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中元年（780），唐德宗利用杨炎与刘晏的矛盾，杀刘晏；二年（781），又利用卢杞与杨炎的矛盾，杀杨炎。二事，两《唐书》《资治通鉴》中有记载，无须多说。今所欲论者，刘晏、杨炎之死在当时史学方面的一些反映。
从沈既济撰《建中实录》说起。
《旧唐书》卷一四九《沈传师传》云：“父既济，博通群籍，史笔尤工，史部侍郎杨炎见而称之。建中初，炎为宰相，荐既济才堪史任，召拜左拾遗、史馆修撰……既而杨炎谴逐，既济坐贬处州司户。”沈既济是杨炎集团中的史学家，他所撰的《建中实录》中，就有偏袒杨炎，攻击刘晏的内容。
《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二？乙部史录？起居注类》云：“沈既济《建中实录》十卷。”《宋史》卷二三《艺文志？史类？编年类》云：“《唐建中实录》十五卷：沈既济撰。”（《中兴馆阁书目？史部？起居注类》同）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时，此书尚存。
《资治通鉴考异》卷十七《唐纪九？德宗建中元年正月罢刘晏转运等使》云：“《建中实录》曰：‘初，大历中，上居东宫，贞懿皇后方为妃，有宠，生韩王迥，帝又钟爱。故阉官刘清潭、京兆尹黎干与左右嬖幸欲立贞懿为皇后，且言韩王所居获黄蛇，以为符，动摇储宫，而晏附其谋，翼立殊效，图为宰辅。时宰臣元载独保护上，以为最长而贤，且尝有功，义不当移。王缙亦谓人曰：晏，黠者也。今所图无乃过黠乎！后其议渐定。贞懿卒不立。上憾之。至是，以晏大臣而附邪为奸，不去将为乱。托陈奏不实，谪为忠州刺史。’沈既济，杨炎所荐，盖附炎为说。今从《旧？传》。”
今按：《旧唐书》卷一二三《刘晏传》云：“……时人风言代宗宠独孤妃而又爱其子韩王迥，晏密启请立独孤为皇后。（杨）炎因对流涕奏言：‘赖祖宗福，先皇与陛下不为贼臣所间。不然，刘晏、黎干之辈，摇动社稷，凶谋果矣。今干以伏罪，晏犹领权，臣为宰相，不能正持此事，罪当万死。’崔甫奏言：‘此事暧昧，陛下以廓然大赦，不当究寻虚语。’朱、崔宁又从傍与甫救解之，宁言颇切，炎大怒；故斥宁令出镇坊以摧挫之。遂罢晏转运等使，寻贬为忠州刺史。”
对照之下，不难看出沈既济的曲笔。（一）把“时人”（应是元载――杨炎集团）的“风言”写成确有其事。（二）为元载涂脂抹粉。（三）借王缙之口，证实刘晏之罪。（四）避而不提杨炎向德宗进谗言。司马光认为沈既济“附炎为说”，摒弃不取，确是有眼光的。
与诬蔑刘晏有罪酌《建中实录》针锋相对，出现了颂扬刘晏有功的《彭城公故事》。
《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二？乙部史录？故事类》：“陈谏等《彭城公故事》一卷”，注：“刘晏”。《宋史》卷二百三《艺文志二？史类？传记类》：“陈谏等《彭城公事迹》三卷。”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卷一《史类？传记》：“陈谏述《刘相旧事论》一卷。”虽然标题、卷数不同，却是一本书。此书已佚。从《新唐书》的引文，窥见其“大略”。
