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涛
环境质量盖指人类周围环境对人类生存、生活的舒适程度。在古代，环境质量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森林生态的好坏。森林生态系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健康基础，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保障。它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气候；防风固沙，净化空气，过滤尘埃，杀灭细菌，消除噪音等重要作用。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从森林的分布了解某个时期的环境质量状况。本文就是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对有唐一代的环境质量状况进行一番探讨，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一个重要阶段，土地开发，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环境质量状况良好。据统计，唐代时全国的森林覆盖率达到33%～37%，是一个比较好的环境质量状况。但同时，我国森林的分布存在着严重的地区不均衡性，即东部多，西部少；南部多，北部少。森林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东部和南部地区，尤其是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我国的西北部和北部地区，森林分布较为稀少。据笔者初步估计，我国长江及其以南地区森林覆盖率为50%左右，西部和北部地区森林覆盖率仅有15%左右。从这一方面看，唐代北方地区的环境质量状况较南方差。北方水旱灾害频发，水资源枯竭。南方则是山清水秀的状况。
一唐代森林的主要分布
唐时，我国仍然是个森林密布，木材和林副产品十分丰富的国家。森林资源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东部和南部地区，尤其集中在东北的平原、山地，华北深山区，黄河流域的深山区，运河两岸，西南地区及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
东北地区，森林主要是大兴安岭的寒温带森林和小兴安岭、长白山的温带森林。唐时这里生活着靺鞨和室韦等部族。“气候多寒。夏霖雨，冬霜霰”，“山多草木鸟兽”。靺鞨人以采猎为主，采集果实，围猎鹿、貂等野生动物。“贷勃，欠对二山多草木，饶禽兽，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室韦部“他们用桦皮盖屋”，“（駮马）构木类井干，覆桦为室”，“渡水则束薪为桴，或以皮为舟”，“父母死，男女众哭三年，尸则置于林树之上”。东北地区的森林，在宋、明、清各朝都有文献记录。宋人洪浩《松漠纪闻》中记，宋代“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去冷山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明清两代，这里的密林，或称“树海”，或记“丛林密箐，中陷淤泥”。直到今天，东北地区依然是我国森林主要分布区。
华北地区，原始森林主要分布在深山区，主要植被为松、柏、檀、杨、椴木等山地林；在近山和平原地区多为人工栽植的桃、杏、梨、栗、桑、枣等经济林及零散的柳、榆、槐等防护林。
黄河流域森林覆盖率仅仅为32%，森林主要分布在深山区。在平原及低丘，所见为竹林、果园及桑、榆、枣等人工林。史念海先生对黄河流域中下游唐时的森林分布曾作过细致的考查、研究，他认为，黄河流域森林主要分布在深山区，在平原地区，原始林不见，人工林很多，尤其是竹林。山地的森林主要在如秦岭、吕梁山、六盘山、阴山、陇山、岐山、横山等山地。京师长安建设所需木材大多就来自岐陇山地区。“秦州（今甘肃天水）夕阳镇（今甘肃甘谷北）西北接北大薮，多材植……调军卒分番取其材以给京师”，秦州“唐末以来，居于渭河之南，大洛（今甘肃甘谷西）、小洛门（今甘肃武山东）砦，多产良木，为其所据。岁调卒采伐给京师，必以赀假道于羌户。……二砦后为内地，岁获巨木之利”。在陇南山区，随处可见“冉冉松上雨”、“下有冬青林，石上走长根”的景观。
