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克虏伯康采恩象凤凰从废墟和困苦中再生的同时，在拜茨与阿尔弗里德共同经历战斗、战略和愤怒的同时，贝托尔特·拜茨时刻也没有忘记他的目标：他被阿尔弗里德召来，目的是给康采恩树立新形象、好形象，这也正是他想做的。帮助他实现这一目标的机构他已经具备了：公共关系部，贝贝一向对新办法有极高的热情，他使用了公关部的权力，他运用得非常得心应手。他有一种直觉，知道什么是最关键的，什么是克虏伯可以利用的，这个直觉在50年代深深影响了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后来成了康采恩礼宾部部长。贝贝邀请他到歌德大街自己的家里，与他长谈了一夜，向他阐述了自己公关战略的基本原则。
最高目标应该是：让克虏伯这个名字重新具有社会影响力，让它听起来重新具有积极的意义。年轻人不相信，这会很简单。他向克虏伯威狄亚公司的对外服务部建议，将克虏伯环放进销售册里，大家异口同声地喊到：“千万不能写克虏伯，那样我们什么也卖不出去了。”这种状况应该改变。要达到这个目标，拜茨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手段。如果要在威拉山庄举办一些有广告效应的活动，那么钱是不成问题的。他给他的上司解释：“一个马克在我们这里可能值1·10马克，但这10分尼必须是一些特别的东西，让人们永远都不会忘记。”字母i上面那一点，这种永远不会忘记的特别的东西，要找到这些东西，对公共关系部的组织者们来说，这就是最重要的任务。
战争结束11年后，贝托尔特·拜茨上任两年后，威拉山庄第一次又在晚上放射出光彩。克虏伯在这里为外交使团成员举行招待会。许多人都参加了，大厅里熙熙攘攘。人们纷纷挤向香槟和小甜点，挤向照相机和社会名流。阿尔弗里德和拜茨非常潇洒地从一个人走向另一个人，与他们交谈，客人们欣赏油画与箱子，赞赏这个公司伟大的女性贝塔，她非常优雅地招待来宾，领受那些远方客人的敬意，这天晚上很成功。第二天应该取得更大的成功，整个活动的发起者贝托尔特·拜茨就是这样计划的。
在训练有素的职工的陪同下，国外外交官们参观了康采恩，这样，他们自己可以完全相信(希望他们的政府也相信)，原来那个臭名昭著的“德意志帝国的兵工厂”已经不存在了，克虏伯已经变成另一个新的克虏伯了。他们参观了克虏伯公司所有的产品：从假牙到鞋油的原料，克虏伯什么都生产，但没有武器。外国客人也参观了莱茵浩森冶炼厂，这尽管不属于康采恩，这一点给客人讲得最详细，但是，就如阿尔弗里德的雅致说法，总归也属于“克虏伯领域”，来访者还来到一个高炉旁，参观了火花飞溅的浮渣，他们还参观了辊压和电线一条街。当来访者俯瞰莱茵浩森的全貌时，拜茨所期望的“啊哈！”效果出现了：盟军所建的围墙切断了工厂的铁路线，位于冶炼厂区内的机械和钢铁制造股份公司就象一块飞地，这个股份公司因为不生产钢材，只是加工钢材，而属于阿尔弗里德。梅莱莫条约所带来的问题，拜茨就这样形象地向他的外交使团客人们做了介绍，这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会想起这些的。他们所投入的1个公关马克已经获得了它10分尼的超值。
贝贝很早就认识到，经常有一些加冕皇帝再次来埃森，就象原来一样，对克虏伯的公众形象有多么重要。所以当他得知，埃塞俄比亚国王海乐·塞拉西要来波恩，要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时，他就派了一个年轻的公关干事去波恩，在那里进行了长期努力，直到负责此事的国务秘书不再反对他们，并将国王访问克虏伯纳入了访问日程。拜茨认为，这次来访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是战后首次高级访问，拜茨亲自照顾了一些看似很次要的细节：他让人竖起了旗杆，这个旗杆直到今天仍在使用，并将所有在联邦德国学习的埃塞俄比亚大学生邀请到埃森来，许多年以后，他们与克虏伯仍有良好的贸易关系。共有120位年轻的埃塞俄比亚客人应邀来到埃森，克虏伯的学徒们必须将他们的房间为这些客人准备好。作为安慰，这天晚上，他们可以在山庄前举起400个火把，这也为访问的成功做出了贡献。所有这些以及其它许多细节都是按分钟计划的，拜茨已经万事具备，只欠东风。最后剩下的只是一个问题，也让阿尔弗里德对这个安排感兴趣。