《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云：“晏既被诬，而旧吏推明其功。陈谏以为管、萧之亚，著论纪其详，大略以‘开元、天宝间天下户千万，至德后残于大兵，饥疫相仍，十耗其九，至晏充使，户不二百万。晏通计天下经费，谨察州县灾害，蠲除振救，不使流离死亡。初，州县取富人督漕挽，谓之船头；主邮递，谓之捉驿；税外横取，谓之白著。人不堪命，皆去为盗贼。上元、宝应间，如袁晁、陈庄、方清、许钦等乱江淮，十余年乃定。晏始以官船漕，而吏主驿事，罢无名之敛，正盐官法，以裨用度。起广德二年，尽建中元年，黜陟使实天下户，收三百余万。王者爱人，不在赐与，当使之耕耘织？，常岁平敛之，荒年蠲救之，大率岁增十之一。而晏尤能时其缓急而先后之。每州县荒歉有端，则计官所赢，先令曰：蠲某物，贷某户。民未及困，而奏报已行矣。议者或讥晏不直赈救，而多贱出以济民者，则又不然。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惫；善救灾者，勿使至赈给。故赈给少则不足活人，活人多则阙国用，国用阙则复重敛矣；又赈给近侥幸，吏下为奸，强得之多，弱得之少，虽刀锯在前不可禁。以为二害。灾之乡，所乏粮耳，它产尚在，贱以出之，易其杂货，因人之力，转于丰处，或官自用，则国计不；多出菽粟，恣之粜运，散入村闾，下户力农，不能诣市，转相沾逮，自免阻饥，不待令驱。以为二胜。晏又以常平法，丰则贵取，饥则贱与，率诸州米尝储三百万斛’。岂所谓有功于国者邪！”所谓陈谏“著论”，应指陈谏所著《彭城公故事》（《彭城公事迹》《刘相旧事论》）。“岂所谓有功于国者邪”九字，不是陈谏书中的话，是《新唐书》列传撰者宋祁在摘录了陈谏“著论”之后所写的评语。《全唐文》卷六八四所载陈谏《刘晏论》，系抄录《新唐书》，把这九个字，当做陈谏的话，非是。标题亦与陈谏原书不符。
史称：刘晏被杀，“天下冤之”，“连累者数十人”。《彭城公故事》一书，是陈谏在恐怖气氛下，用血泪写成的。
陈谏先为刘晏集团成员，后为王叔文集团成员。
李肇《唐国史补》卷中《陈谏阅染簿》云：“陈谏者，市人，强记。忽遇染人岁籍所染绫帛寻丈尺寸，为簿合围，谏泛览悉记之。州县籍帐，凡所一阅，终身不忘。”《旧唐书》卷一三五《王叔文传》云：“陈谏至叔文败，已出为河中少尹，自台州司马量移封州刺史，转通州卒”。《新唐书》卷一六八《王叔文传》附“陈谏传”云：“谏警敏，尝览染署岁簿，悉能言其尺寸。所治，一阅籍，终身不忘。自河中少尹贬台州司马，终循州刺史”。三书记载陈谏生平，如此简略，且有错误，不足以知人论世。
北京图书馆藏《唐故乡贡进士颍川陈君墓志》拓片是长期未为人们注意的一件文物，其中有重要资料。墓志主人陈宣鲁虽是“三举进士无所成”的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他的父亲陈谏是“八司马”之一。墓志中有陈谏的事迹。
《陈君墓志》二十二行，每行二十四字。第一行是标题，第二行是撰者姓名和官衔，第三至第二十二行是志文。墓志全文如下：
唐故乡贡进士颍川陈君墓志
兄淮南节度推官儒林郎监察御史里行修古撰
君讳宣鲁，字子周，其先颍川人也。曾祖叔，国子主簿。祖璧，婺州司兵参军。父谏，仓部郎中、道州刺史。君幼孤自立，懿文强学，非圣哲之道，不萌于心，识者远大期之。三举进士无所成，以开成五年四月一日，终于河南洛阳县审敦里之寓居，享年卅三。是月廿一日，买地葬于河南县平乐乡杜之原。君在长安疾困，肩舆来洛阳，投孀姊韦氏家，累月，极医药救疗。其兄修古，淮南从事，闻疾星奔来省。与幼弟，先十二日偕至。及君之终，与外生韦武当，主办窀穸之事。俾家人憨子，虔护虚仪，期岁，设奠于扬州。君，房氏之出也。