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边境的一些游牧民族在大规模内迁中原之时，往往以强弓劲骑为开路先锋，纵横驰骋，势不可挡。黄河流域的滚滚狼烟使军队成分和传统的军事体育风尚发生了重大变化，重装骑兵成为军队的核心力量和主宰战场胜负之神，骑射训练成为军事体育活动中压倒一切的内容。在北方地区，各少数民族“以骑射为业”的风俗习惯与中原汉族重弓马之术的传统习尚相互渗透融合，使骑射之术盛行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在南方地区，统治者为了苟安图存或恢复中原，也往往以弓马娴熟为条件征兵逸将，骑射之术在军队和民间亦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被史书上称为“五胡之首”的匈奴族，早在战国秦汉时代就以精于骑射之术而威震大漠，在入主中原后仍威名未衰，雄姿依旧，“士民力能弯弓，尽为甲骑”。西晋末年首举反晋大旗并在北方建立第一个少数民族割据政权的匈奴族首领刘渊，其弓马之术就“妙绝于众，猿臂善射”（《晋书·刘元海载记》）。其第四子刘聪深有父风，能“弯弓三百斤，膂力骁捷，冠绝一时”（《晋书·刘聪载记》）。养子刘曜更是天生神力，“铁厚一寸，射而洞之，于是号为神射”（《晋书·刘曜载记》）。羯族首领、后赵政权的开国君主石勒，少年时代即“壮健有胆力，雄武好骑射”，后来纠集羯、汉勇士十余人跨马弯弓驰骋于幽、并二州，官军莫敢撄其锋，号为“幽燕十八骑”。而幽、并二州的民间骑射之风远近闻名，经久不衰。南北朝时期的杰出诗人鲍照在组诗《拟古》中，就曾用热情洋溢的笔墨讴歌这一地区的少年郎骑马习射的勃勃英姿：
幽并重骑射，少年好驱逐。
毡带佩双鞬，象弧插雕服。
兽肥春草短，飞□越平陆。
朝游雁门上，暮还楼烦宿。
石梁有余劲，惊雀全无目。
诗中描写这些神采飞扬的英俊少年们不仅骑术精湛，而且膂力奇大，射艺惊人，完全可以与古代传说中能射中千步之外石梁的宋景公和可射中空中飞雀之目的后羿相媲美。
北方骑射之术的空前盛行，是在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王朝统治时期。《魏书·序记》称拓跋部有“控弦之士四十余万”，几乎每个男子都弓马娴熟，且经常举行竞争颇为激烈的马射比赛。据《魏书·裴叔业传》记载，拓跋部入主中原、统一北方后，把骑射风尚与汉族的传统节日相结合，在每年的九九重阳节举行盛况空前的马射活动，并令京畿以内的各郡太守一律赶赴京师观摩，以教化四方百姓。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一生南征北战，酷爱骑射，曾专门在长川修筑了一个规模很大的马射台。始光三年秋天，拓跋焘大会百官贵族与属国君长于长川，并轮番跃马台上，随着阵阵鼓声扬鞭催马，弯弓搭箭，纵横驰射。台下观众人山人海，喝彩叫好之声不绝于耳。为了鼓励和奖掖文武百官骑射风尚，北魏朝廷还曾从天子内库中提取上等绫布数万匹，令宫官与朝官分列两队，逐一出列骑马比射，赢者当场赐以绫布。因为赏赐数额甚巨，众官员皆踊跃上前，各显神通，展开紧张激烈的角逐。
由于骑射之术风靡全国，且成为经常性的体育比赛项目，到北魏末年就出现了一种别开生面的争夺射箭“银杯奖”比赛。《北史·魏常山王遵传附曾孙濮阳王顺传》记载，一次魏孝武帝设宴洛阳风景优美的华林园，大会王国贵族与朝官百僚，会后举行“戏射”比赛：“以银酒卮容二升许，悬于百步外，命善射者十余人共射，中者即以赐之”。结果濮阳王顺技压群雄，一箭中的，捧走奖品银杯。顺洋洋自得之余，令人在奖杯的箭孔处铸一“足蹈金莲，手执剗炙”的银童，并刻字于其背部，吹嘘自己高超的射技与获得奖杯的经过，以期万世流芳。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早颁发的体育竞赛“银杯奖”。
北朝后期，骑射之术仍风行不衰，在公元五五八年夏日初至、百花盛开的五月，北齐开国君主高洋亲率文武百僚骑射于京都邺城之东，并敕令京师所有男子妇女都要前去观看助兴，“不赴者，罪以军法”。这次骑射活动连续进行了七天才告结束，可见其规模之盛大。又据《北史·宇文贵传》记载，西魏文帝在首都长安天游园还组织了一次争夺“金杯奖”的射箭比赛：“以金卮置侯上，令公卿射中者即赐之。（宇文）贵一发而中，帝笑曰：‘由基之妙，故当尔耳’。”宇文贵从小就喜欢骑射，曾立志做一个“提剑汗马以取公侯”的有志男儿，其捧走“金杯奖”自在情理之中。
