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英就在和我们的答话中，洗了菜，和了面，拌了馅，并且动手包饺子，我们要大家动手，她说用不着，这几个人吃饭不够她忙的。老徐在巴黎住了10年，一度在华人社区以“风流才子’’闻名，黄发白肤的女朋友交了一个又一个，最后打定主意：要成家还是得找中国姑娘。中国一般的地方还不行，必须是他的故乡山东人。1978年，在他离开大陆30年之后，他第一次返乡去探亲。据他自己说，他是少小离家，思乡心切回去的，并不是为了找对象才回乡。我无意评价他这句话的诚实程度。总之他刚到山东省城；还没有回到老家，他们县里已经有人知道他有意“找个媳妇带出洋去成家”，并且替他认真筹划了。
那时候中国的社会风气和今天还不同。今天有亲戚在海外定居，和有亲戚在要害岗位当官一样，成了是值得自己炫耀他人羡慕之事，而十年前若谁家有亲戚作了“外国人”，那可跟有亲戚在蹲监狱差不多，是个令人侧目自己、也怕提起的事，好人家的女儿谁会嫁给个假洋鬼子呢？
农民自有农民的心计，他们一下就把视线对准了兰英。
兰英人好，心好，模样俊，能干活，可是命运不好，她爷爷的爹是“地主”，尽管她生下来时整个中国大陆已没有一个地主了，可“四人帮”！仍要她为祖宗的剥削行径负责。把她从青年农民的队伍里区别出来，列入黑五类子女中去，让她在众人的歧视、蔑视、敌视下生活。村民背地里同情她，尽量不难为她，但谁也不会拿屎盆往自己头上扣，去和她家攀亲戚。所以尽管已经过了当地姑娘们习惯的结婚年龄，她连个对象还没有。老徐的到来，人们认为这是天赐良缘！一个地主子女，有人要就不错，还会嫌人家住在外国吗？对于老徐方面呢，大家想在外国地主资本家既还没打倒，兰英的出身不会引起老徐的顾忌。
果然，老徐回到村中，人们一提，对方就表示愿意见面一次。见面谈了一上午，两边就都笑嘻嘻心满意足地把婚约定下来了。并且讲好，老徐回到巴黎就给兰英办移民手续，护照签证一到手，立刻来接她，他的工作忙，可能本人来不了，请个朋友来代他接，只要有徐的亲笔信，兰英就跟着去。
几个月后兰英果然就到了巴黎。我问兰英：“就见了一面，你怎么就敢答应老徐？你怎么知道他不会骗你？”
兰英说：“这人一看就是实在人，出去几十年，还不忘乡下老家；他不嫌弃我我还嫌他什么？”我说：“你以前出过远门吗？”兰英说：“连俺们县城我都没到过，没坐过汽车。”“那你怎么敢上巴黎这么远地方来。”兰英说：“嫁鸡随鸡哩，不管多远，他在哪里哪里不就是我的家吗？”我说：“你也没问问巴黎是什么一样？”这时老徐在一边插嘴说：“她问了！巴黎远还是新疆远？坐飞机头晕不？”
我笑说：“她没问问巴黎的生活能不能适应？”
兰英说：“不问那个，再困难也不会比我在村里的处境更困难，再辛苦也不会比我在山东种地更辛苦，我没有受不了的罪。有个贴心人有自己的家，我别的啥也不怕！”
兰英到巴黎后头一个困难当然是语言关。老徐想，她连小学也没上过，中国字还不认识几个，这法文她能学会吗？出乎意外，她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成了巴黎华人社区中法语冠军了。她说她就是用两手抡镐头开山种地的劲头来学法语的。现在她给家里写信要用法文写，写好请老徐帮她译成中文；看香港来的电影，有法语对白她能全看懂，中文字幕就一窍、不通了。她用开荒种地的精神去学开车，结果车也开得很好，学会法语和开车两项本领，她的生活就完全打开局面了。她本来在农村就学会多种手艺。她自己做豆腐、腌咸菜，给丈夫和孩子缝衣、理发。有余暇还为一个服装店做手工绣花。她绣的花很受欢迎，收入不比她丈夫少。如今丈夫一提到她，就说：“自从有了我们兰英。我生活比以前好了，而且还有了储蓄了！她比我强！”
九
过了三天，李导演率队来到了巴黎。
