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是在官僚地主的家庭里长大的，受到旧社会旧家庭各式各样的教育，接触了那么多的旧社会，旧家庭的人，因此我很有可能用封建地主眼光去看人看事。越想越觉得“造反派”有理，越想越觉得自己有罪。说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我承认。说我写《激流》是在为地主阶级树碑立传，我也承认；1970年我们在农村“三秋劳动”，我给揪到田头，同当地地主一起挨斗，我也低头认罪……我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别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举右手响应。这个举动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大好理解。但当时我并不是作假，我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我还有通过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决心。我甚至因为“造反派”不谅解我这番用心而感到苦恼，我暗自对自己说：“他们不相信你，不要紧，你必须经得住考验”，每次批斗之后，“造反派”照例要我写《思想汇报》……我总是承认批判的发言打中了我的要害，批斗真是为了挽救我，“造反派”是我的救星。
记得70年代初我在奉贤“五七干校”的时候，有一个参加监督组的造反派(也作过我的专家组或“打巴组”的头头)发表过一篇“看牛小记”，很得意地嘲笑“牛们”的丑态……我在病床上反复回想十年的非人生活，我不断责备自己，只有盲目崇拜才可以把人变成“牛”，主要责任还在我自己。
在那个时候我不曾登台批斗别人，只是因为我没有得到机会，徜使我能够上台亮相，我会看作莫大的幸运。我常常这样想，也常常这样说，万一在“早请示，晚汇报”搞得最起劲的时期，我得到了解放和重用，那么我也会做出不少蠢事，甚至不少坏事。当时大家都以“紧跟”为荣，我因为没有效忠的资格，参加运动不久就被勒令靠边站，才容易保持了个人的清白。
抚躬自问，像这样的心理活动，我又何尝没有过？在20几年的监督改造中，我想过。做过的丑事远比巴金先生多得多，但就没勇气把它亮在光天化日之下。
巴金先生怀着忏悔心情把剖析自己灵魂的结果公之于众，恰在这无情的自剖中闪耀出道德光芒。看了巴金先生的“随想录”，令人感到道德人格上的复苏，因为他在审视自己在这些运动中的表现时，看到了与自己当年确立的道德人格标准有了差距。脱离了他在20年代翻译克鲁泡特金的“论理学”时所信奉的正义、互助、自我牺牲等做人标准。他承认在历次运动中没有用这些准则去生活去做人，而是为了保全自己而去写检查，去讲假话，去批判人。这无疑是他道德人格上的一次升华。
他在世界笔会东京大会上演讲“文学生活50年”时讲到“文化大革命”，他说：“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
演讲完后，一位日本朋友赶上前来对他说：“你批评了自己，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人这样讲，别人都是把责任完全推给‘四人帮’。 ”巴金先生当时只是笑笑没说什么，事后巴金先生对我们说：“他的话是我没有料到的，使我头上直冒汗。我清夜深思，我只是轻轻地碰了一下自己的良心，离解剖自己，还差得很远，要继续向前，还得走漫长的路。”
朋友们对他如此严厉地自我解剖，自审自责，也有不同看法，有人为他担心，有人替他不平。有人说：“你的心是好的，可是你已经不行了，还是躺下来过个平静的晚年吧。”也有人说：“永远正确的人不是有吗？你怎么视而不见？听我劝不要写了，不要出什么集子，不要留下任何印在纸上的文字，那么你也就不会错了。”还有人更直率地说：“你还要接受审查？难道十年的牛棚生活不曾使你厌倦？”
但是巴金先生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更重要的是艺术的良心。” “我这样想：要是我不把这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说不定情况一变，我又会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地变成另一个人，这太可怕了！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抽打我的心……”