西北山地的森林也多见史书。《元和郡县志》记载陇西的祁连山，“多材木箭竿”，“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余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牧畜养”。记载焉支山“东西百余里，南北二十里，有松柏五木，其水草茂美，宜畜牧，与祁连同”。记瓜州（今甘肃安西西南），“一昔雨暴至，大木数千章塞流而下”。新疆天山北坡、南麓也是松林之地。“阴山（天山北坡）千里横东西，风声浩浩鸣秋流”，“万顷松风落松子，郁郁苍苍映流水”。伊犁山地，《长春真人西游记》记：“峰峦峭拔，松桦阴森，高逾百尺，自颠及麓，何啻万株。”阿尔金山区，《新疆图志·山脉》则记：“松桧参天，花草弥谷”，“连峰沓嶂，盛夏积雪不消。其树多松桧，其药多野参，兽多貂、狐、猞猁、獐鹿之属”。
我国森林更多的则是分布在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拿西南地区说，合州石镜县铜梁山出产桃竹，剑州监津县掌夫山出产名柘，“甚为方材”。曲州唐兴县溺水，“穷年密雾，树木皆毛衣深厚”。柘州因境内山上多柘木而得名。眉州洪雅县可暮山“山多树木，公私资之”。当时的嘉陵江上游和今重庆綦江、南桐一带经常有大象、野牛成群出没。四川盆地南部，“唐之筠连州，其地通广茫部，西控乌蛮，四山皆竹，一邑相连，故名之筠连”。《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南州》记南州（今南川）“山多楠木，堪为大船”。而在今云南宣威、嵩明到建水一线也是野兽众多、树木茂盛之地。所以，直到清代，青藏高原南缘的济咙（吉隆）还记有松柏等树木情况。而今西南地区依然是我国森林主要分布区。
长江流域中游地区，如湖北、湖南、江西等省，森林也有不少。鄂州樊山“青松绿竹，常自蔚然”，西山“山上佳木相荫”，松滋县秀峰“茂林深树，四时郁葱”，江夏（今武昌）县静山“茂林高峻”，“江汉在下，茂树万里”。兴山县紫竹林以西，“连岗叠楞，至高家院，橙子树各山间有未辟老林”，“湘江永州路，水碧山崒兀”，“猿声何处晓，枫叶满山秋”。柳宗元《永州八记》中描写永州（今湖南零陵）：“云湖小溪，澄潭浅渚，间厕曲折，平者深墨，峻者沸白。舟行若穷，忽又无际。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丛，冬夏蔚然。……其下多白栎，其树多枫楠石楠，楩槠樟柚。……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太平广记》卷三三一引纪闻记：“豫章诸县，尽出良材，将至广陵，利则数倍。”《徽州府志》记：“婺（源）祁（门）山多田少，民多栽杉为林，以供赋税，三十年可伐。”《太平寰宇记》记：“龙泉县，本吉州泰和县龙泉乡什善镇地，伪唐（南唐）保大元年（943年）……置龙泉场，以乡为名，采择林木之故也。”
二唐代森林的耗损
唐代森林的如此分布是与当时人们对土地的开发利用及用林、毁林活动密切相关的。一般来说，人类用林、耗林的主要方式有：一、开垦林地，种植作物。二、土木建筑用林。三、手工业用林。四、日常生活用林，如烧饭、取暖等。五、战争毁林。其中前两类活动耗费林木更大。黄土高原、关中平原、华北平原是我国北方农业发展最早、最快的地区，农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土地的开发与森林的破坏。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消灭植物，是为了在这块腾出来的土地上播种五谷或者种植树木和葡萄，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可以得到多倍的收获。”
唐时，关中的京兆郡、华阴郡、冯翊郡、扶风郡、新平郡、汧阳郡共有563151户，3198367口。西汉时，三辅地有647180户，2436360口。唐代人口数量比西汉有所增加。照汪籛先生的说法，京兆府户均占地50亩以上，则关中地区的土地开发达到很高的阶段，土地所剩无几。故有“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关辅之地，萌庶孔殷，丁壮受田，罕能充足”。“地隘人繁……虽获登秋之积，犹亏荐岁之资。”“委京兆府劝课民户，勘责有地无牛百姓，量其地著，以牛均给之。”
关中如此，黄土高原也无例外。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黄土高原地区在唐天宝元年（742年）的人口总数达到1015万，人口基本处在饱和状态。人口的增加使得广大的黄土丘陵，平原地区的森林、草原受到严重的毁坏。元结《元次山文集》卷七《问进士》记，唐鼎盛时，“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天宝八载（749年），全国各地屯田分别为：河东道131屯，关内道258屯，河南道107屯，河西道156屯，陇右道172屯，河北道208屯，剑南道9屯。可见，屯田活动大多在黄河流域，尤其是黄河的中下游地区展开。