这一队共6人。导演夫妇、李小姐、夏副导演、我内子。还有同路来度假的李导演的外孙女。李太太不辞辛苦为我们操办伙食，李小姐扮演片中女主角柳娘。加上我和岳华，全部工作人员只有6人。这和国内我见过的外景队那副浩浩荡荡大车小车排成队阵势相比实在小而又小。到西方拍片可以就地雇临时工，租车租机，自然是方便和节省。但也和香港影界的精打细算做法有关。我发现李翰祥先生有个特点：个人生活讲舒适，交朋友一掷千金；但在制片成本上精打细算。自己私房钱放手花，公用投资分厘必争，这是个好作风。
我们从休假的巴黎人手中租了辆小面包车，岳华当兼职司机，把全队人拉到我们住的旅馆吃早饭，岳华报告了准备工作的情况。随后就拉着全体人员和行李去找旅馆，我们住的这家不便工作。又看了几家也不满意，最后选定的仍是朋斯先生最早看好的那家旅馆，地处塞纳河边、铁塔近旁。这是个公寓式的旅馆，有厨房可用，李导演几年前曾和李太太在此住过。房间分好后，进得屋中李太太四处一看，大声叫道；“真有这种事厂用手指着墙上一颗钉子说：“这还是我住过的那间屋子。这钉子是我钉来挂书的！有此为证！”
趁安排行李之际，我辨认了一下方位，这旅馆应是在巴黎的西北方向，东边是日光大厦，西边是铁塔、拿破仑墓地，南临塞纳河，最近的一条桥就是有自由女神塑像的那条。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我所讲的“东西南北”全由我的直觉而定，就是我假定面前的塞纳河在南面，以左右为东西。本来我有一幅巴黎地图，按图述文是不会错的。正动笔时徐教授忽然到了北京。我想精益求精一下，以便说得头头是道。让读者觉得我熟悉巴黎，作文严紧。就把图交给徐教授，请他翻译一下街道名，定一下方位。徐教授痛快地答应了，把图拿去就从此回了巴黎。连地图也随他回了老家。这下就使我露了馅。
吃过中饭，我们就去看外景，头一站是“红磨坊”。我看过“红磨坊”的照片，与照片相比，实地要差得多。那个“风磨”实在简陋，完全是块布景片。街道气氛，有点像纽约的四十二街。比四十二街窄些，也拥挤些。由此我们又转往香榭丽榭。8月份的巴黎，80％的人大概都集中在这两条街上。不过巴黎当地人很少，从服饰、语言、肤色分辨，多是外国游客，8月份巴黎人游出去，腾出巴黎让外国人来游。大家都是这么游来游去。世界热闹起来，交通业买卖兴隆通四海，蛮不错。
十
第二天开镜，拍了“八旗子弟”的第一个镜头：“邓友梅和李翰祥、岳华三人在香榭丽榭闲逛，走进咖啡厅，坐在桌前闲聊。背后是一面玻璃墙。墙外远处是凯旋门，近处是丽都艳舞厅。满街的车，满街的人，满街的时装和欢声笑语。”朋斯先生把个摄影机放在我们对面桌上，开机拍摄，咖啡店的侍应生先有点莫名其妙，闹不清这几个黄种人搞什么名堂，随后就大感兴趣。等他明白过来这是用他的地方进行工作应当收费和制止时片已拍完，李导演说声“麦西”告别走了。当晚看样片，发现自然的街景，生动的群众演员使画面十分精彩。导演先生还佩服李翰祥的妙招。我为这个片的投资人感到高兴。
片的主要投资人谢老板，果然在第三天从美国也赶到巴黎来了。
谢老板来的前一天，拍片之余我们去逛了一下巴黎的跳蚤市场。这里有几家古董店中陈列着中国鼻烟壶。李导演是“大内行”，至少他自己认为自己是“大内行”。我是“二内行”，也是自封的。“大内行”在一家店看中两个烟壶。正在讨价还价之时，肥仔和岳华跑来告诉我说他们发现另一家有个烟壶很不错，有位临时帮助打灯光的华人小伙子说：“你要灵快去，不然李导演看见会抢去。”我去看看，是个料壶，内画“风雨归舟”和残荷，有三条小纹。要价200法郎。我细看一下，题款是“乐元周氏”。我想法国人不懂中国事，周乐元岂是二百法郎能卖的？故意还他一百法郎，他痛痛快快卖了。当晚回来我们各自把所得珍品拿出传阅。只见翰祥买的一个是仿任伯年“苏武牧羊”图，画得颇精。题款是“一壶斋”。我告诉他“一壶斋”是王习三的画室名，他大为高兴。后来细看，有“子艺”二字。刘子艺是习三的登门弟子，也算名家。这个花了两千法郎，价钱公道。另一个是彩瓷的，虽不错，不算精。至于我那个，“大内行”说像是真的，但就是假的也值，“一百法郎算什么呢？我们都很高兴。我回国后见到习三，拿壶给他看，他瞅了一眼，毫不迟疑地说：“假的！”并说：“中国写烟壶的作家，跑法国去买件假古董，传出去未免丢面子，你还是收起来吧。”从此我就把它人了库。
