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虎
《晋书·食货志》载:“嘉平四年,关中饥,宣帝表徙冀州农夫五千人佃上邽,兴京兆、天水、南安盐池,以益军实。”据《晋书·宣帝纪》:嘉平三年(251年)六月,司马懿“寝疾”,八月戊寅“崩于京师”。因此不可能在次年才表徙冀州农夫佃上邽、兴三郡盐池。中华书局标点本《校勘记》云:“嘉平四年,司马懿已死。”《五行志上》云:“太和四年八月大霖雨,岁以凶饥”。此‘嘉平’乃‘太和’之误。”《校勘记》正确地指出了嘉平四年记载之误,但又据《五行志》关于太和四年八月大霖雨,岁以凶饥的记载,认为“此‘嘉平’乃‘太和’之误”,似乎上述司马懿的活动是在太和四年(230年)发生的。《晋书·五行志》的原文是这样的:“太和四年八月,大雨霖三十余日,伊、洛、河、汉皆溢,岁以凶饥。”其中并没有透露是年的灾害与司马懿上述活动关系的信息。那么,司马懿上述活动究竟发生在哪年呢?《晋书·宣帝纪》系此事于太和五年。从当时魏、蜀争锋的态势和司马懿的活动情况观之,应当是正确的。
太和四年,司马懿“迁大将军,加大都督、假黄钺,与曹真伐蜀。帝自西城斫山开道,水陆并进,泝沔而上,至于朐,拔其新丰县。军次丹口,遇雨,班师”。由此可见这次军事行动的主帅是曹真,而非司马懿;魏、蜀争锋的主要场所在汉中地区,而非其西的上邽地区;军事行动只有短短的两个月。魏明帝七月始“诏大将军司马懿泝汉水由西城入,与(曹)真会汉中”,由于大雨三十余日和粮运不继,九月即“诏曹真等班师”。太和四年司马懿并没有表徙冀州农夫于上邽和兴三郡盐池的活动。
次年二月,诸葛亮发动第四次北伐,进围祁山。三月曹真病死,于是魏明帝以司马懿“西屯长安,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统车骑将军张郃、后将军费曜、征蜀护军戴淩、雍州刺史郭淮等讨亮”。这次军事行动的统帅是司马懿,魏、蜀争锋的场所也从东部的汉中地区西移至上邽一带,而且此次双方在上邽地区实行较长期的对峙。诸葛亮“闻大军且至,乃自帅众将芟上邽之麦”。司马懿“卷甲晨夜赴之,(诸葛)亮望尘而遁”。六月,诸葛亮以粮尽退军。“时军师杜袭、督军薛悌皆言明年麦熟,亮必为寇,陇右无谷,宜及冬豫运。帝曰:‘亮再出祁山,一攻陈仓,挫衄而反。纵其后出,不复攻城,当求野战,必在陇东,不在西也。亮每以粮少为恨,归必积谷,以吾料之,非三稔不能动矣。’于是表徙冀州农夫佃上邽,兴京兆、天水、南安监冶”。此次魏、蜀争锋,解除了蜀汉对曹魏陇西地区的威胁。据司马懿估计,这一带将获得三年的和平安定时间,从而有可能从内地迁徙大量农夫于上邽屯田积谷,为长久之计,于是有了他上表徙农的行动。
太和五年的相关措施是在太和四年经验教训基础上产生的。太和四年曹真征蜀时,王肃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此谓平涂之行军者也。又况于深入阻险,凿路而前,则其为劳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众逼而不展,粮县而难继,实行军者之大忌也。”杨阜也为此而上疏曰:“间者诸军始进,便有天雨之患,稽阂山险,以积日矣。转运之劳,担负之苦,所费以多,若有不继,必违本图……今者军用不足,益宜节度。”在这种情况下,明帝不得不召诸军还。由此可见当时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粮运不继的问题。因此太和五年司马懿吸取去年的经验教训,提出上述两项措施,以达到“以益军实”的目的。此“军实”主要是指解决粮食供应的问题。
所以,《宣帝纪》将此事系于太和五年是正确的。
但是,《宣帝纪》在纠正了《食货志》关于司马懿表徙冀州农夫佃上邽的年代错误的同时,却又将《食货志》“兴京兆、天水、南安盐池”一事记作“兴京兆、天水、南安监冶”。那么,究竟司马懿在这三郡是兴建“盐池”还是“监冶”呢?