外曾叔祖相国、赠太尉，外曾祖刑部郎中琨，外祖汉州司马式雍，松在缑氏县北原。伏以先考官于朝，贞元十八年丁家艰，德宗皇帝诏不许还吴，贯籍从隶京兆。时属汴路不通，遂奉先祖、祖母神座，权窆于扬州。且曰：土薄水浅，非吾宜也，后举之期，当置于颍洛之间。修古既孤，以日时未便，物力未充，因循所安，终俟改卜。今君之独墓于此，与外族茔域，远若相望，不为无素矣。君之脆促夭枉，士林痛伤，全令名以为归人，则与老同致。修古有男曰可思，俾奉礼法，专尔享祭。呜呼，近代达者之言曰：人生会归此，相悲前后间。况羽化之术难求，我将安往！今之叙述，纪其实而略哀辞。
我据《陈君墓志》中的记载，并参考有关文献，详细介绍陈谏，补充史书之缺漏，纠正史书之错误。
一、望、贯
《唐国史补》、两《唐书》不记陈谏之郡望、籍贯。今从《陈君墓志》看出：陈谏的郡望是颍川，家居于吴，贞元十八年（802）之后奉德宗诏，“贯籍从隶京兆”。
二、家世
两《唐书》不记陈谏家世，从《陈君墓志》看出：陈谏出身于中小官僚家庭，《唐国史补》说他是“市人”，误。
三、官职
“永贞革新”前《唐国史补》、两《唐书？王叔文传》未记载“永贞革新”前陈谏的官职。《新唐书？刘晏传》称陈谏为刘晏的“旧吏”。《陈君墓志》云：“先考（指陈谏）官于朝，贞元十八年丁家艰。”
“永贞革新”时韩愈《顺宗实录》卷四云：“（贞元二十一年七月戊子）以仓部郎中、判度支陈谏为河中少尹，（王）、（王）叔文之党于是始去。”可见“永贞革新”王叔文集团执政时，陈谏为仓部郎中、判度支案。据《唐会要》卷五十九《别官判度支》云：“故事：度支按，郎中判入，员外判出，侍郎总统押案而已。”《新唐书》卷一六六《杜佑传》云：“兼度支盐铁使。于是王叔文为副，佑既以宰相不亲事，叔文遂专权。后叔文以母丧还第，佑有所按决，郎中陈谏请须叔文，佑曰：‘使不可专耶？’乃出谏为河中少尹。”陈谏是协助王叔文掌握朝廷财权的人，在“永贞革新”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所以他首先被排挤出朝。
据《陈君墓志》，陈谏妻房氏是房的侄曾孙女。这个线索值得重视。《顺宗实录》卷三云：“初，（房）启善于叔文之党，因相推致，遂获宠于叔文。”房启是房之孙（见韩愈《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铭》），陈谏妻之从父。韩愈所谓房启“善于叔文之党”，当指陈谏而言。
“永贞革新”失败后从永贞到长庆，陈谏曾为河中府少尹、台州司马、封州刺史、循州刺史、道州刺史五职，考如下：
永贞元年（805）《旧唐书》卷十四《宪宗纪上》：“（永贞元年十月己卯，再贬）河中少尹陈谏台州司马”，“坐交王叔文”。
元和十年（815）《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下》：“（元和十年三月乙酉，以）台州司马陈谏为封州刺史”，“官虽进而地益远”。（《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唐纪五十五》）。
元和十五年（820）元稹《元氏长庆集》卷四十八《陈谏循州刺史制》：“封州刺史陈谏：倜傥好奇之士，常患于不慎所从，负累于俗，过面能改，人其舍诸。以尔谏敏于儒学，志于政经，自理临封，寻彰美化，分忧是切，满岁宜迁，始求循吏之才，以抚远方之俗。尔其树德，朕不记瑕。可使持节循州刺史。”据《资治通鉴》卷二四一《唐纪五十七》：“（元和十五年）夏五月庚戌，以（元）稹为祠部郎中、知制诰”。陈谏为循州刺史，当在元和十五年五月后。