并不是每次都成功的。阿尔弗里德有可能很固执，拜茨讲了许多理由，可是他就是听不进去。贝贝也失败过。
1954年苏丹的艾尔一阿扎里总理来埃森访问时，向拜茨提出一个私人请求：他想看看当时的德国冠军埃森红白足球队的表演。
对克虏伯礼宾部来讲，这毫无问题。他们组织了一场比赛，并向那些克虏伯足球迷发了球票。但是，当拜茨请阿尔弗里德陪同他的高级客人观看球赛时，拜茨碰了钉子：阿尔弗里德断然拒绝。最后是拜茨来欣赏足球赛了，并送给每位球员一个闹钟，“以便您们永远保持清醒。”克虏伯是否再生产武器？在这个问题上，拜茨也能找到在公众中产生积极影响的观点。阿尔弗里德更多地把它当作个人问题，他怀着一丝幸灾乐祸的心情观察到，世界变化太快了，人们的观点又一次发生了变化。他坚持克虏伯的和平企业形象，克虏伯不生产武器，并且得到拜茨的大力支持。与此同时，由于东西方冲突的加剧，公众的兴趣已经逐渐转向了他们的反面，早在1955年，美国国防部就已经试探，克虏伯是否想参加西方的军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特别是斯堪的纳威亚半岛上的国家，它们不希望要美国或法国货，而是想要克虏伯的优质大炮。1957年8月19日，《纽约时报》写道：“克虏伯仍然希望，永远不必再生产大炮了。但阿尔弗里德·克虏伯用半开玩笑的口吻对他的朋友说：‘这种状况中存在多大的讽刺。战争结束后，盟军决定，克虏伯永远不许再生产武器，盟军对此很坚决。而现在，美国和英国很希望看到，克虏伯再生产一些战争用材料，以便德国为北约提供它应承担的一部分任务。’贝托尔特·拜茨问：‘到底为什么我们应该愿意再生产大炮呢？你们应该看看我们的章程，我们要生产和平商品。另外，哪一场战争是可以用大炮解决的？”’
类似这样的公开声明当然很受人欢迎。无论如何，阿尔弗里德和拜茨已经认识了武器买卖的新动向。克虏伯的财政部经理施罗德已经计算出来，大炮已经不是好生意了。
人们永远都在问同样的一个问题，克虏伯是否再生产武器，针对这个问题，1959年，拜茨傲慢地回答：“不，不。此外，下一个战犯将是来自化学工业和电子工业。”(20年后，美国在越战失败后向它自己的士兵提出上诉。这场法庭辩护可以验证，拜茨这些话是有远见卓识的。)
拜茨天生就是做公关的材料，而且非常懂得，很自然地在新闻媒体面前表现自我。有时，他设计的公关活动并不能象他想象的那样成功。《明镜》周刊1959年描述了一幕典型的画面：“在埃森的弗里德里希·克虏伯锻造厂的车间，有一群领导和代理人围在一个铜球周围，铜球白得发亮，体积很大。这个球直径两米半。球表面铸上一层12厘米厚的铜。这个球将在一个小型仪式上移交给深海潜水员亚科思·皮卡特，他将用这个铜球研究地中海的深度。委托人皮卡特来视察克虏伯钢铁厂的这一特殊产品，陪同他一起参观的是一个年轻时就飞黄腾达的人：贝托尔特·拜茨，克虏伯公司的全权总代理，他担任这个职务已经五年半了。他45岁左右，穿得有点太摩登，他非常和蔼地、大胆地朝那些领导们望了一圈，他问：‘有人去过那里面吗？’那些经理们立即摇头说没有，拜茨就脱下外衣，在皮卡特的帮助下，在摄影师的闪光灯下，从狭窄的进口挤了进去。拜茨的头现在正在球里，这时，那些钢铁厂经理中一个人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有明显的不敬之意，一旁的人谁都听得很清楚：‘现在盖上盖，这个机会很有利。”’
盖没有盖上，拜茨也没有辞掉他的经理。利用这个潜水球，皮卡特在深海潜水方面又创了一项新的纪录，这也是克虏伯的荣誉。另外，这个纪录直到今天都还没有人打破。但贝贝学会在公众面前克制自己的心血来潮，每年都克制得更多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