实际上，在唐代，我国黄河流域的这种土地开发活动持续了很长时间，土地开发已经从平原扩展到丘陵、山地，并最终达到影响生态环境的地步。
当然，南方的土地开垦也同时进行，但南方人口少，地域广，土地开垦程度不如北方。以天宝元年（742年）的户口数为例，南方户4051451，口20551532，北方户4922183，口30424011.南方与北方的比例为1：1.21（户），1：1.48（口）。天宝十四载，全国耕地1430386213亩。北方土地所占比例较大，这从上述的屯田情况可以反映出来。总之，唐代的农业经济繁荣一定程度上说是森林破坏换来的。这在我国的北方尤其是黄河流域表现得更为明显。
三唐代森林耗损后的环境恶化情况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具有完整的生态平衡调节功能，是自然界物质和能量交换的枢纽，它具有调节气候、涵养水源、防风固沙、保持水土等生态功能。“山上多种树，自然成水库，雨多它能容，雨少它能吐”的农谚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科学证明，森林树冠可以截留20%～30%的降水量，其余的或被蒸发或渗入森林土壤中，仅有一小部分形成地表径流流走。林地土地只要有一厘米的枯枝落叶层，可以使泥沙失量减少94%，有林地每公顷泥沙流失为0.05吨，无林地为2.22吨，相差44倍。树木在土壤中根系达到一米时，每公顷森林可贮水500—2000立方米，每平方公里森林每小时吸纳水20—40吨，大约为无林地的20倍。每亩森林比无林地最少能多蓄水20立方米，5万亩森林所含蓄的水量就相当一座总量为100万立方米的小型水库。这些说明森林可以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止水旱灾害的发生。
人类“需要经过几千年的劳动才稍微学会估计我们生产行动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他们“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却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把森林砍完之后，水分积聚和贮存的中心也不存在了”。人类活动“不仅变更了植物和动物的位置，而且也改变了他们居住地方的面貌、气候，他们甚至还改变了植物和动物本身，使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同地球的普遍死亡一起消灭”。
森林的破坏，荒山荒地不能有效地截留降水，使得地表径流很快形成而且急剧流入江河。一旦江河流量过大，不能及时宣泄，常常导致泛滥成灾，一般来说，河流中上游地区森林破坏越严重，水灾、旱灾发生的次数越大，造成的危害也越大。
据《新唐书》、《旧唐书》中的《五行志》记载，唐武德七年至开元二十九年的一百多年间，京畿旱灾10次，涝灾7次，蝗灾3次，都畿水灾1次，旱灾12次，河南旱、涝、蝗灾分别有7次、22次和3次。河南旱、涝、蝗灾有6次、13次和2次，江南旱、涝、蝗灾仅有1次、6次和1次。淮南旱、涝灾各为3次。可见南方水旱灾害的发生明显比北方要少得多。又据统计，唐代我国发生的水灾共有312次，其中河南103次，关内84次，河北27次，为我国水灾的频发与集中区。
陈高佣《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一文认为，618—906年，关中旱灾有25次，推测还有56次，共81次，水灾33次，推测还有10次，共43次。袁林统计，581—960年，陕西旱灾151次，其中大旱、特大旱、毁灭性大旱36次，水灾发生年有86年。薛平栓认为，关中旱灾47次，平均每6.17年一次，水灾59次，平均每4.91年一次。水旱灾害的频发主要缘于森林的破坏，植被的消失。
而在河南省境内，公元前2700年森林的覆盖率为63%，南北朝时降到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唐时为五分之一，即20%。森林破坏导致水旱频发，公元624—741年，河南自然灾害中的旱、涝、蝗灾的发生率很高，有32次之多，居全国之首。洛阳在唐代共遭到水灾22次，洛水泛滥16次，均为全国前列。究其原因，与其森林的过度砍伐有关。山东省，公元前2700年森林覆盖率为46%。唐代时，这里人口增加，垦田面积大幅度上升，森林破坏已趋于恶化。宋人沈括总结说：“今齐鲁间松林尽矣。”公元700年，山东的森林覆盖率为，为全国倒数第一。
