夺人之爱，连忙谢绝。可是第二天他仍把它带来了，是一柄象牙的极精致的烟铲，应是武壶中用的，如今成了我们友谊的一件纪念。我把它和几个名贵烟壶收藏在一起。很少舍得用。
为什么在陶然亭聚集这么多的文艺界尤其是戏曲界的朋友呢？这有点历史原因和地理原因。
大清国时代，戏院不准开在内城，倡优也不准在内城居住。而前门外西半部，是各省进京的要道。古时南方各省进京，有水旱两路，水路走通州，顺通惠河进东城，码头在什刹海一带；旱路则由长辛店、卢沟桥进来，进广安门。北京城内的街道是方方正正的，只有两个地方有斜街，一是什刹海旁的烟袋斜街，是水路来的客人们上岸后奔鼓楼走出来的；另一处就是前门外靠西这一片地方，什么樱桃斜街、王寡妇斜街等等，是走旱路的客人进了广安门后，为了尽快到达前门大栅栏一带的闹市，取捷径走出来的。这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这里既是必经之路，进城来的人走乏了，就要休息，于是客店应运而生；住店还要吃饭，于是饭馆就平地而起。外地进京之人，除去放生意、办公事还要应酬、消遣。倡优不准进城，这里又是做生意的好地方，何不在此发展呢？于是这里便成了北京的头一个“红灯区”，赛金花、小凤仙全是从这里出来的。有色尚需有声，当然也少不得听戏品曲的所在，所以戏院也就集中在这里。三庆、庆乐、中和、广德全在这一区内。要唱戏少不得立科班，斌庆社、富连城相继成立，也在这一片地方。人们登台于斯、教学于斯，住也就尽量在这一块地方安居。而且旧社会艺人地位低下，大家聚居一起，成一个社区，要比与其他人杂居舒服些，所以上至王瑶卿、梅兰芳、谭鑫培，下至打下串的，箱倌跟包，也住在这。这一带就成了戏曲艺人的大本营。
陶然亭的地址在先农坛西，虎坊桥南，距离艺人们的住区不远，地面开阔，有水有树，便于早上遛弯、喊嗓、练功。陶然亭再往西，是梨园界的墓地和“梨园先贤祠”。先贤祠正殿供着梨园界前辈灵牌，过年时这里有祭祀；艺人们有了纠纷，也常在这调解；平日有几个武功师父早晨在此设帐，教梨园行子弟练基本功。这近百年来就成了戏曲艺人天天遛早的地方。解放后陶然亭辟成了公园，环境变了，人们的习惯并没变，何况中国、北京两大戏校全都设在陶然亭隔壁，所以直到今天它还是戏曲界同人经常去的地方。
“陶然亭”这三个字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那个不像亭子的“亭”，一是指这一带地方。
“亭”建在靠城墙根的一个土岗上。这里原来有建筑，乃“文昌阁”。因为各省进京科考的秀才们也多住京城西南这一带，所以香火很盛；秀才们吃饱饭爱掉文袋，烧完香往四处看看，见城楼堞墙，绿苇红叶满有诗意，就给这土岗起名叫“锦秋墩”。康熙年间有位文人做了工部郎中，名叫江藻。大概工部郎中派工用料可以占公家便宜，全部报销，他就在这锦秋墩上、文昌阁旁盖起一圈廊宇，四面开窗。秋天在这地方喝酒谈诗很敞亮，便取自居易的“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的诗意，取名“陶然亭”。解放后这里开过茶座，还开过饭馆，卖陶然亭湖里打上来的活鱼。后来发现当年毛泽东、李大钊都在这地方进行过革命活动，便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然茶座和饭馆就搬家了。刚打倒“四人帮”时，作家协会创办《民族文学》杂志，编章部没地方办公，曾租了这地方的几间房作编章部，无奈文物保护单位不许生火，喝水吃饭都困难，冬天取暖也受限制，只好搬家。
陶然亭下是一片湖水，过去是有芦苇的。这地方本极荒凉，光绪甲午年间忽然传出水中出现了水怪，吼声如牛，有人说看见它半夜从水中跃出，头如磨盘，两眼光芒刺人，张着血盆大口，并声称专吃洋鬼子。一传十十传百，全北京的闲人与忙人就都赶来看，小贩们见是做生意的好时机，就在湖边摆起各种吃食摊、杂货摊、香烛摊。大清国京兆尹下令禁止观看，谁也不听，只好派兵到湖中抓水怪，说是兵从东边下水，水怪在西边吼叫；兵赶到西边，水怪又从东边冒头。皇太后见“剿”法无效，改为“抚”法。请二百名和尚道士来建法棚，作法事，诵经拜佛，焚表烧香，要和妖怪交朋友。没几天日本人在大东沟外打起仗来，整个北洋舰队泡汤了，才把这妖怪的事不了了之，而湖边也就形成个小市场。