《宝刻类编》卷五《名臣十三之五（唐）陈谏（循州刺史）》：“《南海广利王神庙碑》：韩愈撰。书并篆额。元和十五年十月立。广。存。”（陈思《宝刻丛编》卷十九《广南东路？广州》同）可见元和十五年十月陈谏已在循州了。
《新唐书？王叔文传》说陈谏“终循州刺史”，误。
《金石萃编》卷一七《唐六十七？南海神庙碑》录《南海神广利王庙碑》全文，署名为：“使持节循州诸军事、守循州刺史陈谏书”，王昶跋：“此碑结衔，是其所终之官也”，亦误。
长庆元年（821）《旧唐书》卷十六《穆宗纪》：“（长庆元年三月乙丑，以）循州刺史陈谏为道州刺史，量移也。”《陈君墓志》中称陈谏为“道州刺史”，是指其一生中的最后一个官职。
《旧唐书？王叔文传》说陈谏“转通州卒”，“通”与“道”因形似而讹。
陈谏不仅长于理财，还通佛学，擅诗文，工书法，分别简介如下：
（一）佛学
陈谏信奉天台宗（佛教宗派之一，因智住天台山得名）。他曾向元浩、梁肃请教过天台宗教义，有佛教文献为证：
《宋高僧传》卷六《义解篇第二之三？唐苏州开元寺元浩传》云：“释元浩，姓秦氏，字广成，吴门人也。寻为荆溪湛然禅师嘱累弟子，初受法华止观，已得醍醐。其儒流受业：翰林学士梁公肃。”
《文苑英华》卷九四四《志十？职官六》崔元翰《右补阙、翰林学士梁君墓志》云：“尝著释氏《止观统例》，几乎《易》之系辞矣。”《全唐文》卷四八崔恭《唐右补阙梁肃文集序》云：“则今天台大师元浩之门第也，抠衣捧席，与余同焉。”
《唐文粹》卷六十一《碑十三？释〈议，例、铭附〉》陈谏《〈心印铭〉序》云：“安定梁肃，字敬之，学止观法门于沙门元浩。其未知也，患不能知之；既知之，患不能至之。于是作《心印铭》，盖机（《全唐文》卷六八四作‘几’）杖盘盂座右之类，取其自省也。其文自‘浩浩群生’至‘有无云云’，言未知也；自‘本则不然’至终篇，言其既知也。以既知之心，印其未知，号曰《心印铭》。大抵与经论合而归于无相，庶乎哉！谏获与敬之游，又尝闻浩公之言，故序其所由然，著于铭之首云。”
从陈谏为《心印铭》撰序，可以说明他对梁肃的崇敬，也可以说明梁肃对他的器重。以上三文，都提到“止观”。天台宗提倡止观。智著《小止观》（或名《修习止观坐禅法要》，或名《童蒙止观》）。灌顶记录智所讲为《摩诃止观》。湛然著《止观辅行传弘诀》《止观义例》《止观大意》《止观文句》。天台宗宣扬止观是入涅之要门，止即是定，观即是慧，定慧双修，可以见佛性，入涅。“儒流”梁肃、陈谏等也受其影响。
（二）诗文
梁肃不仅精通佛学，更是著名的散文作家。崔恭评梁肃的文章，“粹美深远，无人能到”。崔元翰说梁肃的文集，“为学者之师式”。唐代科场流传着一个佳话。《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云：“正拜兵部侍郎，知贡举。时崔元翰、梁肃文艺冠时，贽输心于肃，肃与元翰推荐艺实之士。”同书卷一六《韩愈传》云：“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寻登进士第。”韩愈《与祠部陆员外书》云：“梁举八人，无有失者。”旧注：“《欧阳詹传》云，詹与韩愈、李观、李绛、崔群、王涯、冯宿、庾承宣联第，皆天下选，时称‘龙虎榜’。举八人，疑此是也。”（《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十七）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梁肃在当时文坛上的权威地位。陈谏“获与敬之游”，当然不仅学佛经，也学文章。