“大内行”的烟壶却有了出息。谢老板到了巴黎，我们一起去塞纳河。在船上，翰祥忽然要请他当特约演员，把那只好而不精的烟壶塞在他手里，叫他一边观看两岸风景一边闻鼻烟。开麦拉就对他拍个不停。银行家办事大概是挺认真的。又是头一次当明星，尽管不断打喷嚏，还是按导演要求把整个鼻子都抹黄了。片拍完后，翰祥说：“你投资拍这片，又上了镜，应该留下这烟壶作纪念，我可以忍痛把它让给你，上边贴价钱，我一个法郎瘟不多收你的！”谢老板很高兴，从此那烟壶就归了他。
“大内行”此后又买了几件东西，都是极真极好的。只有一件东西又和我发生点争论。那是件孔雀蓝小罐，他说是元朝的，我有点怀疑。他举出各种理由证明确是元瓷，我也就不再坚持。过了两天，有位古董行的朋友来访，他叫那位朋友鉴定这是什么朝代的？那朋友不说年代，只说这是波斯瓷器，李大导演虽不服气，离开巴黎时他却把这珍贵的元瓷送给徐教授作纪念了，徐拿回家给兰英看。兰英说：“这么好看的罐子用来放盐太可惜，放别的又不适用，搁在桌上当摆设吧！”不过我认为翰祥眼光不会错，那东西可能还是元朝的，谁敢说元朝时波斯不会烧瓷器呢？何况这罐子是交了几千法郎买来的？后来听说翰祥在澳门开了间古玩店，名叫“古月轩”。我向他祝贺，并问他：“是你自己鉴定货品吗？”他说不是。另外请了专家主持店务，而他一位女儿在大学学的也是有关文物的课程，这当然就十分保险可靠了。虽然如此，我仍认他为“大内行”。
十一
在巴黎拍摄的重点是两个地方，一个是罗浮宫前边的古玩商场，一个是艾菲尔铁塔。罗浮宫前的古玩商场是个几层楼的大市场，布满了一个卖中西古董的小店。三楼上有一家店专卖中国古玩，收有石烟壶。老板先生40多岁，颇有风趣。我们稍一洽商，他立即同意利用他的店供我们拍片，并且现身说法演这个店的经理。剧情是我逛到这儿买古董，碰上李导演和岳华。他们和经理在讨价还价，评论烟壶的好坏，我插上一句话，几个人就认识了。问起我来巴黎的原因，我说来观赏巴黎珍藏在铁塔上的一只烟壶。这烟壶是李鸿章访法时送给法国朋友的。小说里当然没这一段。这是李导演的再创造，纯系杜撰，倒也有趣。那位法国古董商很会演戏，他说他的法国话，我们说我们的中国话，但配合默契、严丝合缝。将来放映时一定会造成个效果，认为我们三个人都会说法语，或是那位老板懂中文。这是有准备的，倒还好说。还有？段是我进入另一个店，老板是法国老太太，事先我们没告诉她摄影师朋斯先生躲在门外。我先要老太太用法文问我话，我拿中文回答她。老太太毫无准备听得莫名其妙！冲我笑嘻嘻地又说了一长串法文。我照样回她一大篇中国话。老太太哭笑不得，作了个怪脸，朋斯先生把这一切拍下来。晚上看样片，竟像我们两人谈得很热烈。我希望这一段不要剪去。但不要用原录音。因为我跟老太太说的是全不相干的话。而且一高兴还说了几句日文。我以为老太太是外国人，日文也是外国话，或许她能懂一点。可惜从表情上看她听日文和听中文完全一样，都是一副苦恼的笑容。
上艾菲尔铁塔拍片遇到了点麻烦。不仅要先向文化部登记，而且要收不少的费用。幸亏在法国外交部和文化部我各有几个朋友，他们听说要排我的小说，而且有宣传了中法文化交流的段落，大力帮忙，广开绿灯。隔了一天就发下许可证来。不仅不收拍摄费，连登电梯的票钱也免了。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中国这项总结十分可贵，这次巴黎拍片，若没有巴黎朋友们的热心帮忙，决不会如此顺利。拍戏需用几只好烟壶，徐教授就借来一位收藏家的珍品。提着箱子陪我们东奔西跑。需用杂物、食品，要人领路作翻译，肥仔义不容辞。肥仔自己对拍片没兴趣，开车把我们送到，他就找个地方去“吃点什么！”我的事少，他就总拉我去，他总能找到咖啡店和小吃摊档。并且总有胃口“吃一点！”买东西还价他也最内行。似乎巴黎摆摊的阿拉伯商人全是他的朋友。我们还请了一位女摄像师和灯光助手，全是华裔，热情干练得很，这位女摄像师住在风化区，我们要去见见世面她愿作向导。我问她为什么要住在那里？她说：“单身女人住在这种地方最安全，到这里来的人是花钱的，不会发生暴力侮辱事件！”
