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一）
冬，诏曰：“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故前将军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经书，厥功茂焉。其赐爵关内侯，食邑八百户，朝朔望。”
（二）
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
三月，诏曰：“五帝三王任贤使能，以登至平，而今不治者，岂斯民异哉？咎在朕之不明，亡以知贤也。是故壬人在位，而吉士雍蔽。重以周秦之弊，民渐薄俗，去礼义，触刑法，岂不哀哉！繇此观之，元元何辜？其赦天下，令厉精自新，各务农亩。无田者皆假之，贷种、食如贫民。赐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二级，为父后者民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帛。”是月雨雪，陨霜伤麦稼，秋罢。
（三）
戊寅晦，日有蚀之。诏曰：“盖闻明王在上，忠贤布职，则群生和乐，方外蒙泽。今朕晻于王道，夙夜忧劳，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听不惑，是以政令多还，民心未得，邪说空进，事亡成功。此天下所著闻也。公卿大夫好恶不同，或缘奸作邪，侵削细民，元元安所归命哉！乃六月晦，日有蚀之。《诗》不云？‘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自今以来，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修永，以辅朕之不逮。直言尽意，无有所讳。”
（四）
五年春三月，诏曰：“盖闻明王之治国也，明好恶而定去就，崇敬让而民兴行，故法设而民不犯，令施而民从。今朕获保宗庙，兢兢业业，匪敢解怠，德薄明晻，教化浅微。传不云？‘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三老、孝弟、力田帛。”又曰：“方春农桑兴，百姓勠力自尽之时也，故是月劳农劝民，无使后时。今不良之吏，覆案小罪，征召证案，兴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时之作，亡终岁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敕之。”
“译文”
（一）
冬天，下诏说：“国家将走向兴盛，就尊重师傅。原前将军望之为朕师傅八年，教导经书，他的功德很美，现赐爵为关内侯，食邑八百户，每月只在初一与十五入朝。”
（二）
二月，诏令丞相、御史举荐质朴、敦厚、谦逊有高尚品行的人，光禄每年按此内容考校郎、从官而定他的等级。
三月，下诏说：“五帝三王任贤使能，才贤君在位，公道大行，而今日国家混乱，难道是人民不同了吗？问题就出在朕的不明，不能识别贤才。是因为佞人在位，贤人就受到堵塞与排挤。特别是周秦以来的积弊，使社会风气日下，以致有的人抛弃礼义，触犯刑法，真是可悲啊！由此看来，百姓有什么罪？现在赦天下，令犯罪的人努力改过自新，各务农业生产。无田地的都借以公田，和一般贫民一样贷给种子与粮食。赏赐吏六百石以上爵级为五大夫，勤于政事的官吏赐爵二级，继承父后的百姓赐爵一级。女子百户赐牛酒若干，鳏寡孤独及高年赐帛若干。”本月雨雪交加，严霜伤冻麦稼，秋无所收。
（三）
三十日，日偏食。下诏说：“曾闻明王在上，忠贤各司其职，就能让百姓安居乐业，周边地区蒙受恩泽。今日朕暗于王道（对国家治理不利的委婉说法），日夜忧虑，还不能求得治道的真谛。每看到一事就定不了标准，每听到一言就拿不定主张，是因为政令不能贯彻始终，得不到臣民的真正拥戴，空谈阔论，未能办成几件实事，这是天下所共闻的。公卿大夫的爱憎各异，有的缘奸作邪，贪赃枉法，百姓将去依靠谁啊！六月三十日，出现日食。《诗》不是说过吗：‘今天的百姓饱受灾祸，处境是十分的可哀！’从今以后，公卿大夫应该严肃思考上天所示的警戒，慎于修身，明确施政的长远目标，以辅佐朕的不足之处。直言进谏，无所隐讳。”
（四）
五年春三月，下诏说：“常听说明王治国，明确是非标准而供臣民遵循，提倡严谨谦虚并形成社会风气，所以法设而民不犯，令施而民乐从。今日朕继承宗庙，兢兢业业，不敢懈怠，而德薄目暗，教化浅微。《论语》不是说过吗：‘百姓的过失，都应由君临天下的人负责。’现赦免天下，赏赐民众爵位一级。女子每百户赏赐牛酒若干，三老和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努力务农的人赏赐帛若干。”诏书又说：“正值春耕与蚕桑时期，是百姓全力以赴的时刻，所以在本月要慰勉农户，不违农时。现有不良的官吏，为查证小罪，征召证人到署作证。兴生一些不急的事，来妨害百姓，使他们贻误农时失去节令，而导致秋后没有什么收获。对此，公卿要认真了解并三令五申，保证不妨害农事。”
“点评”
