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辽政权的契丹、建立金政权的女真族以及建立元朝的蒙古族，都是善骑射的民族。他们“居住无常”、“以车马为家”、“渔猎以食”的生活习惯，不仅造就了他们剽悍健壮的体魄，而且也培育了他们勇武善战的性格，善于骑射则是其最基本的技能。骑马射箭既是他们谋生的手段，也是他们练兵与娱乐的活动内容。
在辽国，每年农历三月三日契丹族的“陶拉葛尔布”节上，都要举行射兔比赛。赛前，先将木雕兔固定为靶，然后将参赛者分为两组，“分朋走马射之，先中者胜”，失败的一组下马向获胜组进酒以示祝贺，即所谓“负朋下马列跪进酒，胜朋马上饮之”（《续文献通考·乐考》）。
和契丹族一样，女真族也是举族上下，善于骑射，其民“善骑，上下崖壁如飞。济江不用舟楫，浮马而渡，精射猎，每见巧兽之踪，能蹑而摧之”（《大金国志》卷三九）。由于骑射深受重视，也成为他们体育娱乐活动的主要内容。据《金史·礼志》记载，女真族于重五、中元、重九等节日举行拜天之礼后，常常举行射柳比赛：“插柳球场为两行，当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识其枝，去地约数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驰马前导，后驰马以无羽横镞箭射之。”成绩以“既断柳，又以手接而驰去者，为上；断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断其青处，及中而不能断，与不能中者，为负。”显然这种竞技比赛，若非精湛的射艺和娴熟的骑术兼备，是无由问津的。
女真进入汉族地区，尤其是灭北宋以后，为了继续保持本民族的特点和增强武力统治能力，一再强调女真人的骑射活动，大定二十六年（1186）十月，金世宗曾针对“西南、西北两路招讨司地隘，猛安人户无处围猎，不能闲习骑射”的情况，“委名猛安谋克官依时教练，其弛慢过期及不亲监视，并决罚之”（《金史·世宗纪》）。金章宗时亦规定：“女真人及百姓不得用网捕野物，及不得放群雕枉害物命”，其旨“亦恐女真人废射也”。不仅如此，骑射技能还是科举取士、选官的基本条件，如明昌四年（1193）。金章宗曾“敕女直进士及第后，仍试以骑射，中选者升擢之”（《金史·章宗纪》）。统治者对骑射的重视，一方面反映出骑射习俗在金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随着社会生活环境和方式的变化，女真人进入中原地区后，骑射习俗已日见松弛。
以骑射立国的元蒙民族，更是以善骑射见长，“元起朔方，俗善骑射，因为弓马之利取天下”（《元史·兵志》），其民“家中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签为兵……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守边“悉遣精锐练习骑射之士”（《元史·兵志》）。靠一张弓箭一匹马，创下了横扫欧亚、灭西夏、吞金宋、统一中国的辉煌业绩。在这种举族上下皆重弓马的影响下，崇尚骑马射箭遂成为元蒙民族的传统体育习俗。奇特的是，骑射习俗在蒙古族中不仅仅是为了竞技较艺，而且还用以祭祀消灾，尽管其活动只不过是象征意义的，但从其祈求的美好愿望看，骑射活动在该民族中确实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据《元史·祭祀志》记载，蒙古族有“射草狗”的习射风俗，“每岁，十二月下旬，择日于西镇国寺内墙下，洒扫平地……束秆草为人形一，为狗一，剪杂色彩缎为之肠胃，选达官世家之贵重者交射之”，名曰“脱灾”，国俗谓之“射草狗”。每年举行的这种活动，既是一种消灾免祸的祭祀活动，也是一项寓射于乐的竞技比赛。
射葫芦也是元人的娱乐活动。每年清明、端阳节，人们把装有鹁鸽的葫芦悬于树上，远而射之。但输赢不在于能否射中葫芦，而要使“鸽子飞出，以飞之高下为胜负”。真是别出心裁。
元蒙民族善于骑射的习俗，使该民族中能骑善射之士辈出，如《元史·忙哥撒儿传》记载：“搠阿精骑射，帝甚爱之，号为默尔杰，华言善射之尤者也。帝尝与贼遇，将战，有二飞鹜至，帝命搠阿射之。请曰：‘射其雄乎？抑雌者乎？’帝曰：‘雄者’。搠阿一发坠其雄。”可见其射技之精。《元史·廉希宪传》亦载：廉希宪“尝与近臣校射世祖前，希宪腰插三矢，有欲取以射者，希宪曰：‘汝以我为不能耶？但吾弓力稍弱耳。’左右授以劲弓，三发连中。”俨然一种以能骑善射为荣、不能骑善射为耻的风尚。
受中原汉王朝的影响，有的少数民族政权还将本族擅长的骑射技能列入武举考试的制度，如金的武举制中，就有马射、步射的内容。按《金史·选举一》的记载，步射以“能挽一石力弓，以重七钱竹箭，百五十步立贴（靶），十箭内，府试欲中一箭，省试中二箭，程试中三箭。又远射二百二十步垛，三箭内一箭至者”为合格；马射以“百一十步内，每五十步设高五寸长八寸卧鹿二，能以七斗弓、二大凿头铁箭驰射，府试则许射四反，省试三反，程试二反，皆能中二箭者”为标准。无疑，武举制度对骑射的持续发展，会起到促进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