十二
巴黎期间，最轻闲的是谢老板和我们夫妇，所以我们就有机会多观光。拍片地点就在罗浮宫外，我几次去罗浮看它珍藏的艺术品，看到维纳斯、蒙娜丽莎的原作，实在是这次到巴黎最重大的收获。这两件作品我都见过照片和复制品。“蒙娜丽莎”的照片，多半印制较好，大体上能传达原作的形象。而维纳斯的复制品实在太多，太劣了。见到原物才知道她是那么美，而又被复制品、仿制品糟踏得那么厉害，我想应该有个法律，禁止维纳斯以及一切名雕像的粗劣复制品出售。蓬皮杜中心水池中那一组现代派雕塑也极精彩，那本是容易仿制得像的，不知为什么反倒没有人仿制它，大概是没有维纳斯的欣赏者多吧。人怕出名猪怕壮，这话对雕塑也实用。
在凡尔赛和罗浮，都看到有关拿破仑的油画。这使我联想很多，我在民主德国时去魏玛参观歌德的故居，无意中在公园里见到拿破仑的一辆马车。他乘它从莫斯科逃跑回来，走到魏玛马车出了毛病，仓促间把马车扔下，骑上马逃回法国去了。这车便被当地人保存下来；二次大战德国受到炮火的冲刷极烈，这马车竟安全无恙，后来我到莫斯科时，又特意去看了当年拿破仑停留过的房屋。现在看这些画，真有说不出的感慨，拿破仑一生，大起大落，轰轰烈烈，几乎到了一跺脚地球乱颤的地步。到头来不过为后人添几处旅遊地点留几句消闲谈资。人生真如白驹过隙，倒还是尽自己所能，为人类进步种一株草，植一棵树。砌一块砖，加一片瓦。对人民对社会问心无愧，也就死而无怨。我钦敬托尔斯泰老先生。他创作的拿破仑比拿破仑本人更有生命力。
在巴黎我更感兴趣的是观察它的世俗民风。我觉得在法国的人比美国人生活得安逸，比日本人闲适，比德国人轻松，比香港人从容，明显地感到欧洲传统文化素质。青年人虽也像美国和西德等处一样穿着随便，行为爽朗，但老年人则多半衣冠严正行为规矩。他们看艳舞时一定穿西装、打领带，女士则着夜礼服。“丽都”的艳舞表演也并非像人们想的那么色情。场面壮观，编排用力，演出时台上认真，台下严肃，很少有引起人邪恶念头的成分，倒还是“美的展示”与“美的欣赏”成分居多。中国人不欣赏、不习惯、不提倡、不准许全可以，但不必用我们的尺度去量别人的鞋子。
巴黎当然也有真正的色情行业。并有它自己的特色。有次夜出晚归，车子从“山东街”开过，看到几位神女，身着黑皮夹克，左手执皮鞭，右手拿镣铐，一副凶神夜叉模样。据说巴黎正时兴性虐待式的做派，在巴黎轻薄少年中这扮相最有魅力。这很好，因为中国人看了多半会吓得落荒而逃，马上联想到法西斯集中营的严刑拷打，决不会被勾引落水的。有儿子在巴黎的父母大可以放心一些。
巴黎的工作结束，我们转赴伦敦，内子因为到了巴黎才办英国签证。虽然法、英两国的朋友尽力帮忙，但时间太紧，这时尚未办下来，只好再次把她一人留下。徐教授和肥仔就负起了照顾之责。弄了几天，签证仍未下来，我太太决定不去伦敦，直接去香港。但心中怒气不平，临行前跑到英领馆去发脾气。谁知她把气话刚说完，负责签证的英国朋友就说：“太太，签证下来了，我们正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你呢！”马上她就转怒为笑。又把回香港的机票换成去伦敦的机票。这一切全是在徐教授和肥仔协助下办的。包括她发脾气的话也由肥仔作了高质量的翻译，至今说起来，他对老徐、兰英和肥仔还满心感谢。惟一有点美中不足之处，是肥仔送她去机场的路上，开着车又打起瞌睡来，车子像舞龙灯一样在高速公路上左右扭动着飞跑，吓得她两腿发软，下车后几乎没力气上飞机。
从欧洲到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