因此巴金坚定地说：“我还要续写《随想录》我是从解剖自己，批判自己做起的。我写作，也就是在挖掘，挖掘自己的灵魂。必须挖得更深，看得更加清楚。但是越往深挖就越痛，也越困难。写下去不是容易的事。不管怎样，我要努力写，努力挖，我相信我的努力不是白费的。”
巴金所以有这勇气与毅力，因为他60年前就立下过誓愿：“就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
今天，对巴金先生百年寿辰最好的纪念，是记住他的座右铭：尽可能多说真话；尽可能少做违心的事！
恭送孙犁师长
在香港报纸上，突然见到京津文人与孙犁遗体告别的照片，愕然良久。再次感到一个令人信仰、崇拜的文学时代，一个招人敬佩、追随的文化群体，从我们身边远去了。
我想读读悼念他的文章而排解我的哀思，但在香港看不到内地有关文章。我想写篇回忆文章表达后辈的怀念，但心中一片痛乱，集中不起思想来。只模糊地想到，孙犁在文学上独特的成就已得到无可置疑的公认。这是人们经过数十年审视、琢磨、体味而得出的结论。半世纪前似乎还不是这样。
孙犁许多名作如《荷花淀》等，都是抗战期间在延安报纸上发表的。我在新四军当小兵时很爱读书，有空就去随军新华书店里免费看书。刘白羽的《无敌三勇士》，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艾青的长诗都在那里见到的，但没见到孙犁的名字和他的《荷花淀》。也可能解放区处于被分割状态，书籍交流不易。但报纸上介绍延安等地出版的名作也没太提孙犁这个名字。
建国后进北京，我住霞公府，出门拐弯就是新华书店，这里经常宣传、推出热点名作，如荣获“斯大林文学奖”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如《李家庄的变迁》、《种谷记》、《王贵与李香香》、《新儿女英雄传》、《高乾大》、《火光在前》、《漳河水》……也许是由于我的粗心，仍然没在显眼位置见到过孙犁的著作。也许在那时孙犁的著作没被视为热门作品。
我读的第一本孙犁著作《采蒲台》是在疑有统战色彩的“三联书店”买到的。读完之后颇感意外：写的也是抗日军民的艰苦斗争，画的也是根据地的革命图像，却不像喝胡辣汤那样热血沸腾，慷慨激动，而是像嚼青果般淡醇爽口，清心明目，余味无穷。原来歌颂抗战，可以有不同的节奏和音色，同样描绘人民，可以有不同的构图和色调。原来文学是允许有个性的。可以在同一革命目标、人生理念之下，各有自己的心灵感受，语言风格，审美视角，从而写出不同的作品。桃花红梨花白，各按各的意思开，这才叫百花齐放！莺啼鸟叫，各有所好，这才算百家争鸣。
闲聊中发表了对孙犁的读后感，很快得到一位朋友的善意提醒：“青年同志还是多读点正面反映革命斗争、塑造英雄形象的作品好。”我说：“孙犁写的也是根据地生活呀。”他说：“你没发现对他的作品宣传不那么热吗？”我说：“为什么？”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但直觉上感到孙犁作品是知识分子味儿的，是用知识分子语言写知识分子眼睛看到的抗战生活，弄不好就有小资气。我说：“我觉得他的作品读起来蛮有味的嘛。”他说：“所以我劝你还是多读点正面写斗争的。有的人还为写作中改不掉小资味苦恼呢，你何必赶着去学？”
我并没想到在作品风格、气质上去模仿或学习孙犁同志。此属天性，是学也学不来的。但在文字使用上力求严谨、简练、干净、准确，我确暗以孙犁同志为师。
朋友对我的劝告，当时没起作用。因为没过几年，反右运动一来，我被认为思想上已达到“资产阶级右派”水平，“小资情调”根本不值一提了。所以，我在劳动改造时，箱中仍藏着那本《采蒲台》，有机会就拿出来翻翻。一直翻到“文化大革命”，翻到“四人帮”倒台，翻到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翻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社会上、文坛上一致肯定孙犁，连攻击过、反对过、批判过、嘲讽过孙犁及其作品的人都改口称赞时，我才悟到孙犁坚持按自己的人生观作人，按自己的文学观作文，要有多大勇气，要有多高涵养。只要合上书闭眼想一下：以孙犁同志的文字功底，生活素材，要写两部被炒红、作者又出风头的作品并不困难，可是他没写。以他老三八式的革命资历，鲁艺教员的资格，建国后混一官半职也是合情合理，可他没进官场。不当红星，不入仕途也罢了，晚年以其文学成就，革命资历，社会名望，做名副其实的文坛名流，在某些社会活动中亮相该是顺理成章的吧，他却婉拒谢绝，退避三舍，静悄悄地躲在他芸斋窗下写他的随笔短论。我没见他写过鼓吹淡泊名利，淡泊人生的文章。但他事实上画出了一幅忠实于自己人生观、文学观的当代革命士人的标准像。细看这幅像才发现，一个不吹不擂，不争不喊，静心为文，默默奉献的人，要比另一类人勇敢，坚强，有毅力，还要比他们更有本事。