湖北岸也有个土岗，上边也有几间房屋，但名称没有南边的雅，名叫“窑台”，是明朝烧砖瓦的地方。湖水中有几处高坡，原有树林，树林中有不少坟墓，石评梅高君宇合葬在此，有位以喝酒闻名的“醉郭”墓在此，赛金花墓在此。还有两个墓一叫“香冢”，一叫“鹦鹉冢”。“香冢”前有墓碑，碑文颇有文采，曰：“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日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竭，一缕烟痕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又诗云：“萧骚风雨可怜生，香梦迷离绿满汀。落尽夭桃又浓李，不堪重读瘗花铭。”而更有警世意味的倒是“鹦鹉冢”的铭文，那只鹦鹉很灵巧，会背诗，主人不在家时被猫咬死了。主人写给它的铭文说：“文兮祸所伏，慧兮祸所生，呜呼！作赋伤正平。”
四
说到陶然亭来的戏剧界朋友，多半是来喊嗓的，是指太平盛世。我到陶然亭后所认识的这几位朋友，却一个也不喊嗓。因为那时是“文化大革命”正在“彻底完成”之际，这几位朋友是被革出艺术界的，不敢再喊。我们只是默默地打拳，小声地闲聊。我们之外喊嗓的人是有的，多半二三十岁，身穿红卫兵的假军装，张口就是：“听罢奶奶说红灯……”再不就：“朔风吹，林涛吼，万千气象。”一听这个，我们就赶紧缩紧头，把脸扭向山坡。我们的“首领”沈玉斌先生，是北京戏校创始人，第一任副校长。有人就小声开玩笑说：“沈先生，别扭头啊，这是您的学生！”沈老往地上吐一口唾沫说：“别骂我了！您听听，满嘴牛黄马料，我有这种学生吗……”所以至今我一见到站在台上或电视屏幕前，厚着脸喷吐“牛黄马料”，并大言不惭介绍自己的“成功之路”者，总想起沈先生来。单就这句唱词看，本没什么不好，但一听这唱词就使人想起提倡它的那位“女王”和他们制造的地狱，就不由得毛骨悚然。这是符合巴甫洛夫条件反射论的。如果我们面前有个孩子，你每天叫他听贝多芬的《月光曲》，听一个乐句打他一鞭子，如此重复几百次，我相信你即使手中不拿鞭子，他听到这乐曲也会浑身发抖。你再骂他说“贝多芬的音乐是美的，你不会欣赏是愚蠢的表现”，他也还是厌恶那音乐的旋律，这是弹琴的人无法理解的。
在我们这一群朋友中，只有一个人唱样板戏而不遭到我们反感。此人姓励，人称励八爷，他是电话局职员，从北京有电话局那天起，他就是职员。他给荀慧生、马连良、谭富英都安过电话；他是戏迷，从小就住在黑窑厂，是赛金花的邻居，也是参与为她治丧的一个人。他和许多著名演员不仅认识，而且从孩子时就跟他们在陶然亭一块遛弯。他的记性又极好，凡朋友们唱的戏，他都会唱。因为他都给他们捧过场，不是会唱一段或一场。每场戏从锣鼓点到胡琴谱全会。不管哪个行当哪个流派，他全会。有的演员学“马派”，忘了一段词，就来找他，“八爷，《十老安刘》那一段怎么使腔？您给我捋捋！” “好！”他马上整出戏给你唱一遍。可他没上过台，他的嗓子不好。他惟一的消遣就是早上进陶然亭，一边遛弯一边唱。一出戏从开场唱起，围着公园遛一圈，恰好唱到闭幕。他边唱边白边做手势身段。别人看他笑他，他全不理，自得其乐。可“文化大革命”一来，坏了，他进了公园刚念一句引子“金井锁梧桐”，一群剧团的红卫兵把他围上了：“怎么着小子？你敢放毒？”吓得他不敢再唱。可是他不唱戏比生病还难受，几天下来，又黄又瘦。他说：“这怎么办？不让我唱我要憋死了！”朋友们只好劝他：“没法子，你就改唱样板戏吧！我们不怪你！”从此他就改唱样板戏。可红卫兵听见了还是要斗他，因为他唱的比哭还难听。
五
励八爷除去会的戏多，一天唱一出自娱，还有两大特点：收集戏报、小报，熟悉陶然亭的掌故。他大概从民国初年就收藏海报，每看一出戏，便把海报保存下来。要查哪一年北京的什么戏院演过什么戏，谁参加演出，你去找他，决不会叫你失望。这个爱好保持下来，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海报可收集了，他就收集各种油印、铅印的传单、小报。什么“打倒彭罗陆杨”啦，“击退二月逆流”啦，他全有。“文化大革命”过去后，文物部门发出启事要收买“文物”，他捧着这些去卖，人家看了一眼，说这算不上文物，不予收购，他心中十分委屈。我本有意把他这些东西买下来，认为这实在也应算难得的“文物”，又怕他碍于朋友交情不肯收费，迟迟未开口，后来听说他一怒抱到收废品处，当烂纸卖了。我后悔不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