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离格兰瑟姆虽只有二三百英里的路程，但对这个从未出过家门（童年时只去过一次伦敦）、孑然一身又孤陋寡闻的罗伯茨小姐来说，遇到了多方面的麻烦。有人说，牛津对这位新生的确“不是天堂，而是炼狱”。
首先，玛格丽特必须通过“乡音”调整关，因为她入学初期带有明显的林肯郡的乡音，竟成了同学们嘲讽的笑柄。在当时的英国，英语的发音是否纯正，是一个人是否出身于名门贵族、是否受过高等教育的重要标志。如果能讲一口纯正的“牛津英语”，那就是上等人的气质了。初到牛津的罗伯茨小姐急于纠正自己家乡的土音，结果往往弄巧成拙，听起来不伦不类，引起哄然大笑，遭到讽刺挖苦。经过顽强努力，玛格丽特的口音总算得到了一定的调整。后来，在她成为英国下院反对党领袖时，又有特定的公关专家帮助纠正她的发音。所以此后人们在广播或电视中所听到的撒切尔夫人的声音，早已不是她在来牛津前的那种乡土“原音”了。
其次，顾名思义，女子学院都是女学生。但是罗伯茨小姐却很难跟这些女同学融合到一起。她的言谈举止似乎比同学们成熟一些，但有时说出来的话和做出来的事却又显得幼稚可笑。因此，玛格丽特经常遭受到同学们的冷遇和疏远。这既使她不胜苦恼，又加剧了她的恋家情结。这位女首相后来追述她在牛津大学生活时不禁感慨系之：“我老是想家。当你在家时，绝对体会不到孤独的滋味。头一次尝到孤独的滋味还真叫人难受哩！”在牛津大学的4年时间里，玛格丽特基本上是独往独来，没有结交下几个知心好友。到牛津求学的第三学年，她干脆搬出了学院的宿舍，邀了两个女同学合租一套公寓。她们之间虽能和睦相处，谈笑不苟，但始终没有成为知音。
初到牛津时的孤独、压抑和同学们的冷嘲热讽，并没有使玛格丽特对学习与工作的刻苦精神有丝毫消减。她仍像在凯蒂文女中学习时那样，在萨姆维尔女子学院也是同学中最用功的一个。当时学院课程之繁重，实验活动之多，令许多学生都感到头痛。而玛格丽特却总是那样精力充沛，勤奋好学，而且把一切都安排得那样井井有条，稳妥有序，显露出一个女强人的特色。她经常从晚上忙到次日凌晨两三点钟，早上六点半钟又起床。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的觉。这种在牛津大学养成的习惯，一直保持到她出任英国首相时仍然不改。这一特色使不少强有力的男士也不禁望而生畏。英国政坛老手、希思派干将、后来又成为撒切尔夫人麾下核心人物的威廉·怀特洛就这一特色说道：“她的精力十分惊人。谁要是认为妇女不具备男人那样的精力，那就大错特错了。她比男子的精力还要旺盛一倍。她要是让我一天干 她那样多的工作，那就要我的命了！当她以这种步子做事时，一天下来，她周围的人都累得精疲力竭，而她却仍然精神抖擞。”这个一度是撒切尔夫人最有力的竞争对手的保守党元老，也就心甘情愿地拜倒在她的膝下。这当是后话，是40年以后的事了。
在牛津大学，罗伯茨小姐从不迟到，从不拖交学术论文。她无疑是学生中的佼佼者。
尽管如此，一贯认真严肃的玛格丽特也不乏女郎的纯情和浪漫。她在大学时期也曾经历过自己的初恋，但最后以门阀之见而告吹。姑娘失恋后一度痛苦万分，她破天荒第一遭发现自己引为自豪的父亲和精神支柱的家庭在名门贵族面前的卑微。初恋的失败兴许成了玛格丽特在权力的阶梯上不断向上攀登的动力。与初恋的情人（一位伯爵之子，日后也成为保守党内的重量级人士）分手之后，罗伯茨小姐虽也曾在爱河中游泳过，但都因多种原因而未能成就姻缘。由于与萨姆维尔学院的同学们合不来，她更愿与学院以外的男同学交往。大学毕业之后，直到步入政治舞台，她的朋友中多以男性为主。撒切尔夫人似乎觉得在男士的圈子里更轻松自如、游刃有余一些。撒切尔夫人自己就曾经说过：“给我六个男士和真理，我就能改变一切。”