史家对元帝的定评是“柔仁好儒”，这个评语应是褒多于贬，至少是褒贬参半。现在看来，“柔”字用得恰切。元帝确实是一个性格柔弱、优柔寡断的人。至于“仁”字则要大打折扣。所谓“好儒”是真的，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最终只因偏好的是“俗儒”而功亏一篑。
在元帝做太子时，就向宣帝建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则训斥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所谓“霸道”就是先秦法家治国之道，所习之经十分广泛，包括《春秋》《诗》《尚书》《礼》《论语》等。元帝的经学功底，不仅远过乃父，就是在西汉一代所有帝王中，也可谓首屈一指。
纯任德教。在汉宣帝以前，基本上实行的是“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方略。到元帝时期，开始一反前代帝王之制，单崇儒家，纯任德教，治国完全以经学为指导，选官用人完全用儒家标准。为什么元帝摒弃主张严刑峻法的“霸术”，而改用“以柔治国”、强调“教化”的儒术呢？
元帝“纯任德教”，除了他自身具有深厚的经学修养外，更重要的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即土地兼并日趋加剧，农民纷纷破产，有的投入田庄沦为佃客和奴隶，有的接受政府假田，成为假田农民（国家佃农），有的成为流民，而这些人原来所承担的租税赋役，又都转嫁给编户齐民，即自耕农身上；再加上政治腐败，官吏贪残，天灾频繁，各地不断暴发反抗西汉统治的斗争。所以，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统治者只好放弃“霸术”，纯任德教，以期缓和社会矛盾。这种方略的改变，是由元帝提出并加以实施的。
在实行“教化”的儒术方面，元帝采取了如下的措施：
尊崇儒学。元帝即位当年，即采取尊奉孔子的措施。孔子第十三世孙孔霸“上书求奉孔子祭祀”。元帝即下诏曰：“其令师褒成君关内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焉。”这是以皇帝名义奉祀孔子的重大举措。孔霸被封为关内侯，赐食邑八百户，号褒成君，给事中，加赐黄斤二百斤，府第一所。孔霸去世，元帝两次穿素服去吊祭，赐给东园秘器钱帛，赠与列侯礼安葬，谥号“烈君”。初元二年，起用师傅萧望之，赐爵关内侯，食邑八百户。夏侯胜卒后，“赐冢茔，葬平陵。太后赐钱二万万，为胜素服五日，以报师傅之恩。儒者以为荣”。尊崇帝师的社会效应，必然导致人心向儒，这自然大大提高了儒家的社会地位。
以儒家标准选官用人。元帝即位不久，即大幅度增加太学博士弟子数量，由宣帝时的二百人，激增至千人。对这些博士弟子，每年按甲、乙、丙三科考试，考试合格者，即可授以相应的官职。因此，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话：“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儒学宗师夏侯胜也常常教导他的弟子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指高官）如俯拾地芥耳。”可见读儒经做官，已成为当时士人入仕的主要途径。
在元帝用儒方针的指引下，朝廷大臣以经学相矜尚，儒生布满朝廷上下，或位至公卿，或为地方长官。郭沫若说：“元、成以后……明经逐渐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出现了‘州牧郡守，家世传业’的经术世家。”而大批儒生进入政界后，又必然会把儒家理念施之于政事。
以经义为本，治国施政。元帝即位后，摒弃了宣帝霸王之道相杂的政治，发布的各项政令以及诏书，多引经为据；质问大臣，则穷究“经义何以处之”；大臣执法，则要求其“顺经术意”；如果大臣奏议上的语言不符合经义，则必然遭到严厉的批评。元帝的好儒，并不是要官吏做表面文章，而是要付诸实施。
由于利禄的诱惑，传授、研习儒家经学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自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来，到了元帝时期，经学才真正昌盛起来。正是由于以儒家仁义之道为治国指导思想，才使得已经动荡的社会又暂时平静下来，西汉王朝才没有即刻崩溃，而又苟延残喘了几十年。
不过，汉元帝以儒治国也留下了负面影响。明末思想家王夫之评价元帝广用儒生之事说：“自是以后，汉无刚正之士，遂举社稷以奉人。”同时，以经取士固然为汉王朝选送了大批人才，但由此也决定了许多人读经即为做官，因而在入仕以后，往往不是尽忠守职而只图保持禄位，尸位素餐而已。能治者不能为官，为官者不能为治，士与吏截然两途，这不能不影响到西汉后期各级政权的效能，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元帝强调以经取士，使一些只知书本、而不省吏事的“书呆子”也被选进了各级政府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