孙犁同志对年轻学子的关心与爱护，韩映山、刘绍棠等文友的文章和谈话中有更丰富而亲切的描述，我没有多少话讲。我感激孙犁师长关心过我的作品，并写文章鼓励的往事。也曾暗地以他的文章为范本，在写作语言上作过点磨炼。但从不敢承认有做他学生的资格。我只能承认自己是他们那个文学时代的受益者和追随者。那是个将传统中国文人品质与现代革命精神结合的时代。他们本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精神，以笔代枪走上抗日战场；他们怀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心情，为新中国建国或歌唱或呼喊；他们把写作视为革命手段，但并不压制自己的文学个性。他们自觉改造世界观人生观，恰恰因此而对真、善、美有更真诚的热爱。他们有得意的时候，越是得意之时越看到自己的不足处，从不得意忘形。他们有很多被曲解受委屈的时候。越是这种时候他们越顾大局、识大体，坚信“退一步海阔天空”。
中国好文人很多，好人类型也不止一种。孙犁师长只是其中一类，是这一类的典型。我敬爱这一类型，敬爱孙犁师长。为他的离去深深哀痛。像这样的文人太少了。
长存人间光未然
去年我写了段“会余杂谈”，说老作家们来开第六次作家代表大会多带有“告别”心态。文章刚发表，就传来张光年先生谢世的消息。作家协会召开“光年同志追思会”，我回忆起一些往事。
我12岁参加抗日军队，学会两首军歌，一首是“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长坂坡前逞英雄”，另一首就是“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老兵唱一句我学一句，既不知歌名叫啥更不知作者为谁。过了两年，新四军文工团需要演小孩的演员，见我能说国语脸皮也厚，调我进了文工团，这才知道“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是北洋军阀时代的军歌，早已过时不唱了。而“风在吼，马在叫”则是革命歌曲经典节目《黄河大合唱》中的一段，日本投降后，为接待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三人领导的“和平执行小组”，我们又重新排演了《黄河大合唱》，“光未然”三字深深印进我的心中，并奇怪地想：写出这么震撼人心的作品还叫“光未燃(然)”，怎样才算“燃”？
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参加“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去大凉山，在西昌小市上收集到一只彝族特有的工艺品——鹰爪杯。用鹰的腿、爪和腹皮做成高脚杯，以生漆刷成红、黄、黑三色。彝族朋友说这杯很贵重，我无意间得了件珍宝。北京同来的人中有一位音乐家杜矢甲，曾在延安鲁艺任教员，我唱过他写的歌“什么花开放朝太阳？”此人资格老却没有架子，跟我相处很好。我买回鹰爪杯时他看了一下，没说什么。访问团工作结束，回到北京，他对我说：“把鹰爪杯原价卖给我吧。你拿它没用，我却十分需要。”我说：“这是可遇不可求的文物，我很喜欢。你有什么特殊需要？”他说：“我要去看个人，想找件有民族特色东西送他作纪念，一直没找到。只能求你割爱。”我问：“你要去看谁，如此令你敬重？”他严肃地说：“光未然！”
没想到对我无限遥远的一颗明星，被他一句话就拉近到了身边。我二话没说，把鹰爪杯交给了他，并拒绝他回报任何东西。他只好说：“那就算咱俩人送的好了。”
此事过去也就忘了。过了两年，工作变化调整住房，我搬到了北京铁狮子胡同三号。这里是周边四合院围着中间一栋洋房。洋房中住的有曹禺、沙可夫；南北平房中也住有欧阳予倩和贺敬之。洋房大屋夹缝中的简陋小屋，就住着几个文艺圈的无名小辈。初来乍到，另外几处房住的是谁就不大清楚。有天晚饭后，隔壁一个小伙伴来问我：“你会不会打扑克？黄叶绿同志找人打扑克，缺一个人。”我说：“黄叶绿是谁？”他说：“见面就认识了，你在院里见过。”我就随他去了院子东北角的堂屋，一见黄叶绿果然面熟。在参观她家书房时，我忽然发现那只鹰爪杯就摆在柜子上！我问道：“这杯您是从哪里得到的？”她说：“是杜矢甲送给光年的。”领我来的小伙伴这时才说：“你还不知道叶绿是张光年同志的爱人呀？那你总该知道张光年就是光未然吧！”
张光年就是光未然！我刚才还真没转过这个弯来。经此一提，才明白我正坐在他家里。
玩了几圈牌，光年回来了，才知道我天天都在院中碰面，穿一身粗呢中山装，戴顶干部帽，走路子稳，说话很慢，40来岁的这位中年人就是张光年，也就是我景仰多年的光未然。
