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九年，高帝徙通为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以赵王如意易太子，通谏曰：“昔者晋献公以骊姬故，废太子，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苏，故亥诈立，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废適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高帝曰：“公罢矣，吾特戏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摇天下震动，奈何以天下戏！”高帝曰：“吾听公。”及上置酒，见留侯所招客从太子入见，上遂无易太子志矣。
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谓通曰：“先帝园陵寝庙，群臣莫习。”徙通为奉常，定宗庙仪法。乃稍定汉诸仪法，皆通所论著也。惠帝为东朝长乐宫，及间往，数跸烦民，作复道，方筑武库南，通奏事，因请间，曰：“陛下何自筑复道高帝寝，衣冠月出游高庙？子孙奈何乘宗庙道上行哉！”惠帝惧，曰：“急坏之。”通曰：“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愿陛下为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宗庙，大孝之本。”上乃诏有司立原庙。
“译文”
汉九年，高帝升叔孙通为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想立赵王如意为太子，叔孙通说：“过去晋献公因为骊姬的原因，废了太子，改立奚齐，晋国混乱了数十年，被天下人耻笑。秦朝因不早定扶苏为太子，胡亥用欺骗手段夺得帝位，自灭秦朝，这是陛下亲自看见的。如今太子忠孝仁义，天下人都知道；吕后与陛下含辛茹苦，粗茶淡饭，你哪里能背弃她呢？陛下如果一定要废长子而立少子，我愿先被杀死，用脖子的血涂红土地。”高帝说：“你不要这样，我只是开玩笑罢了。”叔孙通说：“太子是天下安定的根本，根本动摇了，天下就会混乱动荡，怎能用天下来开玩笑呢！”高帝说：“我听从你的话。”到皇上摆宴席时，见张良设计请来的四位老先生跟随太子进见皇上，皇上就不再有改换太子的打算了。
高帝死，孝惠帝即位。于是对叔孙通说：“没有人熟悉先帝园陵寝庙的礼仪。”升叔孙通为奉常，制定宗庙的礼仪之法。汉朝制定的各种仪法都是叔孙先生论著的。惠帝到东边的长乐宫去朝见太后，以及平时往来，都要惊扰老百姓，于是就做复道，刚开始在武库南动工时，叔孙先生向皇上奏事，问皇上：“陛下为什么从高帝陵寝架筑阁廊走道，每月备法驾，将高帝衣冠出游一次，展示在高庙中呢？为什么让后世子孙在高帝庙道上行走呢？”孝惠帝很惧怕，说：“赶快拆了它。”叔孙通说：“皇上不办错事。如今已经做了，百姓都知道。希望陛下再盖一座高帝庙在渭水之北，作为出游衣冠之庙，这样也能增加和扩大高帝宗庙的数量，这是大孝的根本。”皇上于是下令让官员重建高帝庙。
“点评”
如果叔孙通仅仅是一个“曲学阿世、热衷富贵”的无耻小人，那么我们在这里大概也就失去了讨论的意义，因为道德上的指责总是最简单也是最无意义的，而将人物简单地贴上“君子”或“小人”的标签也是对人性复杂状况的漠视。需要提出的是，司马迁以“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作史目的，班固也继承了这种传统，站在天道的立场和高度对人事采取审慎的批判态度，“不虚美，不隐恶”，纵使是当时皇帝刘彻，他也敢于明言其得失而不为尊者讳。司马迁评叔孙通为：“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如果叔孙通仅如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似乎是不能承此评价的，那么叔孙通究竟是在哪一点上感动了史公？
我们且来看制礼后的叔孙通：
汉十二年，高祖欲以赵王如意易太子，叔孙通谏上曰：“昔者晋献公以骊姬之故废太子，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废嫡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高帝曰：“公罢矣，吾特戏耳。”叔孙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摇天下震动，奈何以天下为戏！”高帝曰：“吾听公言。”
孝惠帝为东朝长乐宫，及闲往，数跸烦人，乃作复道，方筑武库南。叔孙生奏事，因请闲曰：“陛下何自筑复道高寝？高庙，汉太祖，奈何令后世子孙乘宗庙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惧，曰：“急坏之。”……
此时的叔孙通义正词严，浩气凛然，全然不见一点媚态。在引经据典证明刘邦废太子于情于理皆不相合、并且刘邦已经做出让步后，叔孙通依然不依不饶，质问刘邦“奈何以天下为戏”，让贵为天子的刘邦感到难堪尴尬和无路可逃。叔孙通此时大概已经忘记了自己亲手制定的君臣之礼的规范，支撑着他的是心目中无上的真理与正义，人间的一切势位富贵和等级秩序在这个理想面前都显得黯然失色，甚至生命也可以放弃，“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生命在理想之光的照耀下摆脱了庸俗凡常，显得格外美丽动人。而对惠帝的进谏，则显出博古通今、德高望重的气派，“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几，得失之要，预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天下称孝焉。如此者，圣臣也。”（《说苑·臣术》）此时的叔孙通几可称为圣臣矣！这两次进谏折射出了叔孙通对大一统政权真诚炽热的情怀，“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他希望这个政权遵循理性，期望在国家强盛、政权巩固的局面中获得自身价值最大化的实现，而一己之荣辱沉浮在这个政权面前已经是不太重要了。
分析到此，叔孙通的形象似乎太过游移，此一时是没有骨气的虚伪小人，彼一时又是顶天立地的君子，那么叔孙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细加分析我们不难梳理出他的心态：当外界不具备儒家的基本生存条件时，他表现出比任何人都决绝的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内心深处完全的绝望，决绝只是一时的策略；隐忍的同时是积极地寻求突破，他机敏地捕捉外界出现的细微转机，执着地为儒家身份的合法性奋斗；当儒家获得外界的认可之后，他便开始用道统来制约政统，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儒生。
中国历史上士与政权的关系极为复杂微妙，一方面，政权的维护与巩固需要士人的智囊，士人弘道也要借助政权来实现；另一方面，政权的专制性品格不可能允许士人有独立的人格，不可能让学术自由的发展，知识分子往往是在生死之间的选择中来考验自己的良心，进行自己的学术活动，一部中国士阶层史记载了无数读书人的血泪。司马迁对汉代知识分子的艰难处境有着切身至骨地体验，因此他对士人持宽容的态度，士人但凡有一节可取，即为之立传。正是有这种宽容持正的态度，所以司马迁在描写了叔孙通一次又一次地“面谀”之后，还能彰显他将刘邦所赏的五百金分给诸弟子的节操。叔孙通在外界环境非常不适宜进行学术活动时，选择了明哲保身、伺机而动，这诚然是一种弱者生存之道，但毕竟大部分读书人都不能成为“杀身成仁”的英雄，这样的选择也许更富有人情味，对士阶层本身的发展和学术活动的开展也较有利。处在相同历史语境中的司马迁也许正是看出了叔孙通迂回委曲之中暗含着忍耐和执着，所以才会评他“大直若曲”。如果我们今天纯以理想化的标准来指责叔孙通，而忽视当时的历史环境，应该说是不够客观公平的。
§§第二十三章 《汉书》卷四十四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