森林破坏之后，千百万公顷的荒山、地表失去了植被覆盖物，在雨水长期的侵蚀下，地形被剧烈地冲击割裂，肥沃土壤大量流失，河水泥沙含量大大提高。唐代时，渭河上游陇南地区多为森林密布之区，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固沙的作用。而泾河上游地处关中平原的北端，开发历史悠久，森林覆盖情况较差，所以形成所谓的“浊泾清渭”的现象。唐代中后期，渭河上游的陇山、岐山等地又成为政府采伐中心，森林面积缩小，渭河变得浑浊起来；而泾河流径的谷地下切到第三纪基岩，流径坚硬的岩层自然没有土壤表层泥沙多。所以唐代之后出现了“渭浊泾清”的局面。
森林的减少，使得地表土层没有可依附固定的东西，造成水土流失，沙化严重。如今河套荒漠化严重，乌兰布和、库布齐、毛乌素三大沙漠占了河套的大半。而汉代河套的生态环境却非如此。据史念海考证，汉代三大沙漠尚未形成，黄河在这里平缓流过，平原上河汊支流纵横，内蒙和山陕之间也没有形成太深的河谷，河床比现在高40—70米，引水灌溉比现在方便。汉代在这一地区还分布着森林，森林之间是广袤的草原，植被基本完整，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但在唐代中期以后，由于森林的破坏，黄土高原地区的生态环境明显趋向恶化。北部今之乌兰布和沙漠与库布齐沙漠风蚀沙化加剧，其南夏州一带也在9世纪初之长庆年间出现了“飞沙为堆，高及城堞”的沙化现象。
又“黄河”一词也是在9世纪中后期才正式作为专名记入史书《元和郡县图志》之中。今陕北的无定河，在北魏《水经注》书中称屠延水，或朔方水，5世纪时记载它还是一条“清流”河，到9世纪时却改称“无定河”，并沿用至今。因这条河在《舆地广记》注中记“溃沙急流，深浅不定”。可见，这时的黄土高原水土流失较重，生态环境有一定的恶化。
有人统计认为，我国古代以143万平方千米的森林被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是1785亿元。其中，水资源损失810亿，木材损失194亿，荒漠化损失188亿，土壤侵蚀损失410亿，水库湖泊淤塞损失亿，内河航运损失亿，水旱灾害损失亿。
因为没有森林，关中地区的水源受到破坏，很多水池、湖泊也在日益缩小与消失。汉代称秦岭以北，渭河以南地区为“陆海之地”，意思是指树木、湖泊、沼泽很多。据记载，西安地区在唐代以前拥有的湖泊有滮池、灵沼、灵囿、太液池、唐中池、百子池、沧池、鱼池、酒池、影娥池、琳池、飞外池、鹤池、盘池、冰池、昆明池、镐池、东陂池、西陂池、郎池、曲江池、洪池陂等，这些湖泊与沼泽历经千年而未被淤塞和干涸，一个重要原因是这里的森林比较多。而且，在汉代，长安地区的八条河流中有灞、浐、酆、镐、潦、潏等六条没有发生过洪水灾害。到了唐代，长安地区的水文环境发生了变化，首先是《三辅黄图》中记载的汉代上林苑中的十池即初池、糜池、牛首池、剻池、积草池、东陂池、西陂池、当路池、犬台池、郎池，大多不见记载。再则，唐代的一些陂池面积大大缩小，如滮池、昆明池、曲江池等。这又说明唐代时这里的水文环境比汉代要差很多。究其原因，森林的破坏是关键和主要的。
南方开发较迟，森林的破坏也较迟。东晋以后南方的丘陵山地的林木开始被较多地采伐，但因雨量多，气温高，植被自我更生能力强，林木被砍伐后随即天然更新。唐代时，森林的采伐量增加，范围扩大。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属局部范围。就是在中晚唐时，苏州、湖州、越州、长沙、豫章、扬州等地的森林资源仍十分丰富。“材干筋革，出自江淮。”南方森林植被的众多，发挥了调节气候、蓄保水土和抗御灾害的能力，因而自然灾害远较北方为少、为轻。很少发生旱涝蝗相继的事情。举例说，长江中部的湘江，《刘禹锡集》卷二九《送僧二十四首·海阳湖别浩初师·引》写：“潇湘间无土山，无浊水……民乘是气，往往清慧文，长沙人浩初生既因地而清矣。”张九龄《曲江张先生文集》卷四《初入湘中有喜》记：“征鞍穷郢路，归棹入湘流。……两边枫作岸，数处橘为洲。”杜甫《杜少陵集详注》卷二三《上水遣怀》又言：“崷崒清湘石，逆行杂林薮。”《过津口》诗道：“回首过津口，而多枫树林。”这些说明湘江流域森林植被覆盖良好，水质清澈。其实，不仅湖南如此，南方大多地方也是如此，那里空气清新、山清水秀。
从上可见，北方尤其是黄河流域，因森林破坏严重，使得那里水旱灾害频发，水土流失严重，土壤沙漠化日益深重，环境状况较差。与此同时，我国南方因森林有较广的分布，灾害发生较少，山清而水秀，环境质量较好。
总之，唐代时，我国森林存在严重的地区不均：南方多，北方少，东部多，西部少。这一局面导致我国的环境质量状况为：北方尤其是黄河流域较差，南方较好。这也是唐后期北方经济发展落后于南方的一个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