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常把从唐高祖武德元年到唐玄宗开元十五年这段时间称为诗歌史上的初唐。名之为“初”，不仅仅是指时间上的开始，而且还是指这一时段唐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尚处在草创阶段，即大部分继承于南北朝与隋代，而属于唐代自身的创变并不多的阶段。
一派清明的初唐社会
几度争乱几度和平，隋末纷繁的争战后终于迎来了大一统的太平盛世。唐公李渊和他才华出众的儿子们反隋自立，中国历史走进了李唐王朝——这个几乎令历代中国文人无限怀想的盛世，也终结了隋炀帝奢侈无度的昏聩统治。
从武德元年到开元十五年的初唐历史，可以说是属于唐太宗李世民这位英明君主的。他实行了一系列开明的政策，奠定了整个唐代制度政策的基本风格，于是当我们翻开初唐史的时候，呈现在眼前的是不断繁荣的景象。尽管初唐的人们经历了玄武门之变、武瞾革命、韦后争权等多起宫廷纷争，但是他们一直幸福地生活在清明的社会中。
在初唐众多开明的法令与政策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科举制度。说到科举，大多数人一定想到清代小说《儒林外史》中为了科举中第的举子们被折磨得身心俱疲的形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到封建社会后期，科举制度的确是使人异化的残酷手段之一。然而，在科举刚刚产生之时，却是下层优秀士人们进入仕途的有效途径，使统治集团的血液不断地更新，也大大地增强了统治的力量；而进入统治阶层的下层士人们还能更加关心广大民众，从而使得国家更容易制定出有利于民众的政策。确切地说，科举制颁行于隋代，唐初开始不断完善，以诗赋取士，到武则天时期，通过科举制走上官宦道路的下层贫寒子弟大量增多，而由此被带动起来的唐代社会重视诗歌创作的气氛异常浓烈，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
南北交融的文学艺术
中国两个兴盛的王朝——汉、唐，分别是以强大而短命的秦、隋作为跳板来成就自身的，无疑这一事实使得秦汉、隋唐之间存在着各个方面的亲缘关系。初唐恰恰是隋唐亲缘关系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时期，以至对初唐历史的任何描述都绕不开对隋代历史的回溯。
隋代是北方周、齐王朝通过武力战胜南方梁、陈王朝的结果，但是在国家大一统的过程中，北方周、齐王朝与南方梁、陈王朝两派势力则得到了不断的了解和交流，最终在国家的统治政权和军事力量中，北方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吸收南方的相关制度与政策，最后形成了融合南北的制度。
南北方文化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正如唐初名臣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叙》中所说的，“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于是在国家的文化方面，尤其在文学艺术领域中，南北方文人们就像阴阳相对的两块磁铁，相互吸引、相互学习、不断地探索南北方文化交融的道路。尽管隋唐初期他们还没能将南方的华丽纷靡风格和北方的刚健豪情融合到亲密无间的程度，但是这些文人们可贵的探索为隋唐文学造就了庞大的文化视阈和高远的文化视野。
取其精华的诗歌创作
南朝诗歌传统可以追溯到魏晋，我们习惯上称魏、晋、宋、齐、梁、陈的诗歌为六朝诗。六朝诗就像一件缀满宝石、精致华丽的衣服，从辞采到声律，几乎追求每一个细节的完美，以至六朝后期的诗歌达到了“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词必穷力而追新”的程度。齐梁间，周颙、沈约等人开始研究诗歌声韵，提出以“四声八病”为核心的诗歌声律说，在诗歌创作具体实践中也大力提倡。然而，“四声八病”的要求太严格了，就像是一个过小的枷锁，严重束缚了诗歌的创作。齐梁诗精致华美的传统，以及不甚完善的格律说，为初唐诗人的创作提供了契机，他们继承了齐梁诗的优秀传统，对其不断地反省、完善，从而使中国诗歌逐渐走向高潮。
唐太宗在很多场合表达了他的文学主张，即积极倡导务实的文风，反对齐梁浮华清靡的文风，但他的多数诗歌则以华丽示人。所谓“上行下效”，太宗朝的大臣们，几乎都像太宗一样，在理论上提倡务实，而实际创作则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南朝文风的影响，创作艳丽华美、雍容富贵的诗篇。在这些诗作中，我们看到的仍然是六朝时的风花雪月、风情意态。太宗以后，初唐的其他几位皇帝不再提及务实文风的问题，身居要职的大臣们变本加厉，大力创作华丽清绮的齐梁式诗歌。
尽管这些齐梁式诗歌鲜有可取，但是，这些诗人们却进一步完善了六朝诗歌中对完美声律的追求，对沈约所提出的“四声八病”说进行调整，近体诗歌的标准格律在他们笔下形成了，于是，中国诗歌找到了表现美妙韵律的最佳方式——格律诗。在诗歌格律的完善过程中，上官仪、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等做出了重要贡献。