在大学四年紧张的学习之余，罗伯茨小姐还参加了许多在老家不可能接触到的政治活动。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她没有置身于政治之外，而是积极、活跃地参加了保守党组织的各项活动，成了牛津大学保守党俱乐部的重要成员之一。1946年，玛格丽特被推举为俱乐部的主席。当时，英国政局动荡不定，保守党和工党斗争激烈，玛格丽特则毫无保留地站到了保守党的一边。从某种程度上说来，这与她那保守主义的传统家教不无渊源，但更重要的是玛格丽特在牛津的政治活动中深受保守党政治的熏陶。她非常钦佩温斯顿·丘吉尔，并立下宏愿要做他那样的政治家。牛津大学也确实是培育叱咤风云人物的苗圃，许多攀上英国政治权力顶峰的人，都曾是牛津大学名气很响的牛津联合会的成员，如四次出任英国首相的自由党领袖威廉姆·格莱斯顿（1868—1874，1880—1885，1886，1892—1894）、三次出任英国首相的保守党领袖罗伯特·索尔兹伯里（1885—1886，1886—1892，1895—1902）、一度出任英国首相的保守党领袖哈罗德·麦克米伦（1957—1963）、两次出任英国首相的工党领袖詹姆斯·威尔逊（1964—1970，1974—1976）和一度出任英国首相的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1970—1974）等。这些人都是牛津大学的毕业生。
由于当上了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主席，玛格丽特从此实现了自己迈向政治生涯的起步。
这是因为，在牛津大学就读期间，玛格丽特几乎花费了自己的一半时间去干协会里无人干的琐碎事，而且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最终成为该协会史上的第一位女性主席，这大概是对她三年来献身于协会工作的忘我精神的酬报。
这是因为，这一职位给玛格丽特提供了大量机遇，扩大了她在政治上的接触范围，大开了眼界，锻炼了驾驭自己的能力，学会了从事政治活动所必需的社交技巧。
例如，玛格丽特曾代表牛津的保守党人参加了1946年的保守党年会，并在会上发了言。她在会上见到了保守党内所有的大人物。尽管这位保守党女大学生并没有给这些党内首脑们留下什么印象，但他们的名字却深深地印在这位才20来岁的姑娘的脑海里，她也就更为坚定地把自己的政治兴趣和未来前途押在保守党身上了。
又例如，牛津大学作为英国新一代精英的摇篮，经常接待两党知名的政治家来校演讲。而保守党领导人更是把牛津当成与工党和自由党争夺年轻人的重要政治桥头堡，来访者简直络绎不绝。玛格丽特必须以协会主席的身份出面宴请他们，负责为他们安排讲坛和其他一些迎来送往的事务性工作，这样一来，玛格丽特便结识了许多保守党的上层人士，尔后并同他们保持着某种特殊关系，实际上进入了保守党的关系网。曾任保守党领袖、英国首相和外交大臣等职务的亚历山大·道格拉斯——霍姆勋爵就是玛格丽特出任协会主席后头一个来牛津演讲的大人物。后来玛格丽特进入英国下院后，曾在他的政府里担任过国民保险部政务次官。他们还一同当过希思政府中的内阁成员。不仅如此，这位玛格丽特早年所崇拜的党内元老，后来还是她那内外政策的坚定有力的支持者。
所以说，在牛津这个“炼狱”中度过的4年，对玛格丽特·希尔达·罗伯茨小姐未来的仕途是意义重大的：她从一个孤陋寡闻、埋头苦干的“杂货商之女”成长为保守党的一名新秀；从一个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传的偏僻小城的中学生变成了一位立志投身政治的幼苗。这棵新苗在历史的风风雨雨中终于脱颖而出，茁壮成长，成了世人刮目相看的女政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