盐铁均为国之大宝,在与蜀汉对抗时,两者都是曹魏政权迫切需要的“军实”。曹魏也确曾设“监冶”以典作农战之具,曹操曾以韩暨为“监冶谒者”主持冶铁事宜。他利用水排鼓风,“计其利益,三倍于前。在职七年,器用充实。制书褒叹,就加司金都尉,班亚九卿。”但是就司马懿在三郡的兴作而言,我们以为当以“盐池”为是,“监冶”可能是“盐池”之讹。
课民耕种与开发盐业并举,两者相互配合,相互促进,是曹魏政权一贯的做法。早在建安年间就已经采取这样的措施,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建安初,关中百姓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及闻本土安宁,皆企望思归,而无以自业。于是卫觊议为‘盐者国之大宝,自丧乱以来放散,今宜如旧置使者监卖,以其直益市犁牛,百姓归者以供给之。勤耕积粟,以丰殖关中,远者闻之,必多竞还。’于是魏武遣谒者仆射监盐官,移司隶校尉居弘农。流人果还,关中丰实”。卫觊通过兴建盐业而筹集资金购置农业生产资料,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这样不仅使关中地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而且达到了“关中服从”的军事、政治目的。太和二年(228年),“明帝以凉州绝远,南接蜀寇,以(徐)邈为凉州刺史,使持节领护羌校尉。至,值诸葛亮出祁山,陇右三郡反,邈辄遣参军及金城太守等击南安贼,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谷,邈上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又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徐邈也是通过兴建盐业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个做法正是继承前代的传统措施。由此可见,开盐池与课民佃田两者并举,相互配合,相互促进,是曹魏政权的传统做法。徐邈在凉州采取这种措施三年之后的太和五年,司马懿也在迁徙冀州农夫佃上邽的同时,兴京兆、天水、南安盐池,他的做法可以说是远采卫觊,近仿徐邈的做法。
其次,雍、凉一带颇有盐池分布,而且有着开发盐业的传统。上述卫觊开发盐业在关中地区,徐邈在凉州,而司马懿兴建盐池的京兆、天水、南安三郡正是在这两个地区之中。这三郡不仅有盐池,而且也有开发的传统。据《元和郡县图志》载,京兆府栎阳县有“煮盐泽,在县南十五里。泽多咸卤。苻秦时于此煮盐。周回二十里”。栎阳县在今临潼县东北,这个盐池面积不小,苻秦距曹魏仅百年左右,可能就是在继承曹魏时期开采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时京兆有盐池。据《水经注》漾水条:“西汉水又西南,迳始昌峡,《晋书地道记》曰:天水,始昌县故城西也。亦曰清崖峡。西汉水又西南,迳宕备戍南,左则宕备水自东南、西北注之。右则盐官水南入焉。水北有盐官,在嶓冢西五十许里,相承营煮不辍,味与海盐同。故《地理志》云:西县有盐官是也”。西县在今甘肃天水西南,此盐官即后世之盐官城(镇),顾祖禹谓:“盐官城,在(西和)县东三十里。《志》云:有盐井水与岸齐,味甘美。汉时尝置盐官于此。唐亦谓之盐官镇。”这时天水有盐井,南安亦有盐井。《元和郡县图志》“鄣县”条:“盐井,在县南二里。远近百姓仰给焉”。鄣县在今甘肃漳县。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晋书·食货志》之“嘉平四年”,应为“太和五年”;《晋书·宣帝纪》之“兴京兆、天水、南安监冶”,似以“盐池”为是。
[附记:此稿草于1995年,当时张金龙同志曾看过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值此牛致功教授八十华诞之际,又作了一些修改补充,谨以此小文贺寿,衷心祝愿牛先生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