上官仪是上官婉儿的祖父，对律诗诗句粘对问题做了一些研究，其诗歌一看就是精心雕琢的结果，比如“鹊飞山月曙，蝉静野风秋”。稍后的沈佺期、宋之问在上官仪的基础上，将律诗体制进一步规范化。沈、宋二人尽管依附权贵张易之等人，在人格上有很多受人诟病的地方，但是他们都是诗歌天才，对声音有天生的感应能力，知道怎样作出来的诗好听。他们笔下的诗可诵、可听，非常具有音乐感，这种具有音乐感的诗就是我们所说的格律诗，也叫近体诗。
几乎与沈、宋同时的杜审言，则与沈、宋一起，将成熟的律诗作为典范进行大批量写作，让当时的人们认识到近体律诗读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婉转圆润。杜审言还喜欢写长篇排律，有意思的是，他的孙子杜甫非常擅长创作长篇排律，可能他的这一天赋遗传给了杜甫吧。
弃其糟粕的诗风革新
精致华丽的诗歌固然能给读者以享受，但没有真情实感的精致只能让读者感受到诗人的冷漠。如果继承齐梁传统的初唐诗仍然只在辞采上、声律上求新的话，可能它的生命就会停滞不前，甚至死亡。不过它很幸运，在隋唐大一统的过程中，遇到了虽然很质朴、古野，但是却讲究内容厚重的北朝诗，诗歌艺术和表现内容都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于是，初唐的后期出现了另外一批不同于宫廷文人的诗人们，他们不再斤斤计较于格律、辞采的创新，而是力求革新初唐前期艳丽清绮的诗风，开始越过六朝向以前的汉魏古诗甚至《诗经》学习，向北朝刚健朴实、豪情爽朗的文风学习，艰难地探索着格律初备的近体诗的出路。这一派诗人的代表人物当推“初唐四杰”和陈子昂。
“初唐四杰”是指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人秀位卑，却敢创作与台阁重臣不同风貌的诗歌，敢秉持与台阁重臣不尽相同的文学主张，就是革新初唐前期从齐梁诗中延续下来的绮丽华靡的风格，真可谓识见独到、勇气可嘉！
“四杰”并没有明确地提出什么主张，但是在各自的诗歌创作中透露出革新文风的气息：王、杨以体式刚刚定型的五言律诗为主，力求摒弃齐梁以至初唐诗歌中的宫廷、艳情等内容，开始描写边塞、送别等题材，并且大量地借鉴汉魏古诗和北朝文风，总体上可以说以革新为主；而卢、骆则以产生于南朝乐府的七言歌行为主，并不避讳宫廷、艳情等齐梁诗题材，但是大量地改造了六朝以来诗歌的绮靡文风，以或清新或典雅的语言进行创作，而且力求在具有玩乐性质的宫廷、艳情题材中寻找“有补于世”的意义。
可以说，“四杰”改革文风的方法虽不尽相同，但结果是一样的，就是使初唐的诗歌内容得到极大地开拓。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评价的，“四杰”使得初唐诗歌“由宫廷走到了市井”，“从台阁移至江山塞漠”；也使得初唐一味清绮的文风多了王勃的“高华”，杨炯的“雄厚”，照邻的“清藻”，宾王的“坦易”。在初唐错彩镂金的繁华中，“四杰”诗歌有如一缕清新之风，一股清冽之泉，让初唐文人瞬间体验到久违了的感动和真实，让沉寂良久的初唐诗坛骤然精彩起来。
陈子昂继“四杰”后，开始更加坚决地反对初唐一贯的绮靡文风。他在著名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明确提出了其文学主张，即学习“汉魏风骨”，革新“齐梁”诗风，重拾“风雅”、“兴寄”的精神，追求“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刚健典雅的美学风范。陈子昂以前，包括“四杰”，这一派诗人们都很少如此旗帜鲜明地提出与齐梁以来绮靡文风相抗衡的理论主张，无疑这一理论主张的提出是对当时绮靡文风最为致命的打击，从此，那些对绮靡文风有着模糊抵触观念的文人们开始有了自己的美学追求，有了更为明确的创作目的，进而结束了齐梁以来清绮华丽的文风，将初唐诗歌顺利地带入盛唐。
陈子昂不但提出了鲜明的“反齐梁文风”的主张，而且在诗歌创作中努力实践自己的诗歌理论。他模仿晋代阮籍的《咏怀》组诗，创作了38首《感遇》古诗，运用传统的“兴寄”手法抒发自己的人生感慨与抱负，呈现出刚健典雅而又沉着抑郁的诗歌特色，从中我们能看到他积极向上的人生抱负和温柔敦厚的人生态度，于是我们见识到了一位诗风革新者的睿智。而《登幽州台歌》的唱出，展现出陈子昂高度的哲学和宇宙意识，将“骨气端翔”的顿挫情怀尽显笔端，从中我们能体会到子昂缅怀往古的激情和面对当世的愤慨，于是我们又触摸到了一位登高吟诗者的热情。
可以说，在初唐的文风革新中，陈子昂的出现是极为重要的。正如金代元好问评价的：“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力，合著黄金铸子昂。”陈子昂在“四杰”革新绮靡文风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风骨”、“兴寄”两种美学追求，而这两种美恰恰是初唐乃至盛唐诗歌之所以动人的重要因素。
经过上官仪、沈宋、杜审言等人对齐梁诗歌格律理论的完善，以及“四杰”、陈子昂等人对“风骨”、“兴寄”诗风的提倡，初唐诗歌终于走进了盛唐，“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