在少数民族开放风气和尚武精神的影响下，许多北国妇女“不爱红装爱武装”，经常身着戎衣，佩戴插满羽箭的锦袋，驰马弯弓于野外。如广平人李波之妹李雍容尤善骑射，豪气不让须眉，与其兄组织逃亡百姓反抗官军，威震一方。以致民间有这样一首赞美她的歌谣长期流传：
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裳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
还有民间广为流传的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故事和民歌即产生于北朝时期，后经文人加工修饰成为长篇《木兰辞》，千古传为佳话。诗中的“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等名句，气势磅礴，豪情横溢，真切感人地塑造了一个英勇果敢、弓马娴熟的北国巾帼豪杰形象。
骑射之术也深为北朝一些贵族妇女所好尚。史书记载北魏吴太后出行时，随行护驾的往往是许多戎装骑马的妇女。北齐后主高纬的宠姬冯小怜，不仅姿色倾国倾城，封为淑妃，而且亦以长于骑射名扬北方，经常身着戎装，同高纬跨马驰射于游猎场上。公元五七六年十一月，当北周武帝亲自指挥十余万步骑大举伐齐时，冯淑妃正与高纬兴致勃勃地耀武扬威于游猎场上。在前锋使者飞骑连报军情紧迫，跪求高纬回銮应敌时，冯淑妃犹余兴未尽，请“更杀一围”。唐代大诗人李商隐读史至此，不禁感慨万千，写诗嘲讽道：
巧笑知堪敌万机，倾城最在著戎衣。
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回。
因“围”与“纬”同音，后世有些视女人为“亡国祸水”的封建文人认为，冯淑妃在游猎场上请“更杀一围”是“杀却一纬也”，已兆亡国之征。
一些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除保持本民族传统的尚武精神外，还接受了汉族传统的体育风尚和礼仪制度，很快走上汉化的道路。如儒学所倡导的“演礼习武”的大射、燕射和乡射等活动，在北朝王公贵族中间就颇为流行。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后即经常在朝殿举行大射之礼。《魏书·出帝纪》记载，太昌元年九月，“帝幸华林都亭，引见元树及公卿百僚、蕃使督将等，宴射，班赍各有差”。统一北方的青年皇帝北周武帝宇文邕，更是十分推崇礼射制度，曾数次会文武百官于长安正武殿，亲行大射、乡射之礼以示倡导。又据《北史·北周武帝本纪》记载，建德二年冬十一月，宇文邕亲自统领六军数万人马，在长安城东举行盛况空前的“讲武”活动，并“集诸军都督以上五十人于道会苑大射，帝亲临射堂，大备军容”。由此可见，北周时期的大射、燕射活动虽称为“遵循古礼”，但实际上其讲武练兵的军事性质分外鲜明。乡射活动在十六国时期各国设立的一些贵族学校中较为常见，《晋书·慕容□载记》记载，前燕的开国之君慕容□立东庠于龙城旧宫，赐大臣贵族子弟入学，“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
南方各朝由于腐朽的门阀士族集团占统治地位，故骑射之术远逊于北方。大概骑射之术仅在军队中较为流行，在官僚士大夫中间则十分罕见。一些位居显要的高门华族常将能骑善射之人称为“伧楚”，含有明显的蔑视鄙薄之意。据《颜氏家训·杂艺篇》记叙，江南各地以常射为兵射，“冠冕儒生，多不习此。别有博射，弱弓长箭，施于准的，揖让升降，以行礼焉”。如此博射之术自然于“防御寇难，了无所益”，同“河北人士，率晓兵射”的状况形成鲜明的对照。但南方毕竟文化程度较高，骑射风尚虽备受压抑，但却出现了一批阐发总结骑射之术的理论著作，如梁朝曾有《马射谱》、《骑马都格》等书问世，显然是军队训练骑射时所用的规范性“教材”。
在南朝与北朝之间，除战场上的激烈厮杀外，也有过和平时节交流与比赛骑射之术的历史记载。《北齐书·綦连猛传》：“五年，梁使来聘，云有武艺，求访北人，欲与相角”。东魏孝静帝指派綦连猛与梁使较量比试。两人先赛骑射，后挽强弓。“梁人引弓两张，力皆三石；猛遂取四张，叠而挽之，过度。梁人嗟服之”。北方骑射之术胜于南方，由此亦可窥其一斑。