借了鹰爪杯的缘分，从此开始与光年半个多世纪的联系。奇怪的是，几十年来我始终未能把跟前的张光年和心中的光未然合成一体。一位是热情，敏捷，是易于亲近的浪漫诗人；一位是作风严谨，深沉，有政治修养的文化官员。对前者崇敬，亲切，感情上有呼应；对后者尊重，信服，却隐隐有一点间距。
1957年，我被划为“右派分子”，断绝了与多数朋友的往来，当然也不和光年接触。“文化大革命”中，作家协会已被红卫兵冲垮砸烂，其领导成员都被定为黑帮黑笔杆子。我在外地劳动，听说老师张天翼也被打成了反革命。我放心不下，回到北京后冒着危险，混在看大字报的“革命群众”中挤进作协大楼探听消息。一进门就碰到几个红卫兵手执皮带，监督几个带着白色袖标的老年人在劳动。最前边张光年和张天翼抬着张大办公桌正往门外走。我脱口“啊”了一声。他两人一看是我，忙用眼睛示意叫我不要跟他们打招呼。然后，又故意装作没看见我。疾走出大门。我与他俩擦身而过，只好叹口气去看贴满墙的大字报。其中有好多就是“揭发深挖反革命黑帮头目张光年”的“反党罪行”。从这里知道张光年曾为文艺界一些人和事说过公道话，甚至为某些人物和事件去奔走求助。看过大字报也就会想到：在作家协会主持日常工作并兼文艺报的主编，天天处理具体的、麻烦的、并牵扯到一些人切身利益的事务，能不得罪人吗？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十件事中处理错一件只占他工作量的十分之一，而对当事人而言其伤害就是百分之百，并由此结下仇怨。更何况有的事虽由他出面处理，实际上是他在遵守“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看来红卫兵“揭发罪行”也起到点好作用，就是使人增加了对官场人员的了解与同情。
“四人帮”垮台，邓小平领导拨乱反正，文坛再现生机。一批1957年被打下文坛的作家又成了出土文物，成为“重放的鲜花”，张光年是起了不小作用的。分久必合，我又被调到光年麾下工作。经过几十年磨难，间距似乎消失了。他以前和小辈之间只谈工作，我们在他家打牌。他也从不参与。这次重聚，他有时竟谈起私房话来。有一天我搭他的车从作协回家，在车上闲谈时，从我的《烟壶》谈起，他说他以前对逛小摊，收古董也很有瘾头，50年代常到琉璃厂去以“捡漏”陶冶性情。不然杜矢甲也不会把鹰爪杯从我手中要来送给他了。我问他那只鹰爪杯还保存着吗？他笑道：“这真是缘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抄家，把所有书画、文物，不管真的假的，一律没收抄走。搬不走就当场砸烂烧毁。只留下两件东西没有动。一件是个古瓷画缸。当时我故意用它装了水，他们以为是小水缸，留下了。其实这倒是很有价值的一件。再一件就是那个鹰爪杯，当时扔在墙角里，满都是土，他们用手摸摸说是‘牛皮做的！’就扔了，结果保留了下来。等一会儿到我家下车看看再走吧，也算纪念。”
30年前我是他铁狮子胡同那个家的常客，30年来他忽而被重用，忽而被打倒，一会儿住北京干部宿舍，一会儿发配到外省干校去劳动改造。今天他家不知变成了什么样？哪知我到他新家一看，竟然还是那副简朴的格局。书画摆设反比当年还少了。因为被红卫兵抄走后没退回来。惟一比当年多出的一件“现代化”产品是台黑白电视机。
不久，应日本友人之邀，光年当团长，带作家代表访问日本。我当时正负责作协对外联络工作，和他商量出访日程时，便对他说：“您那个黑白电视机太落后了。这回带个彩色的回来吧。那边彩电质量好，价钱低，不像咱们要购物票，咱们出国人员都有一个指标。”
他却苦笑着低声对我说：“人家票是不要，可钱还是要的哟。我哪有这么多外汇买彩电呀！”
他见我似乎不信，便解释说：“我写作旺盛期，正在抗战，没有稿费可拿，现在有稿费拿。我没时间写作了。就靠这点工资生活，哪里有钱买彩电？”
我听了真的很震动。一位国内外知名的诗人，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人，唱了半个多世纪唱遍国内外，今后还要继续唱下去《黄河大合唱》的作者，竟然连买个彩色电视机的财力都没有。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90年代，光年才算完全从繁琐的行政事务中撤到二线，操劳奔波半个多世纪，得到安心写作机会，已年过80.因此，在一年前连续接到光年托人送来他签名的新作《语体翻译本》和厚厚两册《日记选编入令我钦佩不已。连夜给他写了封感谢信连同我的两本著作叫作协转交给他。相识半个多世纪这是我第一次写信给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