据《全唐文》卷六八四陈谏《登石伞峰诗序》：“中书侍郎、平章事高阳齐公，昔游越乡，自解薜此山，未二纪而登台铉，其东偏石伞岩，付令弟秀才推，至元和九年秋九月七日，浙东廉使、越州牧、兼御史中丞杨公，洎中护军王公，率僚佐宾旅，同游赋诗，纪登览之趣，小子承命，序其梗概以冠篇”。“杨公”名于陵。杨于陵“命”陈谏撰序，不是偶然的。如陈谏不擅诗文，杨于陵就不会在“同游赋诗”的“僚佐宾旅”之中，选出他来撰序了。
《序》中“元和九年”是元年之误。据《旧唐书？宪宗纪上》：“（永贞元年十月）丙午，以华州刺史杨于陵为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嘉泰会稽志》卷二《太守》：“杨于陵：永贞元年十月自华州防御使授，元和二年四月召拜户部侍郎。”杨于陵游石伞峰，赋诗，只能是元和元年九月这一时间。
杨于陵与韩晔是亲戚。韩晔是韩休之孙，韩之侄；杨于陵是韩休之孙婿，韩之婿。杨于陵又是柳宗元的“先友”，柳宗元《先君石表阴先友记》中称杨于陵“善吏，敏秀者也”。韩晔、柳宗元是王叔文集团成员。“永贞革新”时，王叔文集团执政，对杨于陵是重用的。李翱《唐故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致仕、上柱国、弘农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赠司空杨公墓志（并序）》云：“德宗崩，为太原、幽、镇等十道告哀使。节将之遗，并辞不受。复命，除华州刺史，赐三品衣鱼”，可以为证。“永贞革新”失败，韩晔、柳宗元、陈谏等被贬，杨于陵也被宪宗疏远，从华州调到越州。杨于陵对王叔文集团成员陈谏有好感，“命”他撰《登石伞峰诗序》的又一原因在此。
（三）书法
陈谏工书法。郑樵《通志》卷七十三《金石略第一？唐名家》云：“《南海神庙碑》（广州）《昭义军节度使辛秘碑》（未详）：右陈谏。”翁方纲称陈谏字“尚有晋人遗意”，郑樵把陈谏列为“唐名家”，是当之无愧的。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八《唐？韩愈〈南海神庙碑〉（元和十五年）》云：“今世所行昌黎集，类多讹舛，惟《南海碑》不舛者，以此刻石人家多有故也。”《南海神庙碑》的拓片流行于世，固然是韩愈的文好，也是陈谏的字好。如文好而字不好，世人就不必珍藏拓片了。
竟有人“诬”陈谏为宋之循州刺史。许多金石家撰文辨正，如翁方纲《粤东金石略》卷二《广州府金石二？南海神庙碑》云：“《广州志》又以此碑为宋循州刺史陈谏重书，今碑并无‘重书’字，纂志者或以为韩公雄文，宜出韩自书，不知是年之春，公已到袁州，九月召拜国子祭酒，冬暮至京师，碑尾云‘十月一日建’，则书字于石时，公去粤已久矣。奈何撰《广州志》诬以为宋人哉！”郑学《独笑斋金石文考残稿？唐？南海神庙碑》云：“书碑者陈谏，王叔文党，‘八司马’之一也。李氏调元《南越笔记》谓谏为宋之循州刺史，碑乃重书，误矣！”可惜他们都没有指出问题的要害。“诬”陈谏为宋人者，是出于尊崇韩愈、厌恶陈谏的偏见，认为陈谏书写韩愈的文章，岂不是玷污了韩文吗？干脆说是另一个陈谏所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