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巴尔登纳湖来到威拉山庄公园。门卫一句话没问，就为我打开了红白色的栅栏。我驱车行进在古老的树木里，直奔威拉山庄的公园部分，经过威拉山庄，往右拐。
只有一个小路牌，但很得体，指向“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冯·伯伦和哈尔巴赫基金会”。这个名字尽管很正确，但字太多了，所以当地人就将贝托尔特·拜茨的官邸简称“原客房”。
这个房子是原来与威拉山庄同时建造的，建筑色调和谐，它位于威拉山庄公园里，紧临森林。就如威拉山庄一样，其入口有房顶，并有柱子装饰，有台阶通向大门口。从台阶上往前看，越过一片宽阔的、修整得很好的草地，就能看到威拉山庄。那座富丽堂皇的大房子就在那里了。这是一个晴朗的3月的一天，初升的太阳将它的沙石墙照耀得金碧辉煌。一层薄薄的雾在湿润的草地上升起来，使这座房子的轮廓模糊起来。什么声音都听不见，甚至连一声鸟鸣都没有，只有那座房子座落在那里，非常安静、孤寂、空旷。我转过身来，鼓足勇气走进了客房。
一位彬彬有礼的先生带我走进会客室，我好奇地环顾四周。我笑了，因为所有这一切我都太熟悉了：这间稍长的房间看上去就象直接从威拉山庄延伸出来的。当然房间里有一个现代化的大型家庭吧台。但家具和画都很古老。它们看上去象是在威拉山庄里摆放过。我走向一个高而窄窄的窗子，将窗户推到一边，又一次欣赏起美丽的风景来。那边的门已经开了，贝托尔特·拜茨走了进来。
他身材修长，很强壮，精神瞿铄，与以往一样，穿着一身精心挑选的衣服。他迈着轻快的步伐向我走来。陪同他的保罗·米卡特教授向我微笑。贝托尔特·拜茨看到了我，就在这一瞬间，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许多人都害怕他。我知道，他不欢迎我。半年多以来，他坚决阻止我写这本书的讣划。现在他终于说服了自己，同意与我进行会谈，但他很不情愿做这件事，不是因为他想，而是因为他只希望隐瞒那些严重的事情。所有这一切都很清楚地藏在他的眼睛里，好象他已经说出来了。气氛凝固了，我们还没有将气氛活跃起来，有人请我们去吃饭了。我想，我一生中永远都不会像那天那样，看见盘子里绿汁旁边放着一小块粉红色蛙鱼，而不会噎着。
拜茨糊涂了。他现在与一位女士坐在一起，她不仅是克虏伯家族成员，因而必须先将她列入敌人行列，不仅如此，她还想不顾他明确的反对写一写他。他不知道他应该对此持什么态度。“您到底想从我这里得到些什么？”这个问题他问了多次。直到我们谈了一小时后，我回答了这个问题以后，我们才能够正式开始我们的谈话。
然后，他就慢慢地回答问题，给我讲述。我有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来真实地深切地感受贝贝。这是引人人胜的几个小时。
我看不出他已经75岁高龄了。我发现，在我很少看见他的那几年里，他外表上发生了许多变化。50年代、60年代，从他身上散发出光芒四射的，男孩子似的，新鲜的，非常规的，反传统的东西。而现在，传统和常规赶上了他。而且还有对人极度的不信任，这本来是在阿尔弗里德生前所独有的性格。那个胖乎乎的年轻人，那个1953年来到这里要征服鲁尔区、改善世界的人，那个喜欢朗声大笑、喜欢社交的人，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了。尽管他还喜欢大笑，但他总是很小心。他争取别人的信任，但他自己谁都不信任，他仍然容光焕发，但在光芒的背后隐藏着对人很失望的痕迹。他已变成一位绅士，也许甚至变成了一个克虏伯？单从外表上看，许多现象都证明，他确实变成了克虏伯。原来令人震惊的漫不经心已经荡然无存，取代它的是无可指责的优雅举止、令人钦佩的风度和迷人的风采。纯外表上看他肯定就是一个克虏伯。
我们谈话时，我感觉他们似乎就站在我的身后：我的祖先，那些男人们，是他们把克虏伯建设成一个康采恩，一个阿尔弗里德可以交给拜茨的康采恩。他们曾经是家族的族长，直到再也没有一个姓克虏伯的家族为止。我认识他们所有的人。我认识他们的伟大之处，但我更了解他们的弱点、他们的错误和失败。当曾祖父阿尔弗雷德充满怀疑地看着他的儿子弗里茨的时候，在他眼里，弗里茨根本不是最合适的公司继承人人选，他可能会说：“不管怎样，他是一个克虏伯”。当那些老克虏伯人越来越觉着，克虏伯家族的最后一个人阿恩特既不喜欢也不适合扮演他公司继承人的角色的时候，他们又说，“无论如何，他是一个克虏伯。”除了有克虏伯越来越稀的血液，什么是一个克虏伯呢？
我以为，首先是内心的观念，一种意识，不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而是要服从于企业的利益。“典型的克虏伯”也是这样，他并不考虑什么复杂的东西，而是考虑构成整体命运的许许多多个人的命运。每一个克虏伯都以他自己的方式尝试了，他们认识并具有这样的意识，并将这一要求付诸实施，有的成就大，有的则成就少。但不管怎样，他们是克虏伯。
那么拜茨呢？阿尔弗里德把他变成了一个克虏伯。通过遗嘱的规定，他成了最后一位公司所有者的全权总代理。
但我仍然认为，他不需要“无论如何”，他是“一个拜茨”。
此外，他还是波莫瑞的顽固不化的人。不到一刻钟，他就开始向我挑战，他就进入攻击状态，直指我的弱点，他认为，我是由克虏伯家族派来的，我是带着利剑的复仇天使。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或者一如他所说的，在战争中欲盖弥彰。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我来这里，是因为我们家没有一个人在基金会理事会，所以觉着受到亏待。对于我来这里的原因他有忧虑，这个我可以化解，我确实是为我的手稿而来的。但在基金会理事会是否应该有我们家族的一个位置？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从根本上想法不一致。尽管如此，我们的会谈气氛越来越轻松，除涉及到一些客观问题外，还有一丝淡淡的乡愁。我开始明白，人们不仅害怕拜茨，而且也会钦佩他、敬重他。权力、强大和坚强的气氛围绕着他，这位伟大的老人，他为塑造我们联邦德国的今天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与这个实际的今天也是分不开的。
直到后来，我才开始想，如果在1967年以后，这种对权力和成功的愿望能够仍然伴随一个克虏伯，那么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一点勇气，一点对别人的理解、一些宽容和对失败者的尊重把这种欲望减弱了，又会是什么样呢？但我当然知道，这种想法，只有在春天的森林中全心全意地散步时才会出现。这些想法完全是多余的，这个我也很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